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重读《作为隐喻的疾病》，又有如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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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隐喻，我过去指的正好是我所知的那个最早、最简洁的定义，即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那个定义（第一四五七页 (1) ）。“隐喻，”亚里士多德说，“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说一物是或者像另一不是它自己的物，这是与哲学和诗歌一样古老的智力活动，也是包括科学方面的认知在内的大多数认知和表达得以从中滋生的土壤（我承认，十年前当我写作那篇反对疾病隐喻的辩论文章时，为戏仿一下隐喻性思维的充满诱惑的魔法，一开篇就使用了一个草率的、华而不实的隐喻）。当然，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这就像所有的思考当然都是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阐释”就一定不正确。
举例来说，“左”与“右”这个塑造了二十世纪政治生活大格局（同时也模糊了对它的理解）的顽固的隐喻，它根据各种政治态度和社会运动与“左”和“右”的关系，使这些态度和运动分化和两极化。“左”与“右”这对术语的出现通常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追溯到一七八九年国民大会对席位的安排，那时，共和派和激进派坐在大会主席的左侧，而保皇派和保守派则坐在右侧。然而，历史记忆还不足以说明这个隐喻何以能如此令人惊讶地经久不衰。它之所以能在政治话语中一直延续至今，似乎更可能是因为人们感到它适合于对那些取自有关身体空间方位——左与右，高与低，前与后——并用来描绘社会冲突的隐喻的现代世俗想象，它是一种隐喻实践，的确为那种把社会比作身体——一个由“大脑”很好控制着的身体——的由来已久的描绘方式增添了某种新的东西。也许是因为这个隐喻可用来使压制正当化，所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它一直是政治领域的主导隐喻。较之把社会比作家庭，把社会比作身体更能使社会的权威秩序显得不可避免、无可更易。
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鲁道夫·菲尔绍以政治隐喻来谈论身体，为这个隐喻的逆向使用的传统提供了一种罕见的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例说。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场生物学论战中，菲尔绍发现采用“自由国家”这一隐喻，将有利于提升他关于细胞是生命基本单元的学说的重要性。不管有机体的结构多么复杂，有机体毕竟只是“多细胞构成的”——就如同是“多公民构成的”；身体是“共和国”或“联合共同体”。在那些集科学家和修辞家于一身的人里，菲尔绍显得颇不合常规，这倒不是因为他的那些隐喻的政治见解——以十九世纪中叶的标准来看，这些见解具有反权威色彩，而是因为他把社会（无论是否是自由社会）比作身体，与那些把社会比作复杂的、统一的系统（例如机器或企业）的方式相比，显得不同寻常。
在西方医学肇始之时，在古希腊，用来描述身体整体性的那些重要隐喻，都取自于艺术。此类隐喻之一是“和谐”，数个世纪后，它被卢克莱修挑出来嘲弄了一番，认为此一隐喻解释不了身体包含本质性和非本质性器官这一事实，或者甚至解释不了身体的物质性——这就是说：死亡。以下是卢克莱修废置音乐隐喻的那段诗文的结束部分——这是我所知的对有关疾病与健康的隐喻性思考进行攻击的最早的文字：
你得知晓，并非所有器官
全都同等重要，而健康亦非
全以它们为靠，其中只有一些——
如呼吸之气，温热的活力——
才是我们性命所依；
一旦它们离去，生命也就危在旦夕。
既然造化赋予人以心灵和才智，
那不妨让乐师们拥有那个字眼，那个
从高高的赫利孔山带下来的字眼——
或许，他们是在别处寻到它的，
好用来称呼他们的技艺中尚且无以名之之物——
我说的是和谐 。不管它是何物，
还是把它交还给乐师们吧。
——《物性论》第Ⅲ部第一二四行至一三五行（引自鲁道夫·汉普谢之英译本）
对基于这种颇有影响的笼统描述层面的有关身体的隐喻性思考，若勾勒其历史的话，还应包括众多取自其他艺术种类以及工艺，尤其是建筑的意象。有些隐喻是无法加以解释的，如圣保罗把身体说成是神庙的这种充满布道色彩的诗意说法。另有一些听上去则不乏科学意味，如把身体比作工厂，是身体在健康表象下运作的意象，或把身体比作城堡，这一身体意象则凸显了灾难。
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而城堡意象则有一个长久的前科学时代的谱系。约翰·多恩在感到死之将至时，写了一组有关疾病的著名咏事诗——《紧急时刻的连祷文》（一六二七），把疾病描绘成入侵的敌军，围攻身体城堡的敌军：
我们为健康费尽心机，我们谨谨于饭食、饮料、呼吸和活动，我们仔仔细细地把房屋的每一块石头擦得干干净净；同样，我们的健康也是一项长期的经常性工作；但顷刻间，一门大炮就炸毁了一切，掀倒了一切，抹消了一切；疾病也是这样，即便我们全力以赴，也防不胜防，即便我们全神贯注，它也悄然袭来……
某些部位比其他一些部位更脆弱：多恩说大脑和肝脏能抵御那种“反常的”或“叛逆的”、“像炸药一样顷刻间让心脏四分五裂的”热病的攻击。在多恩的那些意象中，入侵者是疾病。现代医学思维兴起的时间，据说是当粗略的军事隐喻变得具体之时，而这只可能发生在菲尔绍细胞病理学所代表的一种新的细察方法取得进展之时，发生在对疾病是由特定的、可辨的、可见的微生物（借助显微镜）所致这一问题获得更确切的了解之时。只有当入侵者不被认为是疾病，而是导致疾病的那些微生物时，医疗才能真正开始变得有效，而军事隐喻也才获得新的可信度和确切性。自那以后，军事隐喻越来越融入到对疾病临床状况进行描绘的各个方面。疾病被看作是外来微生物的入侵，身体以自身的军事行动来对付这种入侵，例如调动免疫“防卫”系统，而药物则是“攻击性的”，如大多数化疗语言中所说的那样。
不过，在公共健康教育中，更粗略一些的隐喻却保存下来了，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在二十世纪早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旨在加大对公众进行梅毒知识的教育以及战后加大对结核病知识的教育的那些运动中，军事隐喻一度甚嚣尘上。可以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进行的反结核病运动中的一幅海报为例，上书“Guerra alle Mosche”（“对苍蝇开战”），显示苍蝇携带的那些疾病的致命危害。苍蝇本身被描画成朝无辜居民投掷死亡炸弹的敌机。这些炸弹上分别刻着一些铭文，一曰“Microbi”（细菌），一曰“Germi della tisi”（结核菌），另一则笼统地称为“Malattia”（疾病）。一具身披黑色带帽披风的骷髅骑在最前面的那只苍蝇背上，像是乘客或者飞行员。在另一幅海报上，写着“有了这等武器，不愁战胜不了结核病”，上面绘有一个死神形象，被数柄利剑钉死在墙壁上，而每柄剑上都刻着一句铭文，分别代表对付结核病的一种措施。其中一柄剑上写着“清洁”，另一柄则写着“阳光”，余下的分别是“空气”、“休息”、“适当饮食”、“卫生”（当然，根本看不出这些武器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战胜——即治疗——结核病的真正武器是抗生素，而它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即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被发现）。
以前是医生们发动“ bellum contra morbum”（对疾病的战争），现在是全社会发动这场战争。把战争转化为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动员的时机，这的确使得战争观念变成了一个有用的隐喻，可用于一切形式的、其目标是打败“敌人”的那些改善运动。我们曾经向贫穷开战，现在转而“向毒品开战”，同样还有一些针对具体疾病，例如癌症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军事隐喻的滥用，可能在所难免，这个社会越来越限制着道德原则诉求的广度和可信度，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赢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所谓“现实”眼光，即是说，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但在那种倾其所有的全面战争中，付出也是倾其所有的，毫不犹豫的——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不过，对疾病的战争还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投入更多热情，对研究工作倾注更多资金。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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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隐喻有助于把某些疾病打上耻辱的印迹，推而广之，就殃及了患者本人。正是发现了癌症患者所蒙受的污名，我才动笔写了《作为隐喻的疾病》。
十二年前，当我患上癌症时，尤使我感到愤怒的，是看到该疾病的恶名声怎样加剧了癌症患者的痛苦——但这也使我从因医生对我的疾病的不祥预测而使我感到的那份恐惧和绝望中摆脱出来。我的病友们，即我在第一次住院期间一起聊过天的那些病友们，像我后来作为门诊病人穿梭于美国和法国数家医院接受为期两年半化疗时所结识的那些病友一样，都一致表露出对自己所患癌症的厌恶，并引以为耻。他们似乎深陷在有关他们疾病的种种幻象中而不能自拔，而我对此却十分冷静。我发现，其中一些观念无非是现已完全失去可信度的那些有关结核病的看法的翻版。结核病曾一直被情感化地加以看待，被认为是对个性的一种提升，而人们看待癌症时却带着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视之为对自我的一种贬损。加诸于癌症之上的，还有一些类似的有关责任和人格构成的不实之词：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这就正如结核病在整个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事实上是直到发现治疗方法前），一直被认为是那些感觉超群、才华出众、热情似火的人易于感染的疾病一样。
这些对比——即现在我们全都自认为已经超越的有关结核病的那些神话与至今仍为众多癌症患者及其家人深信不疑的有关癌症的那些迷信之间的对比——使我萌生了要去写作一本有关那些围绕癌症展开的神化描述的小书的计划。我不认为，在那些描写某人怎样获悉自己得了癌症、怎样哭泣、怎样挣扎、怎样被安慰、怎样受苦，又怎样鼓起勇气等等的故事之外，再增添一篇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故事，会有什么用处，而我写作此书却想有所用处——尽管我的不外乎也是这么一个故事。在我看来，一种叙事似乎比一种思想的用处要小。若是为了那种叙事的快感的话，我宁可从其他作家那里去寻找；尽管立刻浮现在我头脑里的，是文学作品中有关结核病这种有吸引力的疾病的更多的例证，我却发现了现实生活中被诊断为癌症的人，他们并不生活在诸如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阿诺德·贝内特的《莱斯曼阶梯》和贝纳诺斯的《乡村牧师日记》等文学作品的世界中。
于是我动手写那本书，写得很快，被一种福音教徒般的热情和那种对留给自己生活和写作的时间可能所剩无几的焦虑所激励。我写作该书的目的是减轻不必要的痛苦——正如我近来偶尔翻阅尼采《曙光》一书时从中看到的一段文字所描绘的那样：
想一想疾病吧 ！——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这样，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我认为，这种痛苦很是厉害！它大得很呐！
我写作那本书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释义”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毕竟，我的目的是实际的。因为，我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们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去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例如，它们使患者对诸如化疗一类有效的治疗方式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而强化了对诸如食疗和心理疗法这类完全无用的治疗方法的迷信）。我想为患者和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些隐喻，这些障碍。我希望劝说那些心怀恐惧的患者去看医生，或用称职的医生替换那些不称职的医生，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患者适当的照料。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也未必是一纸死亡判决（有关癌症的那些神秘说法之一是：癌症＝死亡）。《作为隐喻的疾病》不仅是一篇辩驳文字，而且也是一篇告诫文字。我劝说道：让你的医生告诉你实情；做一个知情的、积极配合的患者；为自己找到良好的治疗方法，因为良好的治疗方法的确存在（夹杂在那些广为流行的不适当的治疗方法中间）。尽管不存在包治一切癌症的那种灵丹妙药，但超过半数的癌症病例以现有的治疗方法就能治愈。
自我写作《作为隐喻的疾病》——以及从癌症中康复（这使我的医生们当初所持的那种悲观主义显得狼狈不堪）——后十年里，对待癌症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身患癌症，不再是那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不再被看作“被毁个性”（借用欧文·高夫曼语）的头号扮演者。人们更自在地谈到癌症这个词，而在讣告中，对死于癌症的人的死因的提法也发生了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说死于“久病不愈”。尽管欧洲和日本的医生们仍习惯于首先向癌症患者家属透露诊断结果，并建议他们对患者本人保密，但美国的医生们差不多放弃了这一规定。的确，向患者坦言病情，现已屡见不鲜。这种新出现的对癌症的坦诚，部分源于那种强制性的坦诚（或曰古典礼仪规则的缺失），正是这种强制性坦诚使我们能够通过电视或报纸头版的报道，知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患上了直肠道–结肠道疾病或生殖道–尿道疾病——在我们这个社会，谈论原本不该直呼其名的那些疾病，正越来越成为一种美德。在一个爱打官司的社会，医生们对诉讼的恐惧，也可以解释何以出现了这种变化。 (2) 比起十年前，人们之所以现在不那么恐惧地、当然也不那么神秘地对待癌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癌症已不再是最恐怖的疾病了。近些年来，曾经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负担因另一种疾病的出现而缓解了，这种新出现的疾病被填充了大得多的耻辱感，其损毁个性的能力被认为强得多。看起来，似乎社会需要某一种能转化为邪恶的等同物的疾病，并诿过于其“牺牲品”，而若社会同时为两种以上的疾病所困扰，则不那么容易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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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人们预料会出现一种既弄不清病因、又极其难治的疾病的时候，这种令人色变的新病——说其新，至少是就其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而言——出现了，为疾病的隐喻化提供了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时机。 (3)
严格说来，艾滋病（AIDS）——即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译作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征，或后天性免疫缺损综合征］——根本不是一种疾病的名称。它是对一种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命名。与梅毒和癌症这两种为附着于艾滋病之上的大多数意象和隐喻提供了原型的疾病相比，对艾滋病下确切的定义，必须参照其他一些疾病，如所谓“机会性感染”和“恶性肿瘤”。尽管就这种意义而言，艾滋病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但它逐渐使自己被看作一种单一的疾病——这部分是因为，与癌症不同而与梅毒相似，它被认为有一个单一的病因。
艾滋病有一种双重的隐喻谱系。作为一个微观过程，它像癌症一样被描述为“入侵”。而当描述侧重于该疾病的传播方式时，就引用了一个更古老的隐喻，即“污染”，令人想到梅毒（人们通过接触被感染者的血液或生殖道体液而被感染，或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制品而被感染）。不过，用来描述艾滋病的那些军事隐喻，比起用来描述癌症的军事隐喻来，具有一个不大相同的着眼点。就癌症而言，隐喻不涉及病因问题（癌症病因在癌症研究中仍是一个难解之谜），而是抓住体内异常细胞突变这一点大做文章，这些异常细胞将最终离开其原先所在位置或器官，向其他器官或系统大举扩散——这是一个内部颠覆的过程。而在关于艾滋病的描述中，敌人成了那些导致疾病的东西，是来自身体外部的传染物：
该入侵者很小，只有针尖的大约一万六千分之一大小……身体免疫系统的侦察兵，即那些被称为巨噬细胞的大细胞，察觉到小外来者的入侵，立刻向免疫系统报警。免疫系统于是开始动员一支细胞大军进行各类工作，其中之一是制造可用来对付威胁的抗体。然而艾滋病病毒却一意孤行，不去理会一路遇到的众多血细胞，避开迅速前来的防御者，一举攻克免疫系统的头号助手，即T细胞……
这是政治偏执狂的语言，典型地透露出其对多元世界的疑惧。可以预料，一个由细胞组成的“进行各类工作，其中之一是制造可用来对付威胁的抗体”的防御体系，不是“一意孤行”的入侵者的对手。而那种业已见之于人们有关癌症的闲聊中的科幻小说色彩，在对艾滋病的报道中甚至显得更为触目惊心——上面所引段落取自一九八六年年末的《时代》杂志——艾滋病病毒感染被描绘得像是高科技战争，为对付这场战争，我们正在用领导人头脑中的幻觉和电视娱乐节目里的虚构把自己准备好（并习惯于这些幻觉和虚构）。在《星球大战》和《太空入侵者》的时代，艾滋病业已被证明是一种毫不费解的疾病：
在细胞的表面，可发现一个感受器，其中完美地嵌着一包膜蛋白质，如钥匙之于锁。一旦病毒接触这个细胞，它就穿透细胞膜，并在穿透过程中瓦解细胞的保护壳层……
随后，入侵者就以常见于科幻小说作品中的那种外来接管方式，一劳永逸地驻扎在那里了，而身体自身的细胞反倒成了进攻者。本没有保护层的病毒依靠自身携带的酶的鼎力相助，
将自身的RNA转变成了……DNA，即生命体的大分子。随后，这个大分子穿透细胞核，把自己嵌入染色体，并部分接管细胞的工作职能，指导细胞制造更多的艾滋病病毒。最终，细胞被自己制造的异类产品所征服，发生膨胀，并破裂死亡，新病毒从中涌出，开始攻击其他细胞…… (4)
该隐喻继续描绘道，随着病毒攻击其他细胞，“一群通常能被健康的免疫系统阻挡在外的机会性疾病也开始攻击身体”，而此时，身体的完整和活力已因身体免疫防卫系统崩溃后“异类产品”的大量复制而遭到了损害。“艾滋病人因这种攻击而逐渐变得衰弱，有时在距初次发现病症数月后，但一般是在数年后，就死亡了。”那些尚在挣扎的病人，被描绘成“遭到攻击，显示出该病的告警病症”，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携带着这种病毒，随时都可能遭受病毒的最后的全面进攻”。
