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不在于检查存在的现实，而在追求理想的真实。
——乔治•桑——
一 正视红学现状
从广义上讲，“《红楼梦》研究”该从1768年爱新觉罗•永忠作“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1]的红楼文本在士人贵族家中传抄时代，就悄然开始；具规模的“评论”该从带王希廉点评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1832年问世算起，迄今近180年。
在老百姓和一般读众眼里，“红学”是一门高高在上无法涉足的高雅学术，“她”原本就是士人和贵族闲雅生活的文化内容。到近现代，由于文化的普及，报刊、广播、影视、网络逐级发展，这只“王谢堂前燕”越来越“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然而，由于近代中国变迁史是一个奇异的“环转回头弯”，一定程度上并没完全跳脱几千年皇道统定势的发展怪圈，所以很多事物在古老历史的阴霾里呈现出始料不及的“悖论”状——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的迅速普及不等同艺术情趣能骤然拔高；先进科技的引进更不能让人们的审美意识急剧浓烈；而高端操盘的“平民文化”对“人灵魂”的升华，怕更起不到好作用。这大概就是上世纪中叶我国种种社会现实留给历史的深痛忧虑。因此，“红学”直到现在还只能在比文学艺术更狭窄的圈子里进行着常人眼里怪里怪气且无关宏旨的活动。
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位在上海社科院搞哲学的朋友，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对我说；我看你们的红学就是一门伪学问。弄得我一时没话；可心里，却十分郁闷乃至委屈的。
——我常常黯然思忖，这种误解是缘于什么？
按说，红学研究是源于《红楼梦》这部书招人喜欢，又觉得她意味无穷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近200年、跨三个世纪的红学史起码证明了“她”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她”既是中华学界之宝，同时她也本该像“围棋理应进军奥运”，去雄踞世界文坛一席之地的。然而，红学业内外的热心者只要稍做细心量度，就该发现——这红学的发展其实很“不为自身做主”的。研究者在自家圈里争来斗去的不说；即便一时达成某几点共识，也可能过不多久就渐趋崩盘，甚或红消梦断，较稳定的共识难久存。这，也许就是这一深邃的超时代的伟大著作的一种必然的与“她”语境空间（民族的）与“她”人文脉胳（历史的）与“她”世界存在（国际的），若即若离的际遇吧。其表现大致归纳，有六个方面该谈：
1-以往的红学观点始终无历时的长久性。譬如，清末延续几十年的“改红派”“续红派”写了多少大部头——《后梦》《续梦》《复梦》《翻梦》《梦补》《梦影》，甚至文康为搞道统对垒，写成“警教式”小说《金玉缘》（又称《儿女英雄传》）；可现在，谁还记得那帮非要跟红楼作者彆弯子的卫道文人呢？再如，逢迎社会话语权的“李蓝”代表[2]的“狼奶红学”蛮霸上世纪红坛30多年，后来没受任何冲击就躲进自家小楼郁闷长悔去了[3]；眼下他们只能利用后培植出的“文革变脸派”搞点行政手段——非学术的谋略，对学术多元化的“新生代”搞不光明的围堵。2-圈内圈外总能听以不和谐和弦。譬如胡适之先生好不容易确立的“曹雪芹是红楼作者”的结论，直到现在太仓学者还大肆诋毁，说《红楼梦》真正作者是明末名士吴梅村；而土默热先生与霍国玲夫妻姐弟更是言之凿凿地搞出“洪昇著红说”与“曹雪芹竺香玉合著红楼说”。此外，国人眼里周汝昌先生算红学（其实是“曹学”）泰斗，可陈林先生孤身疾呼说周与冯其庸（包括胡适）明知“红楼古本”多出自善造伪的陶洙之手，却凭“伪本”欺世盗名[4]；且近些年，人们对《脂评》怀疑愈烈，欧阳建、曲沐等几位先生“疑证”多多；李国文先生称“文句不通，白字连篇”；克非先生称“黑窝点”“土作坊”；连当年最推崇者俞平伯老先生也有“脂砚芹溪难并论/蔡书王证半胡诌”[5]之悟。3-自家窝里常发生“有理”及无理内讧，其例甚多；远的（上世纪20年代“胡蔡”之争，50年代“剿俞”运动等）不说；仅上世纪90年代“开放新派”欧阳健、刘心武遭“主流红学”群殴之事，在京执红学牛耳的冯其庸先生脱不得干系。尤其，那位只会用准官话在红楼诗里搞人物谶语的蔡义江先生，对眼下红学现象大放厥词，竭力贬损“开放新派”欧阳健、刘心武、土默热、霍国玲的研红成果。更令人发指的，他还别有用心的要“整顿红学市场”企盼“政府”“说话”干预，暴露他多年在研红中“媚政”倾向[6]。4-圈内“红学家”常露怯，说些外行话。这里仅举三例：譬如，搞汉语言研究的周思源教授竟在“百家讲坛”上说红楼第5回描写秦可卿卧室一段文字是“最差的一笔”（刘心武称“不高明”）。其实，那是曹氏从小说的“全知叙述”悄然转向宝玉的“限知叙述”的一种带“荒诞变形”味道、半客观半主观的很具艺术性的语言，而周教授（刘作家）竟连这点常识和艺术感觉都没有。再如，“《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孙玉明先生竟说红楼第1回刚开篇“作者又云”以下234字“无论从行文还是语气上来看，这一段话都不是小说体语言”[7]，这就更显幼稚且外行，小说语言本是作家根据文本随时需要灵活选择的，哪有“语体”厘定？红楼开篇“作者又云”以下234字是作者以“自述口吻”与读众做“直接情感交流”，呈别样“拟叙述”，自然显得挖心掏肺、迎合士人情感，故有别前后书文。而该孙“小说体语言”五字，属泛傻气的伪术语。再如，刘心武先生曾大惊小怪地讲或写到“‘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这根本说不通嘛。龙禁尉是皇帝的卫兵，女的根本就不能有那么个封号，何况书里写得很清楚，是贾蓉花钱买了个龙禁尉的封号，怎么能说‘秦可卿死封龙禁尉’呢”[8]——这话让人失笑。因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是以对联形式出现的小说章回题目；“对联”是古汉语中“类诗词”变格形式；其句中必然略去些关联字；“死封”是被简化后的词语，整句意为“秦可卿死后是以丈夫‘龙禁尉’的官职级别来安葬的”，“封”指贾蓉被“封”——这本该是好中学生都能一听即领会的，怎么刘大“班主任”反倒痴愣无知，憨侃地向红楼作者发难。何况文本何处交待过“贾蓉花钱买龙禁尉”？刘先生这不是拿“常识”开红学玩笑嘛。5-尽管红学历经200年，吸引朝野无数学问家“折腰扑火”，可至今尚有四大“死结”无法破解。A-曹雪芹究竟是谁的儿子？B-曹钍羌浣踊故侵苯硬斡琛逗炻ッ巍反醋鳎砍铝窒壬?图岢炙怠逗炻ッ巍吩?聪挡茴。C-“脂砚斋”、“畸笏叟”到底何人？《脂评》靠谱否？D-有无“续书”一说？续书作者到底是谁？而这至关重要的四点，对陈因不息的“索引派”“考证派”，无疑是天敌断路。6-始终无法使红学在世界发扬光大。这须说明，我指的是眼下的“主流红学”既缺乏认识论的学理深度，又缺少方法论的广博多元；这不是文本翻译之过，纯属“研究”之浅。其实，无论“中德文化搬运工”顾彬还是南美作家博尔赫斯，他们对红楼研究毕竟隔一层肚皮；亟须中华红学走上正路给予引导。
