一、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紧迫性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0-14岁人口总数为222459737人，占总人口的16.60%；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流浪乞讨未成年人、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 5 类重点青少年群体数量保守估计在1亿人左右。这是非常可怕和危险的事实：重点青少年问题的最大社会后果是社会隔离和社会仇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特别是那些悲惨的遭遇和不公正的经历很容易埋下不满和仇恨的种子，长期影响他的生活。消除这种负面情绪需要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和漫长的时间。

对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和生活道路往往决定其后一生道路的选择；对社会，一是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个群体的今天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明天；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生物性是本能，更强大，更顽固，不良少年和不良行为的作用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和腐蚀作用远比正面形象强大有力。相对于其他群体，一遇风吹草动，重点青少年往往有更强大的煽动性和破坏力，对公众安全、社会秩序、价值观念以至社会制度等的危险性更大。

所以，今天的青少年工作不是重要，而是迫在眉睫的危险。高度重视青少年工作，事关国家民族未来和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是保证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如果我们再不觉醒，不立即行动起来加强青少年社会工作，每一个人都将身受其害，无一幸免。从这个意义上说，重点青少年工作不是一项一般的社会工作，而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今天去从事青少年工作不是因为我们高尚，我们实际上是在自救。

二、社会工作的资源配置与需求冲突

当前在大陆，不仅青少年社会工作，甚至整个社会工作都存在这样的悖论和冲突：社会工作的需求和资源配置是相互矛盾的，需求越是强烈的地方，资源却反倒越匮乏。在中心城市和大城市，集中了最丰富的社会资源；而在社会工作需求更强烈的二三线城市，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基层的乡镇、农村，需要帮助和支持的重点青少年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数量和比例，即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更大，重点青少年等弱势群体的状况更为窘迫。但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中那里的资源配置和工作条件却严重匮乏。

比如在农村，贫困、留守、家暴、婚姻解体、家庭结构残缺、失养、失管、失教等极端化生存条件、教养态度和教养方式导致的问题等远比城市严重。基层政权和社会控制的松懈和异化进一步弱化了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因而这些地方社会救助和社会支持、特别是社会工作的需求存在巨大的缺口。但现实情况却是，越是在这样的地方，越缺乏对弱势群体救助和支持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条件。

更糟糕的是，因为生活条件的恶化和生活困境的加剧，简单的救助和服务的支持显得更加重要和有效，结果这些弱势群体更需要的社会工作——赋权、增能反倒被忽略和掩盖了。正如马斯洛需要层次论所揭示的那样，人在极端困境中首先呈现出来的是生物本能的需要，是生理需求的满足。于是恶性循环就成为常态：简单的救助和帮扶、慈善只是缓解了燃眉之急，但却往往更受欢迎和更有市场，社会工作堕落为爱心搬运工和好人好事。久而久之受助者形成救助依赖：救助越多，需要越大，被救助者的能力越低下。受助者的成长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做更多的工作。

第一，按照自下而上的需求状况重新配置资源，鼓励和引导社会工作重心下移。政府购买服务向下倾斜，重点加强农村、城镇和边远落后地区的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

第二，加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和职业化建设，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加强服务评估、政府购买资金倾斜等办法扶持和鼓励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

三、政府购买服务是一柄双刃剑

我们看到了社会中介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弥补政府缺陷方面的优势，但政府购买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简单地说，政府购买不一定更好，它也可能成为一柄双刃剑：显著增加了社会服务的资源，有助于服务机构更好地开展社会工作。但如果这些资源配置不当，也可能成为扶持“异己”的力量，从而极大地误导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

社会工作领域不是世外桃源，与社会其他领域发生的状况一样，社会上的腐败、权力的专制、科层制组织的低效等也会侵入其中。特别是政府购买介入以后，问题可能更复杂。因为政府购买，地方政府显著扩张了权力，支配了更多资源。但因为这些资源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名义下拨的，因而对它的监管可能放松，地方政府因此获得了较之过去政府直接服务更少的监督和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下权力腐败和商业贿赂也可能更为方便，合法腐败、转移支付、利益输送都可能借此发展起来。这样，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下，腐败和低效也可能显著增加。

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腐败和专断相伴生的是，准市场组织可能更容易获得政府购买项目，而真正专业的社工机构反倒拿不到项目。结果劣币驱逐良币，合法排挤专业机构和专业服务，专业机构反倒可能无立足之地，专业自然无从生长，专业理想和社工价值无处安放。通过市场方式获得服务机会的机构可能彻底颠覆专业模式和专业权威，让整个社会对社会工作失去信心和认同。如此，则脆弱的社会工作将更加声名狼藉，社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专业权威再无重生的机会。这对社会工作的伤害可能是致命的。

所以，政府在一开始就必须未雨绸缪，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管，强化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让社会服务真正社会化。

第一，引入第三方评估。在推进社会工作、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的同时，发育专业社会评估机构，加强第三方评估和监督；

第二，坚持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证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通过竞争化机制实现阳光运行；对政府购买的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项目实行政府、评估机构和服务对象三方评估、社会监督，保证项目的专业化和规范化运作。

四、社工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

20多年来，大陆社工教育迅速发展，为政府发展社会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专业和人才储备。但在当前越来越受重视的青少年工作以至整个社会工作中我们却越来越少见政府社会工作与高校社工教育的良性互动。虽然中央政府早在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提出重点推进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六类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快制定社会工作岗位开发设置政策措施”。但时至今日，不仅政府体制内没有专业社工的位置和发展空间，甚至一般社会服务机构中受过专业社工教育的专业社工岗位也极为有限，大量实际从事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的主要都是非专业人士，专业社工只是这些机构获得认可的敲门砖和装饰。在社会工作日渐成为一门“生意”和政府购买服务不规范的情况下，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和职业化步履蹒跚，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远比专业社工更有竞争优势，而高校社工专业培养的大量专业社工却反倒找不到工作，专业社工人才大量流失。

进一步地，一方面是社会工作看起来轰轰烈烈，另一方面，大学社工教育没有出口，大陆高校社工教育在期盼已久的“社会工作的春天”里日渐枯萎：因为社会认知和出口问题，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报考率越来越低，在经历了近20年的开办高潮之后，各高校都把社会工作专业作为专业调整和内部整顿的“抓手”，高校社工专业在社会工作的繁荣中艰难度日。

所以，政府购买服务不能一俊遮百丑，更不能因此扼杀了社会工作体制内生长的空间，否则社会工作在体制外的健康生长及合法性认同也一定是困难的；要给社会工作者稳定的预期，让他看到未来。这样社工教育才能发育，政府推进社会工作才有底气和后劲。政府要创造条件发挥社工教育的行业标杆和引领作用，通过专业评估和服务监管引导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对高校来说，要端正办学理念，理性对待就业导向，高等教育既不是职业教育，更不是一门生意，要承担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和道义责任。

第一，借鉴政府扶持师范教育的经验和模式，通过国家支持和政策倾斜，鼓励、扶持高校社工专业发展。同时加强高校社工专业的规范化建设，强化办学资格审查和教学条件的升级改造。

第二，在民政、工会、妇联、共青团等政府社会工作相关部门及街道、乡镇、居（村）委会等设置社会工作专门岗位，新进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社工资格和社工教育背景。

第三，加强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引导、鼓励、提倡从业人员接受专业培训，社工专业教育背景、培训经历和时数纳入个人从业资格审查和机构考核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