癌症使细胞大量繁殖；而在艾滋病中，细胞却接连死亡。甚至当艾滋病的这个原初模型（白血病的翻版）被改变以后，对艾滋病病毒如何活动的描绘仍重蹈了把艾滋病看作是对社会的侵害的故辙。前不久《纽约时代周刊》打头的一篇报道文章的标题云：“据观察，艾滋病病毒潜伏于细胞中，例行检查无法发现。”该文章公布了这一发现，即艾滋病病毒能在巨噬细胞里“潜伏”多年，“即使当巨噬细胞被艾滋病病毒充胀得几乎爆裂”，艾滋病病毒也不杀死巨噬细胞，而是瓦解其抗病功能，使其不再制造抗体，即身体产生的抵御“入侵物”的化学物质，抗体的出现被认为是艾滋病的绝对可靠的标记。 (5) 艾滋病病毒现在被认为并不危害它们所寄居的所有 细胞，这一观点只增添了艾滋病这个诡计多端、不可战胜的敌人的名声。
艾滋病病毒的攻击显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因，是其污染被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因而被感染者不得不永远处在脆弱中。即使某位被感染者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症状——这就是说，感染依然处在非活跃状态，或通过医疗干预而处于非活跃状态——病毒敌人也将永远驻扎在体内。实际上，人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某物唤醒（或“激发”）了它，一旦出现“告警病症”，那它就发作了。正如梅毒 (6) 这种以“杨梅大疮”之名为好几代医生所熟知的疾病一样，艾滋病也是一种临床的构建，是一种推演。它从一长串并且其长度还在延长的病症中提取一些业已在艾滋病人身上显露出来的症状，来建构艾滋病的病理特征（但对艾滋病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有这些症状，就“意味着”病人所患的是艾滋病。艾滋病的建构，有赖于如下两个发明：其一，艾滋病被当作一个临床项目；其二，发明了一种被称作“艾滋病相关综合征”（AIDS-Related Complex，缩写为ARC）的亚艾滋病，如果病人显示出发烧、体重减轻、真菌感染及淋巴结肿大等免疫系统缺失的“早期”症状或通常是间歇性的症状，就被诊断为患了这种综合征。艾滋病是逐步发展的，是时间的疾病。一旦症状达到某种严重程度，艾滋病的进程就加快了，并带来难忍的痛苦。除了那些最常见的“症候性”疾病（至少就致命性而言，其中一些到目前为止仍显得非同寻常，例如某种罕见的皮肤癌和某种罕见的肺炎），艾滋病的一连串使人衰弱、使人变形并给人带来耻辱的症状还使得艾滋病患者日益变得意志薄弱、倍感无助，既无力控制又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功能和需要。
就艾滋病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而言，它更像是梅毒，而不像癌症，前者是以“阶段”这个术语进行描述的。以“阶段”的方式进行思考，对艾滋病话语来说是基本的。梅毒的最可怕的形式是“第三期梅毒”。被称为艾滋病的那种疾病被认为是三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身体感染了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缩写为HIV），这是免疫系统遭到侵袭的早期证据，随后，在最初被感染与“告警”症状出现之间，是一个漫长的潜伏期（艾滋病病毒的潜伏期显然不如梅毒的潜伏期长，对梅毒来说，第二期梅毒与第三期梅毒之间的病毒潜伏期可能长达几十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十五世纪梅毒第一次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于欧洲时，它是一种急性病，通常在第二期梅毒就导致患者死亡，有时是数月间或数年间）。癌症却缓慢地发展 着：长期以来，人们并不认为它有潜伏期（以“阶段”来对过程进行有说服力的描述，似乎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过程中的标准性延迟或中止这些概念，正如它以潜伏这个概念作为补充）。不错，癌症被划分了“阶段”。这是诊断的主要用语，意味着根据癌症的严重程度来进行分类，判定其“发展”到了哪一步。不过，它主要是一个空间概念：癌症在体内发展，按可预见的线路传播或转移。与梅毒和艾滋病比起来，癌症主要是身体地理的一种疾病，而梅毒和艾滋病的定义却有赖于建构一个关于阶段的时间序列。
梅毒是一种不必跑完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全程的疾病，它不一定要发展到瘫卧的地步（例如波德莱尔、莫泊桑及尤勒斯·德·龚古尔就不曾缠绵病榻），也可能常常停留在讨厌、有失体面的阶段（例如福楼拜的情形）。正如福楼拜自己所言：说梅毒是灾祸，这不过也是一句陈词滥调而已。他把十九世纪中叶的那些陈词滥调收集起来，辑成《成见总汇》一书，其中一个词条写道：“梅毒，谁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它。” (7) 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与自浪漫主义作家时代始建立起来的肺结核与精神活动提升之间的关系一样，当梅毒与精神活动提升（“狂热”）之间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时，梅毒试图获得某种模糊的正面联想。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梅毒引起的精神错乱中离开人世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聊表敬意似的，人们逐渐相信，神经性梅毒引起的大脑损伤实际上会激发原创性的思想或者原创性的艺术。托马斯·曼的小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早期的各种疾病神话的仓库，他把关于梅毒的这一看法作为对其作品《浮士德博士》具有核心意义的冥想，其主人公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自愿感染上梅毒——魔鬼向他保证，他所受到的感染将只限于中枢神经系统，并赋予他二十四年的光辉夺目的创造力。E·M·西欧朗回忆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罗马尼亚时，对梅毒的羡慕之情如何出现在他少年时期对文学荣耀的期待中：他幻想着发现自己已染上梅毒，由此被给予了富于天才般超常创造力的数年光阴，然后就精神崩溃，陷入疯狂。对这种具有神经性梅毒特征的精神分裂症的浪漫化，是二十世纪把精神疾病作为艺术创造力或精神原创性的源泉的那种更加顽固的幻象的先行者。然而，对艾滋病来说——尽管此病也经常引发作为晚期症状的精神分裂症——却没有出现这种补偿性神话，也似乎没有出现的可能。像癌症一样，艾滋病不允许浪漫化或情感化，这也许是因为它与死亡的关系过于密切。克日什托夫·扎努西的电影《螺线》（一九七八）是我所见过的对临终之际的狂暴状态的最真实描绘，其主人公所患的疾病从没有被明确交代；因而，它必定 是癌症。对现在的几代人来说，关于死亡的一般性的看法，是把死亡等同于癌症导致的死亡，而癌症导致的死亡被认为是一种一般性的失败。现在，可作为生命和希望的一般性的鉴戒的，是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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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些把癌症当成邪恶的同义语的隐喻伪饰多得难以计数，患上癌症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可耻的，因而是某种必须隐藏起来的东西，也被［患者］认为是不公平的，是自己的身体背叛了自己。癌症患者苦涩地喊道：为什么是我呢？对艾滋病来说，这份耻辱还与犯罪的污名挂上了钩；此等丢脸的事，［患者自己］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没有人会寻思：为什么是我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部非洲以外的艾滋病患者大多知道（或自以为知道）自己是怎样感染上艾滋病的。艾滋病并不是一种似乎随意攻击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病痛。事实上，就目前大多数艾滋病病例来说，患艾滋病的人被发现正好是某个“高危群体”的一员，某个被社会所蔑视的群落的一员。艾滋病把艾滋病患者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而这重身份本来是对邻居、同事、家人、朋友隐瞒的。但同时，它又确定了一重身份，并且，在美国最早严重感染艾滋病的高危群体即同性恋男子中，它还是艾滋病患者群落的一个创造者，同时又是孤立艾滋病患者、使其处于被骚扰和被迫害中的一种体验。
患癌症有时也被认为是患者本人的过错，他们沉溺于“不安全”的行为中——酗酒者易患食道癌，抽烟者易患肺癌：这是对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惩罚（这不同于那些被迫从事不安全职业的人，如石油化工厂的工人易患膀胱癌）。在疾病原发器官或系统与某些人们被劝说应戒除的特殊行为之间，寻找出了越来越多的联系，例如近来对结肠癌和乳腺癌与摄入大量动物脂肪之间的关系的猜测。但与癌症有关的那些不安全的生活习惯，是患者意志软弱的结果，或是缺乏节制的结果，或是依赖合法的化学制品（尽管这类制剂有害）的结果——其他一些疾病也被认为与不安全的生活习惯有关，甚至包括心脏病这种直到目前为止几乎未曾蒙受指责的疾病，现在也更多地被看作是为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过度付出的代价。导致艾滋病的那种不安全行为还不仅仅被判定为嗜好而已。它是放纵，是犯罪——沉溺于非法的化学制品和被认为是反常的性行为。
染上艾滋病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咎由自取，而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责——尤其是当艾滋病不仅被认为是性放纵带来的一种疾病，而且是性倒错带来的一种疾病时（我这里想到的当然是美国的情形，在美国，人们近来被告知，异性间发生性关系时传播艾滋病的可能性极小，几乎不可能——人们这样说，倒好像非洲不存在似的）。一种主要通过性传播途径进行传染的传染病，必定使那些性行为更活跃的人冒更大的风险——而且该疾病也容易被看作是对这种行为的惩罚。梅毒如此，艾滋病甚至更是如此，因为不仅滥交，而且某种特别的被认为反常的性“实践”被点名更具危险性。通过某种性实践而感染艾滋病，更被认为是故意的，因而也更是咎由自取。通过共用被污染的注射器针头而感染艾滋病的瘾君子，被看作是在进行（或完成）某种漫不经心的自杀。医学意识形态强调抗生素包治百病的作用，助长了这么一种虚幻的信仰，即认为所有的性传播疾病相对来说并无大碍，那些滥交的同性恋者听信了这一信条，实践着那些狂热的性生活习惯，以此看来，他们可以被视作是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享乐主义者——尽管现在很清楚，他们的行为无异于自杀。那些因诸如血友病和接受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尽管无论怎样也不能把感染的责任怪罪在他们本人身上，却可能同样为惊恐失色的人们无情地冷淡疏远，认为他们可能代表着一种更大的威胁，因为他们不像那些业已蒙受污名的艾滋病患者那样容易被识别。
与性行为过错相关的传染性疾病总能激发起人们的恐惧，担心容易被传染，激发起人们的怪诞的幻觉，即担心在公共场合经由非性交途径被传染。在美国海军舰只上，门的球状把手被卸除了，安装上了弹簧门，而二十世纪头几十年里美国的公共饮水器上配装的那些金属水杯也失去了踪影，所有这些，都是因“发现”梅毒的“无辜传播传染”而导致的早期的影响； (8) 好几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得到这样的警告，让他们［在使用公共卫生间时］在自己的光屁股与公共抽水马桶垫圈之间垫上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种有关梅毒细菌通过脏物传染给无辜者的恐怖故事的痕迹——这些故事曾一度广为流传，至今对此深信不疑的也仍大有人在。每一种令人恐惧的流行病，但尤其是那些与性放纵有关的流行病，总在该流行病的假定携带者（这通常只是指穷人，而在美国，则指有色人种）与那些被界定为“普通人口”的人们之间——做这种界定的人是卫生专家和其他官僚——划出一条先入为主的界线。艾滋病在该疾病版本 (9) 的“普通人口”（即那些自身不注射毒品或不与注射毒品者发生性关系的异性恋的白人）中复活了一种类似的对传染的憎恶和恐惧。像梅毒这种危险的他者的疾病或染自危险的他者的疾病一样，艾滋病被看作是对那些业已蒙受污名的人的折磨，其折磨的程度远甚于梅毒。不过，梅毒并不被等同于某种类型的死亡，那种经历漫长痛苦之后的死亡，如癌症当初就被想象成的那种情形，如今日艾滋病被设想成的那种情形。
艾滋病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种综合征，包括一长串似乎没有尽头的促发性或“症候性”的疾病，它们共同组成了艾滋病（这就是说，患者一旦出现这些病症，就被认定染上了艾滋病），这使得艾滋病与甚至诸如癌症这样非常复杂、多形态的疾病比起来，更像是一个被定义或被建构的产物。的确，那种认为艾滋病必定是不治之症的观点，部分取决于医生们决定把什么定义为艾滋病——以及决定把什么作为艾滋病的早期阶段。而这种决定，依赖于这么一种观点，其原始隐喻色彩不亚于那种有关“完全成熟的”（或“已充分发展的”） (10) 疾病的隐喻。 (11) “完全成熟”意味着艾滋病已处于无可挽救的致命形态。不成熟之物势必变为成熟之物，花蕾势必盛开（雏鸟势必长得羽翼丰满）——医生们所使用的这种植物学或动物学隐喻使得发展或演化成艾滋病成了规则、规律。我并不是说隐喻创造了艾滋病的临床概念，而是说，比起仅仅认可这一概念来，隐喻还做得更多。它对尚未被证实或尚不能被证实的临床证据的某种解释提供了支持。对一种仅在七年前才被确认的疾病下结论，说一旦感染此病，就有生命之虞，或甚至说凡患有被定义为艾滋病的那种疾病的人都在劫难逃，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如一些医学作者所推断的那样，艾滋病患者惊人的高死亡率显示出那些极易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死得早，也大多死得快——这是因为其免疫力被降低，因为其易受感染的遗传体质以及其他一些可能的并发因素，而不是因为某一种必定致命的感染的恶化所致）。把艾滋病构想为不同的阶段，是运用“完全成熟的疾病”这一隐喻的必要方式。然而，这也稍许弱化了该隐喻所暗示的那种不可避免性。那些有兴趣在那种必定致命的感染可能产生的结果两边下注的人，或许可使用那种标准的三分法——HIV感染，艾滋病相关综合征（ARC）以及AIDS——来考虑以下两种可能性的一种或两种：不那么糟糕的一种是：并非 每个被感染的人都会从HIV感染阶段向前“进发”或“发展”；而较为糟糕的一种是：每个被感染的人都会发展成艾滋病患者。
正是对艾滋病临床证据的这种较为糟糕的读解，现在主导着有关艾滋病的争论，这意味着术语上正在发生变化。能影响对艾滋病的理解方式的那些官员们已作出决定说，不该再在用来定义艾滋病不同阶段的那些不同的首字母缩拼词中寻找虚幻的慰藉（这从来就算不上是什么慰藉）。近来关于重新确定术语的提议——例如将ARC一词淘汰——并没有触动按阶段建构艾滋病的理解方式，而是额外地强调了艾滋病病程的连续性 。“完全成熟的疾病”现在更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了，而这强化了那种业已存在的宿命论。 (12)
从一开始，对艾滋病的构建就依托了那些把人划分为不同类别的观念——患者与健康者，ARC患者与AIDS患者，他们与我们，可同时又暗示要立刻抹消这些划分。不管把注下在哪一边，预测的结果听起来总是充满了宿命色彩。因而，艾滋病专家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经常就那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恶化成一种“完全成熟的”的疾病的几率所发布的公告，就似乎主要是对公众舆论进行控制的活动，是以数个步骤将这个噩耗一点点传达给公众。过去五年间对那些显示出可被归类为艾滋病的症状的人［在显示出这类症状的所有人中间所占］的百分比的估算——也许估算得太低了，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该数据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五——总免不了附上这么一句断言，即“大多数”（随后使用的词是“几乎全部”）被感染者都将最终发展成艾滋病患者。因而，关键的数字不是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可能发展成艾滋病患者的感染者的百分比，而是在HIV感染（被描绘为终生的，或不可逆的）与最初症状出现之间的最大 间隔。随着跟踪研究艾滋病的年头越来越长，艾滋病病毒感染与发展成艾滋病之间可能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长，据现在（对这种流行病的研究不过七年）估计，间隔大约为十到十五年。这一数字想必将会继续修改升高，它大大地维护了艾滋病作为一种无情的、必定致命的疾病的定义。
相信所有“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都终将恶化成艾滋病患者，这导致了一个明显的后果，即某人一旦被检测为阳性，就被视为艾滋病患者……只不过他暂时还没有恶化成艾滋病患者而已。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任何死刑判决一样。不那么明显的是，这些人常常被看作是好像的确 患有艾滋病。HIV检测为阳性（这通常是指检测出艾滋病病毒的抗体，而不是艾滋病病毒）越来越被等同于患有艾滋病。从这种观点看来，被感染就意味着患病。“被感染但未患病”（“Infected but not ill”）这一宝贵的临床医学观念（身体“携带”众多感染物）正在被生理医学概念所取代，不管这些生理医学概念是否在科学上站得住脚，它们都有利于复活那种损害他人名声的非科学逻辑，并使得“被感染却仍健康”（“infected-but-healthy”）的临床医学观念在术语上冲突起来。以这种新观点来看，患艾滋病，会产生很多实际后果。一旦人们获悉某个人HIV呈阳性，那他就会因此失去工作（尽管在美国以这种理由开除雇员是非法的），而当人们发现自己HIV呈阳性时，则竭力掩盖它。HIV检测为阳性，对那些从事特别岗位的人来说——这种人将会越来越多——会带来甚至更具惩罚性的后果，政府已勒令对这些人进行强制性检测。美国国防部宣布，凡HIV被发现呈阳性的军事人员都将被从“敏感、重要的工作岗位”免职，因为有证据显示，只要一感染此病毒，那么即便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症状，也会对为数不少的病毒携带者的智力产生微妙的影响（其引用的证据是，一些HIV检测呈阳性的人在神经科测验中得分较其他人低，这可能反映出病毒感染导致的智力损害，尽管大多数医生认为这极其不可信，或认为智力损害也可能是因人们得知自己HIV检测为阳性而引起的——如被质询时官方所承认的那样——“愤怒、压抑、恐惧和惊慌”所致）。当然啦，现在，一旦某人HIV被检测为阳性，那他就毫无资格移民任何别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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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前任何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流行病而言，传染病等同于被登记在册的病例的数目。而艾滋病这种流行病如今 则被认为不仅包括这个数目，还要算上那些虽已感染但显然仍处于健康状态（即看起来健康，实则已在劫难逃）的人，他们的数目要大得多。这种统计一直在做，而且一直反复在做，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人们去识别这些被感染者，给他们贴上标签。以最新的生理医学测试手段，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终身为贱民的新阶级，即未来的艾滋病患者。但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的胜利带来疾病观念的极度膨胀，其结果看起来也似乎是向医学必胜信念产生以前的过去时代的倒退，那时，疾病是数不胜数的，是神秘的，而由重病发展到死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像现在，虽然存在医学上的失误或失败，但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就艾滋病而言，人们在还没有患艾滋病前就被认为是艾滋病患者；艾滋病产生了似乎数不胜数的大量症状——疾病；艾滋病无药可治，只能以缓和剂来苟延残喘；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艾滋病就这样恢复了类似前现代的某种有关疾病的经验，如多恩在《连祷文》中所描绘的那种情形，其中写道“每一种使肌体或肌体功能处于紊乱状态的东西，都不外乎是一种病”，我们染病的时间，是当我们
