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行为"，是高王凌先生的一大发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不是"洋片汤"，那些奉行"爬行主义"，丧失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学人，断然没有这样胆量。

一个社会的政治运作，哪怕是特别"独裁"和"专制"的社会，也不可能仅仅是"官人"的事情，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是浅易，无须多言。但在历史研究中，很长时间里，学人以为呆在档案馆里，就可以看到一手的材料，只要把主事者的脉络和思路捋顺了，不难了解和把握大概。

   其实，政治运作，哪里是"纸上谈兵"，现实生活中的官人，即使百分之百传达朝廷的旨意，也会有一个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的具体情形相结合的问题。结合的挺顺利，倒也皆大欢喜，要是结合的不好，就需要磨合，要是根本结合不进去，怎么办？

   这里面，就有一个"双主体"的问题，一个是发号施令的"朝廷"，一个是最终承受后果的"草民"。朝廷的政策好不好，草民说了不算，但，草民却是感同深受。历史上，留下的多是上面的史料，而下面的感受，却忽略了。自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这里不去展开。

   问题是，一来二去，史家在研究当代史的时候，比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一代中国人的"当身史"时，也很少想到：问一问，这些依然健在的经历者，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怎么活过来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怎么没被饿死？

   反行为，正出自高王凌先生的一念。中国农民，没有奋起反抗"暴政"和"虐政"，但是，他们要过活，为了"生存权"，怎么也要想些办法。对此，高王凌先生，有着深刻的体认。  

什么叫"接地气"？高先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两书，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生活的无奈，命运的艰辛，高先生书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书写。

并不是说，高先生描写的例子，有多多，通过揭示农民的"反行为"，可以窥见，高先生与农民那种息息相通，他懂得农民的心情。《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是一部大书，与费孝通先生那部经典--《江村经济》相较，无疑，更加深刻有力。

毛润之，一辈子，以群众的领袖而自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直到现在，史家眼中，依然不见群众。要是他们能以群众为重，何至于连1959--1961年，到底多少群众非正常死亡，都弄不清楚！可见，群众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年代非正常死亡的群众，情绪依然稳定！

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超大地域共同体，传达领袖最新指示精神，可以做到不过夜，但是，上面和下面，中央和地方之间，容易产生政治的"拉锯"与"博弈"。

有一件事情，特别耐人寻味。阅读高先生著作，经过高先生点拨，思路更为清晰有力。这里暂且不论毛润之是神还是魔，只是指出这件蹊跷的事体。要说毛润之何其英明伟大，1959-1961年，和平年代，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非正常死亡？要说党多么光荣正确，老百姓为什么要和上面玩猫腻？

要说毛润之多么独裁和专制？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宁可丢掉乌纱帽，也要解民之倒悬，拼命上书毛润之，有人问他，答曰：人命关天。

胡开明做过河北副省长，却有着很深的人道情怀。胡开明这么做，弄得毛润之很不高兴，在北戴河开会时，毛润之专门批判胡开明，称之为--「胡」开明。

胡开明，差一点就做到巡抚位置的官员，顶着压力，拂逆毛润之，那是很需要胆量的，后来，不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被誉为"河北的彭德怀"。老鬼饱蘸笔墨，写出《人民至上》，被老辈李锐改名为--《一个真正开明的人》，唉，在大陆就是出版不了，还是胡开明的秘书刘先生，资助在香港出版。据说，第二天，海关就接到命令，不许该书带进大陆。

现在，据说，中国虽然没有成为宪政国家，比起毛润之阶段，依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呵呵，遗憾的是，姑且承认历史的进步，但是，也很不平衡啊！

现在，胡开明这样"抗上"的大官，除了以前的薄督，还真是凤毛麟角。

笔者要说的是，胡开明这样的作为，是否属于"反行为"？中央-省-地区-县-公社-村，这是毛润之时代，行政权力传道的层级。通过胡开明的个案，毛润之时代，既有丧尽天良的封疆大吏，也有开仓放粮的好官，大多数，也许处于中间状态。

假如胡开明的举措，属于一种"反行为"，那么，反行为的适用范围，也许更为扩展，真正称得上，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反行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反行为，也不见得，就是弱者的武器。胡开明就是一例。再举一例。例子实在是妙，当一回文抄公。