——这是中华学界的责任。
统言之，眼下的红学盘根错节、怪相环生，业内时起异端，圈外瞠目结舌，真真就是一汪烂泥塘，当然也是无底洞。即使一些文化使命感极强的学者，也难免心灰意懒。
——那么，红学是不是一门伪学？《红楼梦》到底值不值得下这么大功夫进行研究？为什么那么多有胆有识的“飞蛾”前赴后继奋不顾身投向“她”的光环？红学魅力在哪里？
二 文本光辉与诸多研究的悖谬
其实，红学虽深奥无比，可也是一门蛮具文本依托的纯学术研究。
然而，红学经历的200年，恰是中华民族从闭关锁国到追赶世界潮流的“环转急弯”中；且上世纪又出现“回头”状，所以在“她”身上呈出偌多怪现象，是因为这几代人（包括几代红学家）自身认识上总有“时变”误差——新与旧更迭中的“意识无稳定性”，传统艺识在社会演变中又显愚钝；研究者在红楼迷宫里有如盲人摸象，“搂住条腿喊柱子”“摸到肚子喊墙壁”；这不是那象（《红楼梦》）有什么问题。且这里还有个怎样把中西方文学、哲学、文艺理论接轨融通的问题；我们不能总习惯于“自顾自”地拉单弦琴。
这里，我要先给《《红楼梦》》这部书做一个概括性评介：
我说，《红楼梦》绝不单单是一部小说，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她是我华族人几千年来继屈原的《楚辞》《离骚》和司马迁《史纪》以来又一至今还无法逾越的（包括很多读众和红学家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文学艺术高峰；她以君临中华几千年历史的冷傲目光犀利笔触，剥去偌大一个“文明”的假（贾）包装；她用极高超的艺术手段巧妙地转换了几千年来已成定势的中国男性话语权，倾心为弱女子讴歌、为个体生命呼喊；她以哪吒闹海的童心与气势、在读众为“宝黛悲剧”抹泪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抻了“龙”筋拔了“龙”牙，给极顽固的中国“皇道统”在精神上以致命一击；她凝聚着中华几千年无数正直文化人的“良知”塑造了“林黛玉”这一悲剧形象，不仅为我们树立一个“惟真质洁”的少女榜样——更重要的，以此形象为主体在2000年“忠臣孝子”的人海荒漠中树立起一面“独立灵魂”大旗；林黛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不单是那首千古绝唱的〈葬花辞〉的警句诗眼，也是“她”谨守的“纯真高贵灵魂”的一种表达；这句诗既是整部《红楼梦》主题的关键辞之一，也是《红楼梦》这部横绝于世界的伟大作品留给后人最可诠释的思想真髓之一——即，一个骄傲的灵魂在与强大的世俗社会抗争而无望之时，惟一可把持着的人的“自我尊严”和“灵魂独立”。《红楼梦》的深邃，不但继承了中华文化从《诗经》《离骚》到《古歌十九首》等有“人”的意义的文化真脉，同时也继承了庄休、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等闪烁着个性生命光辉的人文精神；而且她渗透出的哲学思想足以跟西方哲学大师马丁•海德格尔的“生命存在论”同步。《红楼梦》的悲剧艺术是高超而诡谲的，她看似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甚或自然写实的，但文本中“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浪漫主义”成分、“潜意识分析学”“符号学”“比较文学”成分，以及艺术上“印象派”“原始派”“黑色幽默派”“变形艺术”等，都闪见其间颇有体现，有些甚至是超时代、足以跟世界现代文学最前卫手段媲美。《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莫大骄傲与自豪，她的价值不亚于莎翁、托翁、贝多芬等大师留下的那些艺术珍品的价值；她以独特的方式为中华文化人指出一条有别以往的新生命之路；她使历来不是受利用就是受迫害的中华文化人在仕途名利泥淖之外多了一盏希望之灯，多了一条真正具人生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生命之路；她将以悲壮崇高的人格立论灵魂书张，照亮历史、辉映世界、也将泽被来世。
——这些，自然不能一下就被广大读众（包括一些红学家）所理解。
是的，在中华文学这第一座“仙山”中，200年来聚集了无数中华文化人，其中不但有王国维、胡适之、鲁迅这样的顶级文化大师；还包括近代搞政治的汪精卫（季新）[9]、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更有吴宓、陈寅恪、蔡元培、林语堂、牟宗山、张爱玲、王昆仑、蒋和森、余英时、高阳、赵冈等等海内外各镇文化大师参予；还有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李希凡、冯其庸等辈以毕生精力献身。但这“仙山”幽雅又险峻；“仙雾”怡人也惑人；奇花异草美不胜收，仙洞仙路越走越优美——人们经久不肯离去，有人宁随着〈葬花吟〉同灵魂不死的“林黛玉”葬身这山中，都在所不惜。尤其在这悲壮崇高的“红楼仙山”一逛，人们愈觉山外那热闹的“人”的世界，其实是比“贾家”还“假”的荒唐地，就更不愿回返。诚然，这游逛中也出现些怪现象，那就是常常有些胆壮的游客见到发光之物就高喊“我找到金子啦”，可他拿到手里一看，那东西很快变了颜色；也有些好激动者高喊“看，这边还有条路——”结果人们跟他走不多远，此路又不通了。因而，此仙山的奇伟诡谲以及那让人能沉静思忖的悲风，也很让人有偌多困惑。这时际，也有人想到这么逛下去不成，须搞个更好的“旅游图”，起码不能像一位糊涂母亲一直不给已长大的孪生子“曹学”与“红学”各起一个名字，是到了该让他们析居另过之时。
然而，问题似乎又不完全在这一层面上。
我们该发现，好些研红家似乎总在跟红楼作者“较劲”“彆弯”（主观意愿或许未必，然效果如此）。较远的，以修复皇道统为目的的“老改红派续红派”，就不多说。仅五四“新红学”到眼下，我仅举几例。譬如，红楼作者很鲜明地把“通灵”（灵河畔仙草）的第一女主角林黛玉和第二女主角“皇商女”薛宝钗的形象对峙起来，以观照出灵魂层面和生存层面的两类“闺秀”；可俞平伯等好些人却以残留的“才子多红颜”的主观意向，煞费心思地搞“钗黛二美合一”——弄得人物没了是非、模糊了作者立场。再如，红楼开篇作者就强调这书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是“满纸荒唐言”，要读者“解其中味”。这“味”是什么？就是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嘛。可近百年，从胡适之到刘心武却都一味地在红楼外的“曹家”乃至曹家外的“史料”上费功夫，把本该是艺术评论家的红学，搞成“嘁嘁喳喳”的“好事家”闲话[10]。胡先生较治学严谨，书称“考证”；刘心武却搞模糊逻辑——什么“揭谜”“探秘”，让人搞不清是“考证史实”还是“研究艺术”？再如，“秦可卿乱伦”一事，红楼文本以“蝶变圣化”与“旁角闲言”的手法同时给出正辅两条线索：一可卿宝玉有染；二可卿贾珍有事。这是一种极高超的“曹式或然暗示”——其中寓含作者不愿言明的情感隐衷——其艺术向度是生存层面与灵魂层面的矛盾；也是作者对世俗层面的“迁就”[11]。然而，王扶林导演和刘心武先生非但看不懂这些，也不理睬作者的“隐衷”及“或然暗示”，却以自己浅显的写实意识龌龌心理东拉西扯“强化”文本不存在的情节，竟把一维妙曼的艺术构设胡诌成一桩肮脏的世俗故事，以欺世以媚俗。再如，红楼作者在文本中精心构建起“灵、梦、俗”三层境界的金字塔式的完美深宏的艺术架构——以期读众徜徉其间辩思其中，获得更美更艺术的享受和更悠远的精神启迪。可陈独秀、茅盾、王扶林三位“门外汉”仗着有点名头或导演身分，一个说两个做——竟以一孔之见给文学典籍动解肢大手术；茅盾还在“节本”前言振振有词地批评红楼作者的“烟幕弹”“逋逃薮”[12]，而王导演的“王楼梦”连续剧非但把文本最精华的“灵、梦”两部分全部阉割，又以自己残留的仇富心理给其连续剧安上一根“‘土改’活报剧”式的“鼠尾”。