为有关疾病的猜疑、怀疑和忧惧而提前苦恼或过度苦恼之时，是在我们能够说自己患病之前；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是否患病；我们一只手去号另一只手的脉息，我们的眼睛审视着我们的尿液，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因疾病而饱受焦虑之苦，在疾病真正到来前，我们就已支撑不住了……
当因疾病而引起的极度心理折磨蔓延到身体的每个部分时，本来有效的治疗也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本来不过是大病的一个次要方面、一个症状的东西，现在变得如此强烈，以致医生不得不集中力量来治疗这个次要方面或症状，而不是治疗疾病本身”，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无异于放弃治疗：
正如疾病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当疾病的传染性使那些本该前来助一臂之力的人避之惟恐不及时，甚至连医生也不敢前来时……这是对病人的公民权的剥夺，是将病人逐出社会……
就前现代医学而言，疾病被描绘为似乎是一种直觉经验，是外部与内部的一种关系：身体内部的某种类似不适的东西将显露在身体表面，肉眼可以看得见（或在身体表面以下，这时就要靠听诊或触诊），当身体内部被打开以便检视（如在外科手术和验尸中）时，这一内部不适就被确认。而现代医学——也就是说有效的医学——却显示出在身体内部能观察到什么这一问题上远为复杂的概念：观察的对象不仅包括疾病的结果（如受损器官），而且包括疾病的病原（微生物），而观察所依据的是更为精细的疾病局部解剖学。
在更早的由郎中进行医诊的时代，郎中在对病人进行检查后随即就给出诊断结果，只要郎中愿意，他就可以随即给出诊断结果。但如今，检查意味着化验。要化验就要花时间，考虑到有效的医学化验不可避免地具有工业特征，那么，花去的时间可能长达几星期：对那些认为自己是在等待死刑判决或开释判决的病人来说，这是极度折磨人的拖延。许多人因恐惧化验结果，恐惧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使自己日后陷入受歧视或更糟糕境遇的另册，或出于宿命论（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而不愿去做化验。自我检查的好处已经众所周知，它能在那些常见的癌症处于早期阶段时就发现它们，如果在它们还没有恶化前就及时进行治疗，那它们就大有可能不至于危及性命了。然而，若一种疾病被认为不可改变、无可救药，那对它的早期检测，则似乎毫无用处。
像其他一些引起患者羞耻感的疾病一样，艾滋病常常是一个秘密，但患者本人除外。当某人被诊断为患癌症时，他的家人通常向他隐瞒诊断结果；而被诊断为艾滋病的患者则至少同样经常地向自己的家人隐瞒诊断结果。正如患有其他被认为不仅仅是一般身体疾病的严重疾病的患者一样，患艾滋病的人被引导来进行全身治疗，而不是特定疾病的治疗，这后一种治疗既被认为无效，又被认为太危险（贬低能够提供治疗手段的有效的、科学的医学，认为这些治疗手段仅仅 用于特定疾病，并且可能带来危害，这是近来流行的一种自以为高明的谬见）。尽管外科手术和药物常常能治愈癌症，但某些癌症患者至今仍在做这种危险的选择。而某些艾滋病患者则受老一套的迷信和听天由命的想法所左右，拒绝进行抗病毒的化疗，而这种化疗即使不是灵丹妙药，也被证明是有些效果的（如抑制艾滋病综合征的恶化，防止某些常见的症候性疾病），他们不去寻求治疗自己的机会，而是常常拜倒在某些“另类疗法”的大师脚下。但把已经衰弱不堪的身体交托给长寿饮食法的那种身体净化，对治疗艾滋病来说，其作用和放血疗法即多恩时代可资选择的那种“整体”治疗法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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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令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
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这一点，得到了感伤文学的肯定，更令人信服地由医生——作家提供的病案史所肯定。某些疾病比起其他疾病来说似乎更适合这种思考。奥利弗·萨克斯利用灾难性的神经疾患作素材，来描绘受难与自我超越，身体衰弱与精神昂扬。他的伟大的先驱者托马斯·布朗爵士为类似的目的而利用结核病，以此来思考一般的疾病，在《至交谢世之际致友人书》（一六五七）中，他从有关结核病的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中读出了那种前浪漫主义的意义：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病法（“一种缠绵之病”），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死法（“他温柔的死”）。有关这种温柔的或从容的死的假想——实际上，因结核病而死通常是难忍的，是极度痛苦的——是围绕着大多数不被认为具有伤风败俗或有辱身份色彩的疾病而建立起来的那种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赋予结核病的那种温柔的死形成对比，艾滋病和癌症一样，导致难堪的死。缠绕着集体想象力的所有那些被隐喻化的疾病，无一例外都将导致难堪的死，或被认为将导致难堪的死。有性命之虞，这本身并不足以引发恐惧。它甚至并不必然产生恐惧，例如麻风病这个令人困惑的病例所显示的那样，尽管患麻风病鲜有性命之虞，且非常难以传染，但它也许成了所有疾病中名声弄得最糟的疾病。人们恐惧癌症更甚于恐惧心脏病，尽管比起死于癌症的人来说，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人更有可能在患病后的几年里就死于心脏病。患心脏病是一个事件，但它并不给患者带来一种新身份，使患者变成“他们”中的一员。心脏病并不转化成别的东西，除非是转化成更好的东西：因恐惧使然，心脏病患者养成了好的活动习惯和饮食习惯，开始过上一种更节制、更健康的生活。只要是因猝发心脏病而死，那么心脏病带来的死常常被认为是不痛苦的。
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是那些被认为不仅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的疾病，这甚至就“有失人格”的字面意义来说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纪法国的狂犬病恐慌中，曾出现数不胜数的有关为新近“发狂”的动物所感染的伪病例，甚至还有“自发性”狂犬病的伪病例（真实的狂犬病病例其实很少），这显示出这么一种幻象，即人一旦感染狂犬病，就变成了发疯的动物——放纵不受约束的性冲动和亵渎神灵的冲动。但到一八八五年巴斯德发明狂犬病治疗方法后，狂犬病一律置人于死地，就不是事实了。在十九世纪的西欧，尽管因霍乱而死的人要少于因天花而死的人，但人们更恐惧霍乱，这是因为霍乱的袭击突如其来，而其症状也不体面：急性痢疾和呕吐，其结果预示着死后身体分解腐烂的恐怖景象。 (13) 在几个时辰里，急性脱水使得病人形销骨立，像他或她先前形象的一幅枯槁的漫画像，皮肤变成青紫色（在法语中，表达极度的、令人目瞪口呆的恐惧的词，仍是une peur bleue，字面意义为“青紫色的恐惧”，转义为“极度恐惧”），身体变冷；患病当日或时隔不久即命归黄泉。
小儿麻痹症 (14) 的后果或许是可怕的——它萎缩了身体——但它并不在肌肤上留下疤痕，或使肌肤腐烂：它并不令人厌恶。此外，小儿麻痹症只对身体造成影响，尽管看起来它对身体造成了足够的损害，但无损于面容。对小儿麻痹症的这种相对来说恰如其分、非隐喻性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面孔的独特地位，它对我们判断身体的美感与身体的损伤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揭示出笛卡儿哲学中心灵与身体的分裂，然而这种揭示丝毫没有弱化这种文化有关面孔与身体分裂的观点，这种观点影响了礼仪、时髦、性方面的评价以及美感的方方面面——几乎涉及我们有关得体的所有观念。这种分裂，是欧洲文化的一种主要的肖像学传统中的要点，即描绘基督教徒殉道的肖像学传统。在这种描绘中，对殉道者脸部表情的刻画与其身体所面临的遭遇形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分裂。在圣塞巴斯蒂安、圣阿加莎、圣劳伦斯（但不是耶稣本人）的无数肖像里，脸部的表情显示出对身体下部正在遭受的残酷折磨的逆来顺受的优越感。在肖像的下方，是遭受摧残的身体。在上方，是体现于脸部的人的形象，他望着别处，通常望着上方，显示不出任何痛苦或恐惧；他已在别处了（只有作为人之子和神之子的耶稣才在脸部显示出受难的样子：表明他在忍受极大的痛苦 (15) ）。我们对人及其尊严的看法，依赖于这种脸部与身体的分裂， (16) 依赖于脸部是否免于或自我免于身体所受的遭遇。像心脏病和流感这种疾病不管是否有生命之虞，它们都不损害或扭曲脸部，也就从来唤不起最深处的恐惧。
并非脸部的每一种改变都被认为是可恶的或可耻的。最可怕的改变是那些带有动物特征的变化（例如麻风病 (17) 人的“狮脸”）或某种溃烂（如梅毒的情形）。在疾病被赋予的某些道德判断之下，潜藏着有关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审美判断（更准确地说，关于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判断，其形成要早于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发生分裂并最终走向似乎对立的时刻）。比这些形变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一种潜在的、持续不断的变化，即患者身体的分解溃烂。天花会带来形变，在脸上留下痘疤；然而天花的痘疤并不恶化。实际上，它们正是天花患者幸免于难的标志。但麻风病人、梅毒患者和艾滋病患者脸上的疤痕却是持续不断的病变、溃烂的标记；是类似有机物的东西。
对有机物作邪恶的特征描述，曾风行于十九世纪，以此来描绘疾病及其原因。某些特别的疾病，例如霍乱以及那种总的来说易于感染疾病的体质状态，被认为是因某种“被污染的”（或“肮脏的”）环境所致，即因不洁之物中自发产生的渗出物所致。携带疾病的环境，通常被认定为腐烂的有机物（首先依据其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予以确认），进而，又被等同于城市的肮脏，而不是农村的肮脏，城市充斥着垃圾和腐烂物，与坟场颇为相似。随着巴斯德和科赫对某些微生物所起作用的发现，这些看法最终失去了说服力。到一八八〇年，科学界不再相信有关这些被称作“瘴气”的渗出物的说法，或不再相信那种有关“自发产生”的说法（在一八八三年，即科赫发现结核杆菌一年后，他又发现了引发霍乱的水传播细菌）。但即使在瘴气说遭到细菌污染说重创以后，瘴气说仍滞留不去，尽管被剥夺了疾病第一成因的地位，却在众多疾病的解释中以某种似是而非的“并发因素”的面目出现。那种认为生活于昏暗、龌龊的城市会引发结核病（或至少令人怀疑与结核病有关）的看法，不过是瘴气说的另外一个版本而已，而且，在结核病的实际病原被发现很久之后，一直到二十世纪，还有人相信它。看来，为了赋予一种疾病以道德意义，就似乎需要某种类似瘴气说提供的东西，即把污染扩大化为整个环境的污染。
在瘴气说被科学家抛弃后不久，它启发了至少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即德彪西根据梅特林克剧本《佩勒雅斯与梅丽桑德》改编的歌剧，一部类似于以瘴气世界为背景的《瞿斯坦与伊索德》。在《佩勒雅斯与梅丽桑德》中，人人都在说自己感到软弱和失落，一些人则病痛缠身；古老、破败的城堡照不进一丝阳光；而大地上则布满无形的恐怖，到处是让人失足跌落进去的阴暗潮湿的深沟——除恶臭外，与瘴气相关的因素在此一应俱全。对我们来说，《佩勒雅斯与梅丽桑德》似乎是对心理疾病、对神经官能症的出色描绘，这样看不无道理。这是因为，正当“通病”这个范畴被有关致病原因的极其具体性的新知识从十九世纪的医学思维中清除出来时，它却移入了心理学这个日益扩大的领域。本来是身体患病的人却成了患神经衰弱症或神经官能症的人。有关一种被有机物所污染、客观上存在着致病性的环境的观点，又一次出现在心理学的这一观念中，即认为存在着一种已遭到心理污染的气氛，它容易导致心理疾患的产生。
这一观点并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里，随着心理学新近获得了作为科学的可信度，它又返回来重新影响医学。人们普遍持这种观点，即众多的疾病，或者甚至是大多数的疾病，并非真正的“身体”疾病，而是心理疾病（比较保守地说，是“身心失调”），这种看法，再加上其对病因和意义的过多的解释，以一种新的样式使瘴气说的形式永恒化了，在二十世纪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心理瘴气（消沉、抑郁）引发身体疾病的理论被运用于众多疾病，赋予这些疾病种种不同程度的体面，这其中也包括癌症。尽管艾滋病隐喻与癌症隐喻多有重叠之处，但艾滋病之区别于癌症的方面是，没有人或至少现在还没有人想去将艾滋病心理化，尽管它塞满了有关能量、灾祸方面的特别现代的评价，却被看作是向诸如麻风病和梅毒这样的前现代疾病形式的一个倒退。
5
“瘟疫” (18) 是用来理解艾滋病这种流行病的主要隐喻。正因为艾滋病的出现，以前那种把癌症当作一种流行病甚至一种瘟疫的普遍误解，才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艾滋病使癌症变得平淡无奇。
瘟疫（由拉丁语plaga而来，意思是“突然发作”、“伤口”）一词，长期以来一直被隐喻地加以使用，用来指最严重的群体灾难、邪恶和祸害——如普洛克皮乌斯在其诽谤性杰作《秘史》中称查斯丁尼皇帝比瘟疫还坏（“躲过其淫威的人比躲过瘟疫的人还少”），同时也通指众多令人恐惧的疾病。尽管被固定地称作瘟疫的那种疾病导致了传染病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然而，一种疾病并不一定非得以一个无情杀戮者的面目出现，才被看作是瘟疫。患麻风病现在几无性命之虞，然而，即便在一〇五〇年到一三五〇年间其最为肆虐的时候，也还不被看作瘟疫。梅毒一直被看作瘟疫——布莱克曾谈到“以瘟疫来毁坏婚姻之灵车”的“年轻妓女之咒”——但这并非是因为梅毒经常导致死亡，而是因为它让人丢脸、使人无地自容、令人厌恶。
被看作是瘟疫的通常是流行病。此外，这类疾病的大规模发生，不只被看作是遭难，还被看作是惩罚。把疾病当作惩罚，是对病因的最古老的看法，也是一种为真正够得上医学高贵名声、关注疾病本身的人所反对的看法。希波克拉底曾就流行病写过数篇文章，特别把“上帝之怒”从腺鼠疫的成因中清除出去。但在古代被解释为惩罚的那些疾病，如《俄狄浦斯》中的瘟疫，并不被认为是丢脸的，这与麻风病以及随后的梅毒后来的情形不同。就疾病在那时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惟有伤残，而不是疾病，才被看作是个体的报应。要在古代文学中找到与那种有关令人蒙受羞辱、避之惟恐不及的疾病的现代看法相类似的东西，人们只能勉强举出菲罗克忒忒斯及其散发恶臭的伤口的例子。
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是那些似乎特别容易提升到“瘟疫”的疾病，即那些不单单危及性命，而且使身体发生异变的疾病，例如麻风病、梅毒、霍乱以及癌症（在许多人的想象中，癌症也被包括在这类疾病里）。麻风病和梅毒最早被固定地描绘为令人憎恶的疾病。正是在十五世纪末医生们对梅毒的最早描绘中，梅毒滋生出了一些隐喻变体，日后将附着于艾滋病之上：成了这么一类疾病的隐喻，即不仅可憎，是报应，而且是群体性的入侵。尽管十六世纪早期欧洲最有影响的学者伊拉斯谟把梅毒描绘成“只不过是麻风病之一种而已”（到一五二九年，他又称梅毒是“比麻风病更糟的东西”），但因梅毒为性传播疾病，早已被当作一种不同的疾病。帕拉切尔苏斯谈到“那昔日只侵犯区区数地人类居民的龌龊传染病，现今已泛滥开来，是上帝最初为惩罚人类的普遍放荡而降下的疾病”（据多恩意译）。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差不多一直到梅毒能被轻易治愈后，把梅毒想象为对某个个体的罪过的惩罚，与把它看作是对某个共同体的放荡的报应，其间并无真正区别：这与现今富裕工业国家艾滋病的情形相似。与癌症这种被以现代的方式看作是个体所患（及显现为个体）的疾病形成对比的是，艾滋病被以前现代的方式看待，被视作这么一种疾病，其患病者既作为个体，同时又作为“高危群体”之一员——“高危群体”这个听起来不偏不倚的官僚机构用语，也使那种以所发生的疾病来判定共同体之腐败的陈旧观念得以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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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瘟疫或类似瘟疫的疾病的描述，并非全都成了这种有关疾病和疾病患者的夸大其辞的陈见的表达工具。对疾病（以及一般灾难）所作的批判性、历史性的思考，贯穿于整个十八世纪，或者说从笛福的《大疫年记事》（一七二二）一直到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未婚夫》（一八二七）。笛福那部假托为一六六五年伦敦腺鼠疫亲历记的历史小说，全然不为那种将瘟疫视作惩罚或（该作品后面部分所谈及的）转化性体验的见解推波助澜。曼佐尼在其对一六三〇年横扫米兰公国的那场瘟疫的长篇描述中，显然致力于提供一种比他所依据的那些史料更确切、更复杂的观点。然而，即便是这两篇复杂的叙述，也难免强化了有关瘟疫的一些由来已久的简单化的观念。
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 (19) 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French pox），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不过，这类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错：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正如邻国气候中发生的剧烈变化可能波及本国一样，作为重大疾病发源地的外域，可能就是自己的邻国。疾病是一种入侵，而且的确常常是由士兵携带而来。曼佐尼这样开始他对一六三〇年瘟疫的描述（第三十一到二十七章）：
卫生署官员们曾担心瘟疫会随日耳曼军队而进入米兰公国诸省，事实上，众所周知，瘟疫业已进入这些省份；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瘟疫并未止步于这些地区，而是继续前进，侵入意大利大部分国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
笛福对一六六五年瘟疫的记载以相似的风格开始，其中夹杂着他对瘟疫的外国来源的非常谨慎的思考：