1958年大跃进，1959年进入困难时期，1960年饿死人。

有一个村子，是个生产大队，开始饿死人，而仓库里是慢慢的粮食。人们商量要抢粮，有人喊道："那是咱们生产的粮食！"支部书记知道后对大家说："我是支部书记，村里饿死人了，是我的责任。大家要抢仓库的粮食，不要抢，一抢就乱了，有的到手了，有的没到手。听我的，我决定开仓济贫，救命要紧。这责任由我一个人负。如果我被枪毙，希望乡亲们照顾我的老小……"然后他就打开仓库，按人口分粮。

这位村支书，开仓放粮后，到县委自首。一时言人人殊，还是持重的书记拍板：不杀，但要重判，判了十九年。村支书服刑期间，家中老母和老婆孩子、儿子享受烈士待遇，支部书记本人每年空拿一个最高工分。文革红卫兵造反，这条规定没有改变。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新市委做出平反决定。村民们知道支部书记要回来了，敲锣打鼓，跑出十多里地欢迎。村里搭了戏台，唱大戏，梆子腔，从《武家坡》到《大登殿》，全本戏文，台上人唱，台下人哭。

这一生动的故事，出自林鹏先生的《回想集》。这位支部书记的作为，自然属于反行为。好奇的是，这则故事里面，不止一个反行为，而是成本大套。一位劳改犯家属，居然享受烈属待遇。这里面隐藏的信息，实在是拍案惊奇！

（二）

高先生，属于外冷内热的性格，有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主张史学研究，要"摆事实讲道理"。殊胜因缘，高先生那一代人，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不就是没有毕业的初中生吗，就已经荣升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高先生在山西，成为好把式，各种农活，胜任有余，这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中，并不是多么突出。这批人，后来招工、考学、参军，绝大部分，返城。有些人，受到主事者待见，接着出国，洋插队。回国，因缘聚会，成为风云人物，所在多有。知青，何止是青春的记忆，生活的轨迹，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代人的"宿命"。

这一代人，面对自己的人生，大体有三种心态，第一种，可谓"上帝的选民"，世俗社会的功成名就者，以此为标榜，青春无悔，人生无悔，大词好话，都让他们说尽了。中国这艘航母的领航者，庶几都是知青。

第二种，没有回城，或者回城，过着艰辛的生活，成为社会的畸零人。他们一直没有走出知青生活，人生呈现着灰暗的色调。往事不堪回首，正是知青生活，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弱势群体。赋得永久的悔，不能把这一段生活格式化，正是他们最大的憾事。

第三种，也许是大多数，随波逐流，月亮走我也走，山不转水转。哪里不能活人？该下乡下乡，该回城回城，别人能下乡，我也下得，别人能回城，我也回得。活人岂能让尿憋死？

高王凌先生，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按照常理，应该属于第一种人。可是，据我观察，高先生对俗世的功名，看得很淡，也从不标榜，高先生，属于第四种人。这种人的珍稀程度，并不亚于大熊猫。

这话是怎么说呢？高先生看来，知青是自己的一个有机构成，既不能抹杀，也不便标榜。既然，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就不能格式化。齐物论，高先生有一种可贵的平等意识。所以，他懂得农民的心，体谅他们的难处。农民面对不公、不义，想出的主意，采用的办法，必然体现着农民的性格。

笔者认为《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比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更加深刻有力，这是为什么呢？

费孝通先生，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费孝通是以一个"长衫先生"的眼光，打量"江村"和"乡土"社会的。费孝通不是乡村里面的把式，也不会干农活，这是吾辈不能苛责先生的。马林诺斯基先生，之所以夸赞年轻的费孝通，还不是不经意间，费孝通对本土文化，进行了类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高王凌先生，则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训练成为干农活的好把式，与农民休戚与共的感同身受，费孝通是没有的。终其一生，费孝通，秉持的理念是：志在富民。其志可嘉，但，仅仅停留在"生态"，而没有进入到农民的"心态"。从传统政治理念来看，停留在"养"的层面，连"教"都没有提到议程。乾隆皇帝则是，先养后教。

针对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曾有一种疑问：一个局部的村庄能否反映作为整体的中国？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做到"摆事实讲道理"。

中国农民，并没有生活在《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里面，显而易见，费孝通先生的著述，实在是隔着纱窗看晓雾，朦胧的很。

