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王凌先生是搞清史研究的，在我看来，是一个异数。传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愿意把传统看成自给自足，传统就必须是自然经济，至于传统本身是什么，无所谓，反正传统也不能辩驳。高先生看到了古今一体，启人心智。
《乾隆晚景》真是一本奇怪的书。全书十九万字，从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写起，止于一七九九年，十四年的光景，不足八万字，乾隆以及清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竟然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乾隆晚景》不仅具有极强的穿越性，还对吾辈的历史观，造成直接的冲击。笔者以为，高王凌先生进行的，无异于一场哥白尼式革命。
吾辈很早就被教育，一切都是联系和发展的，但是，理论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都被结结实实地分成“两截”，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便，这得需要多么“健忘”和“变通”，才能够说服自己呀！
1982年，笔者入高中前，地理课本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正是中国可爱的两大理由。但，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高中课本，人口众多，就变成了负担。中国好多事情不上轨道，没有做好，地大人多，就成为绝好的理由。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方家双手一摊，开口就来：这不明摆着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
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课堂，讲到汉唐，两朝的盛况，都会提到人口多。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口多成为坏事呢？
主事者既然认为人口众多，是中国发展的一大瓶颈。倒霉反面看，异质性很强、人口急剧增长的清朝，顺理成章，成为中国人口的“原罪”。堂堂中国，竟无一人是男儿！走向未来丛书的《人口：中国的悬剑》，可以说，成为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的共识。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俗语里所蕴含的朴素的道理，已经被遗忘到九霄云外了。
也就是说，汉唐，人口众多是强盛的象征；近代人口众多，已经成为悬剑；当代更是，计划生育，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这都是哪一出呀！真要较真，就会自然发现“两截”之间，可谓冰火两重天。
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古代的朝廷还是现代国家，基本的要素，无非土地、民众和政事。证诸古今中外，还没有听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居然成为主事者的包袱。如果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成为“包袱”，主事者大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嘛！
要是十三亿人口，挤在以色列那样的“小地方”，那么，人口众多，真就成为“包袱”。问题是，十三亿人口，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日本，一亿两千多万人口，拥有不到三十八万平方公里，若论“拥挤率”，日本，岂不是拥挤不堪！
众所周知，日本，火山和地震资源，倒是比较丰富。按照日本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的比率推论，中国使用三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十二亿人，完全可以过上滋润的生活。笔者不敢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养育三十亿人口，绰绰有余。现实是，不到十四亿，主事者都有畏难情绪。
三千年文明史，最令人惊异的是，中国这片土地，一直拥有最多的人口，从消极的方面说，这是延续中华文明的基本保障；从积极方面讲，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脑矿”，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全球人口增长历程：1804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1927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2011年70亿。中国人口在乾隆晚年，已达到3亿，1804年，正值嘉庆九年，去乾隆不远，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十八世纪，出现有趣的“共时”现象，世界人口在增长，中国也不例外。哪怕中国有16亿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与乾隆晚年比，下降趋势，是很明显的。现实是，中国拥有的人口，只占世界五分之一。