大约是在一六六四年九月初，我和我的邻人们从别人的闲聊中听到荷兰再次发生了瘟疫；因一六六三年瘟疫就曾肆虐于该国，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两地，人们于是问，瘟疫到底来自何方呢，有些人说来自意大利，另一些人说来自黎凡特，是夹杂在货物中被土耳其船队从那儿带回到荷兰的；还有人说是来自干第亚；也有人说来自塞浦路斯。它从哪儿来并不打紧；但谁都同意说，它又回到了荷兰。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再度出现在伦敦的腺鼠疫来自马赛，在十九世纪，人们总认为瘟疫是经由该城进入西欧的：由海员带来，然后由士兵和商人带到各地。到十九世纪，所谓外国来源常常带有更多的异域色彩 (20) ，人们更少去具体猜想疾病传播的途径，疾病本身业已成为幽灵和象征。
在《罪与罚》结尾，拉斯柯尼科夫梦到了瘟疫：“他梦见，整个世界都遭了天谴，沦入一种从亚洲腹地而来、席卷欧洲的可怕而又奇特的新瘟疫。”在这句话的开头，使用的是“整个世界”，而到该句结尾却变成了“欧洲”，正在饱受来自亚洲的致命瘟疫之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那种瘟疫无疑是霍乱，称作亚细亚霍乱，曾长期是孟加拉的地方流行病，但在十九世纪迅速成为一种世界性传染病，并且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如此。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么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欧洲人对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导致的程度大得多的毁灭，令人惊讶地不当一回事：想一想天花、流感和霍乱对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造成的灾难吧）。异域来源与可怕疾病之间的顽固联系，是霍乱之所以一直比天花更令人记忆犹新的一个原因，在十九世纪，欧洲共爆发四次大霍乱，其死亡率一次比一次低，而天花灾难却随着十九世纪的推移有增无减（五十万人死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的天花流行），但天花不能被构想为一种非欧洲来源的类似瘟疫的疾病。
瘟疫不再被“带去”，如《圣经》和古希腊文献所描绘的，因为中介问题已经变得模糊了。取而代之的表述是，人们被瘟疫所“侵袭”。而且是屡遭侵袭，如笛福用来说明《大记事》系“一六六五年最后那场瘟疫袭来时伦敦所发生之事”之记事的副标题所不言而喻地显示的那样。甚至那些袭击非欧洲人的致命疾病，也可能被［欧洲人］称作“来袭”。但对疾病侵袭“他们”的描绘，总是不同于对疾病侵袭“我们”的描述。“我相信，半数左右的居民死于这场侵袭，”英国旅行家亚历山大·金莱克在腺鼠疫（有时称作“东方瘟疫”）肆虐开罗之际抵达该城，写道，“然而，东方人却比欧洲人在同类的灾痛下表现出更为隐忍的态度。”金莱克这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伊欧森》（一八四四）——其富有暗示性的副标题是“东方之行带回的印记”——从这一幻象落笔，即没什么理由期盼免于灾祸的人，其感觉 灾祸之能力势必萎缩，然后对众多由来已久的有关他者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假说进行了阐发。于是，人们相信，亚洲人（或穷人、黑人、非洲人、穆斯林）不像欧洲人（或白人）那样感到痛苦，或那样感到悲痛。把疾病与穷人——即从社会特权阶层的角度看，社会中的异类——在想象中联系起来这一事实，也强化了疾病与外国，即与异域、通常是原始地区之间想象性的关联。
于是，为这种有关瘟疫的经典描述提供例证的艾滋病，被认为是肇始于“黑暗大陆”，然后扩散到海地，继而扩散到美国，扩散到欧洲，随后又扩散到……它被认为是一种热带病：是来自世界上大部分居民所居住的所谓第三世界的又一种侵扰，同时也是“热带的忧郁 ” (21) 的一场灾祸。那些从众多有关艾滋病地理起源的说法中察觉出种族主义老调的非洲人是不无道理的（同样，当他们认为那种将非洲视为艾滋病摇篮的描述势必会加深欧洲和亚洲对非洲的偏见时，他们也不无道理）。对有关原始的过去的那些观念产生的下意识联想，对疾病可能来自动物（青猴身上的病？非洲猪瘟？）传播而提出的诸多假说，都势必激活我们所熟知的那一套有关动物性、性放纵以及黑人的陈词滥调。在艾滋病夺走成千上万生命的扎伊尔及其他中非国家，反击已经开始。那里众多的医生、学者、记者、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受过教育的人相信，艾滋病病毒是从美国带到非洲来的，是细菌战的一次行动（其目标是降低非洲的人口出生率），只是该行动失控了，反过来殃及其始作俑者。对艾滋病来源的这种坚定看法，在非洲还有一个通行版本，把艾滋病病毒说成是由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合办的一所位于马里兰州的实验室培育出来的，然后从那儿被带到非洲，再由从非洲返回马里兰州的美国同性恋传教士带回到作为该病毒发源地的美国。 (22)
起初，人们曾设想艾滋病势必会以其在非洲出现时相同的大灾难形式广泛流行于世界其他地区，那些至今仍认为这种局面终究会发生的人援引历史上的黑死病 (23) 为例。瘟疫隐喻是对流行病前景最充满悲观意味的解释的基本表达方式。从古典小说到最近的新闻报道，对瘟疫的通常描绘总提到瘟疫不可阻挡、无法避免。那些没有心理准备的人因此吓呆了，而那些留心专家们推荐的预防措施的人也同样吓坏了。如果这种描绘出自一个全知叙事者之口，如爱伦·坡从一则有关一八三二年霍乱流行期间巴黎举办的一场舞会的报道获得灵感而创作的寓言故事《红死病的面具》（一八四二）中的情形，那所有人 都将被吓垮。如果故事的叙事者是一个遭难的目击者，一个将成为屈指可数的幸存者的人，那几乎所有人也将被吓垮，如让·吉奥诺的司汤达式的小说《屋顶上的轻骑兵》（一九五一）中的情形，该小说描绘一个流亡的意大利贵族青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穿越霍乱肆虐的法国南部地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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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总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审判，而艾滋病被隐喻地夸大为这一类的审判，也使人们对艾滋病全球扩散的必然性变得习以为常。这是以传统的方式利用了性传播疾病：性传播疾病不仅被描绘为对个体的惩罚，也是对某个群体的惩罚（“普遍放纵”云云）。为指认某个无法无天或者为非作歹的群体，人们不单单以这种方式利用性病。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把任何灾难性流行病解释成道德松懈或政治衰败的症候，与把可怕的疾病同外国（或那些受人鄙视、战战兢兢的少数民族）联系起来的做法一样，都屡见不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提供的证据却毫无干系。曾将一八三二年霍乱流行与酗酒（禁酒运动那时行将开始）联系起来的英国循道公会牧师不可理喻地声称：凡染霍乱者，皆酒徒是也。不过，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小孩、年轻妇女），牧师们总还网开一面。当结核病被等同于穷人的（而非“生性敏感者”的）疾病时，它也被十九世纪末的改良派与酗酒行为扯在了一起。对这些与罪人和穷人连在一起的疾病的反应，是一律建议人们去接受中产阶级的价值准则：循规蹈矩的生活习惯，勤劳，情绪自控（酗酒则被认为是使情绪失控的罪魁祸首）。 (24) 健康本身终于被等同于这些既带宗教色彩、又含商业气息的价值准则，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洁净仅次于虔诚——这句格言被从字面上加以理解。随着十九世纪流行霍乱一次接一次爆发，对霍乱的宗教解释也渐次衰落下去；更确切地说，这些解释越来越与其他解释并存。尽管到一八六六年霍乱流行时，人们大多不把霍乱简单地视为上天降下的惩罚，而是本来可以补救的那些卫生条件欠缺的结果，然而，霍乱仍被认为是对罪人们的天罚。一位作者为《纽约时报》（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撰文道：“霍乱尤其是对漠视卫生法规行为的惩罚；是对肮脏者、放纵者和堕落者的诅咒。” (25)
现在若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霍乱或类似的疾病，似乎不可想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将疾病道德化的能力萎缩了，只不过是用来进行道德说教的那类疾病发生了变化。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霍乱也许是最后一种够得上瘟疫地位的主要流行病（我此处所指的霍乱，限于欧洲和美国发生的霍乱，因而也就限于十九世纪；直到一八一七年，远东以外地区还从未发生过流行霍乱）。如果以死亡人数为衡量标准，那么流感比本世纪任何其他流行病似乎更像瘟疫，而且，它像瘟疫一样使人猝不及防，并迅速（通常在数日内）置人于死地，但它从来就不曾被隐喻地看作瘟疫。小儿麻痹症这种更晚出现的流行病也不被视为瘟疫。这些流行病之所以不使人联想到瘟疫的观念，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并不完全具备人们长期以来赋予瘟疫的那些属性（例如，小儿麻痹症被解释为尤其见于小儿的病，即无辜者的病）。更重要的原因是，对疾病进行道德利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表现为向那些能被解释成对个体的审判的疾病的转移，这就使得像这样把流行病解释成瘟疫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癌症一直是最适合这种世俗文化的需要（即通过疾病意象来进行谴责、惩罚和审查）的一种疾病。癌症是个体的一种疾病，它不被认为是某种行为导致的后果，而是行为失败（如不节制、不能适当自控、不能适当发泄）导致的后果。在二十世纪，要对流行病进行道德解释，已变得几无可能了——但那些性传播疾病不在此列。
疾病暴露出道德的松懈或堕落，也是对这种松懈或堕落的惩罚——这种看法之根深蒂固，可以从另一种角度观察到，即混乱或腐败也被根深蒂固地描绘成疾病。瘟疫隐喻在对社会危机进行即决审判 (26) 方面如此不可或缺，以致在群体性疾病不再那么被道学地对待的时代（即介于发生流感和流行脑炎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与确认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新流行病［指艾滋病——译者］的八十年代初期之间的这段时间），在经常自信地宣称大的传染性流行病已一去不返的时代， (27) 它仍没有被废止使用。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瘟疫隐喻常被当作社会和心理灾难的一个同义词。对瘟疫的这种形式的利用，常伴以夸大之辞，伴以反自由主义的态度：想一想阿尔托关于戏剧和瘟疫的说法吧，想一想威尔海姆·赖希关于“情绪瘟疫”的说法吧。这种见怪不怪的“诊断”必定助长反历史的思考方式。它既是一种神正论（theodicy），又是一种鬼魔学（demonology），不仅规定某种作为邪恶象征的东西，而且使之成为粗暴、可怕的审判的承受者。在卡雷尔·恰佩克的《白瘟疫》（一九三七）中，令人憎恶的瘟疫出现在一个法西斯行将掌权的国家，但瘟疫只侵害四十岁以上的人，即那些道德上可能负有责任的人。
恰佩克的这出寓言剧写于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前夕，算是寓言剧的一种变体——是利用瘟疫隐喻来传达被一个欧洲主流自由主义者定义为野蛮的那种威胁。剧中神秘、恐怖的疾病是一种类似麻风病的病，一种想当然源自亚洲的来势迅猛、完全致命的麻风病。但恰佩克对把政治邪恶等同于外国入侵不感兴趣。他的说教之所以获得认可，在于他关注的不是这种疾病本身，而是科学家、记者和政客对有关这种疾病的信息的处理。剧中，该疾病最著名的专家对一位记者慷慨陈词（“您或许会说，这是当前的一种病。至今已有五百万人被这种疾病夺去了性命，两千万人被感染，至少有三倍于此的人对他们身体上出现的石斑状、石斑大小的疱疹浑然不觉，仍忙着自己的事。”）；他斥责一位医学同仁使用“白瘟疫”和“北京麻风病”这些俗称，而不是“郑氏综合征”这个科学术语；他幻想着他的诊所在查明这种新病毒、找到治疗方法上进行的工作（“世上每个诊所都有其细致的研究计划”）将如何增加科学的威望，也将因其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奖；他想象着治疗方法被发现时如何欣喜若狂（“这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疾病，比腺鼠疫还可怕”）；他拟订将有症状的人送往严加看管的拘留营的计划（“考虑到该疾病的携带者是该疾病的潜在传播者，我们必须 为未感染者提供保护，使他们远离已感染者。在这方面若以慈悲为怀，就会危及他人，因而也就是犯罪”）。不管恰佩克的反讽看起来多么漫画化，它们都是对作为现代大众社会中受操纵的公共事件的灾难（疾病、环境方面的灾难）的可信描绘。此外，不管恰佩克多么老套地使用瘟疫隐喻，把瘟疫当作因果报应的手段（在剧末，瘟疫使该国的独裁者本人也一命呜呼），他对公共关系的敏感仍使他在剧中揭示出疾病何以作为 隐喻来被理解。那位杰出的医生声明，科学取得的成就，与那位行将发动一场战争的独裁者的武绩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一回事，“他阻止了一场糟糕得多的灾难：是致命地侵蚀着我们国家肌体的无政府主义祸害、腐败麻风病、野蛮自由流行病和社会解体瘟疫”。
十年后问世的加缪的《鼠疫》，是另一个伟大的欧洲自由主义者以不那么自由主义的方式采用瘟疫题材创作的作品，其细致入微的程度，与恰佩克《白瘟疫》的提纲挈领好有一比。正如不时有人指出的那样，加缪的这部小说不是一部政治隐喻之作，书中那场爆发于地中海某港口城市的腺鼠疫并不象征纳粹的占领。这场瘟疫不是报应。加缪并不是在抗议什么，既不是在抗议腐败，或者抗议专制，甚至也不是在抗议死亡。这场瘟疫只不过是一起典型事件，是使生命被赋予了严肃性的接二连三的死亡。他对瘟疫的使用，更是象征，而不是隐喻，显得超然、节制、明智——它并不意味着审判。但正如恰佩克剧中人物一样，加缪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感叹，在二十世纪发生瘟疫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倒好像是对此类灾祸不可能发生、不再 可能发生的信念，实则意味着此类灾祸必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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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人们一直自信地认为灾难性流行病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在这个时候，一种新的灾难性流行病的出现，还不足以复活那种将流行病夸张为“瘟疫”的道学老调。要做到这一点，该流行病必须是一种其最通常的传播方式是性传播的流行病。
科顿·马瑟曾称梅毒为“上帝的正义法庭为我们晚近的时代预备的”惩罚。想到这句以及其他自十五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围绕梅毒喋喋不休地发表的种种谬论，人们大概不会惊讶于如此之多的人想以隐喻的方式看待艾滋病——像瘟疫一样，把它视为对社会的一种道德审判。那些内行的谴责家们不会放过这个由一种致命的性传播疾病提供的卖弄修辞的机会。于是，艾滋病在其最初以流行病形式出现的那些国家里本来是异性间性传播疾病的事实，也未能阻挡诸如杰西·赫尔姆斯、诺曼·波德霍勒兹之流的公共道德卫士们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特别降临于西方同性恋者头上的天罚（这理所当然是他们自己惹祸上身），而里根时代的另一位名流帕特·布坎南夸夸其谈地提到“艾滋病与道德破产”，杰里·法尔维尔则提供了一份总体性诊断书，称“艾滋病是上帝对一个不按其所立规则生活的社会的审判”。令人吃惊的倒不是艾滋病流行病被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而是此等伪善之辞仅限于此类墨守成规的偏执者；有关艾滋病的官方话语倒是总在告诫人们谨防偏执。
那些宣称为上帝执言的人所作的声明，大可被当作那种通常基于性传播疾病而发的虚夸之词而不予理睬——从科顿·马瑟的指责，到巴西利亚教区法尔柯主教和里约热内卢教区红衣主教厄吉里奥·萨尔斯这两位巴西宗教界的头面人物最近发表的声明：法尔柯主教宣称艾滋病是“道德颓废的后果”，而萨尔斯红衣主教则双管齐下，把艾滋病描绘为“上帝的惩罚”和“自然的报复”。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此等恶毒言辞的世俗附和者，因为他们的目的更复杂一些。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而恐外性的宣传总是把移民描绘成疾病（在十九世纪末，是霍乱、黄热、伤寒、结核等疾病）的携带者。因而，似乎顺理成章的是，法国政坛上的要人、极端本土文化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让–玛丽·勒蓬提出一项旨在煽起法国人对艾滋病这种新出现的外来危险的恐惧感的策略，他顽固地认为艾滋病不仅通过病菌传染，而且也通过接触传染，还呼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强制性体检，隔离那些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南非的现政权来说，艾滋病不啻一件礼物，前不久，其外交部长引证［作为劳务输入而］进入本国的纯黑种人邻国的矿工中艾滋病的发病率，称：“恐怖主义者正携带着一种比马克思主义还可怕的武器接近我们，这种武器就是艾滋病。”
艾滋病这种流行病充当着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们表达自身意念的理想工具。所谓艾滋病病毒，不仅可被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精锐的入侵者。而且，它还可以代表一切具有神话色彩的威胁。在美国，艾滋病尚没有引发露骨的种族主义反应，像在欧洲国家的情形那样，这其中也包括苏联，它强调艾滋病的非洲起源。在苏联，艾滋病既是有关第二世界威胁的那些感觉的一个提示，又是第三世界入侵的一个意象。可以预料，在美国，那些致力于从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中找出道德教训的公共喉舌们，如诺曼·波德霍勒兹之流，无非是这样一些人，其心之所系，是担忧美国能否不坠其意志，继续维持其好战性、军备开支以及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到处寻找美国政治权威和帝国权威衰落的迹象。对“同性恋瘟疫”的谴责，是对当代各种形式的宽容忍让的更大抱怨的一个部分，这种抱怨常见于西方反自由主义分子以及来自苏联阵营的众多流亡者中：此乃对“软弱”西方的现已变得司空见惯的指责，说它沉湎于享乐主义，陶醉于粗俗的性感音乐，沉迷于毒品，而其家庭生活却支离破碎，凡此种种，都削弱了西方挺身反抗共产主义的意志。对那些将自己的政治议事日程转换成群体心理学问题即事关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的问题的人来说，艾滋病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些脾气很坏的职业道德家们顽固地认为艾滋病是对偏离常规的性行为的惩罚，但推动他们的东西，并不仅是或甚至主要不是对同性恋的憎恶。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所从事的那些主要活动中的一项不无用处，即对所有被笼统地（也是不确切地）称为“六十年代”的一切事物展开“文化战”（Kulturkampf）。有关“意志”的整个政治——即不宽容的、偏执狂的和恐惧政治软弱的政治——全都盯上了艾滋病。