理解农民的生活，既不能倚赖理论，也不能倚赖考据，要注重经验和直觉。难能可贵的是，高王凌先生，既具有农把式的人生积淀，也具有历史学的想象力。丰富的经验和颖异的直觉，加以对农民深切的同情，交汇成为《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

高王凌先生，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脏心眼子，慧眼独具，与李零先生一起，从1988年起，对中国传统，不再倒霉看反面，而是进行正面观察。在一代学人中，比一般学者，早了要有二十五年。其实，直到现在，"榆木脑瓜"的学者，可不在少数。可喜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同仁，盛洪和秋风两位先生，对传统和儒家，具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

"洋片汤"，是学界"二道贩子"生存之本，在此辈看来，须臾不可离，否则，不要说不能"讲理"，就是连"史实"和"事实"，都说不清了。

知青生活的经历，距今至少三十五年，可算一世了，作为一种积淀，在第五代学人的生命史中，竟然没有痕迹，说出来谁能信呢？

"高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带着自己的"境遇"和"心境"，走入历史的深处，自然别有一番意趣。"

正是那段知青生活，使得高先生，不仅熟悉了"沉默的大多数"，而且，懂得农民的心情，并与他们息息相关，心有灵犀。

真能做到，古今贯通，又谈何容易！没有"做一个时代人"的勇气，没有文化自觉，没有老辈杜润生的"点拨"，没有历史学的想象力，四个方面，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带着高先生体温和心境，同样具有高王凌的性格和特征。

没有读过的朋友，也许会有所疑虑：既然带着体温和心境，那么，依据常理，就会高度主观，怎么能达致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社会学的理性化？这个世界，其实是圆融的，杨献珍说"一分为二"，庞朴先生主张"一分为三"。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三）

1950--1980年，三十年为一世，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可谓艰难时世。周其仁有一个说法，三十年间，政府剥夺农民。问题的关键，政府想要行使剥夺农民生命的权力，这样一来，每一位农民，都是戴罪之身。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不能用常理解释的国家。

这个时候，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大目标是没错的，五十年代的主事者，任谁也不能说，中国不需要工业化。在当时的国际格局来看，倒是打了抗美援朝，无奈主事者，不以贸易为目标，没有将朝鲜建成中国的"自治领"。其实，即使朝鲜成为中国的"附庸"，对于广土众民的中国来说，朝鲜这个弹丸之地，也难以承担产品倾销地和原料进口地的功能。

中国走上了带有毛润之风格的工业化，这条工业化的道路，不仅背离了十八世纪的"多种经营"和"国内贸易"，更有甚者，走火入魔，胡耀邦就说，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条路，带有的血腥和残酷，中国农民感同身受，他们有自己的判断。

二战中国战胜国的地位，没有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好运。主事者的"雄才大略"，并不是在全球的纵横捭阖，闪转腾挪，而是在国内的折腾和内耗。二元经济结构，依托政府剥夺农民的生态格局。

我们注意到，这种剥夺，在历史上，怕都是史无前例的。传统中国，筛子眼是很大的，原因并不复杂，大地域共同体，天然是"专制"和"独裁"的克星。天高皇帝远嘛，帝力于我何有哉！

毛润之的时代，已经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进行密不透风的社会治理，公路、铁路、电话、电报，这些较之乾隆朝的"高技术"，加以一竿子插到底的各级党组织。所有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出现极端血腥的情形。

极端情形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不符合常态的政治浪漫主义。土地是所有社会，一把钥匙。中国革命属于土地革命，要是从井冈山，就敲锣打鼓，昭告天下农民：俺们革命的目的，是把地主的土地，从农民手中过一遍，然后，把农民和地主的土地，都收过来，成为国家的。

听到这话，谁跟着你干！

其实，农民苦，农民穷，这是农民没有土地产权的真实写照，要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哪怕七八亩地，只要勤劳，只要勤俭，这小日子，滋润着呢？

主事者，流淌的政治浪漫主义，真是令人无语。毛润之不摸钱，就要宣扬大公无私，老百姓莫说不摸钱，一分钱都要难倒英雄汉呀！洁癖没有没有错，错在"政治洁癖"，既然人都是国家的了，那点自留地，又何必如此牵挂呢？为什么，毛润之念念不忘，要教育农民，原来是农民自私自利，非得弄点自留地，心里才有底啊！

