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疆域、跌宕的历史、闪光的文化、骄人的成就，都在不断地阐说这个国家的强大与尊荣。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俄罗斯的世界心脏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如果俄罗斯不是帝国，俄罗斯将一文不值。

俄国主流社会已放弃了原来的苏联主义，有了新主义，这就是“新欧亚主义”。这个主义主导着俄国，也规定了俄国的今天与明天。

这个主义的特征：大陆“心脏”与“中央国家”、 强烈的“大陆帝国”情怀、蒙古入侵与“鞑靼”基因的植入、“东正教、集权、村社”、 永远的反“西方”，永远的反“现代”、 民粹主义的故乡、神圣“精魂”的回归。

大陆“心脏”与“中央国家”

俄国的欧亚主义有古典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的区别。“古典”欧亚主义并不“古”，20世纪初盛行于俄罗斯移民知识分子群体，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卡尔萨文和维尔纳茨基等是这个“主义”的代表。其中，萨维茨基的思想很具有典型性，他沿用麦金德的理论，强调俄国是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央国家”，可以说全部理论都建筑在这个思想基础之上。1933年，他发表名为《欧亚主义地理和地缘政治基础》的文章，将俄国与中国作比较：“俄罗斯被称为中央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多的理由”。杜金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地缘政治学基础》。2008 年，彼得罗夫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介绍欧亚主义来龙去脉，陈述新欧亚主义观点。彼得罗夫认为，地理环境在形成俄罗斯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无法受到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森林、草原地区，属于欧亚大陆干燥的“陆心”。这就与“欧洲”在地缘上区别开来。

强烈的“帝国”情怀

中国学者董君甫撰文指出，欧亚主义确有强烈的“帝国”情节。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帝国”。历史上有罗马帝国，俄罗斯就是这样的帝国。广袤的疆域、跌宕的历史、闪光的文化、骄人的成就，都在不断地阐说这个国家的强大与尊荣。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俄罗斯的世界心脏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如果俄罗斯不是帝国，俄罗斯将一文不值。

“鞑靼”基因的植入，扩张、极权与独裁

蒙古人的十三世纪后的入侵与统治，为俄罗斯注入充分的“草原帝国”的政治血液。诚如麦金德所是说：“新的游牧民族从蒙古来到了，北部森林带的俄国作为蒙古钦察汗国或‘草原汗国’（the steppe）的属国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迅速前进的时候，俄罗斯的发展却因此而耽搁和延误。”

萨维茨基不讳言这段历史，提出独到的史观：“没有鞑靼统治时期，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不应该将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看作是“鞑靼的桎梏”,相反这是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锻造了俄罗斯的精神。萨维茨基在《草原与定居生活方式》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关键的命题。他说：古代蒙古精神的特点是疆土开拓精神，这在“俄罗斯占领和开发的土地面积中也是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大陆感受”。

多少岁月过去，“鞑靼”基因植入俄罗斯的血液，这个精神的核心就是国家主义。欧亚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只有强大的权威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热切期望把一切历史常量动员和恢复起来，实现欧亚主义的宏大目标。彼得罗夫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它的领导者是独裁者”。

三大支柱：“东正教、集权、村社”

欧亚主义主张维护俄国历史上的三大支柱——“东正教、集权、村社”。欧亚主义的宗教基础是东正教。公元988年俄罗斯人接受了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崇尚集权模式，政教合一的宗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俄罗斯则以成为东正教直系继承者而自傲。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不仅是东正教的主体，还是基督教的支柱，其使命伟大而超级，旨在以神的名义把世界统合在大俄罗斯的周围，以臻“四海皆兄弟”的圣域。彼得罗夫强调，切须恢复俄国的宗教机制，以“保障俄国道德价值国家建设、对内对外政策等等的优先方向”。[6]

永远的反“西方”，永远的反“现代”

欧亚主义理论建立在“俄罗斯—东方，欧洲-西方”这个思想规则之上。没有这个规则，他们的理论就失去鲜活的价值。西方与东方，一个是“法制”的，一个是“道德”的，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社会”（农民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处在两元对立的状态之中，秉持这种“对立”，不得丝毫松懈，是斯拉夫主义与欧亚主义的共同原则。

即使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也强烈地体现出这样的精神。他一面反对前苏联的模式，一面竭力否定容其避世的那个地方。他走的是第三条思想道路。他抱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以坚定的否定态度抵制单纯的模仿与崇拜。不管是在他的祖国，还是流亡异乡，他都一身而兼三职：民粹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欧亚主义者。他心中洋溢着浓郁的平民崇拜主义、村社复归主义与帝国复兴主义的浪漫情怀，而这一切正与“大西洋主义”相悖。

民粹主义的故乡

俄国农村历来盛行村社的形式，土地平分、分配平均、集体生产是村社的基本原则，村社生产的极端低效性换得社会的高度稳定性，村社政治的高度组织化，让其成为俄国统治的社会基盘。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此原始公社制度在沙皇的保护下，奇迹般地保留到20世纪，凝固成俄罗斯精神的重要思想元素——村社主义，成为民粹主义的精神支柱，也成为欧亚主义确定进路方针的国情依据。

“私有化是对国有财产野蛮的分割，满足了一小撮人的胃口和需要”，彼得罗夫认为，私有化正在对俄国的文明构成真正的威胁。他仇视当代俄罗斯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他疾呼：“比如看一下吧！国家财产违法私有化的主人们，俄罗斯金融业，掌控石油、天然气、能源和大众传媒的寡头们，还那些代表着俄罗斯‘文化’的人就足够了，而再也不需要任何证明”。

神圣“精魂”的回归

俄国历来开放派与传统派（欧亚主义就是这样的传统派）并存。在俄国历史上，每当危难困顿，就会“向世界学习”，“开放”在这个时候成为主流话语，“改革”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文明也在这个时候大步跃进。俄国的改革故事不胜枚举，诸如彼得大帝的“学习”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国政”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私有化改革等等。

然而，每当改革收到成效，危机逐步远去，神圣的传统派就会即刻活跃起来。他们倡言“纯粹的”俄罗斯精神，要求回归到过去的时代，而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平民”不满，则成为他们矢志“回归”的最无辩驳的理由。回归的舆论日益弥漫，改革的泡沫最终破碎。

这样，俄国的历史就成为波浪的翻腾，如果说改革后的俄国是波浪的峰顶，那么峰顶过后，就是“精魂”的重新回归，谷底的瞬间来临，最后又是从头再来。在俄国，改革是“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常态复归才属“正常”。

与俄国相比，德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年俾斯麦推行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如俄国那么大，一切方针大计都被肯定下来，成为崛起的大国。日本也没有这样的情况，明治维新之后一直把“现代”进行到底，直追列强。俄国走到这一步，因其与神圣的“精魂”即“鞑靼”基因、欧亚主义割舍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