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教授（亦为爱思想网专栏学者），因病于2018年8月24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爱思想网对高先生的逝世表示沉重哀悼！

2016年，自从把妞妞姥姥、姥爷接过来奉养之后，就开始了“打游击”的生活，最初租住在隔壁，也还算便利。两年租期即将结束，房东很不好说话，一拍两散，新的“游击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8月23日，小李师傅刷过之后，书菜楼中的平板书车成为开路先锋，随手将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高王凌先生一眼就看到了书车中的《乾隆晚景》，下午五点半，在图片下面留言：新版的书你们已经有了？我在微信里回复：高先生，这是旧版！五点四十九分，高先生发来音频：老弟，你对这本《乾隆晚景》是情有独钟的。最近的消息，这本碰到一点小小的问题，已经修改了几天，我估计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呗，所以我估计呢，这本书很快就出来了，我们就盼着它的好消息吧！这真是不容易的一个工程啊！

当时高先生的这个音频也给妞妞听了，妞妞听后诧异不已，跟我讨论：这个音声怎么有些奇怪！忙于整理图书，也没有当回事。第二天，也即8月24日，将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李济先生的文集，吕思勉、钱穆、雷海宗先生的文集，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的史料，还有高王凌先生的著作，同车移往新居。立此存照，发往微信朋友圈，擦了擦身子，早早睡下。

今早六点起床，收到高先生乾隆三部曲的策划编辑王毅君和爱思想网黎振宇君的微信，告知高王凌先生已于8月24日上午逝世。愣了一会儿神，才回味过来，高王凌先生确实已经离世。不自觉地推开房门来到楼下，围绕小区漫步，与高先生交往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识荆

1985—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读书时，就对清史研究所充满好奇。第一，这个所在中国人民老校区——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办公，光是地址就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第二，清史研究所的所长是戴逸先生，戴逸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地标性的人物，不少后学心中，戴逸先生简直可以跟清史划等号。大概1988年春，戴逸先生突发惊人之语——哲学的贫困，历史学的危机，经济学的混乱，法学的幼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持久的议论；第三，看过清史研究所黄爱平博士论文答辩的海报，在校期间与清史研究所的后起之秀——杨念群有过交往。

遗憾的是，大学四年竟然没有听说过清史研究所有这么一位大师兄——高王凌，另一位大师兄反倒更有名望——孔祥吉。如果知道《〈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一文出自高王凌先生的主意，那么，深陷失衡心态而不能自拔的笔者，肯定将高王凌先生打入另册，视为异端。

1989年在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中，有一句话足以表达了我对中国传统的决绝态度——“中国固有的经典没有一个使我的理智思维和人道情感受益”。

但，毕业十年之后，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老院长给我压担子，要我担任《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讲老师。造化弄人，小学时第一张漫画——打倒孔老二，中学时很少接触古代经典，大学时欣赏《河殇》竟至于如醉如痴，如饮醇醪，这个样子的我，面向全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选修课，其间的尴尬和纠结，太让人为难了。

张俊伟学友，不止一次听过我的《中国传统文化》课，听出了我的心声，也发现了我心态的变化。张俊伟学友宽厚，只是点到为止，其实，面对中国传统，到底持有何种态度为宜，尽管有时点赞，有时拉黑，追本溯源，积淀在内心深处的还是那种褊狭的心态，讲课犹如过山车。面对中国传统，是时候了，需要一点稳健的思路和开阔的思维。就在这时，在互联网这所伟大的学府，遇到了高王凌先生。高先生2007年在新浪开设博客，一篇篇博客读下来，深深服膺高先生所提出的“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今年上半年，发现一份2009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试卷，其中的一道试题，正是如何理解高王凌先生的“正面观察，贯通古今”，高先生对我影响之深，可窥一斑。

从此，阅读高王凌先生的博客，成为笔者的“日课”，时不时在高先生博客上留言。离开萧延中先生将近二十年，又找到了一位先生，点拨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这个人，愚笨异常，2008—2013年，由“初识”高先生到“神交”，大体用了五年。

忘年交

2013年，“阅读”高王凌先生有五年了，可以写一点东西了，于是有了《高王凌：一洗凡马万古空》，为了追念高先生，今天特意查看邮箱，与高先生订交，就是从《高王凌：一洗凡马万古空》开始的。长期以来，高先生实行“三受主义”——受苦受难受辱，领导属意的清史研究所“黄埔一期”“种子选手”，急剧边缘化。吴廷嘉、吴建雍、孔祥吉、高王凌，“黄埔一期”多才俊，清史研究所在众多种子选手之中，留用孔祥吉、高王凌，不用说，这是组织信得过的重点培养对象，特别是孔祥吉离开之后，只剩下高王凌这么一位大师兄的情况下。高王凌愣是不上套，不当“乖宝宝”，这在组织看来，如此不识抬举，受苦受难受辱，纯属自找的，怨不得组织。