传统中国，历代帝王，过的是"糊涂日子"，弄不清农民手中到底有多少粮食，清楚不了糊涂了。因为，他们深深懂得，民为邦本。弄清农民粮食的家底，首先就要在各地，建立"清查小分队"，社会难以承受这个成本；再则，纵使没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口号，历史上的中国，有着自己的产权观念和习惯，家有存粮，心中不慌。

毛润之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坚决反对瞒产私分，一反中国粮政的传统，要派工作组，把瓦罐、米缸里面的余粮，尽行弄走。这位旷世奇才，念念有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把农民的余粮弄走，农民的私心杂念，怎么教育，也徒呼奈何！粮食弄走以后，彻底净身出户，以后，搞斗私批修，那就势如破竹。

这一段历史，实在是惊心动魄，惊心动魄啊！

高王凌先生写到：话说回来，从1959年初到其后的多次反瞒产运动，从粮政史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查清历代都没有查清的粮情，运动发展到挨门搜索，结果，粮食的底子"查清"了，农民的家底也就"光"了，从而不能不走上大饥荒的道路。这打破了农民"生存条件的最低界限"（在没有了粮食的情况下，即使还存在某些机制，他也无法正常运转了），政府也不再为此负责。摆在大家面前的，已不是一般的负担轻重问题，问题变成，留给农民的那点东西，还能不能让他们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讳灾不救和继续高征购，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了。（《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第150-151页）

结果，造成了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其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饿死的，还有为数不少，是被打死的。苛政猛于虎也，但是，如此血腥，如此残暴，实在令人不好接受。毛润之长期和泥腿子为伍，理当明了农民"生存条件的最低界限"，到底在哪里。

高先生有理有据地得出结论，农民吃了这么大的亏，并不是有关部门所言的共产主义实验，只能用"产业军"来解释。

既然，农民连粮食都没有了，羸弱之躯，甚或奄奄一息，供国家驱使，予取予夺，就没有反抗的任何能力了。试想：连生存权都成问题，吃不饱，饿不死，已经是很大的福报了，对主事者还不感激涕零！

1950-1980，三十年间，中国农民反行为的提出，得益于发展组。在这里，高王凌遇到老辈杜润生，这对忘年交，亦师亦友。高王凌在杜老的"指导"与"点拨"下，一起交流思想，充分的"头脑风暴"，还随着杜老下乡，进行田野调查。可以说，这项独到而深刻的研究，是高王凌与老辈杜润生合作的结晶。

中国农民，到什么时候，打着背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打造成一支农业产业大军，想必，毛润之就能心满意足。

毛润之这种想法的出现，恐怕不是偶然的。既流淌着解放战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经验，也体现着毛润之进行战争准备的秣马厉兵。没有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没让中国成为主战场，这种巨大的"遗憾"，令"伟大领袖"倍感孤寂。没错，毛润之指示，要形成千千万的"产业大军"，但是，切莫往生产力上联想，只是遍地英雄下夕烟。

"中共自建政以后，本接管了太多的权力和责任，而未计自己能否承担得了。在大跃进中，又通过公社化、军事化、共产、并居、大兵团作战、消灭家庭等，造成一场对农民最激烈的战争。"（《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第139页）

读到此处，惊悚不已，真是惊心动魄。毛润之对中国原生态的社会，进行釜底抽薪，只是为了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而已。原本以为，毛润之弄得鸡犬不宁，只是通过盘剥农民，为工业化提供启动资金，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现在看来，为工业化提供启动资金，只是"雄才伟略"的毛润之，运筹帷幄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在中国挨家搜查，甚或打死不少人，至少在表面上，就具有了"道义"上的理由，其实，在主事者看来，这是在征集"军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依据高先生的研究，世界大战还没有打起来，中国已经进行了一场内战。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平复中国农民在"大跃进"这场内战中，心灵的创伤。

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让毛润之发动了，结局如何，吾辈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中国农民，必然是投军，在战场上，战斗力之强悍，世界一般军队，可不是这支队伍的对手。