——真好似，鸡啼犬吠势夺龙吟凤鸣。
——那么，这种非跟红楼艺术向度相悖的“研究（或改编）”说明什么呢？
有人（如刘梦溪）把其归结为“小说研究”与“索隐考证”的方法异差上[13]；这隐约出“隔岸学术”的肤浅与油滑。而真正原因是上述红学家们的认识与艺术水准低下，跟不上曹氏的绝妙艺思；正如俞平伯先生晚年坦言的一句清醒话“愈研究愈糊涂”[14]。然而，重要的还不只是“本质不足”而是“偏颇固执”。研红者不思以红楼文本为凭，使自己跟上曹氏艺思演进，却在那里凭些自以为确的偏狭，一而再再而三下滑，甚至对红楼作者指手画脚，说曹雪芹“世界观有……虚无命定色彩”“世界观中矛盾”“曹雪芹没有彻底背判他本来的阶级，却深深遗憾于自己补天才能不被封建阶级所理解……常常流露出一个败落贵族子弟的痛苦惋惜”“《好了歌注》……烙印着曹雪芹没落贵族立场”啦(李希凡蓝翎语）[15]，说《红楼梦》“世界文学史中底地位不很高”“与中国似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啦（俞平伯语）[16]，说“作者尽管有‘补天’思想，却没有把《红楼梦》里正面的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写成补天式的人物”啦（洪广思[冯其庸]语）[17]，说红楼作者有“许多的非艺术性考虑”啦（刘心武语）[18]。无知滥言横飞几十年。
——当然，说起来这也是上世纪“平民文化”操盘，给红学带来的间接恶果。
最让人痛惜的，200年第一位以红楼文学性艺术性为研究方向的王国维先生的正确红学之路，倒无几人理睬或继承。王先生也在“平民运动”即将泛滥之际轻悄汩没于昆明湖。这起码是中华红学的重大损失。当然，王先生前后的“红学家”也无可与之比肩者。一些人不是只掌握些“红史资料”却不懂小说创作，就是皇道统意识犹存现代新语汇都说不囫囵。于是被“李蓝”几口“狼奶”呛得晕头转向；只好抛宗弃祖，把紧抱胡适粗脚改成泛插鲁迅标签；由是红学圈“识时务”变脸者生生不息，如冯其庸蔡义江之辈。诚然，这反证出《红楼梦》生命力强大，及防伪抗假能力。当然，如果《红楼梦》一问世，世人就像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国演义》那样百分百叫好，那她还算什么玩意？如果红学之理一辩就清，“人大”就举手通过，那这书还值得跨几世纪研究？有一旁例：国人连上世纪一篇〈不能走这条路〉的短小说都得历时30载才识清——“噢，那原是一条可走之路”。何况，我们在研究一部人人说好却都说不清怎么好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由此，我们还须把前面提出的研红中的“悖谬”做更本质的认识。
显然，清末的“改红续红派”是维护皇道统，非要跟红楼作者“彆弯”；而“旧索隐派”根本不懂“艺术真实”；而“考证派”（自称“新红学派”）的胡、顾、俞、周严重混乱于“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他们对《红楼梦》的小说艺术只有些前理解，因为他们都不懂创作（顶多会作几首近体诗），无法深入红楼真境界；然他们对读众误导甚大；至于“狼奶红学派”是借红学强化新道统，尽管对“索隐考证两派”有所矫正，但意图荒谬结果岂能善？至于喧闹一时的刘心武，既捧“续红派”之钵又披“考证派”之衣，没读懂红楼却“牛心拐孤”（《红楼梦》语）地跟红楼作者“较劲”；其标榜“平民红学”是学“狼奶派”搞护身符的招法，更让人怀疑他学术目的，揣摸他心底之虚。至于陈独秀、茅盾、王扶林三位“屠梦家”，除袒出革命者“绝圣弃智”的肥胆，还呈出造反文人的潜祸性；其本质上已游离红学研究。而这种种悖谬，受害的是几代《红楼梦》读众。
三 必须澄清以往红学的功与过
那么，这么多年的红学研究一点成绩没有吗？当然不是。
五四前，随着皇道统衰微，疯狂一时的“改红续红”派失势，淡出历史舞台。而上世纪初，相继冒出的三大索隐著作（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虽然现在看来无论从认识、方法、效果论之均属“荒谬”，但他们是名符其实“新红学”始作俑者。尤其学贯中西的蔡元培先生，尽管他的“索隐”被下属胡适打得稀里哗啦，但他把红楼引向“政治”（社会问题）的思考——既不是他独家的[19]）也不准确，却有重大启示意义——这种思考价值至今犹存。另外，这三家索隐也为具划时代意义的胡适之先生的“曹氏考证”出土，起催生作用。胡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无疑是200来年红学史较突出贡献者（诚然，眼下有异议，如陈林、曲沐等人的观点）；这一“考证”力排众说地确定了曹雪芹是红楼作者及较确的家事生平；这不但为后来“新红学”（实为曹学、版本学）研究圈定了范围、带出人才（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也为《红楼梦》广泛传播廓清路径。然功不掩过，胡先生也留下两大重要错误（1-延续至今的“史学盛于文学”的不正流风；2-红楼“自述传”说和“自然主义”论）一大至重疑案（隐瞒“甲戌本[脂评]”的来源，这严重影响了他本人的研红著述及其后顾、俞、周、冯等众多学者的平生的研红著述之真伪及价值）。集考证大成的周汝昌先生居然“把历史上的曹家与《红楼梦》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余英时语）[20]；尽管这里的“曹学”一词引起远在美国的赵冈教授的强烈不满[21]。再说，蛮霸上世纪30多年的“狼奶红学”的崛起及话语权掌控，责任不全在李希凡、蓝翎二位先生；那场由批判俞平伯引发的“批胡适”“整胡风”等泛批泛斗运动及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涂炭，就不是红学话题说得清的。“李蓝”浅显地理解“狼奶哲学”，识定是研红灵药，其实不过是拍合旨在把“贾史王薛”引向“蒋宋孔陈”的社会管理层须要；直到30年后他们才始有醒悟，发现自己成了“宁左勿右”的工具[22]——这种生命灵魂之悲，甚巨；当为后辈红学者戒——搞学术不可“循时风”。