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5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为表达对习仲勋同志的深切缅怀，《百年潮》杂志社特邀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习仲勋传》编写组成员王双梅撰写纪念文章，与广大读者一起重温习仲勋同志的光辉事迹，铭记他的革命功绩，追思他的崇高风范。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是党百年发展一以贯之的宝贵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这是由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所决定。毛泽东指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今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将其作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以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这让我们又回忆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1961年带领中央调查工作组在长葛的日日夜夜。
“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那是正值上个世纪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的1961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力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中共中央又于3月下旬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把1961年作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为此，各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分别率领调查组深入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以带领全国人民尽快走出经济困境。其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安排，带领一个调查组深入到河南省长葛县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而他所带领和亲自指导的调查组则将调研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时间长达半年多，并先后写出十几个专题调查报告，在中央书记处派出的10个调查组中成绩突出，为党的“调查研究年”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月10日，习仲勋率领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和几个直属局正副局长一行12人，集体乘坐一辆中型客车，来到长葛县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到达长葛县政府后不顾一路风尘和劳累，当即听取长葛县委书记张汉英的工作汇报。之后，习仲勋亲切地对他说：“你们县委的事情很多，工作很忙，不要为我和工作组的到来忙碌，只要抽一些同志参加中央工作组一起搞调查研究就行了，不需要任何照顾。”当时，县委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同志和工作组一起进行调查研究，并选定在问题较多、情况比较复杂的和尚桥公社开展调研。
习仲勋出身农家，有在陕甘根据地长期从事农运，同农民群众长期摸爬滚打在一起的实践，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农业生产和主持全面工作的丰富经验。惟其如此，他才能在调查中扑下身子，沉得下去，查得实情，提出切合实际情况、符合群众要求的实招。而且他在多年领导工作中对调研工作本就十分重视，并善于从调研中总结和发现经验与典型，用以推动面上的工作。他和同行的两位副秘书长说：“如果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不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到有问题的地方去、深入到有经验的地方去，怎么能够接近群众，了解群众？怎么能够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做些什么，有什么要求、意见和建议？又怎么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他指示工作组的同志们，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就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不要打官腔，要当好群众的学生，在和农民交谈时，说话要深入浅出，能让农民听得懂，能让农民说心里话。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比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方设法去办到，群众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同时，他还指示工作组成员“不要只听各级干部们的口头汇报，一定还要深入实际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
习仲勋在长葛的一个多月中，扑下身子，为长葛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许多问题，至今仍让长葛人民念念不忘。当时，河南正处在连续两年遭遇旱灾之后的又一个特大干旱时期，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却天旱无雨，麦苗大面积枯萎，夏粮眼看就要绝收。习仲勋看到此情况，立即协调县委、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长葛县委及时发出抗旱浇麦的号召，发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掀起抗旱保苗、力争不让夏粮绝收的抗旱运动。习仲勋率领中央调查组也深入到田间去参加劳动，同农民一起推水车、绞辘轳、挖渠、打井。他们在同群众的广泛接触中，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有群众问：“你们北京来的咋这样好？不像过去的参观团，汽车一响都得去欢迎”。习仲勋率领的工作组不摆架子，不耍官腔，认真负责，和蔼可亲。习仲勋在和农民群众聊天时，常说一句话：“老乡，和你一样，我也是农民的儿子。”他仿佛又回到了陕甘群众中，村民们也很快与这些“没有架子的干部”交上了朋友，把村里的实情和心里话说出来。