很长时间之内，反思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属于“非主流”。看到经济史家高王凌的“人口理论”，“非主流”，欢欣鼓舞，乐见高王凌“归顺”。可是高王凌喜做“特殊独一人”，不当奏折派，只在离“反思派”很远的地方，遥相呼应。
高王凌不“归顺”反思派，有着自身的逻辑：计划生育既然属于“杀人”，那么，理应停止“屠杀”。
高王凌先生自述，在研究的开始，就“不期然而然”遇到了人口问题，那还是所谓“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不幸的是，其后，“人口众多”取代“阶级敌人”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羔羊）。高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对历史上的人口增加，不应“倒霉看反面”，一片“余哀”。
高先生进一步指出：一代有一代的“境遇”和不同的“使命”，怎能因为今天的事愈不好办，就愈“赖上祖宗”，从而推卸、躲避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呢？
高先生把历史上人口的正面贡献，与今天贯穿起来，对抹黑传统的观点，进行清算，从而郑重提出：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二）
按照辈分，高王凌先生，与李零、秦晖，同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第五代学人。这一代学人，大体出生于1950年前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谓一代人的“宿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第五代学人，不可能拥有费孝通、钱钟书那样完整的教育背景。高王凌还算是幸运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机缘巧合，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入山西大学历史系，比李银河，高一届。
山西大学，“文革”晚期，老辈阎宗临，依然靠边站；1978年入学的丁东，算是赶上好时期了，近代史家江地先生，敢把看家本领拿出来。
高王凌先生，坦诚面对，“工农兵学员的称号”，很是让人感念。反倒是师妹李银河，心态失衡，以为要不是“文革”，自己这种好学生，清华、北大的材料，怎么会考上山西大学这种“差”学校呢！李银河心中，山西大学，一直是自己学思历程的一大“污点”。顺便说一句，人不能有那么多脏心眼子，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工农兵大学生”，能有多大出息呢！
高王凌来到山西大学，满心欢喜，整天泡图书馆，以至于高王凌的脚步声，成为图书馆生态的有机构成，为日后战胜“谬说”，提供了坚实的学识储备。
新时期，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1年，与孔祥吉一起留所。孔祥吉前往美国后，高氏成为清史所唯一的“大师兄”。
可是，这位“大师兄”，很长时间之内，像是一位隐士。《求学偶得——我在清史所三十年》，大有郁结之气，也不是偶然的。天南海北的老同学都已经成为各个山头的“大腕儿”，只有这位大师兄，最没有“出息”。
第五代学人，意识形态情结，不亚于第四代，因为，第五代，出身于“红卫兵”，高先生所在的清华附中，流淌着红卫兵的“正统血脉”。第五代学人，谈起各种理论，不论是土的，还是洋的，都能头头是道，许是得益于“大辩论”吧！
“文化大革命”，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第五代学者，作为知青一代，真正的优势，是从广阔天地习得的生存性智慧。就拿高王凌先生来说，干得一手的农活，体态优美、姿势漂亮。第五代学者，田间地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如果有心，能体悟到鲜活的“地方性知识”。
遗憾的是，知识青年，回城之后，为了掩饰学养的不足，迷信各式各样的“片汤儿”，迷失在理论的围城里，用教条剪裁生活，竟然忘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高王凌先生颖异之处，在于，把从“个人经历”得来的“体悟”，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老辈吕思勉语重心长地说：“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把研究工作，与“当身历史”打通，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没有一番切己的功夫，谈何容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心路。高先生这一代人，不错，“插队”是命运的安排。有“经历”的人，必有自己“直觉”。高先生以为，有自己的“直觉”，慢慢的它们都会“苏醒”、“成长”起来。
高王凌先生“直觉”的“苏醒”和“成长”，存在着特殊的机缘。高先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大师兄”，并没有把四平八稳的“清史研究”，当做自己的园地，倒是对“发展组”的“田野调查”，具有深厚的关切。清史所主事者看来，纯属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念之差，高王凌还是留在清史所，但，把心思放在发展组，还把弟弟高小蒙介绍进发展组。
