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晓兰女士和《红豆》的结识，是前年的事了。我在老友赵敏寄来的《杂文月刊》上看到一则“精短散文”征稿。正赶上那两个月沉睡了30多年的诗情复苏，我刚写完“猫魂”那几个东西。发去后很快就来了电话——让寄照片和简历。我心说，这家“字摊”（我一向这样称杂志）真怪，五六百字的小稿干嘛这么大动干戈？但也感承到“相思红豆”对作者的尊重。这样，一个清爽的极富女性的名字一下就记住了——那时，晓兰好像还不是副主编。二次碰撞是去年在《厦门文学》，同期她发小说我发随笔——新奇中读她文字，才知道她小说写得曼妙，比我对现行小说的把握强多了。朦胧中，我觉得这“神婆”（这是我从《安吉堡的磨工》和《萧邦传》里结识乔治·桑后，对所有女作家的谑称）至少也有四五十岁吧。其实，丘晓兰女士是地道的“70后”。只是她的学养很上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又特爱听晓兰讲话。电话里，她语声极特别的，是南方人说的那种普通话，嗓音里有一种慵懒的海绵质的东西，黏人的，语素也朴实，跟她小说一样。
对她更深的印象，还得说那次她对我小说的批评。
她很熨帖人的，先夸我知识面广语言好，如何的这般的，说我的小说一定会有大进步，而后再行批判。我也跟好多作者一样，没多少接受冲击的弹性——心下不爽；想我长篇中篇短篇也写几十年了，纸稿摞起怕要超过你个南方小女人的身高吧，干嘛就你阳光？主编有话语权吗？可到后来，我还是服气了——晓兰毕竟深得中国现行小说的要领。
是的，在一定层面上，对文化的透彻认识是十分必要的。尤其艰深的批评。
譬如，近日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世界汉学大会上把中国当代文学比作“廉价的二锅头”，并指出中国作家的诸多缺陷，如不懂外语等。一些中国学者以抗击“八国联军”之义愤反对这“外来僧”。只有北村等少数作家有所保留的赞同顾彬之说。北村说：“我同意顾彬的某些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确实不如中国现代文学，其致命伤在于中国文学有思想动机，但没有思想能力，不能像优秀的外国文学那样形成一个思想过程。”
这位“中德文化搬运工”的批评和北村的理解，很值得我们思索。
去年，因接受白凤德主编的委托我写了几篇小说评论。近来又看了一些当今走红中国文坛的小说家，如温亚军、刘玉栋（我正在给刘先生小说写评论）、王棵等人的作品。相比之下，我觉得丘晓兰的小说，绝不亚于这几位。而且在某些方面有超越之处。
首先是丘晓兰的小说，有着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极细腻、极富感悟性的、出自女性的人文关怀。而且，她透视出或说提练出的生活中的现象与人物，大都是超出想像的。譬如，她能在人们都很慕往的着西装、很文明礼貌、很富有的回国港人里，筛出一个《黑老大》这样一个人物来；再如，这篇《嫁死》里，她能先从“李大盛”“四辈单传”起笔；后来又能在“宋半仙”这样一个“半人半鬼”的人物身上大施笔墨——借以反衬出人们的愚昧麻木和世道人心的败坏……这种提练构想，这种全视叙述和限视叙述的灵活运用，既表现出写手的工力，又渗透出女作家独特细腻的文学触角。
忘记是谁说过的：女人在艺术行当里绝不比男人差。这话我信。
其二，是丘晓兰笔墨中的那种“举重若轻”之感让我瞩目……说句玩笑话，这似乎就有点像她那很吸引我的嗓音（但愿朋友们不要因我这么一说，总给她打电话哟）。
看，她在写“李大盛”的父母被矿长儿子开的车压死后——“等到周围的人们聚集过来，李大盛的爹妈已经断气了。从‘捍马’上跳下来的是矿主钱广兴的儿子钱生有，他看了看尸体，掏出手机打‘110’，说：‘你们过来看看，在东山窑门口，有一辆卖早点的三轮车，违反交通规则，被我压死了两个人……’”接着“很快，事故的责任认定了，李大盛的爹妈负主要责任，钱生有陪四万块钱，可他有钱，不在乎。到李大盛家转了转，看到李大盛的爷爷奶奶全躺倒了，便扔下了五万块钱，还给李大盛留下一句话：‘小伙子，将来真不行了，到矿上来，我给你高开一级工资。’”
接下来，作者就什么也不再说了，跟“刹车踩在油门上”的肇事者一样——轻松得很，甩手而去。然而，这轻描淡写几笔的“一幕”给读者留下的，却是极大的心灵震撼。