单位主义的生态下，高王凌先生长期得不到承认，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加以“剑走偏锋”，非要跨过边界，涉足土地、统购统销研究，重新发现地主，发现中国农民的反行为，作为当代学界非常罕见的“特殊独一人”，心态何其孤独，只可为内人道，不足与外人言也！

看到《高王凌：一洗凡马万古空》，高先生欣慰不已。志浩深知，不是那篇小稿写得有多好，而是高王凌先生感到了“空谷足音”。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高先生读到小稿，觉得不那么“孤”了，“命”我到北京见一见，聊一聊，我这个人懒得动，当时体重已经达到九十五公斤以上，确实动弹不得，暑假大把的时间，也没有响应高先生的“号召”。

冬天就没有推脱的理由了，因此，有了2013年12月21日的北京之行。回来之后，发表了一篇博客——《高先生一席谈》，因为有“文本”，所以，那一段“当身历史”就显得真切。这就是日记的一大好处。

当天，坐T44次列车前往北京，那一天是周六，不大堵车，准时到达辽宁驻京办事处，也即辽宁饭店，高先生年轻时，绝对属于“小鲜肉”，大老远就可以看见玉树临风的高先生，言谈举止，一派仙风道骨，瘦瘦高高的先生在我看来绝对是活大寿数之人。当时，高先生很亲切地说：老弟，活动活动筋骨，我说：懒，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后来，听了高先生的建议，2015年走过一段路，2016年9月以后，又变懒了，以后又反弹，到了今年四月，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又开始走路，前些日子，听说我降到七十公斤，高先生为我感到高兴。

当天，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聊了发展组的往事，杜润生、岐山、周其仁、宋国青、林毅夫以及高先生的弟弟——高小蒙，都谈到了；李银河、王小波好像也谈到了。最有意思的是，高先生与我谈多年的朋友李零，李零的心态，李零的变化，给我的印象实在深刻，这为我写作《李零文化心态一瞥》，有着太多的教益。多年的老哥们，最后，因为理念的分歧，不是一伙的了。

谈了很久，高先生交给我五本“签名本”——《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在餐厅隔壁服装店看了两件衣服，与我分手。

回到石家庄之后，阅读《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激发了笔者对父辈“当身历史”的探索，开始构思并写作《哥白尼式革命》，查阅日记，2014年2月5日晚，将小稿《哥白尼式革命》发送给高王凌先生。

2014年的一则日记，记录了心态上的一个微妙变化：我与高王凌先生，亦师亦友，很是相得。自从2008年，发现高先生的博客，就已经自认为先生的“私淑弟子”。往事回首，已经五年有半，这个笨拙的“私淑弟子”，才写成两篇“习作”——《高王凌：一洗凡马万古空》和《哥白尼式革命》，惭愧，惭愧。

高先生将《我的门派》电子稿交给我，一边意气风发地整理《我的门派》，一边“弟子情结”漫过堤坝，流淌出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事后才发觉，这件事，可能让高先生很为难。当时，我跟高先生提出来，拜高先生为师。

半生为人，总有点老顽童色彩，高先生体会深的是“三受主义”，我呢，则是“三荒”——荒唐、荒诞、荒谬，想起一出是一出。为人处世没有分寸感，因此，总是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但，我这个人绝不势力，回首中国人民大学四年的读书生涯，总不忘记说一句“受惠于萧延中先生”，其实，很有名望的杨奎松先生，教过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但，我从不说，受惠于杨奎松先生，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2014年2月17日，接到高先生的邮件，谈得正是这个问题。有一件事，昨天我顺口就答应了，“不假思索”。夜晚才想起似乎有点不妥，又怕说出来让你不高兴，我想——说错了你多原谅啊！

也许我俩还是“平辈论交”为好。原因呢？一是你超迈绝伦（至少眼光），水平比他们都要高许多许多；二，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在江湖上论战。你说呢？我想还是请你决定，现在越来越不想“自作主张”……

当晚回复高先生：让先生纠结了，这是我的“罪过”。这么多年，一直“独学”，学术地图，其实，就是自己“发明”的一种自学的方式。五年以来，先生“点拨”甚多，“拜师”就是要说出内心的感恩。其实，亦师亦友，自是佳境。

高先生既然把《我的门派》交给我，业余绘制学术地图，不难明了此举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特别是治学方法，简直是耳提面命，这里面饱含着高王凌先生的一辈子治学的道道，可谓薪火相传。