高王凌的生活，具有穿越感，也是一种边缘人生。试想：清史所安身，“发展组”立命；清史所属于职业，“发展组”属于志业。高王凌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约翰·勒卡雷的提问：拥有两段人生。
高先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令人遗憾的是，“发展组”的同仁，把目光停留在响当当的经济学家身上，因而淡忘了高王凌。“我与发展组颇有渊源，虽然几乎没有回忆文章谈到我这个人”；在“户口单位”眼中，高王凌的经济史研究、人口问题、近代史观、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皆未获得认可”。
高王凌所走过的道路，堪称冒险犯难。响当当的经济学家，忙于递折子，哪里有闲暇进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呢？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的学者，忙于著书立说，哪还有兴趣进行田野调查呢？
“发展组”全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展组”属于高王凌的“当身历史”，在这里，高氏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对高氏直觉的唤醒，功不可没；更可贵的是，农村社会调查，不仅接了地气，还养成了高氏的问题意识。
活跃于80年代的“发展组”，可圈可点的，不下一百单八将。在高王凌看来，它的雏形，在70年代初年，就已经形成了。
机缘巧合，20世纪70年代初年，高王凌在山西插队，得以与“发展组”的两位大腕儿——陈一谘、邓英淘结识，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潮，使得来自河南的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陕西的王岐山，内蒙古的翁永曦、白南生，黑龙江的陈锡文、周其仁、朱嘉明，山西的王小鲁、白南风，聚合在发展组。杨勋、王耕今、陈一谘，是发展组的三位有功之臣，杜润生老先生，众望所归，乃发展组的灵魂人物。
高王凌参加了1982年秋季的江西调查，送邓英淘过大庾岭，与宋国青、罗小朋共赴福建，1983年、1984年两赴广东。高氏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历史到了90年代，离休在家的杜润生老先生，决定写书回顾农村改革十年，高王凌、陈锡文、高小蒙、林毅夫、白南生等人，在杜老主持下，召开了系列沙龙，就许多历史问题展开讨论，高王凌尤其怀念“中间充满了时而激烈又有趣的争论”，“特别不寻常的，是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不客气的批评，更为难得。”
先前“发展组”不显山不见水的高王凌，反倒与老辈杜润生心有灵犀。1993年陪先生到福建，1996年开始，协助杜老进行口述史，《杜润生自述》。2005年，高王凌被单位摊派编纂《乾隆通纪》，杜老殷切希望：早点回来啊！
高氏与杜老这位“过来人”聊天，不止是长见识，更厉害的在于，对自己不及见的历史，培养一种通感。高王凌追随杜润生，研究当代农村史，从杜老身上获得的“点化”和“益处”，大恩不言谢。
但，高王凌的“跨界”行为，也是有代价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单位领导眼中，纯属不务正业。中国人民大学“改造”研究所，清史研究所，必须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量，这让高王凌觉得很不自由，因为，下乡进行农村调查，涉及到“调课”，很不好办。
高王凌只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喜欢的就做，不喜欢的，当然，就会“磨洋工”，来点“反行为”。
第五代学人，陆续进入收官阶段，按理说，流淌在身体里面的“直觉”，到了“苏醒”的时候了。可是，大陆学界，摒弃“直觉”的，不在少数；拥有直觉，但，作为理论辅助材料的，也不是没有；如高王凌这样，把“直觉”当做标尺的，可就凤毛麟角了。
高先生看重“当身历史”，志在成为“特殊独一人”。往民国说，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往先秦说，拥有“古之学者为己”的境界。
（三）
高王凌先生的卓绝处，正在于通过发起三大战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领域，对中国古史，进行正面观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先生1973年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别具用心，“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的错谬”。高氏经过长时间的慎思明辨，终于“亮剑”：“人口众多、何罪之有”、“中国传统不是专制”、“地主和农民既有剥削、也有合作”，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确有拔云见日之感。
就思维惯性而论，面对下面一些范畴，比如传统与现代、专制与自由、民主与集权，不自觉地陷入谬说而难以自拔。因为，谬说已经形成互为支撑的生态系统，犹如多米诺骨牌。
笔者给学友讲《中国传统文化》，前后算起来，将近十五年。小时候，“打倒孔老二”、“批林批孔”的烙印太深，可有一段时间，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堂，几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阵地，现今思之，愧疚不已。