一天，宗寨村农民李恩和李三运在田间一口土井旁绞辘轳用倒灌提水抗旱浇麦，习仲勋路过井旁，见李恩绞辘轳很吃力，便脱下鞋袜挽起裤腿，从李恩手中接过辘轳把儿，熟练地替他绞辘轳提水浇麦。李恩见习仲勋绞辘轳动作很熟练，夸他是个好把式。习仲勋说：“老乡，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家学用倒灌浇过菜园子。”
由于麦子长势不好，农民担心绝收挨饿，纷纷携家带口拥向火车站，争先恐后扒货车外出逃荒，造成大量劳动力外流。习仲勋听说此情况后心里十分着急，亲自带领工作组人员赶到火车站，劝说群众回乡坚持生产。他对聚集在火车站的群众饱含深情地说：“乡亲们哪，咱们这里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大家生活困难，我们非常理解！我也是咱们河南人哪，老家在南阳邓州，我爷爷时邓州遭遇饥荒，全家人逃荒到了陕西。那时是旧社会，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现在是新社会，我们有党和政府做靠山。今年咱这里的情况我们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汇报，相信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县委、县政府也在想方设法筹集粮款进行救助，让乡亲们度过饥荒。我们中央工作组同乡亲们一道克服困难，坚持抗旱，争取不让夏粮绝收，种好早秋，度过灾荒。”习仲勋深情的话语感动了准备逃荒的群众，他们纷纷离开火车站回家抗旱，参加生产自救。
在习仲勋强有力的指导下，县委和全县干部群众行动起来，“能浇一分是一分，能浇一亩是一亩”，掀起了抗旱保夏粮的高潮，从而避免了夏粮绝收，使两个月后的夏收取得了差强人意的收成，除上缴公粮后每个人还保留了五六十斤的口粮，再加上采取的其他措施，初步扭转了上年那样严重困难的形势。
“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
来到长葛的第二天，习仲勋便根据县委的建议，来到存在问题最多、情况最复杂、比较能折射当时农村实际情况的和尚桥公社进行重点调研，并仔细听取了公社党委书记孔宪瑞的汇报。孔宪瑞汇报了农村生活困难。之后，习仲勋同工作组与县委以及公社商量，确定对和尚桥公社的宗寨、王庄、樊楼、杜村寺等一、二、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分类调查，深入了解生产大队在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指示的情况，并着重调查了解人们当时所反映最迫切的食堂问题。
民以食为天。当时广大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公共食堂问题。农村大办公共食堂，食堂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人们对待食堂的态度被看作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大问题。但食堂问题一直是群众意见最多的问题之一，“六十条”草案对食堂的规定比较灵活，提出可以办多种多样形式的食堂。那么食堂到底应该怎样办，这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一次号召调查研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为了了解群众的真实意愿，习仲勋率领调查组逐队逐户进行调查、座谈，征求群众意见。他亲自到樊楼大队第五生产队调查走访，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是继续办或是解散的真正意愿。除了3户高成分的地主、富农家庭，他到了46户走访，与社员促膝谈心，逐人征求意见。结果，其中43户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公共食堂再继续办下去，只有五保户愿意吃公共食堂，而单身汉同意办农忙食堂。这种全面深入的调查没有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了解到真实存在的现实情况，“彻底驳斥了贫雇农和下中农愿意办公共食堂，而中农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的荒谬观点”。调查组还在宗寨大队第四生产队召开妇女调查会，座谈食堂问题和如何解决食堂散伙后各家做饭所存在的问题。结果，参加会议的妇女一致不赞成办食堂，一致要求回家做饭，进一步验证了在樊楼第五生产队调研的情况。在此调查基础上，习仲勋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办食堂口粮低，困难多，占用劳动力多，弊多利少，还是不办为好，同意群众解散食堂的意见。在那时公开解散食堂是件天大的事情。
4月23日，在头十几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写出了第一份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习仲勋首先向中央汇报了他们初步了解的农村形势。指出：中央“十二条”指示和“六十条”指示下达后，形势急剧好转，外流的劳力大部分已经回来，生产大队纷纷添购农具、牲畜、架子车等。广大农民都积极起来，不光出勤率高，干活质量也好。社员对自留地普遍感到满意，种得特别好。喂猪、喂鸡、养羊的人家正在逐日增多。更可喜的是群众的政治热情逐渐提高，民主空气开始发扬。群众发动好的地方，到处可以听到群众在议论一些政策问题。但习仲勋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农村在生产和生活上也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河南今年又遭大旱，夏粮肯定减产，春荒尚未完全度过，夏荒跟着又至。长葛县的整风搞得比较粗糙，中央指示的贯彻也还不够深入，生产队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没有认真解决，群众思想仍有顾虑，“怕政策再变”。加上人的体力很弱，牲口减少，农具缺乏，因此群众的热情还不稳定，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然而，无论社员还是干部，对“六十条”是非常拥护的。