从此以后，每年上《中国传统导论》，都会向学友们聊高王凌先生。下面是2014年3月11日的一则日记：

15:40-17:18，中区二教104教室，《中国传统导论》。从《有些人还不如伊能静》讲起，介绍高王凌先生，建议学友，本学期不妨阅读《乾隆晚景》，特别是第三部分，不能轻易放过。本节课的主旨：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不可不读，书不可轻信，不要迷信。要结合“眼前事”和“当身史”，向学友们现身说法，何为“眼前事”，何为“当身史”。不能尽信典籍，不明世势。也不能把眼界放在章句之内，要成为一个“君子儒”。

2014年8月到2015年6月，陪妞妞在正定复读，没有电脑，《我的门派》的校订工作，暂时中断。2015年6月，从正定回到书菜楼，接着校订《我的门派》。因此，日记中又出现了《我的门派》。2016年1月15日，早七点多，坐31路，前往学校，8:35，到南位，穿过南位，到西门捌八图文，打印高王凌先生的《我的门派》，进行简单编校；1月16日，校订高王凌先生的《我的门派》；1月20日，把校订过的《我的门派》发给高王凌先生。

1月21日，高先生来信：老弟，可是给你添麻烦了，多认真仔细，高某真是不敢当啊！谢谢，谢谢！欠你好大一个人情，天气好一点，北京见面，请你吃饭！

2016年1月21日子夜，给高先生回信：志浩很喜欢《我的门派》，对这本谈论学术方法的“奇书”，充满着“好奇”，也充满着“感情”。《我的门派》出版，是学林的一件喜事，对我个人而言，更是如此！

殊胜因缘，成为《我的门派》的第一个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我的门派》的再创作，既是补课，也是师承，很享受这个过程，受益颇多。

很是怀念校订《我的门派》的日子，过得很是充实。如果说志浩对《我的门派》有什么“贡献”的话，我以为，最大的“贡献”就是删除了涉及刘翔的文稿。校订时，看到每一篇文稿都别有会心，总想着写一篇八万字左右的大稿，当时总觉得有的是时间。

《我的门派》，2018年6月以《超越史料学派》之名由香江出版社出版。也许是太有感情了，高门弟子起的各种书名，我都不予接受，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竹杖芒鞋，一空依傍的高王凌先生，才真正配得上《我的门派》。

广陵散

漫步到新居，把昨晚与吴玉章老校长一起请过来的高王凌先生的著作十二本，重新请回书菜楼，平复一下心情，在文汇讲堂群发布高先生去世，南方周末刘小磊君感叹“太年轻了”，重新勾起了我的心酸，于是写下了几句：想来太对不起高先生了，去年底，高先生跟我说将不久于人世，我以为那是高先生的幽默！没当回事！最亏心的一件事，高先生《超越史料学派》出版，我给高先生说，暑假写一篇阅读札记，先是忙于《回望清华》小书的校订，后就懈怠了，想着歇一歇再写，这一歇，高先生再也看不到了！

高先生虽然没有跟我说及病情，但，说出将要不久于人世，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然后是做了最坏的准备的。这体现在2018年的新年愿望上，新年愿景写得很明白：2018年深入阅读高王凌先生《我的门派》和《学术生涯四十年》，并写出阅读札记。2018年的席明纳，将会带领学友阅读高王凌先生的《我的门派》和《学术生涯四十年》以及高先生的其它著作。

近两年私心太盛，总是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跟头咕噜，就没有真正的闲暇。虽然《学术生涯四十年》。是我出的主意，高先生听从了我的建议，尽心尽力整理《学术生涯四十年》，高先生对著述的沉迷和执着，志浩有着很深的体会，行行重行行，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精益求精，最后，我都有些崩溃，心里埋怨过先生。

高先生满心欢喜把《学术生涯四十年》发给我，课业不轻松，忙于校订《回望清华》、《当代中国法学地图》和《初心集》，这一切都是客观。把《学术生涯四十年》交给了门生杨云龙梳理和校订。2018年春季学期的席明纳，只是5月12日从“三大战役”开头聊过一回高王凌先生。

高先生这么快，这么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难怪刘小磊君叹息：太年轻了。高先生的弟弟——高小蒙，比高王凌先生更年轻，就走了。

高先生走了，我和两位门生——杨云龙、李云飞一起往八宝山，与先生告别，为先生送行。

也许，真正能告慰先生的是，阅读高先生的书，体悟高先生的为人，发扬高先生身上那种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勇于直面时代的大问题，做一个真正的“君子儒”。

（志浩，2018年8月25日，星期六，书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