业余绘制学术地图，接触吕思勉、陈寅恪、钱穆老辈的思想和学术，有些年景了。老辈陈寅恪《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精妙绝伦，可圈可点：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可惜，笔者愚痴，没能顺着陈寅恪先生的思路，触类旁通。内心深处，能够体悟，吕思勉和钱穆老辈，对传统中国的那份深沉真挚的爱。再深一层，就理解不了。
大概从2008年，笔者依据文物、文献和文化三分法，秉持文化人类学的理念，给学友们讲传统文化。经常在课堂上，大声疾呼，不要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只在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日常生活，流淌着传统文化，也就说是，要在生活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里面，寻访文化传统。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进行综合比较，被说成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集大成的明清两朝皇帝，在社会治理方面，与现在的美国总统相比，不见得那么专制。事实上，美国开国以来，从华盛顿到奥巴马，掌握的权力，日益扩大。
单就中国三百年历史而论，毛润之，人民共和国的领袖，社会治理，一竿子插到底，控制大江南北的乡村；康熙，一代大帝，也要尊重千户、土司的世袭领地。刨除不可比因素，到底是玄烨，还是毛润之的专制指数高呀！
传统是什么，被很多人忽略了，传统经常被看成什么，这才是真问题。传统被现代人看低了，现代人似乎才有成就感，也许，这才是毛润之“鄙弃过去”的因由，并进而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还在用“文革”的思维看古代，这里面的况味，真是意味深沉，令人寻味。
1988年，《河殇》热播，记得《河殇》主创人员夏骏、王鲁湘、谢选骏出席座谈会，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学子的“顶礼膜拜”，笔者见证了那段历史。回溯整个80年代，西风压倒东风，《河殇》流淌着80年代的“政治正确”，可谓“文化热”的压卷之作。
高王凌不赞同《河殇》对中国传统“倒霉看反面”的态度，与李零合写《〈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这在当时，属于“批逆鳞”。那时候的高王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甫登上历史舞台，在第五代学人中，发出独立的声音。虽千万人，吾往矣！
二十年后，高王凌，经过沉潜往复，从容把玩，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提出“回归传统，重建道统”。有人不禁会问：您不往前走，顺应民主和宪政的潮流，您难道是要拉历史的倒车，回到皇帝那时候，皇权复辟？
高先生以为，“对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和对西方的政治理念，在100年以来就不能一碗水端平，咱们中国的东西上来就是一个臭烘烘的，要不得的东西。上来就戴了一顶大帽子，咱们这顶帽子就是‘专制主义’。如果从跟上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并不一定比西方的政治理念差，它们首先都应该平着来看，而不应该先入为主给一顶大帽子扣死在那儿”。
在酱缸式的文化生态里，做堂堂正正的“特殊独一人”，又谈何容易！高王凌写地主、写土改，一夜一夜做噩梦。“一个人在那作战，真痛苦啊”，直到读到吕思勉先生、钱穆先生，高王凌才发现，民国思想界，还是有一些可观的东西，很值得好好发掘。
高王凌接续上了老辈吕思勉、钱穆的学脉，这才觉得“吾道不孤”。吕思勉、钱穆两位老辈，在新文化的历史场景中，属于20世纪非主流史学家，因为，不从时俗，逆势而为，他们的苦心孤诣，可以说，最难为人理解。高举义旗，立志横扫强加在中国文化传统身上的不实之词，自然具有道义的神圣性。
陈垣、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前辈史学四大家”（严耕望语），在1949年后的际遇，有着复杂的因素。陈垣在历史的节点，顺势而为，执掌北京师范大学，加以启功、刘乃和薪火相传，发挥着很深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得益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和清华学派；钱穆先生归来，“出口转内销”（余英时、严耕望）；吕思勉之“不受追捧”，个中原由，绝非“埋头枯守、不求闻达”和“不善利用新材料”那么简单。
吕思勉先生之被遗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新朝立志与过去决裂，遇到吕思勉先生这样的大家，就没有脾气。吕思勉先生，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文史哲、政经法，贯通的才、学、识，就是想表彰先生的贡献，没有深厚的功底，都难以赞一词！主事者无奈，只能对老先生冷处理，也就是说，淡忘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高王凌先生恳切希望，正视历史，特别是我国传统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不是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的‘倒霉看反面’。”高先生三大战役之一，就是破除中国传统专制的成见和谬说。
