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70年代，俄国政府实行了包括废除农奴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引起了经济、社会、地方管理、司法制度、军队建设、教育文化事业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改革使得千百万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为市场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法治国家建设和公民社会基本要素形成的过程。但改革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现代化进程加快使得传统社会受到强烈冲击，部分群体未能从改革中获益甚至利益受损，社会的分裂和冲突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①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登上了俄国历史舞台。俄国社会急剧转型，利益格局发生根本变动，下层群众处境困难，是民粹主义形成的背景和条件。
俄国民粹主义是非常复杂的思想和运动。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过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变化调整，但核心内容是相对稳定的。
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关切社会现实，反映下层群众的贫困、无权等最迫切问题；代表农民的利益，打出“土地与自由”的旗号；表达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将资本主义视为人为移植到俄国的、没有根基的、破坏传统的力量；反对特权阶层和富人，主张实现权利和财富的平等；认为俄国农民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思想，农村公社及其集体主义、村社民主和社会公正是未来社会结构的基础；拒绝不公正的改革，要求快速改变现状，以暴力革命和恐怖手段推翻现存制度；强调知识分子对人民负有义务，应该组织和发动人民起来革命。
在实践活动方面，民粹主义中存在两种基本倾向，即以宣传活动为形式的温和倾向和以暴力恐怖行动为形式的极端倾向，而总的趋势是后一种倾向不断加强。
1881年3月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后，革命民粹主义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其后一段时间，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即主张以改良方式实现社会进步的民粹主义，一度取代了革命民粹主义的地位。但到19世纪末，民粹主义革命者重新拿起手枪和炸弹，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在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中，民粹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举行的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中，主要的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产生的全部715名立宪会议代表中占了370名，远超布尔什维克的175名。
对于民粹主义的活跃，俄国政府曾采用行政和司法手段进行打压和惩罚，但成效不彰，因为民粹主义发出的声音反映了俄国社会庞大的下层居民的生存状态和利益诉求。也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对转型期的俄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和运动，代表了在国家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上的一种选择。在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之时，民粹主义既表达了对旧制度的否定，也表达了对新的压迫方式的抵制，反映了俄国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历史性努力，客观上是促使政权认识改革的必要性、推动政权进行改革的力量之一。
民粹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前赴后继的斗争，哺育、激励和鼓舞了几代革命者，开辟了通向20世纪初期俄国革命的道路。在俄国民粹主义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如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他们的许多思想成为19世纪俄国进步文化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俄国社会意识的觉醒。
但民粹主义受到俄国历史条件的制约，未能提出自己的完整的意识形态，缺乏基于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关于价值体系和政治纲领的系统论述，而基本停留在批判、否定、空想的层面。
民粹主义对俄国的改造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是在政权已经开始进行重大改革的时候，继续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绝对否定改革，决意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实现翻天覆地的变革，从而实际上把自己排除在俄国公开的政治进程之外，也使得俄国的社会转型之路更加崎岖曲折。
在俄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粹主义的形成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权与社会之间、特权阶层和下层百姓之间矛盾的发展，其宣传和流播推动了社会情绪的激进化。在俄国，“沙皇与人民一致”曾经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民粹主义关于沙皇政权与特权阶层、资产者和富人是一丘之貉的分析和宣传，强化了俄国社会上下层的分裂和对抗，对社会下层居民的观念变化起了催化作用，加剧了他们对现存制度的敌视和否定，促进了他们革命情绪的形成和发展。
民粹主义的活跃是转型期俄国社会动荡和政治紧张状况的具体体现之一。俄国民粹主义兴起的历史经验，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国家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1.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政权推行的改革、实施的政策，应该为社会公正留有位置，尤其是在具有平等和平均传统的社会中，必须顾及下层民众的感受，以避免社会情绪的激进化。