其次，习仲勋的报告重点汇报了公共食堂问题。他经过这一时期的深入了解，看到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大部分已经在3月初散伙，长葛全县70%以上的食堂也都相继停办。余下来的一小部分食堂，群众也都在观望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会停办。从已解散回家吃饭的群众生活来看，群众回家吃饭并没有占去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也不占，大大改善了过去在食堂站队打饭和经常吃不到热饭热菜的现象。而且可以把30%多的劳力从食堂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同时，食堂散伙以后，燃料和运输力量也不那么紧张了。习仲勋重点调研的宗寨大队14个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烧煤一斤半。散伙以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拾柴烧饭，不再买煤，即使烧煤的也比过去节省了许多。特别是让群众感到满意的是，在家做饭能够吃够口粮标准，吃得饱，而且又熟又热，干净卫生。因此，食堂散伙以来，小孩的面色也好看了很多，人们干活也有劲了。更重要的是食堂散伙以后，由于伙食供给制取消，剩下的只有粮食半供给制，这就大大增加了工资在分配中所占的部分，在食堂方面存在的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现象自然就克服掉了。
由此，习仲勋深感过去把办食堂的社会主义原则强调得过分了，结果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出不同意见，就被戴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击，这一政策确实应该立即调整。同时习仲勋也细心地指出，停办食堂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充分准备，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食堂停办后的善后工作也要妥善处理好，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具等应当退回去，帮助社员解决在家做饭以后的一些困难。伙食委员会应当扩大改组为生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其任务是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当然，个别食堂有条件办得好的，群众也真正自愿继续办的，也应当继续办下去。单身汉和在家做饭有困难的家庭，如果要求办食堂，干部应当帮助他们继续办，并且积极地办好。今后办食堂可以搞小型的、多样的，而且一定要搞企业化，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
最后，习仲勋得出结论：“总之，从当前情况看，在低标准和办食堂不企业化的条件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是更便利群众，有利生产，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这一结论，为中共中央在4月底发出调整食堂政策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不久后召开的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要求立即解散所有农村公共食堂，实行口粮直接分到户的办法，让群众吃够最低口粮标准，实行瓜菜代，拯救了一方民众”。
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
食堂问题解决后，退赔问题又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初步摸清宗寨公社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轻率和瞎指挥是阻挠公社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公社在1957年大办水利时，就刮起“共产风”，无偿调用劳动力和建筑材料。1958年秋郑州会议后，虽然搞了一段退赔，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这些错误愈演愈烈。那时这个社办了三个试验场和一个丰产方，圈去大队土地7300亩，约占公社整个耕地的10%，平调各种农具、家具近6000件，总额达130万元。公社还办了一个万头养猪场，从各大队分别调走350头猪。但总的说，这个公社的工作还算是做得比较好的，“是一个二类社”。
有一次，习仲勋在王庄同农民召开座谈会时，一位老农说：“农民以种地为生，现在地少了，没地了，怎么生活？”习仲勋听后非常重视，经过调查发现，县、公社机关占了他们几百亩地。于是，他动员县、公社各级领导将机关、工厂、大街没搞基建的土地退还给农民，先耕种以恢复发展生产，提高粮食产量，解决生活问题。他对长葛县的领导们说：“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没有这一条，思想就成问题。”他根据在长葛调研所掌握的实际情况，强调指出：“中央‘十二条’政策的中心之一是退赔。事实证明，坚决退赔是彻底反掉‘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政策”，“只有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以后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这一问题。他针对许多县社干部不愿退赔的思想顾虑，以宽广的视野阐明“国家多一点好，还是群众多一点好”的问题。他说：“我的意见，特别是现在还是群众多一点好。反正是两头，一头多了一头就少了，现在应该是群众多一些好，何况平调的东西本来就是群众的，今天群众的东西多了，将来国家的东西也就会多，只要群众有了东西，何愁国家没有东西呢？我们要辩证地看这个问题，这两年国家的东西多，群众的东西少，日子就不好过。要知道，东西就是那么多，看放在哪里合适。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现在群众经营自留地的积极性很高，耕种得很好。有了这个积极性，继续贯彻党的政策，也就可以把集体生产搞好。十二条政策下达后，农村里养猪、羊、鸡、兔多了几倍。所以，只要彻底退赔，继续贯彻十二条政策，这个积极性还会更有效地调动起来。”
王庄村在这方面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1958年宗寨人民公社实行“五统一”时，限令王庄村农民在一日之内全部迁到宗寨村居住，其房屋、家具用品则陆续被附近单位随便占用或拉走。1959年底王庄村群众按上级安排又从宗寨搬回王庄居住，然而此时家中物品已全无。4月13日、15日上午，习仲勋和工作组两次走访王庄村，查看群众生活的情况。习仲勋来到老农张来头的家中，祖孙三代八口人住在三间草房中，屋内只有两张木床，一个地铺，中间放一个小方桌和三个用旧木板钉的小木凳。习仲勋和张来头坐在小木凳上，他问张来头：“你们家过去一直是这样吗？连一件大的家具和用品都没置买？”老张激动地回答说：“我们家原来有些家具，因为一年前俺村搬迁到宗寨住，房子小没处放，后来全丢失了。”习仲勋又向老张了解对办食堂的意见，并安慰老张说：“我知道群众生活比较艰苦，需要我们上下一盘棋，共同努力，困难一定会克服的”。