然而，他们批俞批胡中也不是没有可圈点之处。她从侧面告诉后辈：红楼艺术是可以新哲学视角切入——会有新收获。这也再次证明“艺术作品大于作者思想”和“美学兼容哲学”的道理。再如“李蓝”对胡、顾、俞等人的“红楼自叙传说”“钗黛合一论”等观点的批驳，也歪打正着；只是群殴伙哄的上世纪恶劣的“运动”之风是学术研究不可再演的。再说，从文革“洪广思”变脸回来的冯其庸先生眼下的红学观点能与时俱进，当予赞许。然冯老文革旧念难脱，仍循曹学老路，戴盆看天，袭《脂评》旧说，著述中文艺论乏力，不确之论显见；譬如，对红楼开篇“梦幻”的解释[23]；再如，对“黛玉之死”“宝玉为僧”的“弱者论”[24]等等。改革开放后，红学研究相对宽松，狼奶论蝉声稀落；但红学遭1954重创、文革冲击，一直缓不过真气；所谓“京派主流”盛行“宗祠”风习——大人物压制小人物时有发生[25]。且看今日（红学）之阈中大多“狼奶”“文革”两脉徒众；近亲之嗣潜能甚低，仰承鼻息、尸位素餐，拒与歧议者平等对话，把学术搞成权术，甚同黑社会，“虱群之于褌中自以为无穷食”也；前面提到群殴刘心武欧阳建、冷冻陈林土默热霍国玲，足见一斑；仿佛东林党灭李贽、周扬帮剿胡风派再现。而此次社会管理者很理性，只作壁上观。但有人惟恐天下不乱，譬如，另一位文革派蔡义江就企盼政府来规范眼下的“多元红学”[26]。更可笑周汝昌大人一时头晕，要乘开放之机“清理门户”“严家法”——欲将以文学艺术研红者统赶出他谓之的红学界[27]。此时我要再提，所谓“五四新红学”真正始祖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真正的文艺论，远比蔡元培胡适之的大作早13年到17年；这已十分说明问题。
然而，文化毕竟走进多元时代。一些现当代小说作家的加盟，成了这现世红学视阈的最大亮点。沈从文先生说“处处有隐喻，字字有机锋”[28]，证明沈老把红楼文本吃得极透；老舍先生说“我反对《《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的看法”[29]，一针见血；李国文先生说的“宝钗的诗，是从脑海里做出来的”“黛玉的诗，是从心灵里流出来的”[30]，属深得红楼真味；尤其他的“我不相信……似乎在曹雪芹身边，有一个类似团体性质的脂砚斋” [31]之论，更让人折服；本来就是红学家兼搞其他创作的蒋和森先生提出的“以利害关系为最大内容的母爱”[32]，该说有很深研究力度的；王蒙先生说“不能说现在续作的结尾就一定好，但也不能胶柱鼓瑟地认为写人死净家败光才一定好”[33]，这是对“高续”和王扶林式的“续”最好的判辞；学者李劼先生说“以往所谓红学研究之所以总流于肤浅甚至庸俗……根本原因在于贵族精神作为阅读前提的严重阙如”[34]；这话，其实是对上世纪“平民文化”污染红学的反思；还有资深作家木心先生说“《红楼梦》……很现代”“曹雪芹……发乎情，止于艺术”和“（曹氏红楼能让）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看了大为动衷，大吃其醋”[35]，是极确的研红之论……然而，中国当代作家莨莠不齐，也有无知充有知的胡侃俗聊者；譬如，小说家梁晓声先生说“反正我是不会偏爱一个不是少女而是妇女的林黛玉的”；又说“年长几岁以后，谁知她（林黛玉）会不会变得跟宝钗一样，一心怂恿宝玉还是求取个什么功名好？”[36]。一听即知，这是未必完整的详读过《红楼梦》者的“非艺术之论”，可他文章题名却郑重冠以“论林黛玉”[37]。
但总之，这一片作家研究红学的灌木丛的出现，相形较之眼下“主红学圈”犹如朽败不见一丝新绿的黑树桩；给人们以“真红学在红学阈外”的坦示。然而，灌木丛毕竟不是乔木育才地。作家们凭经验感觉的书张议论往往道东不道西，尤显匮缺理论根基，更无法与世界文学世界哲学融通。而此等局面显然不是历史对“红学”的世纪期待。
四 《红楼梦》与世界文学接壤初探
既然“初探”就为抛砖引玉；研红毕竟是民族学界的大事。虽红学界不乏意气、挥老拳，所谓“翻开红楼自叹自/捧着石头谁怕谁”；然事（是）皆须理，历史要裁定的。
——所以，还要回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上。
红学之役归根结底，一看文学底蕴的深广；二看人情感悟的诚笃。
曹雪芹是靠生命感悟写红楼的；一切有话语权的“凶悍之理”、大人霸说、道德玄论，在人的灵魂面对红楼的感悟时，都一钱不值。《红楼梦》是不可被套索的。每个人对红楼感悟有别，都可端出来，他人之误你也有权指出，但莫冀图人人服你。感悟红楼谁可能都没错；就像贾瑞即便知道会死，也一根筋地照“风月宝鉴”正面，求与他最亲亲的凤嫂合欢——而天下人大多喜看事物的表象正面；神仙也无奈。即使上世纪中国流行的给群众造光环的招儿，麻姑搔背，最终还不是泄了底的丑剧。
——真正的裁决，是百年后比较聪明的后人的认可概率。
——这，算我倡扬的“新世纪红学”的基础意向。
且学术，又绝不可求“大一统”，“一边倒”是学术的死路；且如蔡义江先生企盼政府再搞阻塞言路的“运动”，那真真“别有用心”（刘振兴语）。争论可永存；处无势时扪头治学，偶有势者莫窃喜，辩即道也；但须平等对话，当年“胡蔡论战”风气甚好。且红学研究的真前途是走向世界、回归小说本位；这是时代要求，也是研红历程必然趋向；我们不能再用“守自家窝干自家事”上世纪中叶的狭隘定势来研红。
（一）研究小说和作者要说清本质与灵性
因为《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是作者依据自己的理想或说想像，把曾亲历过、或间接知道的、乃至不熟悉仅凭想象的“生活”进行重新审视、遴选、加工，以另一种他想像的逻辑创造出异于真实生活的“艺术”——这也是红楼开篇坦言的“曾梦幻（构想）”“借通灵”“写石头”的曹氏创作的“三级跳”——而这种认识在以往红学家心里一直昏昏然；否则，周汝昌先生不会直到1990年还强调“此小说具有自传性”[38]，而刘心武先生也不会不避其臭地在一堆“史”里搞“红外线”。同时还须强调，那些只想用“现实主义文学”套牢红楼的人，始终以为生活是粮食，创作是烧饭，淘洗添水加温即可；然其大错特错。正如木心先生说的“艺术家有一种灵智的反刍功能，是凭记忆再度感受从前的印象……《红楼梦》的人物（包括故事）是生活的幻化”[39]。我的话，创作不是烧饭而是酿酒。试想，哪一滴酒是哪一粒粮食、哪一颗葡萄酿成的，靠考证和索隐能说清？
因此，红楼研究只能用文学艺术逻辑；考证索隐是搞史学。说考证索引与小说研究可融而合之[40]是某种愿景，是对某人溢美；因为这两类学者素质、探研方式、资源、学理等皆无统一可能，必顾此而失彼；即便王国维、胡适之二位大家也只能各抱地势。
此外，一部文学作品的伟大，源于作者灵魂伟大；而一位作家灵魂的伟大，既属先天“通灵”（包括母系父系的基因和民族精英潜意识的沉淀）也属后天学养和人生磨砺对其魂魄的熔铸。所以，我说“《红楼梦》凝聚着中华几千年无数正直文化人的‘良知’”，不是虚言标扬，而是对红楼作者灵魂的深度觅索；这绝不是反复考证曹雪芹“出没出家”“坐没坐牢”“讨没讨饭”就能参透悟通的。我想，这该是“新世纪红学”发轫点。
（二）再从精神理念的高度谈起：