而这种举重若轻的写作手法，说说容易，却是一般写手很难遂达的。从创作心理分析，这不是什么手法高超，而是作者潜素质优越：1-一种内藏的（作者自己也不甚明了）自信力；2-是一种作家情愫中不外化的幽默。显然，晓兰女士具备这些素质。
再就是关于现行中国小说里的“隐喻”问题。
这里，我要多费点笔墨。
首先说，我看到的丘晓兰的小说里，“隐喻”的东西不多或说没有。而恰恰这一点反倒让我刮目。为什么呢？其实我不是说隐喻这种小说技巧不高明，而是它太高明了，高明到眼下走红的小说家都在大量使用它。譬如，我评论过的朱宏梅的《诗人的夜》，小说通篇就大量使用隐喻；再如我评论过的冯璇的《刘家的六月》，主人公曾两次“象唱歌一样背起了《水浒传》片断”，那也是深刻的隐喻；去年《钟山》（2007-5期）发表温亚军的《赤脚走过桑那镇》里那条每年都要淹死人的河，也含有隐喻；前不久《十月》（2008-1期）发表的刘玉栋的小说《大鱼火焰和探油仪》，更有多处隐喻；最突出的，是前不久在《辽河》上发表的王棵的小说《离开吧离开》，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好些情节里面全有隐喻，甚至可以说，没有隐喻这篇小说就失去了价值。
说起隐喻，写《红楼梦》的曹雪芹那才是搞隐喻的鼻祖。
举一例。譬如，红楼全书为什么偏给主系人物选了个“贾”的姓氏，而不是赵、钱、孙、李？“四大家族”为什么是“贾、史、王、薛”而不是其他呢？如此疑问，怕在红楼里能提出几千条不止。尤其那书里还要搞出个“甄家”还有个什么“甄宝玉”，这又是为什么？其实，隐喻这手法也不难辨识——一层窗纸，只要细细想来一捅就破。贾嘛，无非是“假”的谐音；这无非说明作者认定，皇道统社会绝大多数事物都是假的；而“史、王、薛”无非又是“死、亡、学”的谐音；至于那像影子样的，一直“跟踪”贾家和贾宝玉的“甄家”“甄宝玉”，不过是作者在点化读者；要“假里求真”。
如此这般，我们对隐喻这一写作手法就该了解一些了。
那么返过头，我为什么对丘晓兰没在她小说里使用这种连“曹鼻祖”都大用特用的隐喻而刮目呢？那就是，一个好作家的标准是不该有趋同心的；要走自己的路。
看了几篇丘晓兰的小说，觉得她写出的人与事，几乎都像呼吸呼出的，没多少斧凿痕，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作者的叙述语言。她的小说写作有点前苏联作家舒克申的味道，是完全把自己把读者置于一片和煦的阳光熏风之中；她既像天使又像位护士，带领着人们来到小河边草地上，游戏、讲故事……人们在这游戏与故事中渐渐的灵性萌动，悟到不少道理，眸子清爽血液畅通……人们留恋着她，不愿离去……
其实，小说和小说作家，就该是这样的。试想，当阅读变得费劲时，书与人之间就无价值可谈了，会背对背而去的。所以，我在谈论小说时一再强调“要写给谁”。从这个思路上，我比较喜欢《辽河》为小说栏目起的名“大声小说”“轻松阅读”，这种定位兼容创作和受众心理，暗藏警示。我希望在小说上下功夫的朋友，都这样思考。
然而我又必须指出，丘晓兰和我国眼下小说界的排头兵们，也都徘徊在一个难点上，那就是他们怎样思考或说解决他们频仍提出的一系列现行问题呢？难道就像刘玉栋的《大鱼火焰和探油仪》里男女主人公，以逃脱的方式，前程未卜地一走了事吗？或者像温亚军的《赤脚走过桑那镇》那样，最后河里淹死的人都要由读者来猜谜吗？或者像王棵的《离开吧离开》，只能在篇名上感叹出那五个字来点明主题吗？或者像《嫁死》里主人公明知“受了骗”还最后问一句“你爱我吗”，得到应诺后“眼一闭”了事？认识论与方法论可以分投，也可以各抱地势，却不该相距太远；相距太远发出的炮弹能击中目标吗？我这里毫无贬损温亚军、刘玉栋、王棵、丘晓兰的小说价值之念。他们作为我们民族有良知的一代小说家，在这历史的狭长地带，已经力所能及地做得很不错了。我们没理由过多地苛求他们。我只想藉此说说现实中国文化、文坛、小说界的一种“无奈”。这跟北村说的“不能像优秀的外国文学那样形成一个思想过程”是一个理儿。
这也是近年来，我本人在小说探索上“总有走不通”之感的原因之一。
其实，丘晓兰真正感动我的不是她的小说，是她的散文。而散文中她那篇“在千余篇作品里最后胜出的、获“千年欧阳修”征文大赛一等奖的《醉花阴》，还没能感动我。感动我的是她的一篇纯粹写家事的，叫《怀念我的哥哥》的一篇文字……
记得那天夜里，我一口气读完那篇文字。读完后，在不觉间我已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