之后，习仲勋又从王庄东街走到西街，一路仔细查看群众的住房情况，他进一步了解了群众生活的艰难。第二天，习仲勋就把办公地点从县政府搬到离王庄比较近的县邮电局。并召集王庄村主要干部和群众代表在他的办公室召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和克服困难的办法。据了解，王庄大队在三次退赔中，现金占95.3%，实物占4.7%；三间草房实际价值145元，退赔时只作价30—45元，低于实际价值的70%。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干部对退赔的决心不大，他们就是舍不得退，而群众又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他感到，反“五风”搞退赔不彻底，不合理，不落实，就不能取信于民。只有认真落实中央的政策，群众才相信我们是真正执行党的政策，说话是算数的，群众才愿意给你讲实话，才愿意跟着党中央走。他坚定地对县、社干部说：“被损坏的房子要给予合理的赔偿，没房子住的县里要负责安置住房，想办法把丢失的家具找回来。特别是要把被损坏的房子和没住房的名字统计一下，要马上解决”。随后，他就安排工作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带领王庄村群众先后到县委、县政府、财贸委、公检法机关大院和县委招待所，分别找回了该村原来的办公桌椅，还有其他农户丢失的许多家具物品。习仲勋还在百忙中亲自帮助农民找东西，“王老太家的水缸被县里一所中学占用，老太太去学校要了几次，学校负责人都以王老太没有借据为借口不予退还。习仲勋听说后去学校做通了校长的工作，将水缸退还给王老太。”
4月28日上午，王庄大队又接到中央工作组通知，调查组成员田方秘书告知他们说：“习副总理要我告诉大家，他已和县里协商妥当，凡是各机关大院里的空闲地和大街两侧土地，王庄群众都可以种庄稼，大家现在就可动手。”五一节过后，经过习仲勋和工作组的努力，县里陆续给王庄村拨救济粮8000斤，救济款4000元，分配给生活比较困难的农户。同时工作组通过协商，又把9户暂时没有房子住的农民分别安置到县服务公司和碗厂的公房居住。至此，王庄村群众在“五风”泛滥时期平调遗留的生活和住房等问题，全部得到了妥善解决。
5月9日，习仲勋在向中央报送的报告中指出：“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王庄大队最近发动群众大搞了一下退赔，效果很好，两三天内社办工厂和附近的机关、学校、商店中，清理出大批的平调实物，退给了群众，群众情绪大为振奋。前几天召集群众开会，是干部等群众，现在开会是群众叫干部，他们纷纷表示坚决搞好生产，报答党和毛主席。”报告还建议在夏收之后结合整风整社，一、二类社队要把退赔作为主要内容，这对贯彻“六十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
调查工作是繁忙的，习仲勋不仅自己要亲身参与调研，还要专心致志地指导工作组的全面调研工作；同时河南省委的领导和许昌地委的领导也会不时来请示工作，他也会根据在长葛调查中所了解的情况向河南省委提出工作建议。例如4月27日，他就致信吴芝圃建议在十天内要抓好春播春种和夏收的准备工作。饶是如此，习仲勋还是常常利用沿县城旁边清潩河岸散步的机会，深入田间地头和干部社员个别交谈。有时还利用晚饭后的时间深入到社员家中进行访问，深入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的真实情况。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习仲勋和他率领的工作组走遍长葛县的各个角落，从县城中心到偏远的生产队，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实实在在地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真实材料，为落实好中央文件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还广泛向干部群众讲解宣传“六十条”，选择社员关心的重点章节与他们一起进行讨论学习。
在此调查工作中，他们重点解剖了宗寨生产大队是怎样“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的过程。从这个典型案例中，习仲勋深深感到“大跃进”这几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共产风”刮得很厉害，把社会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按劳分配的原则刮掉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大受挫折，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社队组织机构不稳定，规模过大，干部瞎指挥和特殊化现象随之滋生，基层管理体制出现严重问题。宗寨大队在土改时是一个独立的村农会组织，1954年组成5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年初与其他16个村组成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因为社大事多难办，不到两年又分为宗寨管理区，下属5个村16个生产队。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又合并为一个大队，当年秋种上麦子后感觉生产不便又分为3个大队。1959年春大搞水利建设又把3个大队合并为现在的宗寨大队。由于大队规模过大，管理人员过多，许多在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套管理制度都被弃置不用，结果大大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宗寨大队在高级社时期，粮食和工资都是按工分分配，实行多劳多得的政策。那时工分分值很高，一个工分值一角二分钱，一个劳力一天做10个工分就收入一块多钱。这几年由于供给制部分太大，工分不值钱，一个工分只有八厘钱，一天做10个工分才八分钱。群众说：“劳动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一个蛋。”“干不干两块半（一个月的分配收入）”。因此大家对生产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六十条”明确规定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后，群众迫切要求回归到生产队，即高级社时期的那种体制。