中国这种大地域共同体，必然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的特性，这就是一种成见。如果信从了这番谬说，那么，岂不是要得出：小地域共同体，容易自由！中国古代专制说，愿意躺在教条里睡觉，也不愿意睁开眼看。其实，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都是“专制”的不利因素。
试想：广土众民，交通不便，坐在金銮殿的主事者，时时处处，刻意“专制”，那要增加多少专制的成本呀！老百姓就产那么多粮食，还要应对天灾人祸，主事者刻意要“维稳”，只能提高赋税，直到把老百姓压垮为止，哪朝有这么多愚痴的帝王啊！除非他不想做江山了，破罐破摔。
也许，高王凌先生，打倒“谬说”的志向实在太高，发动的三大战役，不免有些意气用事。但，高先生希望把问题丢在一边，重新考虑，如何理解他们，确实有道理。
就拿中国古代不是专制来说，笔者以为，吕思勉老辈所言，要稳妥些。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特点》中指出：“秦汉而后，幅员太大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坏，都不易无孔不入。即将依附之贵族、官僚、嬖幸一并算入，亦还是如此。所以秦汉以后，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微”；“政府所加以干涉，求其统一者，只在一极小的范围内，而其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
高王凌先生，要是能读到，程念祺先生的文稿——《古代政治的两面——集权与放任》，那么，对吕思勉老辈概括的中国古代政治的两个面相，当有更加深入的体会，就有可能克服“中国古代不是专制”的片面，史识更加贯通，也许可以引导更多的读者，面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生态和心态，生发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进一步正面观察，贯通古今。
（四）
高王凌先生，在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路上，彳亍前行，在不少人眼里，可谓“走火入魔”。既然，高王凌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古代不是专制”，那么，听到高先生“民主也救不了中国”的“异端邪说”，也不必震惊，因为，这是顺着高王凌思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一般人士，拐不过这个弯来，给高氏扣上“专制”和“集权”两顶帽子。
民主和集权、专制和自由，两对矛盾，相克相生，相辅相成，它们之间的博弈互动，几乎贯穿整个文明史。自由，属于价值，而民主，属于使用价值；也就是说，自由可以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民主则是使用的手段。把民主当做追求的目标，属于价值倒错。
当代中国，即使主事者，至少口头上，不敢把民主和自由当成臭大粪，也不敢把集权和专制当成香饽饽。
“民主”，历史上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民主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相伴生，呈现着着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回顾历史，看的很清楚，资产阶级所依托的“市民社会”，当时，不大愿意让政府管那么多事情，信从“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此时政府，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守夜人”，在中国叫做更夫：平安无事喽！
二战前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济危机教育了人们，开始信从凯恩斯主义，向福利国家迈进，国家的职能，必然要向全社会覆盖，也就是说，政府越来越大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钟摆，日益向“集权”滑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标本，中国作为非民主国家的标本，美国总统的权力，恐怕，比中国主事者的实际权力，一点都不小。这就有意思了。
既然，民主和集权，都属于治国的手艺，那么，“集权”也没有那么可怕，“民主”也不必迷信，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西方国家，依据历史和人文传统，在“民主”和“集权”间，呈现着微妙的平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合适的火候。
秦晖先生是高王凌的“老哥们”，也是笔者所尊崇的学者，就不大明白高王凌的心思：“按照我的看法，只要是不允许反对派和自己竞争，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专制，最高权力是不许觊觎的，当然在专制的大帽子底下具体的制度运行方式，还是有非常多的可以研究的余地。但是如果说中国经济上没有所谓的强制行为，政治上没有专制，文化上也非常美好，那我们这个中国现代化还要搞什么呢？就有点搞不清楚了。”
民主的迷思，在高王凌看来，“现代化”这个词有点神乎其神了。无论如何现代化，也不能丧失中国的自性。