《红楼梦》一开篇就把“通灵宝玉”定位在中华创世纪说的“女娲补天”（自然含“女娲造人”）的遥远高标上，这就宣告了作者的艺术思想已经直抵历史发生学的起点，是要覆盖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并直指人类未来的。这一点从第5回“开辟鸿蒙/谁为情种”中，也能得到印合。而在第5回，作者又把“警幻太虚”（即作者艺术真实的“天堂”）置放在“女娲补天”和“通灵”产生之后；这在人文意识里超越了西方《圣经》的“创世纪说”——无形中，红楼作者把“灵魂”摆在“天堂”之上，同时谓之那“天堂”是“幻”是“虚”——这表明红楼对“灵魂”的标扬及定位的“至高”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把西方两大文化巨人——但丁、歌德都抛在身后；因为他们或把神与天堂凌驾在人与灵魂之上、或让人之灵魂与神与魔并行。再说道“男人”和“女人”，红楼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第2回）这一提法又超越了“女人是男人一条肋骨做的”这种基督文化观点。更重要的，相关“爱的起源”：红楼作者是用“浇灌”与“还泪”（第1回）对读众做了极形象的喻指传递——“浇灌”暗示男女性关系，“还泪”是女人对男人全部情感倾注的形象外化；而西方从“上帝欺蒙亚当”到“蛇引诱夏娃”乃至二人被“逐出伊甸园”，都属于把“爱”非理性化、低俗化，这远不及红楼作者倡扬得入理；在这一点上，红楼作者的认识也极艺术地凌驾于弥尔顿、劳伦斯等对人性爱欲认识之上。尤其红楼第5回关于“意淫”（精神大爱）的提出，更具高洁的、属恒久未来的人文意识。
在 哲学上，《红楼梦》看似以庄子的“逍遥精神”为先导、以“绝圣弃智”继之的老庄理 念。其实，那又只是作者推到小说表层的部分——而作者重墨浓绘的理想世界“大观园”里女孩们诗情画意的生活与约170年后的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诗意地生活在地球上”[41]的存在论，十分吻合；而曹雪芹对现实生活的“真”与“假”认识，也完全符合海德格尔的“真实存在”与“人们编造的存在者”的认识[42]。同时，曹雪芹用红楼小说形象表述的“临（林）贾（假）求甄（真）”的哲学意念，也正是海德格尔哲学表述的“良知呼唤存在论”[43]。尤其要提到的“贾宝玉”很小就扬言的“未来化灰化烟”，更与海德格尔的“死亡（非亡故）向终结的存在”（向死而生）的人生哲学相通[44]。
——所以，可以说《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与海德格尔的生命存在论基本合融。
在历史观上，曹氏思想较难定性。
他在这方面躲躲闪闪，沉埋很深。有些人乐于把红楼当历史研究——错。曹雪芹是大于时代者。且《红楼梦》是小说；其历史观，有；但是用艺术折射出的。
这有三方面可归纳：
1-作者借用“女娲传说”构设小说的“灵境”；又以“警幻仙”为核心构建“梦幻天堂”；又借“元春省亲”打造以林黛玉为首的具灵魂意义“大观园女儿世界”——这巧妙地置换了中华2000多年极顽固的“男性话语权（涉及男性创世观）”。2-用贾宝玉之口痛斥皇道统“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主流价值观。3-对历史人物（尤其女性）和历史事件，作者以自己的人文情怀做了深沉而独特“凝视”——具体表现在薛宝琴〈十首灯谜怀古诗〉、林黛玉〈五美吟〉、贾宝玉〈姽婳辞〉等诗文里。
这 后一条，让人眼亮——我们似乎看到了比曹氏晚生150年的贝奈戴托•克罗齐的身影。就是说，《红楼梦》的曹氏史观与上世纪流行中国“讲规律搞预言而漠视个体”的唯物史观，迥然不同。于是乎，“狼奶”（李希凡蓝翎）“文革”（洪广思[冯其庸]）两派对红楼作者那些俨然正宗的贬责，均属没读懂红楼文本的弄獐贻笑[45]。
——这是“新世纪红学”要明正视听的观点；篇幅有限暂不多谈。
（三）从叙述角度的独特创新谈起：
首先说，《红楼梦》文本是极具现代性的。她是以“灵魂叙述存在”“灵重塑了性”；且起笔就像福克纳、马尔克斯一样懂得“抹糊述主面目”。请研读，开篇那1500多字的“引序”[46]。这是以往红学家从来不懂的问题。这“灵魂”，就是指“志在补天之石——通‘灵’之玉”；而“存在”，是指以贾家内外（尤其大观园里的女儿们）为前台的整个华族人的生存状态（书中如薛宝琴十首怀古诗里所表达的）。而作者打造的“开辟鸿蒙”的“情种”——贾宝玉，在红楼里尤其前半部书中不过是文本真正叙述者——那“通灵石”的一双“眼睛”而已。至于作为角色的“宝二爷”的“精神突围”是逐步形成的。作者从旁暗喻——宝玉的小厮“茗烟”（谐音“明眼”）后又无端更名“焙茗”（谐音“倍明”：意为“加倍明亮”），就点明这层意思。与此同时，红楼文本时不时出现“超越小说全知叙述”的影子——灵叙述。这“灵叙述”或藏在文本的全知叙述中（譬如，第1回的“五绝”“好了歌解”，第3回的“〈西江月〉二词批宝玉”和第8回的七律“嘲玉”等）；或藏在某角色的限知叙述中（譬如，第2回贾雨村关于“三种人”的议论；第12回“空中叫道：‘谁叫你们瞧正面的了的’”；第25回贾宝玉病中忽然对祖母说“从今已后，我可不在你们家了。快让我走吧”；第50回“钗宝黛”的既符合角色又不太像角色的三首灯谜诗等——都属小说开篇提到的那个“通灵”之“灵”在“说话”。这种超出人物的自我感知的红楼文本的总叙述者——“灵”（石或玉）在“言说”，是红楼艺术又一亮点。
这一艺术“亮点”的显现，使《红楼梦》蓦然超越了西方两部巨著——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因那两部书仍停留在“我知我说”的古老叙述模式中。而仅从这种叙述视角的设定，红楼就比但丁《神曲》里“作者下地狱上天堂”高明得多；而且，红楼这种叙述视角还巧妙地转换了顽固的东方男性话语权的视阈——女孩遂成主体。这样，所谓“补天”之志在“宝二爷”身上的虚化和在真正作者（曹氏）身上的映现，就含蓄又贴近了。这样也就比《哈姆雷特》《浮士德》人物直陈哲学思想，高明得多。
这里仅可辩释的是：《神曲》系长诗、《浮士德》是诗剧、《哈姆雷特》是舞台剧，而《红楼梦》是小说；然而，艺术家的思维和作品体现的造诣是永远具有可比性的。
（四）从以女性为主的人物形象谈起
说女性形象的塑造，作者把“灵界”一株小草、“梦界”的仙姝、“情界”的爱使小性、目无下尘、有极高作诗天赋、能以死明爱心的悲剧女性“林黛玉”，塑造得极具生命的灵魂意义；她足以跟莎翁的“朱丽叶”、托翁的“安娜”、哈代的“苔丝”、小仲马的“玛格丽特”、勃朗特的“简爱”、易卜生的“娜位”等悲剧女性作比较；而“黛玉”那种吁天呼地的“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对灵魂的高贵维真的追求，与现实抗争无望中绝不妥协的精神，既对中国几千年讲权谋讲杀伐的男性历史文化产生震撼，也为人类未来精神标画出楷模——这是上述那些西方名著中女性悲剧形象群里不可比拟的“这一个”。