对几代人以来为建立共识而一直悉加培养的那种我们并不陌生的恐惧感（如对“颠覆”的恐惧）来说，艾滋病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刺激物——对这种新近出现的对无法控制的污染和无法阻挡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潮的恐惧来说，亦复如此——以至于在美国社会，艾滋病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某种席卷一切、危及文明存亡的东西。使人们对艾滋病的易传播性及其快速扩散的恐惧一直处在活跃状态，以此来提升艾滋病的隐喻地位，这无损于艾滋病的这一状况，即它主要被作为违禁行为的后果（或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后果）。艾滋病是对偏离常规的行为的惩罚，艾滋病危害无辜者——有关艾滋病的这两种观念，彼此并不相左。这正体现了瘟疫隐喻的非同一般的潜能和功效：它使得人们既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他者”自己所惹的祸，又看作是每个人（可能患上）的病。
可是，强调艾滋病如何威胁每个人（以此来激发恐惧，强化歧视）是一回事，而（为消除歧视，减少诋毁）指出艾滋病将最终直接或间接影响每个人，却根本是另一回事。近来，那些一直盼望着利用艾滋病进行针对偏离常规行为的意识形态动员的同一批神话编纂者们，已放弃他们曾对艾滋病所作的最能激发恐慌感的评估，转而跻身于那些扬言艾滋病感染不会波及“普通人口”的诸君中最能说会道者之列，其注意力已转移到对艾滋病恐惧引发的“歇斯底里”或“疯狂”的谴责上。他们现在认为，艾滋病被给予了过多的公共性，他们在这种过度的公共性背后识别出了这么一种欲望，即通过把“他们的”疾病一致说成是“我们的”疾病而去安抚那少数权力无边的人——此乃邪恶的“自由主义”价值之甚嚣尘上和美国精神之日渐衰败的又一明证。反自由主义的艾滋病神话编纂者们的指控，使艾滋病成为每个人的问题并因而成为每个人必须了解的话题的做法，颠覆了我们对“我们”与“他们”之差别的理解，实际上开脱了“他们”的罪责，或至少使“他们”免受了道德评判（在这类修辞中，艾滋病仍被几乎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特别是等同于鸡奸行为）。“难道美国成了这么一个国家，其课堂上不允许讨论十戒，而教师却被强制指导学生如何安全地进行鸡奸？”帕特·布坎南质问道，抗议由海军上将瓦特金斯主持的流行病调查总统委员会为禁止歧视艾滋病人而在最近出台的报告中提出的那个“愚蠢”建议。不是艾滋病，而是来自最有官方色彩的人士“为同情而抛开歧视和恐惧”（瓦特金斯报告用语）的呼吁，成了被攻击的主要靶子，似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削弱了美国社会通过对性行为的裁决而进行惩罚和隔离的力量（或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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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似乎助长了一些不祥的意象，那些围绕某种既作为个体脆弱性的标志、又作为社会脆弱性的标志的疾病所滋生出的不祥幻象，在这一点上，它胜过了癌症，与梅毒旗鼓相当。艾滋病病毒侵入身体；而艾滋病——或者，依据这个更新版本的说法，对艾滋病的恐惧——却被描绘成对整个社会的入侵。一九八六年末，里根总统称艾滋病正在“我们整个社会肌体之中”扩散——当然，是“悄悄地”扩散。 (28) 不过，尽管艾滋病是一个用来显示政体的不祥征兆的托辞，但它作为国内敌人的政治隐喻，也还得听上去可信才行，即便是在法国，亦不例外，在那儿，艾滋病——法语的“le sida”——被迅速补入政治恶语库。勒蓬草率地称自己的一些对手是“艾滋病似的”［AIDS-ish，法语为sidatique，是生造词——译者］，而反自由主义的论辩家路易·鲍韦尔斯则把去年举行示威的那些国立高等学校学生说成是受了“心理艾滋病”的折磨（sont atteint d'un sida mental）。作为国际性政治邪恶的一个隐喻，艾滋病显得派不了多少用场。的确，让娜·柯克帕特里克曾一度经不起诱惑，将国际恐怖主义比作艾滋病，但此等妙语毕竟少之又少——这或许是因为，对这一目的而言，癌症隐喻已显得够丰富的了。
这并不意味着艾滋病反常地居然没被当作隐喻利用，只不过意味着艾滋病具有不同于癌症的隐喻潜能。当阿兰·坦纳的电影《幽灵谷》（一九八七）中的那位电影导演若有所思地说“电影像癌症一样”，并随即改口道“不，电影有传染性，更像艾滋病”时，这种对癌症与艾滋病的比照看起来似乎既是对艾滋病的笨拙的自我意识，又是对艾滋病的明显的不恰当使用。不是艾滋病的传染性，而是其特别的潜伏性，才为艾滋病提供了一种作为隐喻的更为特别的用法。因此，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作家安东·沙马斯近来在耶路撒冷周报《柯哈伊》（Kol Ha'ir）上发表文章，一口气罗列出了政治、性和政治方面的大量幻象，将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的独立宣言描绘成
“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国”的艾滋病，其漫长的潜伏期制造出了伽什·厄姆宁和……［拉比梅尔·］卡哈内这样的人物。这是其开始之地，也将是其完结之地。尽管我对同性恋者不乏同情，但我抱歉地说，艾滋病主要危及那些对同性别的人有色欲的人，而由同一个民族组成的犹太国必然包含自毁的种子：我们称之为民主制的政治免疫系统将崩溃……罗克·赫德森曾一度非常显眼，有如帕尔马赫组织的成员，如今，在帕尔马赫组织烟消云散后，他也奄奄待毙了。以色列国（当然，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的确曾一度兴旺……
比艾滋病隐喻与潜伏期的关系更可大做文章的是艾滋病作为污染和异变的隐喻的潜能。癌症仍旧被当作令人恐惧或遭人谴责之物的常用隐喻，即便癌症已不像从前那么可怕。如果艾滋病最终能被派上类似的用场，那将不仅是因为艾滋病的侵入性（这是与癌症相同的特征），或甚至不仅是因为艾滋病的传染性，而是因为环绕艾滋病病毒的那种特殊意象。
病毒学提供了一套新的不依赖于艾滋病的医学隐喻，而这些隐喻却强化了有关艾滋病的神话。在艾滋病出现前许多年，威廉·伯罗斯莫测高深地宣称：“语言是一种病毒。”这得到了罗丽·安德森的回应。病毒解释越来越被经常地引用。一直到最近，大多数被确认为病毒性感染的感染，是一些能迅速产生后果的感染，如狂犬病和流感。然而，慢性发作的病毒感染的种类正在增多。中枢神经系统众多慢性的、常危及生命的紊乱和某些见之于老年的脑退化疾病，以及所谓自体免疫疾病，现在都被怀疑实际是慢性病毒疾病（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至少有一些人体癌症是由病毒引起的）。有关“阴险”的说法，顺利地进入了那些被认为残酷、狡诈而又耐心十足的疾病的隐喻。与细菌这种相对复杂的有机体相比，病毒被描绘成极端原始的生命形式。同时，病毒的活动远比在早期感染模式中所观察到的细菌活动更为复杂。病毒不仅是感染、污染的中介，它们还传递遗传“信息”，改变细胞。此外，它们大多自身演化。天花病毒可以历经数个世纪而保持不变，而流感病毒则演化迅速，以致每年都得更新疫苗，以跟上病毒“包衣”的变化。 (29) 导致艾滋病的那种病毒（或更确切地说，是种种病毒）至少与流感病毒一样易变。的确，“病毒”现在成了“变化”的一个同义词。最近，琳达·荣斯达特解释她为什么更乐于从事墨西哥民间音乐而不是摇滚乐时，说道：“在当代音乐中，除了变化，我们没有传统。变来变去，就像病毒一样。”
如果“瘟疫”在将来仍能被当作隐喻的话，那一定是通过人们更为熟知的有关病毒的那些观念（或许在将来，细菌引起的疾病不会被看作瘟疫）。与计算机的力量相辅相成的信息本身，现在正遭到某种被比作病毒的东西的威胁。以软件病毒为人所知的那些捣蛋程序或非法程序，被描绘成类似于生物病毒的行为（生物病毒能俘获有机体的部分遗传密码，并传递外来遗传物质）。这些程序被人故意植入将用于计算机的软盘，或者，当一台计算机通过电话线或数据网络与别的计算机连通时，被人故意添入，这些程序能在计算机的运转系统中复制自己。正如这些程序的生物同名物一样，它们对计算机记忆产生的损害并不立刻表现出来，而是给新近“被感染的”程序以时间来扩散到其他计算机。这类得自于病毒学并部分因人们言必称艾滋病而被激发出来的隐喻，现在无处不在（破坏了宾州伯利恒城勒海大学计算机中心大量数据的那种病毒，被人命名为“计算机艾滋病”。在法国，计算机专家们已经开始谈论“信息艾滋病”的问题）。这些都强化了艾滋病无所不在的感觉。
也许并不出人意料的是，作为现代世界中最新的转变性因素的计算机，居然从我们最新的转变性疾病中借用隐喻。同样不出人意料的是，关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过程的描述，现在经常与计算机时代的语言相回应，如人们说病毒常常会制造“自己的新复本”。除了这种技术性描述外，病毒被生动地加以描绘的方式——如被描绘成伺机待发的威胁、被描绘成易变、鬼鬼祟祟、如生物般不断更新——也强化了人们对某一疾病可能是足智多谋、不可预测、日新月异之物的感觉。对艾滋病观念来说，这些隐喻颇为关键，它们使艾滋病与其他被看作瘟疫的疾病区别开来。这是因为，尽管艾滋病表现出来的那种恐惧由来已久，但艾滋病作为一个不期而遇的意外事件的地位，作为一种全新的疾病的地位——以及似乎作为一种新的审判的地位——强化了这种恐惧。
7
有些人不承认有新疾病存在，有些人认为许多旧疾病已消失，而那些被推崇为新疾病的疾病，也终将消失；然而，上帝的慈悲已播下了成堆的疾病，而且不使某一个国家独揽全部疾病：在一个国家是旧病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是新疾。对地球的新探索发现了新疾病……如果亚洲、非洲和美洲也交出它们的疾病名单的话，那么潘多拉的盒子就膨胀了，势必出现一种奇怪的病理学。
——托马斯·布朗爵士《至交谢世之际致友人书》
当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被确认的艾滋病，不可能是一种新疾病。极有可能，艾滋病病毒已存在多时，而且不仅存在于非洲，尽管直到最近（而且在非洲）这种疾病才达到流行病规模。但在一般人的意识里，它是一种新疾病，对医学来说，也是如此：艾滋病标志着当代对待疾病和医学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对待性行为和灾难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医学曾经一直被视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它已濒临尾声，正在通向胜利。但正当人们数十年来一直这样自信地以为流行病灾难已一去不返的时候，这种新出现的流行病却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医学的地位。艾滋病的来临显示，传染性疾病远没有被征服，它们还将不断出现。
医学改变了习俗，而疾病又将这些习俗变了回去。避孕方法和医学对性传播疾病（以及几乎一切传染病）提供的易治愈性的保证，使人们能够把性行为视为一种不会产生后果的冒险。现在，艾滋病迫使人们认为性行为可能具有最可怕的后果，即无异于自杀或杀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疱疹在美国引发大恐慌时，有人曾做过实验，看性行为是否会转换成危险之举，而在大多数案例中，疱疹只是显得可怕和不适合性行为而已）。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以及孕育未来），但对艾滋病的恐惧却把性行为冒险时所忽略的与过去的关系强加在这种行为上。性不再意味着性伙伴们脱离社会的行为，哪怕是短暂的脱离。它不能被看作是仅仅两个人之间的交媾；它还是一根链条，一根与过去相连的传播链条。“因此，务必记住，当一个人发生性行为时，他不仅仅是在和当下的那一个性伙伴发生性行为，而是在和那个性伙伴在过去十年间与之发生性行为的每一个人发生性行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奥提斯·R·波文在一九八七年就人们乐此不疲的暧昧性行为发表讲话称。艾滋病揭示出，除长期稳定的一夫一妻性关系外，其他所有性关系都是乱七八糟的（因而是危险的），也是偏离正轨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异性恋关系也成了同性恋关系，尽管人们一度把异性恋排除在［艾滋病传染途径］之外。
对性行为的担忧，是对我们每个人都身居其中的这个充满恐怖的世界的新的担忧，它由疾病引发。恐癌症曾使我们习惯于为环境的污染而担忧；现在，我们担忧人的污染，对艾滋病的焦虑不可避免地传递着这种担忧。对圣餐杯的担忧，对外科手术的担忧：此乃对被污染之血液的担忧，无论是基督的血，还是你的邻人的血。生命——血液和性液——自身成了污染的载体。这些体液可能会致人于死地。最好别去接触它们。人们储存自己的血液以备将来之用。匿名献血本来是我们社会中利他主义的典型行为，现在也受了牵连，因为没有人敢保证匿名捐献的血液是否安全。艾滋病不仅带来了这种令人不快的后果，即强化了美国在性方面的那种道德主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那种常常被推崇为“个人主义”的自利文化。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抬举。
所有急性流行病，包括那些并无性传播嫌疑或任何罪责嫌疑的流行病，都会引起人们回避和排斥这一类差不多相似的行为。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流感肆虐期间——流感是由空气传播病毒（经由呼吸系统传播）导致的一种高传染性疾病——人们被告诫不要握手，在接吻时要以手绢来罩住嘴。警官们奉命在进入有病号居住的房子前戴上纱布口罩，正如现在许多警官在下城区的穷街陋巷里执行抓捕任务时的做法一样，因为艾滋病在美国已日益成为城区穷人、尤其是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人的一种疾病。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流感大流行时，许许多多的理发师和牙科医生都戴上了口罩和手套，正如今天的理发师和牙科保健专家们的做法一样。不过那场夺去了两千万人生命 (30) 的大流感，只不过是十五个月里的事。由于一种慢性流行病的出现，这些相同的预防措施又一次获得了人们的重视。它们变成了社会习俗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为应一时之急而采取并随后抛弃的行为。
对一种人们别指望会随即出现疫苗、更别提治疗方法的流行病来说，预防在意识中更起作用。然而为使人免于得病而进行的这些预防运动，在性传播疾病那儿却遭遇到重重困难。在美国历次卫生运动中，对是否向公众传授有关更安全的性生活方式的信息，向来都心存犹疑。一九八七年底由教育部颁布的《美国学校指南》不去谈论如何减少性生活的风险，而是把节制作为防范艾滋病的最好方法，这令人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给士兵们的布道，即贞洁既是防范梅毒的惟一武器，也是在反击奥匈帝国时所承担的爱国义务中的一部分。 (31) 一谈到避孕套和清洁针头，就被认为是在宽容和怂恿不正当的性行为和非法使用化学制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如此。为指导人们如何免于感染艾滋病而进行的教育，的确暗含着对那些形形色色根深蒂固的性感觉表达方式的承认，因而也就暗含着宽容）。就性问题而言在公共法令层次上显得不那么虚伪的欧洲社会，不大可能去鼓励人们保持贞洁，以此来警告人们谨守节制。“小心，艾滋病！”和“艾滋病！别死于无知！”这一类几年来常见于整个西欧的告示牌和电视插播画面的套话的具体含义是：使用避孕套。不过，在这些劝人如何小心、如何避免无知的话语里，还有一层促使人们接受广告上这类公共服务的更大含义。为使一个事件显得确有其事，方法之一是反复谈论 它。这样，反复谈论它，就是在提供任何具体建议之前，先灌输风险意识以及节制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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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官方由来已久的虚伪与近几十年来时髦的自由主义之间，横着一条鸿沟。那种认为性传播疾病并不严重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顶点，那时也适逢众多的男同性恋者把自己设想为一个类似“族群”的团体，其与众不同的民俗是性贪婪，而城市同性恋的生活体系变成了一个具有史无前例的速度、效率和规模的性传递系统。对艾滋病的恐惧，迫使人们对性欲采取一种节制得多的行为方式，而且这还不局限于男同性恋者中间。在美国，一九八一年以前的性行为如今对中产阶级来说已成了失落的天真年代的一部分——当然，这天真披着性放纵的外衣。在二十多年的性挥霍、性投机和性膨胀以后，我们处在了性萧条的早期阶段。以现在的眼光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性文化，就好比从一九二九年大萧条这个不恰当的角度回顾爵士时代 (32) 。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界线。欲望想必 是无所节制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几乎每一项主张都声称要为人们增加某种自由。当然，不是每一种自由。在富裕国家，自由越来越被等同于“个人实现”——独自（或作为 个体）享有或实践的自由。因而近来出现了大量有关身体的话语，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既然人们有消费欲望，既然自我表达也被赋予无可置疑的价值，那么，对某些人来说，性怎么会不成为消费者的选择呢——即自由的实践，更大流动性的实践，以及使界线步步后退的实践。男性同性恋亚文化以及毫无危险可言的性游戏的任何一种发明，都几乎不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的再发明，此前也不受医学的保障。艾滋病的来临似乎已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这一切。
艾滋病强化了那些十分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话语的力量，这些话语越来越经常地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习惯于为自己提供快乐的人所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引导到自我约束、自我节制（节食、运动）的计划中来。小心你的欲望。照顾你自己。不要放纵自己。很久以来，以健康的名义或以塑造理想身体外观的名义，人们对某些过度的欲望施加了种种限制——是自愿的限制，是自由的实践。艾滋病灾难暗示出节制以及对身体和意识进行控制的迫在眉睫的必要性 。不过，对艾滋病的反应还不仅仅是回应性的，不仅仅是对一种十分真切的危险的充满恐惧的、因而是恰当的反应。它还表达出了一种积极的欲望，即在个人生活中更加严于律己。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广泛的倾向，一种时代终结的感觉，即认为艾滋病正在增强；对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那些纯世俗理想的耗竭——这些理想似乎在鼓励放纵行为，或至少没有对放纵行为施加任何连贯性的限制，而对艾滋病的反应显示了这种耗竭状态。艾滋病所激发出来的那种行为，是对所谓“传统”的更广泛的欣然回归的一部分，正如艺术中对图像和风景、调性和旋律、情节和人物的回归以及对晦涩的现代主义的那些高论的摒弃。中产阶级中乱交欲望的减少，一夫一妻理想以及谨慎的性生活理想的增强，这些现象，在艾滋病病例不多见的地方，例如斯德哥尔摩，与艾滋病被确切地看作一种具有流行病规模的疾病的纽约，同样引人注目。对艾滋病的这种反应，尽管部分地是十分理性的，但它加深了人们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屡屡提出的对启蒙现代性诸多理想（以及冒险）的广泛质疑；与这种新出现的性现实主义形影相随的，是对调性音乐、布格罗绘画 (33) 、证券投资事业以及教堂婚礼的乐趣的再度发现。