高王凌一向认为，不能进行反向提问，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实现现代化？为什么没有实现民主？这样的问题本身，高先生看来，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于事无补，简直是“反动透顶”，因为，问题本身，就已经使得中国处于不公正的地位，还不是让中国抬不起头来？
就中国的现代际遇而言，要是有模有样学习西方，那么，给世界带来的震撼，那就多了去了。西方国家迈向现代社会，宗教改革之后，三十年战争，打得何其惨烈！莫谈“大国崛起”，就是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这样的中小型国家，在世界上占了多少殖民地！
既然，中国在殖民地的问题上，不能向西方学习，那么，要是中国政府，长期由一个党派组阁，有没有实现宪政的可能呢？这个问题，很令中国朝野各派纠结。
笔者不是巫师，没有办法给中国的前途卜一卦。高王凌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竞争性选举才有合意性：
“西方人的观念特别是美国观念，大家可能特别欣赏，他就是怎么防着政府，建国之初200多年就这么下来，但是我觉得它是走了偏锋，这已经走到另一个极端了，不一定对。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对民主太崇拜，民主只不过是个器，是个术，民主不是道。”
高王凌先生不大关注“改选”的问题，格外关切运作的问题。在他看来，在政治运动里能不能负责才是最重要的。主事者“如果作为一个行政总管的话，他有很多事儿就无所谓专制不专制，他就得当下拍板，不拍板逃避责任是不行的”。
从小的方面说，红绿灯都不愿遵守、垃圾随意丢在楼道，这么小的事情，都不负责的国民，能够容忍竞争性选举带来的失败吗？主事者固然做不到，对主事者不放心的人，也未必做得有多好！
阅读高王凌，可以说是在进行一种别有意味的思想探险。仔细思量高先生的一番话，反省笔者先前的“偏见”，觉得高王凌的看法，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只不过，要对先前的“宣传”和“洗脑”，进行一番“排毒”的功夫。
（五）
高王凌先生，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单单是自说自话，就中国史看中国，还具有弘阔的视野，从世界文明史，重新打量中国，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这里面，关涉到“世界史观”的大问题。
“过去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
高先生抛弃单边主义，信从多元主义，自然看到了中国与现代化之间，所存在的共融和同步关系。清朝执行“海禁政策”和“闭关自守”，这是惯常的说法，这种说法，遮蔽了鲜活的史识。
秦晖先生指出：“那个时代的经济和全球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不产白银的国家，在明清两代一直以白银作为主要通货，如果不从和世界的联系着眼，这是根本不可能设想的。”“新大陆作物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其实是相当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很难设想，就在清末，像凉山那种非常落后的地方都已经普及了土豆、玉米这一类东西。”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呢，就是一个不但是怎么看待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怎么样的重新写作世界史的问题。”
英国在文明史的竞争中，成为“先发阵容”，但是，英国并不是“先知先觉”，因为文明史自身有一个“试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格兰互相激发，千帆竞渡，百舸争流。
“过去我们认为大家都是次角，都是陪衬，只有英国一个搞了工业化成功的国家，才是唯一的什么，这种看法我们应该把它抛开。”
就文明史来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属于“先发阵容”，德国、意大利、日本属于“次发阵容”，中国则是“后发阵容”了。每一个“阵容”，都有不同的角色担当和历史际遇；同一个“阵容”里面，英国、法国的担当，也各不相同啊！多元共生的历史，才是鲜活和生动的。
地理大发现迄今，五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单元。“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具有“异质性”的清政府，二百六十多年的治理，不仅不是“十全十美”，而且，存在着巨大的弊端和缺陷。梳理清政府应对全球化的举措，评判成败得失，不应带有偏见。
清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和“闭关自守”，不是不可以指责，但，1949—1979年，都什么年代了，主事者，竟然有30年的时间，还在那里实行“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高王凌回答秦晖“传统那么美好，那我们中国这个现代化还要搞什么”时，有一番说辞：“敝意以为，清朝在乾隆以后，还有道光，其后还有宣统，以后还有中华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问题不断，而且是很大的问题，比较起来，比乾隆时大得多了”。
中国与现代化之间，久已存在的“共融”和“同步”，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呢？深长思之，不禁令人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