历史没有遂了毛润之的意，相反，农民在这种内战中伤痕累累，主事者一点休养生息的意思都没有，还要乘胜追击，从一个胜利到另外一个胜利。弄到后来，不少农民四顾萧然，"一铺一盖一碗一筷"，和"旧社会"的花子强不了多少。不一样的地方，旧社会，还有当花子的自由，新社会，当花子，首先就是成心给党抹黑。大城市的收容站，设置在火车站附近，有着内在的逻辑：地道桥底下要饭的，只要让有司看到，很快就能进入收容站，就近安排，"礼送"出境。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提出：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表示要像战争年代一样，不计代价、不计报酬、不怕牺牲，包括生命的代价和牺牲，来实现一个生产上的大跃进。随后又说，当然，死人也不要过多，例如中国死一半人，或三分之一、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就不好了。（《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第147页）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幸存者，可谓劫后余生，令人心酸的是，他们的不少亲朋好友，万劫不复，成为这场内战中没有名誉的"烈士"。

雄才大略的毛润之，治大国若烹小鲜，总能动员千军万马，供其驱使。毛泽东治国的方式，实在"奇特"，和平建设时期，偏偏喜爱调遣多兵种，进行"大兵团作战"，除了野战军、军区外，工农商学，都要进入预备役序列。也许，内心深处，毛润之在想：农民要是有那么多财产，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就会丧失战斗力。坛坛罐罐，花花朵朵，都给农民糟践了，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打破了农民"生存条件的最低界限"的同时，也打破了农民"生存观念的最低界限"，农民失去稳健的心理机制，从此，中国成为一个"暂时性"社会。

只许毛润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许农民闪转腾挪，寻找"活法"，那公平吗！因此，农民不干了（杜润生），要和政府捉迷藏。

高王凌先生指出：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正是经过她，许多农民才"变了心"，或说是省悟过来，所以我们将这一步称为"大梦初觉"。（《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第153页）

（四）

一部伟大的学术著作，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可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高王凌先生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实在是一部奇书，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实乃六十年来一部伟大的著作。它不仅激发理性，更为可贵的是，它在唤醒心灵。

我的老家，是位于冀中平原的束鹿县，后来改成辛集市。听老辈说，在大跃进的时代，有"金束鹿"的美誉，一代名家裴艳玲，就活跃在束鹿县，那是父辈津津有趣的话题。

记得当年年纪小，母亲给我讲述了不少家族往事。五六十代的故事，毕竟属于我的"史前期"，很长一段时期，距离当今最近的一段历史，最是朦胧。而今，母亲离开已经十年，墓木已拱，再也听不到母亲，在我耳边絮絮叨叨。

现在来看，母亲讲述的那些故事，可以说是难得的口述史，尽管琐碎，但，对于了解那一段，属于第一手材料。殊胜因缘，敝人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中共党史系。说来吊诡，1949年之后的国史，面目模糊，建政六十年后的今天，说不清前三十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有司苦心经营，就是让吾辈，只要见到1949--1979，这三十年的历史，"沉睡"是最合适的姿态。

试想：一位较笨但还算勤奋的中共党史系毕业生，都不能解释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来龙去脉，难道不是一件难堪的事情吗！

高王凌先生的著述，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唤醒了我的心灵，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父母走过的一段历史，中国复活了，我真切地看到老大哥，运筹于帷幄之中，驱使无量的农夫，进行大兵团作战，农夫的劳累和心酸；也看到他们回旋中"温柔"的抗争。

毛润之既然决意打仗，而且立志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那么，举国上下，必要进行战争动员。造就一支产业大军，对于毛润之而言，农民必须武装起来。农民武装起来，岂不就是"武工队"？不穿军装，但是战斗力并不弱。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小时候，每年冬季农闲，民兵连长，都要率领男女"基干民兵"进行军事训练，最精彩的一幕，就是汇报表演的实弹演习，真刀真枪。二哥别看矮小瘦弱，那可是我们生产小队的"民兵排长"啊！这是七十年代的事了。

妈妈告诉我，二哥小的时候，成食堂风气，吹进我们村庄。十来岁的大哥，领着五岁的二哥，提溜着桶，到大食堂打饭，食堂的大师傅，那可是得罪不起啊！两家要是关系不好，哪怕大人打饭，也要缺斤短两，更别说一个娃娃了，妈妈的性格，很随姥姥，老实厚道到懦弱的程度，让人家欺负到家，只能暗中垂泪。到底村里有几个大食堂，还需要进行一番田野调查。印象中，妈妈说我们九队和十队是一个食堂，可以想见，大冬天，寒风凛冽，十岁的娃，带着弟弟，提溜着桶，要走好一段路，半道上，热乎气就消散的差不多了。