对性游戏和性生意的风险与日俱增的恐慌，不大可能减少其他类型的欲望的吸引力：时装商店有望进占汉堡那座直到目前为止仍为“爱神中心”占据的建筑物。人们在深思熟虑后才进行性交换。在八十年代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为准备过新的独身生活和降低性冲动而例行服用那些用来提高脑力工作和长时间谈判所需精力的药物（资产阶级对可卡因的使用，同样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象相当普遍。而机器则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由电话（在法国则是由所谓“小电话”）构成的商业化色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变相的乱交，即通过电话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不必接触彼此的体液。对接触的限制现在也同样存在于计算机世界。计算机用户被告诫要留意每一个软件，视其为病毒的“潜在携带者”。“在把软件装入你的计算机前，务必先弄清楚该软件的来历。”正在开发的所谓“疫苗程序”据说能为计算机提供某种保护；不过，专家们一致认为，控制计算机病毒威胁的惟一可靠的方法，是不去共享程序和数据。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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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起人们对宽容或容忍的抗议之声——如今，宽容已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人们发出呼吁，要求每一个人都进行“检测”，要求隔离患者以及那些有疾病嫌疑或传染疾病嫌疑的人，要求设立关卡以阻挡来自外国人的或真实或假想的污染。那些本来就被当作要塞一样掌管着的社会，例如中国（只发现很少艾滋病病例 (34) ）和古巴（有大量已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对艾滋病的反应更为迅速，更为急迫。艾滋病成了每一个人的特洛伊木马：在一九八八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六个月，韩国政府宣布，它将向所有参赛的外国运动员免费发放避孕套。“艾滋病纯系舶来疾病，而要防止它在印度扩散，所能采取的惟一途径是，严禁印度人与外国人发生性接触，”印度政府下属的医学研究委员会的主席如是说，以此公开承认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国家对艾滋病毫无防卫，它至今仍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医务人员或艾滋病专科治疗中心。他所提出的以罚款和判刑为强制方式的性禁止建议，作为一种防止性传播疾病的手段，与那些更经常地被提出来的隔离（即监禁）建议一样不切实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防范应征新兵中出现梅毒，约三万左右的美国妇女（妓女或被怀疑为妓女的妇女）被禁闭在带刺铁丝网环绕的拘留营中，但这并没有导致军队中梅毒感染率下降——这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成千上万的日裔美国人作为潜在的叛徒和间谍禁闭起来并没能阻止任何一起间谍活动或破坏活动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会对艾滋病提出相似的建议，或找不到这些建议的支持者，此外，提出这类建议的也不见得仅仅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如果从整体上来说医学成就至今仍是明智和理性的保障，对有关隔离和监禁的计划甚至不屑一顾的话，那么，这可能部分是因为艾滋病危机的规模目前似乎仍然有限，而艾滋病今后的演变尚不明朗。
对艾滋病将扩散到什么程度——扩散速度有多快，会扩散到哪些人——的不确定感，一直萦绕在有关艾滋病的大众话语的中心。随着艾滋病在全世界的扩散，它是否仍主要局限于边缘人口：局限于所谓的“高危群体”以及大部分城市贫民？或者，它是否将最终变成那种席卷整个地区的古典流行病？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同时并存。在一波肯定艾滋病威胁每一个人的声明和文章之后，紧接着是另一波确认艾滋病为“他们”而不是“我们”的疾病的文章。一九八七年初，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曾预言，艾滋病的世界性流行将最终使黑死病——此乃有史以来最大的流行病，夺去了欧洲大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似乎“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到这一年年底，他却表示：“艾滋病并非如许多人所恐惧的那样，会在异性恋者之间成群地、大规模地扩散。”比艾滋病公共话语反反复复的特点更令人吃惊的是，如此之多的人竟已准备停当，好去面对这场无孔不入的灾难。
在美国和欧洲，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保证：“普通人口”是安全的。不过，这儿所说的“普通人口”可能只是白人的代称，正如它可能只是异性恋者的代称。谁都知道感染艾滋病的黑人特别多，正如军队中的黑人特别多、监狱中的黑人尤其多一样。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在最近的一次募捐活动中打出了“艾滋病病毒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破坏者”的口号。该口号以谐音双关语的方式套用了“机会均等的就业者”这句口号，却因此下意识地重申了它本来要否定的东西：在世界的这个角落，艾滋病只是一种使少数人受折磨的疾病，是少数民族和同性恋者的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作出的令人吃惊的估测，除非在艾滋病疫苗研究上取得非同寻常的快速的进展，否则，在今后五年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将比过去五年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多出十到二十倍，并预料这几百万艾滋病新患者中的大部分将是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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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迅速成了一个全球事件。当它在非洲（更不用说世界了）还远没有成为死亡的头号杀手时，不仅纽约、巴黎、里约、金沙萨在讨论它，赫尔辛基、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和新加坡也在讨论它。存在着一些著名的疾病，正如存在着一些著名的国家，不过，这些著名的疾病并不一定是那些患病人数最多的疾病，正如著名的国家并不一定是那些人口最多的国家。艾滋病也并非如某些非洲人士所尖刻地断言的，是因为侵袭了白人才变得如此著名。然而，以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即倘若艾滋病只是一种非洲病，那么即使死了几百万人，非洲之外也几乎无人会关心它。它将是一个“自然”事件，正如饥荒一样，饥荒周期性地侵袭人口众多的穷国，而富国的人却对此爱莫能助。正因为艾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它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内容是，作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循环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艾滋病之所以变得如此众所周知，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它在富裕国家首先侵袭的是这么一群人：全是男性，几乎全为白人，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能说会道，知道怎样游说和组织，以引起对艾滋病的公共关注，获得对艾滋病的公共投入。由于艾滋病被这样表现出来，它引起了我们对它的高度意识。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临于特权人口的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型。
生物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所预测的前景，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或社会（以及经济）能够承受的要糟糕得多。当人们每天都读到艾滋病对艾滋病病例通报率最高的美国所造成的损失的骇人估算时，那些负责任的官员们对非洲的经济和卫生服务是否能应付艾滋病不久以后的扩散，谁都不抱哪怕一丝一毫的指望。据称，为今后数年间感染艾滋病的人提供的最低治疗费用也将是一笔惊人的数额（这笔钱似乎能为“普通人口”的安全提供担保，而医学界对此假设颇有争议）。在美国——当然不仅仅是在美国——有关艾滋病的言谈充满了民族危机的色彩，“乃民族存亡之大事。”去年，《纽约时报》的一位社论作者写道：“我们都知道真相，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处在似乎从未光临过我们这个民族的那场瘟疫的时代。我们可以假装它不存在，或只对别人才存在，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似乎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法国的一幅海报上则画着一团飞碟形状的巨大黑云，笼罩着下面那个熟悉的六边形国家，它被黑云蜘丝状的光线弄得昏黑一片。在这幅海报画上方，写着：“抹去这片阴影，要靠我们每一个人。”（Il dépend de chacun de nous d'effacer cette ombre）下方写着：“法兰西不想死于艾滋病。”（La France ne veut pas mourir du sida）此类标志间歇性地频繁出现于每一个大众社会，以呼吁大众动员起来，对付这场史无前例的威胁。可同样具有现代社会特色的是，这种对动员的呼吁太显笼统，而反响甚微，亦不足以迎接这场危及民族安全的威胁的挑战。不过，这一类的修辞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只要它不断传播与现代大众社会里公民追求财富积累和个人享乐的风气格格不入的共同行动的理想，那它就在为某个目标服务。
民族的生存，文明社会的生存，世界自身的生存，据说已处在危险中——此类危言，我们并不陌生，是出于压迫的目的而夸大某种疾病的神话建构的组成部分（紧急状态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云云）。艾滋病所引发的这种末世色彩的修辞，势必夸大这种疾病。不过，这种修辞还另有用处。它提供了对大灾大难的一种隐忍的、最终将变得麻木的沉思。哈佛大学著名的科学史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宣称，艾滋病流行可与核武器并列为“我们时代最大的危险”。然而即便艾滋病夺去了人类四分之一成员的生命——此一前景，古尔德并不认为不可能——“我们仍有大量的幸存者，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大概是瞧不起那些道德家们的哀吟悲叹，这里来了一位理性的慈悲为怀的科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起码的安慰：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天启说。艾滋病是一个“自然现象”，而不是一个“具有某种道德意义”的事件，古尔德指出，“在艾滋病的扩散中，不存在任何启示。”当然，在道德评判的意义上赋予一种传染性疾病以意义，这委实荒谬。不过，如此不动声色地思考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死亡，其荒谬性或许也只略逊一筹。
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善意的公共话语表达出了一种愿望，即直言不讳地谈论那些有可能导致全面灾难的种种不同的危险。现在，又多了一个危险。在海洋、湖泊和森林的死亡之外，在世界贫困地区毫无限制的人口增长之外，在类似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这种核事件之外，在臭氧层的穿孔和损耗之外，在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冲突或某个不受超级大国制约的无赖国家的核攻击的永恒威胁之外——在所有这一切之外，现在加上了艾滋病。在一个千年行将过去之际，天启式的思考方式的兴起，看来在所难免。不过，艾滋病所激发的那种末日来临幻象的层出不穷，却不是日程表就能解释得了的，或甚至不是该疾病代表的那种真正危险所能解释得了的。此外，对“西方”社会来说，还存在着对大灾难场景的心理需求，这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某人所说，美国是一个有宗教心灵的国家——此乃福音派新教，老是宣扬所谓“断然的终结”和“崭新的开端”）。对想象中最糟糕场景的这种偏好，反映出了这么一种需要，即试图主宰自己对那些不可控制之物产生的恐惧。但它同样也反映出了与灾难的想象性同谋关系。对文化困境或文化衰败的感觉，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欲望，要去荡涤一切。当然，没有人需要瘟疫。不过，它或许是重新开始的机会呢。重新开始——这句口号很现代，也很有美国味。
或许，艾滋病正在拓展人们的习性，使其对从核武器的储存和炫耀中展现出来的全球毁灭远景变得习以为常。伴随大灾难修辞的膨胀而来的，是大灾难的与日俱增的现实性。一个永恒的现代故事情节：大灾难隐隐迫近……然而，它并没有出现。它仍然在隐隐迫近。我们似乎处在一种现代大灾难的阵痛中。有一个还没有发生的大灾难，但其结果怎样，尚无人知晓：我说的是那些悬在我们头顶上、环绕整个地球的导弹，其核弹头能把地球上的全部生命毁灭很多次，但它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射出去。有一些正在发生的大灾难，但其后果（到目前为止）似乎并不特别恐怖——如第三世界的巨额债务，如人口过剩，如生态破坏；还有一些似乎像是发生了但随后（被告知）并没有发生的大灾难——如一九八七年十月股票市场的崩盘被看作是“暴跌”，像一九二九年十月的暴跌一样，但后来又说不是暴跌。大灾难现在成了一出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不是“现在的大灾难”，而是“从现在开始的大灾难”。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一些最可怕的事件可能已经发生了，如导致环境的无可挽回的毁坏的那些事件。不过，我们对此尚无把握，因为标准变了，或者因为我们缺乏衡量灾难的适当指数，或者只是因为这类灾难进展缓慢（或感觉 它似乎是缓慢的，因为我们了解它，能预见它；剩下的事是等着它发生，等着它赶上我们的预想）。
现代生活使我们习惯于与对灾祸的断断续续的意识相处，这些灾祸骇人听闻，不可思议，但我们被告知，它们极有可能发生。缠绕着每一起重大事件的，还不仅仅是再现这一事件的图像（随着一八三九年照相机发明而开始的复制现实的方式，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除了图像或电子对现实的模拟外，还出现了对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的预测。现实少说也经历了两次分裂，裂为真实存在之物与其替代版本。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图像。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投影。不过，对人们来说，既然真实事件似乎经常与图像一样缺乏现实性，需要通过自己的图像来确认自身，那么，我们对事件的当下反应，就得采取与之相适的计算方式，从事件以投影的、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影像中来确认事件。
“牵挂未来”是具有我们这个世纪特色的心理习惯和智力堕落现象，正如“牵挂过去”是十九世纪的心理习惯和智力堕落现象一样，如尼采曾指出的，它改变了十九世纪的思维方式。对社会进步和科学进步采取更复杂（可量化、可测定）的理解方式，势必就要附带地预测事态在未来如何演变。将事件精确地投影到未来，这种能力扩大了权力所由构成的那种东西，因为它为如何处置现在提供了大量新的指导。尽管这种对未来的观察为我们处置问题提供了多得难以想象的知识，然而它受制于线性发展的幻象，事实上变成了灾难的幻象。每一种进步都是一种展望，需要一种建立在统计数字基础上的预测。譬如说现在的数字是……三年后的数字是……五年后的数字是……十年后的数字是……当然，不会不去预测本世纪末时的数字是……历史或自然中一切可以被描绘成渐变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是在朝灾难方向发展（无论是朝少之又少而且愈变愈少的方向发展，如衰减、衰落和熵，还是朝多之又多，甚至多得难以控制或吸收的方向发展，如不可控制的增长）。专家们对未来所作的大部分预测，在我们因现实的广泛图像复制而已然习惯的那种双重感之外，又加重了这种新的双重现实感。有正在发生之物，亦有它所预示之物，即行将来临然而尚未真实发生的不能真正控制的灾难。
这其实是两种灾难，其间存在空隙，想象力深陷空隙中，不能自拔。我们所经历的流行病与（通过当下的统计推断）预示给我们的流行病之间的差异，感觉就像是我们所经历的所谓“有限战争”与我们可能会经历的难以想象的更为可怕的战争之间的差异，这后一种战争（附加了科幻小说的种种描绘）像是电子游戏一类的活动，人们为了消遣而玩上了瘾。这是因为，在那种不可遏制地导致越来越多的死亡人数（国内和国际的卫生组织每周或每月就要发表此类统计）的真正流行病之外，是一种我们认为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灾难，其性质不同，程度也更严重。卫生官僚和记者所发布的那些预测性统计显示出这么一个临时性特点，即那些最令人惊恐的预测被时不时地修改来，修改去，而现实什么也没被改变。正像人口预测一样，大消息总是坏消息。
有关非真实的（也就是说，不可控制的）世界末日来临的可能性的报道或预测大量涌现，导致了种种否定现实的反应。因而，在大多数有关核战争的谈论中，谁若持理性之论（即专家自己的描述），就意味着他不承认人类的现实，而谁若情绪化地谈到哪怕一点有关人类（即那些自认为受到威胁的人）所面临的险境的话题，就意味着他坚持不切实际地要求迅速解除危险。公众态度的这种分裂（分为不人性和太人性两类），在艾滋病问题上表现得没有这样明显。专家们斥责那些加诸艾滋病患者和据称是艾滋病始发地的非洲大陆之上的陈词滥调，强调艾滋病不只属于那些开始处于危险状态的人群，而且属于范围更为广大的人口，不只属于非洲，而且属于全世界。 (35) 这是因为，尽管艾滋病与麻风病、梅毒一道顺理成章地成了荷载意义最多的疾病，但显而易见的是，那种侮辱丑化艾滋病患者的冲动受到了牵制。艾滋病如此完整地汇集了人们对未来的最为普遍的恐惧，以致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试图把艾滋病框定于某个离经叛道的人群或某个黑暗大陆的老一套做法看起来不合时宜了。