其次，“薛宝钗”的那种承色逢迎的生存层面的温良和潜隐的“向帝”之心[47]及最后的悲惨结局，足以跟《包法利夫人》“爱玛”做形象比较——“爱玛”文化不高且虚荣；而“薛小姐”有才有学，只因意识与生存时风融合，灵魂显低下；而这一点上《傲慢与偏见》的“伊丽莎白”倒是她的榜样。至于“王熙凤”的能干与贪婪、附势且狠毒的精明、泼辣、浅薄，要比《飘》中的“郝思嘉”性格更有棱角；这位“偏从末世来”的“凡鸟”本该是有兰佩•杜萨《豹》样的创造力的贵族豪杰，但她既是只“凡鸟”（无文化）又生于“末世”——而这一形象效果，恰是为配合红楼大主题打造。至于“花袭人”对皇统社会“饲猪管理”的适应和她异化成道统“猪舍”的维护者，倒很像莫里哀笔下的“汝尔丹先生”[48]和加尔多斯笔下的《裴翡达夫人》的配生女。
至于曹氏精心建造的短暂的理想国——“大观园”，我们既可把其想像成契诃夫的《樱桃园》，也可把它当作是《百年孤独》里“梅尔加德斯的羊皮书”；你既可以拿法朗士的《企鹅岛》和老舍那鲜为人知的《猫城》作参考，也可比量一下斯特林堡的《红房子》。
——而这，就是伟大艺术的涵盖性和人文价值的普世性的显现。
（五）《红楼梦》艺术与世界文学的对接：
前面说过，《红楼梦》看似一部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作品，其实那只是表层的前理解——作者在文本中大量使用超时代的、极前卫的艺术手法。只是他文思妙曼，我们一时看不透。而我们的红学研究如果不能把这些“宝”挖掘出来，那相当于“犯罪”；我们难道要等顾彬、博尔赫斯之流研究出来，再跟人家打所属权官司吗？
1-首先，曹雪芹比弗洛依德早生141年，可在刻画人物上他竟然大量使用“潜意识分析法”，且十分娴熟。譬如，第3回宝玉和黛玉“初见面时的似曾相识”，其中有很深的潜意识依据；第19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竟把少年男女主人公的朦胧性意识（双方的“正表现”“反表现”）写得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再如，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竟把薛宝钗在潜意识支配下“移祸林黛玉”表现得天衣无缝，且把前意识和潜意识的“时差”度量得十分精准；再如第23回，贾琏一句调侃妻子的“性”玩笑，就流露偌多潜意识里与凤组的矛盾；第17回，贾政无意中两句感慨就泄漏了潜意识里有与他现实生存方式相抵牾的心理；还有第34回“宝玉被打”后，在半睡半醒中“看见蒋玉函和金钏走了进来”，那更属一个人潜意识里的深度愧悔……如此等等情节。
红楼作者或许不懂“潜意识”存在，更不懂“精神分析”——那是理论层面；然而他的创作实践把“她”应用得极好，不留痕迹；这岂不证明曹氏艺术天分之高？
——相关“潜意识应用”是须做更细致分析的。这方面笔者已有专论[49]。
2-被现当代中外作家广泛应用的“象征主义”手法，在红楼中有凸出显现。当然，这里既有广义的“象征”意韵又有“象征主义”运用的区别。我先从前者说起。
譬如，文本中“补天石——通灵宝玉”的设定；“风月宝鉴”“金锁”的设定；第7回“冷香丸”“宫花”的设定；“潇湘馆”里“竹林”的设定；第37回“白海棠”和第38回“菊花”与“螃蟹”的设定；还有针对“大观园”的“笼翠庵”与“妙玉”的设定；针对“作者理想”的“薛宝琴”这一人物的设定，等等，都有“象征”意韵在其中。且“顽石——宝玉”“风月宝鉴”的设定上，还有“变形艺术”的杂糅。
但像第5回的“梦幻结尾”第35回49回62回上半章74回等章节里，作者用整整一个章节（或大段落）的人物情节所展呈的“象征意韵”，就属“象征主义”的运用。
这里，我仅对第35回做简明剖析：
此章从“黛玉很早在户外伫望怡红院”到“贾母被王姓集团及帮手‘簇拥’到王夫人房里吃‘莲叶羹’——这一对峙‘宝黛爱情’的‘母系大同盟’的形成”；再到“王夫人与薛宝钗同时派出玉钏和莺儿给宝玉‘送莲叶羹’‘打丝绦’”到“薛宝钗亲自指导那系‘玉’的络子如何编织”，直至“宝玉傍晚支开袭人而让晴雯给黛玉送旧帕”——这一系列情节，形成一套覆盖全书的、具“中介喻指”功能的意象象征链条。这“意象象征”顾名思义——这种象征形态是借助特定意象（对峙宝黛爱情——实施金玉良缘的）以组织小说的形象体系（桌上在座的围绕贾母的所有“王”家人及帮手）；作为核心象征性意象（王夫人命玉钏送汤；薛宝钗指挥莺儿用“金线配黑珠”打系玉的络子）这在小说中处于一种特殊情境。这些意象在意蕴上已“超常负载”，于是也就使其具“超常”的艺术张力。同时配有人名的谐音暗示：白玉钏（白串玉）；黄金莺（应黄金）。
这里还须辩释：“象征主义”理论曹氏也许不了解或说还来不及总结，而他在红楼创作中的应用也许只是一种“偶合”，但上述的这些广泛的“偶然”就不能不说这是作家艺术潜质的“必然”，而这种“必然”又如此前卫、超时代、不亚于现当代中外如梅特林克、斯特林堡等著名象征主义作家的手笔——这怎能不让人叹服、钦敬、膜拜。
3-从现代“符号学”角度研究红楼，更使人眼球大跌。
其实，现代意义的“符号学”出现才半世纪，尽管索绪尔、皮尔斯、格雷马斯、艾柯等人从理论上将其搞得有声有色，但应用上多在手语、文字、实物画、交通信号、广告学等领域；文学应用尚无。然而，我瞠目地发现红楼作者把足以超越现代“符号学”的“曹氏符号学艺术”使用得炉火纯青尽善尽美。譬如，“甄士隐”“贾雨村”两个人物，除了文本赋予他们的其他意义，尚有“真”与“假”的符号学意义。如，文本中凡有“贾雨村”之名出现，你准能分析出那是“非作者生活之真”的“假”来，那情节准是作者编造想像乃至夸大了的。譬如，第2回3回这“假”一出现，“黛玉小姐”就母亡父病，寄人篱下；这就是作者为尽快让女一号出台而做的强化性情节铺垫；这就是对应实事之“假”的艺术之为；这时“贾雨村”名字就含有现代符号学规定的“能指”“所指”意义。
再者，贯穿全书的6姓家族的符号学意义及其代表形象。
“贾”谐“假”——“以贾宝玉与环境的冲突”为形象传递；“史”谐“死”，自含“历史”之意——“贾母”“湘云”为正辅形象传递；“王”谐“亡”，亦含“皇统权霸”之意——以“王熙凤”为首的王家人为形象传递；“薛”谐“学”，意在“文化、教育、习规”——以“薛宝钗”“薛蟠”为正反形象传递；“林”谐“临”，涵“自然天然”之意——“以林黛玉的生存状态”为形象传递；“甄”谐“真”——属侧写，含“隐约渺茫意，仅镜中出现过“甄宝玉”。而这6大姓氏及其谐音字与形象含意，及其各自的代表人物的符号学意义，几乎遍布红楼文本。仅列举两件能简捷说清的例证：A-第 9回“闹书房”是书中写“封建教育”的。“薛”即“学”。在这段情节中并无“薛蟠”什么事，但此卷中再三提到“薛蟠”——目的是要借这一符号提醒读众这情节是嘲讽封建教育荒谬一面的；且这里明确的“薛蟠”名的谐音暗喻：“学之所盼（叛）”，加重了嘲讽提醒力度。B-第25回“叔嫂逢五鬼”，这情节本来就潜藏着浓重的“影射”“变形”意义；作者为点明“皇道统社会”才是对宝玉“灵”性的摧残、致其“疯”（宝玉在病中极清醒地对最疼爱他的奶奶说“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发我走吧”）。可这时，正哭天喊地的“王夫人”缺乏“王”的“能指”性；“王熙凤”事出同因也病倒——缺乏“王”的“能指”性。于是作者“调动”来从没在文本“露脸”的“王子腾夫人”（宝玉舅妈）在书中晃了一下。她出现的作用其实在文本情节上毫无意义，仅在于她所具有的符号学意义，即“王”姓的“能指”性和“所指”性上：这“叔嫂”其实是被通行社会的皇统意识搞“疯”的。
——附带说一句，所谓文本中“符号学意义”即你要用符号学眼光来品量之。