毛润之善运筹，经常"一炮双响"，大食堂，大炼钢铁，弄到一块干，有气氛。妈妈说到大量钢铁，更是郁郁难平。本家的一位爷爷，和我爸爸相友善，就是这位爷爷，率领一干人马，命我妈，把家中多余的剪子和菜刀都交公。

我们家，省吃俭用，好像粮食从没有富余，都是给爸爸的好友--老杨借。自打记事起，不知道跟着妈妈到老杨家，借了多少回粮食。老杨是一位很慈祥的长者，这要是旧社会，属于开明士绅，人缘很好。

有一次，妈妈给我说起，搜粮食，就更邪乎。依着邓正来的说法，农民有着很强的"生存智慧"。别看经过土改，来到人民公社，总有富农，想方设法，巧妙地将粮食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七队赵家，藏粮不少。他们家怎么生活就那么滋润呢？还不是院子里长者好多枣树，总能暗中进行交易，换来不少粮食。一天搜粮队来到赵家，民兵们用大棍子，房前屋后，院里院外，往地下一敲，藏于地下的大瓮，就被挖出来。这是性质很严重的事件。

中国的乡村，传统的保障机制，经过大食堂、大炼钢铁，这么一折腾，被釜底抽薪，燃眉之急，政府却不再负责。直奔着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妈妈给我念的顺口溜，是这么说的：低指标，瓜菜代，老头老婆儿死得快。榆钱、苜蓿、豆饼，都是好东西，观音土也不是没有人吃过。村支书、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看菜园的、饲养员，都属于乡间的"土豪"，他们往往是最有办法的人物，只要愿意，总能多吃多占。

农民被带到了二股道，他们当然要想辙，活下去，吃饱肚子，远比面子重要得多。北美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拿白不拿，白拿谁不拿，拿了可不白拿。

那时候，农民下地干活前，队长敲钟，召集大家派活。我们九队的那口大钟，是远近闻名的，那声音真够响亮。别看有些活适合早晨干，但，从听到钟声到下地干活，这中间的间隔，可不短。原来，还没干活以前，就开始磨洋工了。老爸当队长的时候，因为公正无私，身先士卒，苦活累活干在前，据说威望很高，间隔就大大缩短了。但，老爸并不能发现所有的偷盗和顺带行为。

待我记事，老爸不当队长了，经常"跑外"。那时候，每个小队，都有一位彪悍的妇女队长，候在回村的必经之地，对出工的妇女进行"搜身"。这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一大景观。要是搜到三亲六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是关系不睦，战果辉煌。反正，只要出工，农民也很有意思，就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肚子，能吃就吃，能顺就顺。从棒子地里出来，身上肯定有棒子，从棉花地里出来，身上就有棉花，呵呵，农民的智慧，真是无穷的。简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冒着道德谴责的危险，甘冒大不韪，奋不顾身地往家里顺粮食，不是一家一户，而是千家万户。毛润之在深宫之中，不知道是否知晓，自己辛苦建立的社会主义墙角，就这样被农民日复一日的消耗着？

六十年代初，老爸担任九队生产队长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要改善乡亲们的生活，既有香油坊，又有烧酒坊，九队社员的生活，在其他人眼中，很是让人艳羡。文革一到，老爸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属于本村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戴高帽，站雪地，在劫难逃……

以上所述，或是亲闻，或是亲历，片段的家史，村史，虽已过去，但，活在我的心中，沉淀多年。但是，高王凌先生的著作，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心灵，帮我过了一道坎，内心深处的枯井，竟然汩汩流出，那是上辈人生命的泉水，在灌溉着我们。

笔者相信，高先生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力透纸背，举重若轻，鲜活地呈现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和博弈，恰如其分地梳理出"历史是由合力构成的"，必将成为典范和不朽之作。

《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陆知识界，能够看到该书的学人，可以说很少。希望大陆尽快将该书引进，嘉惠学林。

笔者深信：高王凌先生的著述，不仅极大地提升中国人文学的学术品质，亦且对社会科学，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会发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并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文化自觉。

（2014.1.26-2014.1.28，05:54分，书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