正如工业污染和全球金融市场新体系的后果一样，艾滋病危机显示了世界上但凡重大之事皆非某个地区、某个地方、某个范围之事，一切具有流传能力之物皆能流传开来，而任何问题都成了或注定将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在流通（包括通过电子传播的图像、声音和文件，它们是一切商品中流通最快捷的）。垃圾在流通：圣艾蒂安、汉诺威、梅斯特雷、布里斯托尔的有毒工业废料被倒在西非那些沿海城镇。人在流通，其规模前所未有。疾病也在流通。从优势人群为寻乐子和做生意自由自在地在各洲间飞来飞去，到劣势人群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从村镇移民城市，从一国合法或非法地移民另一国——所有这一切身体流动和交互联系（其后果是古老的社会禁忌和性禁忌的解体），与商品、图像以及金融因素的顺畅流通一样，对发达资本主义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最大限度的运作至关重要。不过，如今，这种现代的既是个体、又是社会和结构性的高度的空间交互联系，成了艾滋病这种被描绘成危及人类种群本身生存的健康之害的载体；对艾滋病的恐惧与对其他正在显露的作为发达社会副产品的那些灾难的关注是一致的，尤其是那些显示全球范围环境恶化的灾难。艾滋病是地球村的反乌托邦先遣队之一，可地球村这一前景已然在目，而且总在眼前，无人知道如何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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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大灾难也似乎被当成了日常的期待视野的一个部分，这造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激烈情绪，而这种情绪正在损害我们的现实感和人性。不过，特定的可怕疾病似乎成了日常疾病，这又非常可取。甚至连那种充斥极多意义的疾病也被当作只是一种疾病罢了。这种情形已经发生在麻风病上，尽管世界上仍有大约一千万的人患有这种现在被称为“汉森病”的疾病（自那位挪威医生一个世纪以前发现了麻风杆菌后，人们就以他的名字称呼麻风病，以此作为对这种疾病非戏剧化的一个部分），而且因为他们几乎全都生活在非洲和南亚次大陆而容易被人忽视。当人们对艾滋病有了更多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治疗方法以后，这种情形也势必会发生在艾滋病上。就目前而言，在个人体验和社会政策方面，主要依靠夺取该疾病的修辞所有权，考察它是怎样被纳入论点和陈词滥调之中的，又是怎样被同化于其中的。使疾病获得意义（以疾病去象征最深处的恐惧）并使其蒙受耻辱的那个过程，相沿已久，似乎不可遏制，但挑战它总还是值得的，而且，在现代世界，在那些愿意成为现代人的人们中间，它的可信性似乎越来越有限了——这一过程现已处于审视之下。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就其影响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象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
不，“总体”医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艾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机。我们眼下并没有遭受侵犯。身体不是战场。艾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牲品，也不是敌人。我们——医学和社会——并没有被授予什么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对军事隐喻，我有一言相送，套用卢克莱修的话来说是：把它交还给战争的制造者吧。
(1) 此处的“第一四五七页”（原文为“1457b”），非《诗学》标准单行本对应页码，而是德国学者伊玛纽尔·贝克于一八三〇年整理出版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标准本的对应页码，此标准本也是通用本。《诗学》收于贝克校编本的第二卷，第一四四七页到第一四六二页。贝克本在页面上分左右栏，分别标作a和b。“1457b”是右栏编码。由于贝克本是标准通行本，所以学者引用时，一般只注明带a和b的页码，读者就知道所引的版本。参阅陈中梅译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二年新版）之“引言”。陈译依据的是贝克版希腊文原文，桑塔格文中所引《诗学》第二十一章的那句话，陈译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桑塔格依据的虽也是贝克版，但她在文中引用这句话时，使用的却是英译，为忠实桑塔格原文故，译者依照英译译出。——译者
(2) 所谓“强制性的坦诚”，是指公民有知情权，即有权了解与己有关的事务，既然国家领导人是国家事务的操纵者，那么他们就不该享有一般普通公民的那种隐私权，因为他们的任何隐私（例如疾病）都有可能造成国家事务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的私人领域其实也是公共领域。此外，就普通公民而言，也有权了解关乎自己利益的那些信息。由于知情权意味着获得真实的信息，这给医生们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很多时候，即便是那些非常杰出的医生，也很难对疾病作出确切的诊断，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段，而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医生缺乏才能），在最糟糕的情形下，这导致了医生对诊断和治疗责任的回避（即不作出确切的诊断或不进行可能有效的治疗），以避免医患维权方面的官司，而这实际上拖延了患者的治疗（当医生现在接待一个病因难以确诊的病人时，首先考虑的或许是避免日后可能引起法律纠纷，而不是疾病本身，所以他倾向于作出一些抽象的诊断，并对病人进行一些不会带来严重后果的辅助治疗，如开具一些于身体无害、却也可能于该疾病治疗无关的药物，因为真正的治疗总是要冒风险的，如中医常说的“凡药三分毒”）。医学本来是带风险的一门探索科学，其目的是救死扶伤，尽管要冒风险，但现在医院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企业，为此就必须以合同法来调节。医生和患者之间当初的互信关系现在暗中变成了签约的甲方和乙方之间的关系，往往最终在民事法庭或仲裁机构上了结纠纷。另一方面，知情权与美国公民所珍视的隐私权也经常发生冲突。既然国家领导人也是公民中的一员，就应该享有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隐私权。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现状来看，有一种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逐渐转化或私人领域公共化的趋势。——译者
(3) 艾滋病最初被发现，是在一九八一年，当时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先后报告了一些年轻的同性恋者因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和卡波济氏肉瘤而死亡，患者免疫功能都极度低下，尤其是CD4+ T辅助细胞严重缺损。这很快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当时研究这种未知的流行传染病的病原的医学研究团体，主要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研究所的盖洛研究小组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格尼研究小组。到一九八三年五月，即离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约两年多时间，两个小组同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它们的研究论文，标志着这种新发现的流行传染病的病毒（HIV，即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正式被确定。但两个小组的发现有所不同：蒙塔格尼小组最先发现这种病毒，却没有将它与艾滋病联系起来，甚至据说没有对其命名，这一后续工作是由盖洛小组利用蒙塔格尼小组的成果于次年完成的，因此这两个团体以及它们各自所属的国家之间为艾滋病病毒的首先发现权而经历了不愉快的一段时间，直到一九八七年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出面协调，双方达成协议，才停止法律争执，共享专利使用权（参阅谢蜀生：“发现艾滋病病原之争”，载《中华读书报》，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三日第二十一版）。——译者
(4) RNA指核糖核酸，为英语Ribonucleic Acid的缩写，是核酸的一种，分子中含有核糖，存在于一切细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中，也存在于多数植物病毒与部分动物病毒以及一些噬菌体中。DNA指脱氧核糖核酸，为英语Deoxyribonucleic Acid的缩写，也是核酸的一种，分子中含有脱氧核糖，分子极为庞大，存在于细胞核、线粒体、叶绿体中，也可游离于某些细胞的细胞质中，在大多数噬菌体、部分动物病毒和少数植物病毒中也含有脱氧核糖核酸，它是储存、复制和传递遗传信息的主要物质基础。（参阅《辞海》第一三〇二页“核糖核酸”条及第一五一七页“脱氧核糖核酸”条，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译者
(5) 赋予巨噬细胞的更大作用是“充当艾滋病毒的寄生地，因为艾滋病毒在巨噬细胞内不断繁殖，却不杀死巨噬细胞，但艾滋病毒却杀死T-4细胞”——据说这能解释何以能比较容易发现病人体内受感染的T-4淋巴细胞，而淋巴细胞拥有抵抗艾滋病毒和症状的抗体（人们仍然认为，当艾滋病毒扩散到这些所谓“关键目标”的细胞时，抗体将随之大量产生）。关于新近被艾滋病毒感染的细胞的数目的证据，就像人类社会中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数的证据一样，要么令人不解地奇缺，要么残缺不齐——这的确令人费解，因为艾滋病被认为是一种无所不在、且有扩散之势的疾病。“据医生们估计，每一百万个T-4细胞里只有不到一个被感染，这使人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艾滋病毒到底潜伏在哪里……”同篇报道（《纽约时代周刊》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引述的另一种共鸣性观点认为，“被感染的巨噬细胞能把艾滋病毒传给其他细胞，其传播方式也许是相互间的接触。”
(6) 梅毒，旧称“杨梅疮”，或俗称“杨梅大疮”。《辞海》（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三〇五页“梅毒”词条云：“性病一种。病原为梅素螺旋体。一般在感染后三周左右，在外生殖器部位发生硬下疳（一期梅毒）；约两个月后全身皮肤发疹（二期梅毒）。一、二期梅毒统称为早期梅毒，此时传染性大，应从速用青霉素治疗。如不治愈，以后可发生心血管梅毒，神经梅毒或其他组织脏器的梅毒。本病亦可潜伏多年而无任何征象（隐性梅毒）。”尽管梅毒也有可能经由母体、血液等传染，但在中国一直被归于所谓“花柳病”（性病），于是，“杨梅大疮”和“花柳病”就成了一种道德评判。——译者
(7) 同时代的波德莱尔也有一句相似的话：“要从两个方面来感受革命！我们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有一种民主的传染病和一种梅毒的传染病。”（转引自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等人自己患有梅毒，因而乐于把梅毒当作一种时代病，这样就可以缓解梅毒给自己带来的道德压力；既然“谁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它”，那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耻。但波德莱尔还不止于此，他一定要把它与共和政治联系起来（他本人在政治上就有共和倾向），甚至暗示梅毒也是一种反叛的政治激情，因而获得了某种道德性。梅毒若要卸除道德压力，就一定先要政治化，或者说一定要凭藉某种幻想的政治意义来驱散其当初幻想的道德意义，使其由一个道德问题转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梅毒于是就从一种性病，变成了一种时代流行病，再变成了一种政治病。但福楼拜和波德莱尔言过其实了，并非每个人都携带有梅毒。对梅毒的这种隐喻化，使梅毒获得了某种政治升华，至少使梅毒患者变得比较心安理得。——译者
(8) 以弹簧门取代带球形把手的普通门，可能考虑到了传染病的因素，但弹簧门并非不进行身体接触的门（仍需用手推）。从对传染病的恐惧和夸张性预防上看，顶部装有红外线装置的自动门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它是一种不进行身体接触的门。另一方面，弹簧门的主要作用，是缓和门的开合速度，使门不至于激烈摆动，危及随后进出门的人的安全。从这种意义上说，弹簧门的人性意义大于其对传染病进行防范的意义。不是预防传染病，而是预防外伤。——译者
(9) 对每一种流行病的潜在的易感染者与“普通人口”之间的划定，并不相同，各有不同的“版本”。例如十九世纪，结核病被认为是有着超敏感性的、罗曼蒂克的、才华横溢的人（艺术家与罗曼蒂克的妇女）容易感染的疾病，而“普通人口”则是那些心宽体胖、毫无艺术信仰和浪漫情感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们，但就艾滋病这种被认为是性放纵、性反常导致的充满邪恶色彩的传染病而言，“普通人口”的版本发生了变化。——译者
(10) “完全成熟的”和“已充分发展的”这两个形容词，原文为“full-blown”和“full-fledged”，前一个词本来是形容花朵的盛开，后一个词本来是形容鸟雀羽翼丰满，但它们都有一个转义，即“完全成熟的”或“已充分发展的”。正因为这两个形容词暗含了植物和动物的色彩，所以桑塔格才在后面的句子中说“植物学或动物学隐喻”。——译者
(11) 据哈里森《内科原理》第十一版（一九八七），标准定义将患有“符合艾滋病监测定义的标准”的疾病或综合征的人与人数更多的感染了HIV以及“不符合已完全发展的疾病的经验标准的症状的人区分开来。HIV语境中的这些表征和征兆被定义为‘艾滋病相关综合征（ARC）’”。随后给出了必要的百分比：“据估计，有近百分之二十五的患有ARC的人将在三年内发展成艾滋病。”见该书第一三九四页。艾滋病是头一种以首字母缩拼而成的疾病，所谓AIDS的状况，似乎并没有自然的限定。它是这么一种病，其身份是为检查目的而设，方便医生和官员制表和监控。因而，在医学教科书中，经验的东西就与监测的东西无意识地等同起来了，而这两个概念实则出自不同的理解模式（艾滋病既符合“监测定义的标准”，又符合“经验标准”：HIV感染加上一种或一种以上榜上有名的疾病，这些疾病是由美国对艾滋病进行定义的主要行政管理机构，即设在亚特兰大的联邦疾病控制中心所开列的）。这一带有“成熟疾病”隐喻的、纯粹约定的定义极大地影响了对艾滋病的理解。
(12) 一九八八年由总统任命的流行病调查委员会提议“不再强调”ARC一词的使用，因为它“倾向于模糊艾滋病这一阶段对生命的危害性”。也有人提议废止AIDS一词。该委员会建议把“监控疾病”转变为“监控感染”，作为转变的一部分，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明白地使用HIV这个首字母缩拼词来表示艾滋病本身。而这样做的理由是认为现存的术语掩盖了艾滋病威胁的严重性（“这种对艾滋病的临床显示而不是HIV感染所有阶段［例如从最初感染到血清转化，再到阳性抗体的无症状阶段，最终到完全成熟的艾滋病］的长久的关注，无意间误导了普通大众，竟至看不到所有人口中艾滋病感染的程度……”）。似乎很有可能，艾滋病将最终被重新命名。术语上的这种变化为那种把虽已感染但无症状的人归入艾滋病患者的政策提供了堂而皇之的正当性。
(13) 霍乱之所以比天花引起更大的恐慌，恐怕还不在于其美学方面（在这一点上，天花也不见得比霍乱占什么优势，甚至糟得多），而是其迅速传播和在短时间里致人于死地。《辞海》（一九七九年版）第二〇〇〇页“霍乱”词条云：“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通常［由］被病菌污染的水或食物传播，多见于夏秋。本疾传播迅速，曾几度造成世界性大流行。主要症状为剧烈吐泻，呕出物和粪便呈米泔水样，在短时间内因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大量损失而进入虚脱状态。病死率高。”第一二二四页“天花”词条则云：“中医称痘疮。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通过接触或飞沫传播。早期症状有高热、头痛、全身酸痛、呕吐等，继而依次成批地出现斑疹、丘疹、疱疹，最后结痂，脱痂后留有痘疤（俗称‘麻子’）。得病恢复后有终身免疫力。”有意思的是，“天花”词条几乎有一半文字涉及了美学，而“霍乱”则几乎没有。此外，例如，在中国大众话语中，“麻子”是一个经常听到的称谓，仿佛一种疾病在某个人脸部留下的痕迹就等于这个人。这正如法国十九世纪作家莫泊桑对“麻子”的描绘，“像迎面被打了一枪霰弹”。这都是天花在美学上地位极低的体现。与此不同，“霍乱”则很少进入大众日常话语，但有时进入政治话语。——译者
(14) 小儿麻痹症，亦称“脊髓灰质炎”。《辞海》（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五一一页“脊髓灰质炎”词条云：“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多见于小儿。轻症仅有低热而无瘫痪；重症发热较高，肢体疼痛，数天内出现瘫痪，以下肢见多，偶可发生吞咽和呼吸困难而危及生命。病人应卧床休息，严格隔离至少四十天。”——译者
(15) 四福音书（又称“同观福音”）关于“耶稣之死”的记载不尽相同。其中《马泰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五节）和《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三节）较为相近，都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前最后发出的那句显示人的软弱性的呼唤：“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您为什么遗弃我？”《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四节：“耶稣高喊道：‘天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到您手里了！’说到此，他便停住了呼吸。”）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说道：‘一切都结束了。’然后，他垂下头，死去了。”）的记载却把这种一时的软弱性给去掉了。——译者
(16) 除了某些有限的俏皮话外，对脸部的高贵性，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反对观点。贡布罗维奇的小说《费迪杜克》死死抓住脸部与身体的分离的虚假性，对该书来说这颇为关键，该书反复提出这么一种看法，即身体只不过由部分组成而已，每一部分有其独立的生活，而脸部则仅仅是另一个身体部分。贡布罗维奇据以展开他对爱欲和社会阶层进行后拉伯雷式嘲讽的观点，是一种有关被迫地、屈辱地回归童年的观点，而不是一种有关疾病被迫遭受屈辱的观点。这就是说，贡布罗维奇的这部小说是喜剧，而不是悲剧。
(17) 麻风病，《辞海》第二〇五九页的词条又作“麻风”：“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由长期密切接触而传染。主要有两大类型：（1）瘤型，传染性较大，皮肤损害为边缘不清的红斑、结节或片状肿块。（2）结核样型，一般无传染性，损害主要为边界清楚的红斑或浅色斑，有显著感觉障碍及神经粗大。预防：将有传染病的病人隔离治疗，对接触者接种卡介苗，并定期检察。”与天花一样，麻风病对人的面部损害较大。——译者