此外，这6个具有符号学意义的“字”还可以组成诸多词汇。譬如，“史学”“王学”“死亡学”“假王学”“假史学”“临假求真”“临史（死）求真”，等等；尽可联想组合，不一而足；且这都是具形而上意义的概念词语，关乎《红楼梦》全书的多项“隐主题”。
这里也须辩释：“红楼符号学艺术”的应用，虽无西方的理论总结但其在文学中的应用却成熟且微妙。同时，这应用与“象征、隐喻、变形”等艺术杂糅一起，愈加难得。
4-《红楼梦》中“结构主义”。
研究红楼的“结构”是一项重大工程。然而，按现当代的“结构主义”研究，可以说既有贴切处，又有剥离感。但我们既不能消足适履，也不能漠然置之，且这正是对“新世纪红学”的挑战。这里，容我分两步做些赏试分析：
从“结构主义”学比照《红楼梦》：“通灵宝玉”就含“历时性”——从“女蜗补天”到“贾宝玉出生后”，那“灵之石”存在数千年不止。再如，第56等章里宝玉从镜子里进入“甄家”与“甄宝玉”交谈，这又是结构主义“共时性”。
从整体上说红楼的“灵、梦、俗”金字塔式的三界隐约穿插。这种结构艺术已经让人高山仰止，且独特异常。但丁《神曲》“天堂、人间、炼狱”三界——无非揭示人性、惩恶扬善、皈依宗教，其艺术纵然宏丽无比，其底色却僵硬固化。而雪芹红楼的三界却是人性与灵魂的升华——智者于俗世罹磨难，在梦界因理想得补偿与指点，在灵界他是“补天”的大贡献者——虽是人间悲剧，却属积极的人生状态。
这种在小说结构中的悲剧人物的灵魂之层层升华，还不是中外结构艺术之最吗？
另说，《红楼梦》的局部结构也是极妙的。
譬如，作者常用“外来者进荣府”掀起小说叙述新波澜。刘姥姥三进荣国府，除情节人物配置须要外，在小说结构上也有必然性，是值得研究的。再如，红楼文本有一种已呈定势的“细节配置”——那几位主要人物，只要有“喜事、顺当事”之后，相继准有“堪忧受挫败之事”傍随出现。其例甚多。我把这称之“悲剧配置法”。譬如，“情切切良霄花解语”刚过，花袭人就让李嬷嬷臭骂一顿；荣府上下正给王熙凤大摆生日宴，凤姐回屋就撞见贾琏胡搞，结果她丢人地撒了一回泼……
这种人物命运多变和“不如意事常八九”情节的使用，加浓了小说悲剧色彩。
5-“比较文学”的一笔。
“比较文学”在西方历时达200年，系文学探研（准文学质的）；曹氏红楼无涉及。但在我研红中发现一段红楼情节，极符合“比较文学”现代定义——“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的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
那就是第28回，作者经心安排的贾宝玉（情种）、冯紫英（平庸公子）、云儿（女性）、薛蟠（动物男性）、蒋玉函（艺人）——五类分子所行的酒令。我称之“伦理审美‘五组三重奏’”[50]。其中以这五人各自先以“女儿的悲、愁、喜、乐”为题答一句诗；再自己各唱一首歌；再诵一句诗来点题。这其中把五种类别层面的人，各自的心志、性格、审美、情致一一都表现出来，且无声地形成比较观照。
给予读者的却是“比较”的文学中“人”的差异的心灵留痕；意义甚大。
——这是超前的红楼艺术与世界文学艺术的又一次融通或曰碰撞。
（六）其他可进一步探讨的红楼艺术（简述）：
无疑，《红楼梦》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叹为观止；绝不是我这万把字文章能囊括的；红学能否与世界文学史观照相通，是须众多研红者不断努力的，只要方向对头。以往红学家之所以做不到：1-思考方式偏、眼界窄；2-客观有障碍、自身底气虚。
1-譬如，对红楼诗（包括词曲赋诔）尤其对曹氏拟作的“黛玉诗”的研究，始终缺乏从“倡扬灵魂”“追求生命价值”角度探索。从这两点说，“黛玉诗”远比“李杜苏辛陆”的作品更有价值。再如宝玉的〈芙蓉诔〉〈姽婳辞〉等都属优秀作品。我们有必要下功夫，将曹雪芹的这些高超的诗文作品予以准确评价，传扬到世界去。
2-再者，红楼中的“隐喻”是作者应用最广泛、也是红楼叙述中极独特、有效的艺术手法——所谓“处处有隐喻，字字有机锋”（沈从文语）；我称之“曹氏垂直释意法”。且其花样不单一，有变化，有的显见、有的隐深、有的还须做“排列”“组合”“呼应”处理。譬如，“白金钏”“白玉钏”，单解其一意义甚小，可若将两个名字重叠起来成“白金玉钏”意义陡然深远，遂成“白白的把‘金’‘玉’串（钏）在一起”。而能破解到这层隐喻对我们研究《红楼梦》将少犯多少错误，少走多少弯路？
——然而，红学史至今200来年，竟无人能全面破解《红楼梦》中的隐喻。
3-再有，“黑色幽默”的运用也闪见文本中。譬如，第7回焦大刚骂完“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凤组正生气，宝玉就问她“爬灰”“是什么”；再如，第36回薛宝钗坐在宝玉身边一面给他赶蝇子一边给他绣兜肚，可宝玉梦中说（可能有意）“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样的细节安排，让人哭笑不得？
——其实这是极妙的艺术之为。
4-红楼里“变形艺术”的应用，也不时出现，很跌读众眼球。
譬如，明明一僧一道在“灵界”是“骨格不凡，丰神迥异”（第1回），可到人间就变成“癞头跣足”“跛足蓬头”——且这形容语里还另有他意——“癞头跣足”谐音“来头显著”；“跛足蓬头”谐音“颇出风头”——呼应“将真事隐去”（甄士隐）这一层意思。再就是那最典型的变形艺术“风月宝鉴”的反正两面；作者又让那道士在空中大声疾呼：“谁让你们瞧正面了的！”这是对充满谬误的人世间凛峻警斥。
至于，《红楼梦》文本中写景、状物、刻画人物的语言，更见功夫，且其中时常显露出 “印象派”“原始派”“荒诞派”味道的笔墨。因为比较细碎，就不逐一尽述。
五 最后的几句话
统而言之，我们的《红楼梦》绝不是一部一般意义的古代小说，作者曹雪芹也绝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说作家；我们研红也就不能仅从一般意义或史学考证上糜费思维。
——这是《红楼梦》文本告诉我们的，是200年红学史告诉我们的。
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世界文学史的一些大脉胳上做考释：
譬如，西班牙语系文学中，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西方仅被中世纪残留的骑士精神纠缠多少年？法国文学中，从拉伯雷的“粗犷”到巴尔扎克“写实”再到普鲁斯特“意识流”，仅小说叙述演进又走过多少代人？英国文学中，从莎士比亚的“丰富”到贝凯克的“荒诞”，人类在命运问题上又探讨多少年？美国文学从《白鲸》到《老人与海》，从杰克•伦敦到福克纳，对人类的创造力又做了怎样的掘发？再说最深厚的德语文化，从《浮士德》到《变形记》，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人类在“灵魂与人的存在”上做了多少从学理到文学的艰辛求索？
而这些，我们华族人从《红楼梦》中都能不同程度研究出来。这还不是“红学”的重要和骄傲？说来，孔子学说不过因为“她”有“好政府”的乡愿，所以被2000年来皇道统巧妙利用着；而曹雪芹对灵魂对生命的标扬不知比孔子学说光明、博大、进步、深邃、前瞻多少倍？可直到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包括一些红学家、影视编导）懂得这些？又有多少外国朋友知晓这些？谨此，难道还不该把红学搞下去？