1861~1881年的20年间，俄国政权的改革虽然在总体上顺应世界潮流、有利于社会进步，但在具体内容上往往忽略下层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改革为强者提供了很多机会，但为弱者提供的保障太少，从而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社会转型的牺牲品。俄国具有深厚的村社平等和平均主义传统，因改革而造成的社会不公从根本上引起了下层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否定，使其逐渐丧失了对君主制的感情，增强了对特权阶层和富人的敌视，为民粹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公正的改革是俄国革命的根源。虽然这种观点在解释俄国革命的原因方面过于简单和片面，但也应该承认，下层民众因自上而下改革的不公正性而蒙受的苦难，确实是民粹主义存在的主要社会条件。
2.在改革政策的局限性已经显现、消极社会后果已经产生的情况下，即便是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也应及时适当地调整利益格局，通过解决具有普遍性的民生问题，保护下层民众的生存条件，减少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弱化引起社会对立和冲突的因素。
在19世纪的俄国，虽然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动机中也包含了要使俄国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的因素，但由于其政权性质所限，是不可能从下层民众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实行改革的。
转型期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农民土地问题、工人劳动条件和保障问题、农村人口进城之后的生存问题等，都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结果民生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造成不稳定局面，也使俄国民粹主义能够对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否定现存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
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例，这个涉及俄国广大农民生存的问题，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时没解决好尚可理解，因为当时首先要解决主要矛盾，让农民先获得人身解放；但以后几十年还不解决，连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农民土地问题成了国家脚下的火药桶，结果是民粹主义者“土地与自由”的口号成为20世纪初俄国农民民主革命的旗帜。
3.随着改革深入而出现的利益格局的变化，需要逐步建立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博弈平台。
1861年俄国政府开始的改革是不平衡的。改革使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政治领域迟迟没有相应的调整，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没有合理的渠道和出口，使得大量矛盾积累，革命民粹主义暗流汹涌，自由主义反对派推波助澜，俄国社会处于持续紧张状态。
在日益加强的压力之下，1881年初沙皇政权制定了吸收社会人士参与立法过程及设立相应机构的方案，并且启动了准备实施的程序。这个方案的实质是引入人民代表制原则，通过让地方代表进入立法机构的方式对专制统治进行调整，奠定新的政治生活的基础。
但此时革命民粹主义的恐怖活动也已达到高潮。亚历山大二世在签署改革文件的当天被刺杀，国家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流产。可以说，改革在与革命的赛跑中输了，1861年开始的改革进程逆转，俄国社会的和平转型遭遇重大挫折。而这个悲剧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
4.在转型社会中，政权争取社会支持、稳定民众情绪、避免民粹主义激进化的又一重要途径，是给民情民意的表达提供适当的舆论空间，进行必要的疏导。
在这个问题上，俄国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沙皇政权在1861年改革的准备过程中，曾经为了争取社会对改革的支持而实行公开性原则，允许和鼓励在报纸杂志上公开讨论农民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这一做法使得政权主导的改革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使得1861年开始的改革总体上比较平稳顺利。
但是对于改革后出现的反映下层民意的民粹主义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沙皇政权采取了不容忍的态度。尤其是对民粹主义，简单地将其定义为邪恶力量，只是严厉禁止和镇压，没有给予正面回应并作出适当的政治论述。
但是，不允许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状况和利益诉求的舆论合法存在，并不能阻止民粹主义以非法形式发出这种声音。结果是民粹主义革命者顽强地以印发传单、小册子、刊物等非法出版物、“到民间去”开展群众性宣传鼓动、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反对现存制度等各种方式，充当了下层民众代言人的角色。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米罗诺夫认为，俄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危机是成长与发展的危机，并不必然导致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社会力量和沙皇政权都未能驾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才是俄国社会和平转型失败的原因。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民粹主义最终把暴力和恐怖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中断了改革进程，迟滞了俄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彻底改变了俄国后来发展的历史”。
而从政权方面来讲，在对民粹主义进行压制和惩罚的同时，却没有加快实行社会和政治改革、减少和削弱民粹主义激进化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这是它最终不能稳定社会、遏制革命恐怖活动的深层原因。
注释：
① 民粹主义一词产生于1870年代中期，起初仅仅是用来指代和描述当时俄国革命激进主义的一个流派。在随后的20年里，这个名词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在1890年代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命运和俄国革命未来发展的大论战中，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把所有那些否认资本主义进步性的激进分子都称为民粹派。苏联和俄国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概念的解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