(18) 瘟疫，并非一种具体的疾病的名称，而通指大规模流行性急性传染病。中医称之为“瘟疫”、“瘟”或“疫”。但在英语中，它也可指鼠疫（腺鼠疫、肺鼠疫等），如一六六五年伦敦爆发的流行性腺鼠疫，又被称为“the Great Plague”（伦敦大瘟疫）。正因为瘟疫不是特指某一种具体的流行性传染病，而是泛指那种大规模的可怕的流行性传染病，因此它在各种语言中都几乎成了一个繁殖力和适应性很强的隐喻，可用来指天罚、祸患、烦恼等一切令人受折磨的灾难，所以蝗灾也可以被称为“a plague of war”，战争可以被称作“a plague of burglaries”，而当一位中国奶奶拿她调皮的小孙子没办法时，也常常把他唤作“小瘟神”。至于鼠疫这种有具体所指的疾病，则是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辞海》第二〇七三页“鼠疫”词条云：“一般先在家鼠和其他噬齿类动物中流行，由鼠蚤叮咬而传染给人。常先引起淋巴结炎，轻症局限于此；重者病原体侵入血液，引起败血症或肺炎，分别称为腺型、败血型和肺型鼠疫。后者亦可经呼吸道传播而得。主要症状有高热、出血倾向、极度衰竭等严重中毒现象。此外，由于临床类型的不同，尚有各自的局部特征。”——译者
(19) 正如有关这次流行性梅毒的最早描述所云：“该病从受感染的不同的人那里获得了不同的名称。”吉奥瓦尼·第·维戈在一五一四年写道。像更早时候用拉丁语写的那些有关梅毒的论文——如尼古拉·里奥尼瑟罗（一四九七）和胡安·阿尔麦纳（一五〇二）所写的论文——一样，第·维戈的文章称梅毒为“法国病”（有关这篇文章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记述文字的节录，包括《梅毒》以及杜撰了后来流行使用的“梅毒”一词的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一五三〇年所著的《法国病之诗化史》，参见拉尔夫·H·梅杰一九三二年编选的《疾病的古典描绘》）。从一开始，道德化的解释就充斥于有关梅毒的文字中。在一四九五年，即那次流行性梅毒爆发一年后，马克西米连皇帝颁布诏书，宣布梅毒为上帝对人类所犯罪行降下的惩罚。
在十六世纪，人们接受了有关梅毒来源的另一番解释，时至今日对这一观点仍深信不疑的也大有人在，即认为梅毒来自于甚至比欧洲邻国更远的地方，对欧洲来说梅毒是一种全新的疾病，是哥伦布的水手们在美洲被感染后从新大陆带回到旧大陆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最早谈论梅毒的医学作家并不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里奥尼瑟罗《传染病管窥：法国病如何传播》一书一开篇就提出“法国病是否以别的名称常见于我们的祖先身上”这一问题，他说他自己坚信是这样。
(20) “外国来源”（foreign origin）中的“外国”，不同于“异域”（exotic），例如法国和意大利互为外国，却不是“异域”（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在十九世纪法国的文学想象中经常被当作“异域”，如梅里美的小说《高龙巴》和《卡门》中的情形）。“异域”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当一个欧洲人说“exotic”时，通常是指不同于欧洲文化或文明的那些地域，如阿拉伯、“东方”（oriental）等，是“异国情调”，因此从这个词又派生出另外一些意义，如“奇异”、“奇特”、“怪异”等等。十九世纪上半叶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欧洲浪漫派兴起与衰落的时期，两者形成了对“异域”的不同的想象形式，前者视“异域”为未开发的野蛮世界，是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而后者却发现了“异域”的魅力（“异国情调”），把它奉为一种艺术风格或者情调。桑塔格在行文中还使用了另外一个词义与“foreign”和“exotic”有重叠之处的词——“alien”（外国的，外侨的，异己的，另类的，等等）。但在当今这个“政治上正确”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这些词用起来都很谨慎，因为它们都含有“排斥”的含义，例如，在美国官方文件上，谈到“外国留学生”时，不用“foreign students”，而以“international students”取而代之。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到中国留学或旅行的美国人听到中国人称他们为“老外”（其实这并没有丝毫恶意）时，会感到受了侮辱。——译者
(21) 桑塔格女士以斜体字标示“热带的忧郁”（tristes tropiques ），既暗示以《热带的忧郁》为书名的那本书，又指这本书中所描写的热带地区的气质，这当然是一个欧洲人类学家对“热带”气质的一种想象。《热带的忧郁》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桑塔格曾撰文对这部著作以及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进行过评论，见《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初载于《纽约书评》，后收入桑塔格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文集《反对阐释》。——译者
(22) 该谣言不大可能是克格勃支持的“假情报”运动所制造的，但苏联的宣传行家们大力传播了这一谣言。苏联周报《文学报》一九八五年十月刊登文章说，艾滋病病毒系由美国政府在马里兰州德里克堡的生物战实验研究期间一手策划的，后由作为实验品的那些美国军人带到海外。该文章引述的消息来源为印度报纸《爱国者》上的一篇文章。消息经莫斯科英语电台“和平与发展之声”再次播送后，就被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所采纳。一年后，这则消息以显著的位置出现在发行量很大的伦敦保守派报纸《周日快报》的头版（“艾滋病病毒杀手系由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的实验中人为制造出来的，但该实验灾难性地失控了——为向世人掩盖这个秘密，至今仍讳莫如深。”）。尽管该消息为多数美国报纸所忽略，但《周日快报》的报道几乎为所有其他国家的报纸所转载。就在最近，一九八七年夏，该消息又出现在肯尼亚、秘鲁、苏丹、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墨西哥的报纸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政治机构随即发表一篇官方声明，否认这一说法，该声明由苏联科学院两位著名人物撰写，载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底的《消息报》。但这一传闻仍屡见报端——从墨西哥到扎伊尔，从澳大利亚到希腊。
(23)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为一三四五到一三五五年肆虐于欧亚两洲的鼠疫，最初由黑鼠携带病毒。此次瘟疫导致西欧和南欧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亚洲缺乏此类统计）。正如桑塔格在前文所说，欧洲人习惯于把欧洲当作一个理所当然地免于瘟疫的特别之地。这种幻象甚至影响了一些严肃的学者，他们把“黑死病”当作亚洲的一场疾病入侵，例如以研究“黑死病”为课题的一些欧洲历史学家把这场瘟疫的发源地看作是“亚洲腹地”、“中亚”或者“中国东北”，是商人和鞑靼士兵沿丝绸之路带到西方的（参阅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甚至，拉迪里还为这种“欧洲豁免说”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解释：“爆发瘟疫所需要的复杂条件依然主要存在于中非和中亚地区；欧洲只是偶尔出现了这样的条件，而且不是很持久，瘟疫只光顾过那里两次（六到七世纪和十四到十七世纪），但都从来没有持续到两三百年以上。”此外，“在导致瘟疫的三种‘自然的’细菌中”，第一类源自“中国东北和中国东海岸”，第二类源自“非洲”，第三类源自“中亚”。“英国豁免说”作为这种“欧洲豁免说”的一种更为偏激的地区版本，见于施鲁斯伯里的《英伦诸岛淋巴腺鼠疫史》，其中说到那种携带着造成十四世纪“黑死病”的鼠疫病毒的黑鼠“并不是欧洲土生土长的”，到公元一〇〇〇年左右，英伦诸岛依然很难见到这种黑鼠，但到了十三世纪，黑鼠在英国就司空见惯了，然后他作出结论：老鼠在中世纪进入英国并为流行性疾病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为一三四八到一三四九年的瘟疫和后来爆发的瘟疫打下了基础。——译者
(24) 据一项为现世主义改良派们所看重的更全面的诊断，霍乱是因饮食不良和“沉溺于不正常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的。伦敦中央卫生署的官员们警告说，尚无任何具体治疗方法来对付霍乱，并建议居民注意呼吸新鲜空气和保持清洁，尽管“真正能阻挡霍乱的东西是健康的身体和愉快、悠闲的心情。”转引自R·J·莫里斯《一八三二年霍乱》（一九七六）。
(25) 转引自查尔斯·E·罗森贝格：《大霍乱年：一八三二、一八四九、一八六六诸年的美国》（一九六二）。
(26) “即决审判”（summary judgement）为法律用语，指未经陪审团听审而作的判决。——译者
(27) 时至一九八三年，《瘟疫与人》的作者、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在评论一部有关黑死病历史的新作时，一落笔就断言道：“使我们不同于我们的祖先并使当代体验全然有别于其他时代的那些事物之一，是传染病不再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因素。”（《纽约书评》，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这种说法以及其他许多类似说法所显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自以为是一目了然。
(28) 里根以此等陈词滥调表达出来的对他人疾病可怕现实的承认，与他最初对自身疾病的现实的否认形成对比。当被问及癌症手术后感觉如何时，里根答道：“我没有患癌症。我体内有一异物，癌症在此异物内，而该异物已经被取出了。”
(29) 疫苗之所以被视作对付病毒的效果最佳的应对手段，与使病毒变得“原始”的那些东西有关。细菌与哺乳动物细胞有许多形变方面的差异，它们可以在其寄居细胞外繁殖，这就有可能找到专门对付这些细菌的物质。而对于与寄居细胞连为一体的病毒来说，却极不容易将病毒功能与正常细胞功能区分开。因而，控制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一直是发展疫苗，疫苗不会直接“攻击”病毒（不像青霉素攻击感染细菌那样），而是通过事先刺激免疫系统来“预先阻止”感染。
(30) “两千万人”——原文如此。在《作为隐喻的疾病》的第八节的末尾，桑塔格也提到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这场大流感，说它导致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间死去的人还要多”。据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提供的数字（见其《大国的兴衰》第六章）以及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的统计，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为期四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死亡人数约为八百万（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莫鲁瓦在《美国史》中提到的数字是八百五十万），除俄国以外的欧洲其他地区的平民伤亡可能超过五百万。肯尼迪继续写道：“这些受到战争削弱的地区哪一个也没有逃脱掉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那场可怕的流感的传播，这一灾祸又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桑塔格依据的肯定不是这个统计数字，而是类似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提供的那一类数字，在《现代》一书中，约翰逊谈到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大流感时，说：“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一场全球流行的流感病毒瘟疫爆发仅限于战争区域。尽管这一地区蒙难最深，但这场瘟疫也使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四千万人丧生。”（该书第一章）我只翻阅了有限的几本著作，就得到了几个大有差别的数字，从数百万，到两千万，再到四千万。考虑到那个时代统计学的落后和统计手段的原始（更不用说亚洲的统计），那么这些数字显然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至少，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统计网络。此外，这些统计数字还有一个缺陷，即统计的地理范围的问题：谈到“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地理概念非常清楚，是指欧洲（因而也就没有把这期间其他地区的战争死亡计算进去，因为所谓“世界大战”，就是欧洲战争），而谈到“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大流感”时，地区概念却变得模糊不定，有时是指欧洲和美洲，有时是指“全球”（因为把亚洲包括进去了）。如果说两种统计针对的对象不一样，那就很难进行孰多孰少的比较了。有意思的是（而且令人深思的是），似乎离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大流感时间越远，统计数字就越大，从“数百万”，到“两千万”，再到“四千万”。到底是越来越精确了，还是越来越模糊了？此外，似乎存在着一种对历史中的大灾难的夸张的想象力，倾向于越来越放大灾难的死亡人数，以获得一种历史恐怖感。——译者
(31) 对不那么有冒险性的性行为拒绝予以指导，背后的原因是这么一种情感，即如果让一个人的性生活服从于安全和谨慎的条条框框，那就不够男子气概了。据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一九三二）中显示的幻象：“梅毒是中世纪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们的疾病。它想必是十字军战士们带到欧洲来的，它是一切不顾后果地生活的人的疾病。它是那些过着不正常性生活、而且出于心理习惯宁可抓住享乐机会而不采取预防措施的人容易得的疾病，此外，它还是所有那些执迷不悟的通奸者的生涯的终点或结局。”
(32) “爵士时代”（the Jazz Age）指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更宽泛的时代分期来说，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九一八年到经济大萧条来临前的一九二九年。把这个时代称为“爵士时代”的，是被认为是该时代“编年史家”、“桂冠诗人”的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不过，另一方面，二十年代也是美国保守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颇为得意的时代，因为他们至少推动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即《禁酒法案》（一九一九年通过，一九三三年被废除），从而以联邦法律的形式短暂地将“节制”（不饮酒）的道德规则强加于整个社会。——译者
(33) Bouguereau Adolphe William（1825—1905），法国学院派画家，维护正统艺术，对当时新出现的印象派绘画持排斥态度，而他自己的绘画作品则主要是人体画、田园画、历史画和宗教题材画，风格细腻严谨，在十九世纪颇受欢迎。——译者
(34) 桑塔格此文写于一九八八年，即最初的艾滋病病例被发现（尽管直到一九八三年才确认艾滋病病毒）后第七年。自中国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发现头几例艾滋病病例以来，十五年间，感染者已愈百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河南农村的农民（卖血时医院使用被污染针头所致），另一些则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省份以及北京、上海等社会流动性大的大城市，感染的渠道主要是同性恋性行为、共用毒品注射器、接触被污染之血液制品等等。“AIDS”一词最初出现在中国报刊上（最初被译作“爱滋病”）的时间大约在一九八四年以后，当时人们把它视作西方社会的一种流行病，认为是西方性解放导致的恶果。尽管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已经不太容易见到诸如“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之类的表述，但“爱滋病”被当作与己无关的一种外部疾病。因此，当中国出现艾滋病病例以后，艾滋病一时被当作了来自西方的疾病“侵入”。但随着艾滋病很快席卷全球，也相应成了中国社会必须严肃以待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外来说”也就随之沉寂下来。但这时在普通民众与官方及公共媒体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和使用的话语上出现了某种短暂的脱节现象：与普通大众的依然带有强烈道德评判色彩的态度和日常话语迥然不同，官方和公共媒体对艾滋病的态度以及使用的话语似乎一夜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转变，显得明智、客观、冷静，甚至呼吁“理解和尊重爱滋病患者”。这甚至表现在“AIDS”这个名称的音译的变化上，由半带幽默、半含讽刺色彩的“爱滋病”（大众的诙谐表述是“由爱滋生的病”）很快改译成纯粹中性色彩的“艾滋病”，因而也就部分地使其与“性爱”的联想和幻象脱节。“艾滋病”这个名称在译法上的抽象化，有利于尽量防止不必要的意义自动联想。一九七九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修订出版的《辞海》当然不可能有“爱滋病”的词条，但一九八九年该出版社修订出版的《辞海》则收录了“艾滋病”（该词条开头部分为“艾滋病，又称爱滋病”，仍保留了两种译法，但“爱滋病”已退居其次），一九九九年该出版社再次修订出版的《辞海》则在译法上仍同时保持两个译名，只增加了几行有关预防的文字。后两个修订本都有一句含混的描述：“病情恶劣。”奇怪的是，一九九六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则没有“艾滋病”或“爱滋病”词条，却有“计算机病毒”。——译者
(35) “除非艾滋病在所有国家被阻止，它才能在每个国家被阻止，”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行将卸任的总干事哈弗丹·马勒博士在第四届国际艾滋病会议（一九八八年六月，斯德哥尔摩）上称，而该次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艾滋病的全球性危机。“艾滋病这种流行病是世界性的，任何大陆都不例外，”法国艾滋病专家威利·罗森鲍姆博士说，“除非艾滋病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被征服，否则它就不能在西方被征服。”与全球责任的修辞不同，有关艾滋病的这些国际会议有一个特点，即艾滋病被看作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生存能力的达尔文式的标准，那些不能自我防卫的国家势必遭到淘汰。这种看法越来越为人们所知。德国艾滋病专家艾克·布里吉特·赫尔曼博士指出：“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艾滋病将极大地改变人口构成，这一点已然显示出来，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不管怎样，一个社会若不能阻止艾滋病的扩散，那它的前景就不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