眼下，《红楼梦》正该被“以人为本”的世界文化所接纳；红学恰是桥梁。
[1] 爱新觉罗•永忠，清宗室诗人，康熙14子胤禵之孙。
[2] 指李希凡、蓝翎二位先生。
[3] 参见蓝翎《龙卷风——四十年间半部书》。
[4] 参见《古旧书讯》1984-5期。
[5] 见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附录〈乐知儿语说《红楼》〉第182页。
[6] 参见蔡义江〈走红学健康之路——写在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和刘振兴〈评蔡义江先生的一篇胡说八道〉第四部分“别有用心的学术规范观”。
[7] 见孙玉明《红学1954》第238页。
[8] 见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六讲〈秦可卿出身之谜〉第85页和刘心武《楼外望月》〈从秦可卿入手解读《红楼梦》〉第247页。
[9] 汪精卫《红楼梦新评》署名“季新”（1915年发表于《小说海》）。
[10] 参见木心讲述《文学回忆录》第38讲第500页中两句“艺术只该有评论家，不该有好 事家”和“中国的红学，大抵是嘁嘁喳喳之辈”话。
[11] 见笔者《红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秦可卿之谜真解——兼批评刘心武先生和王扶林导演的谬识〉。
[12] 见茅盾〈节本〈《红楼梦》〉导言〉。
[13] 参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四部分〈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14] 见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附录〈乐知儿语说《红楼》〉第197页 。
[15] 见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第6页和李希凡1972年为人5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写的“前言”〈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
[16] 见俞平伯《红楼梦辨》中卷第222页。
[17] 见洪广思《阶段斗争的形象历史》第184页。
[18] 见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四讲〈秦可卿抱养之谜〉第63页。
[19] 参见无名氏《乘光舍笔记》。
[20] 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第007页。
[21] 参见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两个世界》（载1976年6月香港《明报月刊》）。
[22] 参见蓝翎《龙卷风•沉沧海》75页。
[23] 参见冯其庸《红楼梦概论》第29、177页和笔者的〈跨进红楼第一道高门槛〉第二节。
[24] 参见冯其庸《红楼梦概论》第111页和笔者〈贾化（假话）可言大题〉第4节（选入[ 羽之野“新世纪红学”评论集]《红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中册]）。
[25] 参见单世联〈世纪风潮中的一部小说〉“学术权威与红学论争”。
[26] 参见蔡义江〈走红学健康之路——写在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和刘振兴〈评蔡义江先生的一篇胡说八道〉第四部分“别有用心的学术规范观”。
[27] 见周汝昌〈什么是红学〉1982年第3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8] 见沈从文〈“[分瓜]瓟斝”和“点犀[乔皿]”〉。
[29] 见老舍〈《红楼梦》并不是梦〉。
[30] 见李国文〈黛钗的文学观〉。
[31] 见李国文《楼外谈红》〈上当的红学家〉。
[32] 见蒋和森〈宝玉被打析〉。
[33] 见王蒙《红楼启示录》〈话说〈《红楼梦》后四十回〉。
[34] 见李劼《论红楼梦》第一章第31页
[35] 参见木心讲述《文学回忆录》第38讲第495、499、502页
[36] 见梁晓声〈论林黛玉〉。
[37] 见笔者〈以世俗论艺术岂不荒谬——批评梁晓声先生“论林黛玉”〉。
[38] 见周汝昌〈从鲁迅论《红楼梦》说起〉。
[39] 见木心讲述《文学回忆录》第502页
[40] 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四部分〈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41] 这是海德格尔援引“荷尔德林”的诗。
[42]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一篇第6章〈操心——此在的存在〉第41-43 节。
[43]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第2章〈一种真能在的此在式的见证，决心 〉
第55-57节。
[44]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第1章〈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向死而存在〉
第 48-49节．
[45] 此观点笔者有专论〈石头独具的史迹〉，将编入[羽之野“新世纪红学”系列]《红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下册]》。
[46] 见笔者〈跨越红楼第一道高门槛〉第一节“模糊的述主隐现‘灵叙述’〉。
[47] 见《红楼梦》花城出版社2010年12月欧阳健等新校第2版第139页“薛宝钗诗”〈凝晖瑞〉“芳园筑向帝城西”一句。
[48] 参见莫里哀的《贵人迷》。
[49] 见笔者《红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红楼中弗洛伊德的身影〉。
[50] 笔者〈伦理审美五组三重奏〉编入[羽之野“新世纪红学”系列]《红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中册]
（此文发于《红楼研究》2013-4期；后，又作修改；现编入[羽之野“新世纪红学”文集]《红学——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册]。特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