习仲勋从同群众的深入交谈中了解了群众的这种迫切要求，并根据自己多年领导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帮助宗寨大队调整生产队规模，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宣讲中央重新修改下发的“六十条（修正草案）”时，强调一定要调整社队规模，“大队、小队规模适当划小，便于生产，便于生活，好处很多。至于公社一级的规模大小还可以研究”，“要把原来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恢复起来。要立一套章程制度，使工作走上轨道”。在他的指导下，宗寨大队分为3个大队，生产队调整为14个，每个生产队约有30多户，群众既能看得见，也能管得住；既方便生产，也方便生活。全县其他地区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大队和生产队规模作了适当调整，理顺了社队生产管理体制。同时，习仲勋强调：“在分队的同时，必须把一系列的问题，如三包一奖、四固定、分配制度、劳动生产管理等，一个一个地解决好。所以，分队的过程，又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组织工作”。他把这一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指出：“同志们必须明确，公社化是在高级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生产大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并非社为基础，不能把高级社的经验忘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背离按劳分配的原则，急于搞穷过渡，搞平调，刮共产风，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必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生产搞不好，生产力也会遭到破坏，收入下降。‘五风’的错误教训，广大干部群众吃的苦头这么大，是够深刻的，要认真总结，接受教训。”
在习仲勋的指导下，工作组于5月7日形成《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调整大队和生产队规模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生产大队的规模相当于原高级社规模，生产队相当于初级社规模。规模偏大易于产生平均主义，此次调整大大促进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5月9日，习仲勋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从最近这一段的调查当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在大刮‘五风’、什么都大办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把高级社时期所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弃置不用，结果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这样，和尚桥公社在习仲勋的指导下，调整社队规模，落实按劳分配原则，彻底纠正了“大跃进”时期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组织生产而导致的瞎指挥风，提高了干部的工作热情，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
一个好的领导干部，不仅在工作岗位上能把工作做好，还能培养和带出一批干部在其离开后继续干好工作。习仲勋在长葛调研中不仅自己率先垂范，实事求是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在调查研究后期，他还着重抓了纠正长葛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他在深入调研中，感觉到长葛县目前“只是刹住了‘五风’，但在干部思想上还没有解决问题，还需要进行整风，加强教育，做很多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变过来。”特别是当前工作效率不高，生产秩序混乱，“这就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还没有得到很好改变的具体表现。命令办事，简单化的工作作风还是很严重的。”
为了真正改变长葛县的工作面貌，保证长葛县在调查组离开之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能继续贯彻落实，习仲勋重点抓了纠正干部的思想作风和树立运用好的工作方法问题。5月2日下午，习仲勋参加长葛县委的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谦虚地表示，“长葛这个地方很好，同志们也很好。我们要向你们好好地学习。中央来的人不一定什么都懂，真正的知识在农村，在群众中，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但他认为长葛也是“五风”严重的地方，特别是“共产风”刮得很厉害。几年“大跃进”虽然取得了业绩，但公社化以来什么都大办，造成了一些损失。“你们县级机关的基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毫无坏处。难道旧县城里住不了县级机关？”他再次强调：“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没有这一条，思想就成问题，要整风，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
习仲勋在这里直截了当的批评显然非常尖锐，足以使县委的领导脸红和出汗。原来现在长葛县址的所在地，是从旧县城搬迁出来的新县址。长葛县委在“大跃进”中深翻土地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前任县委书记由此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脑袋发热，独断专行，铺摊子、摆阔气的浮夸风甚是严重。新县址即是按照北京东西长安街的气魄设计建筑的，有似人民大会堂那样的大会堂，什么县委、县府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分设在宽阔的大马路两旁，占用了大量平坦肥沃的良田。建设期间因为基层干部队伍不纯，强迫命令之风相当普遍，在调研中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习仲勋作为从革命时期和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面对这样的情况怎能不忧心忡忡？他语重心长地强调指出：“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大办机关，大盖楼房的做法是不对的。你们的礼堂比北京政协的礼堂还大。”而且上行下效，禹县也盖了同样的大澡堂、大医院、大餐厅等十大建筑。“实际上这就是没有群众观点，乱来一通，大刮五风，破坏按劳分配原则。”习仲勋越说越生气，他停了一下缓和了语气，说：“但是，这也很好，人不可能保证不犯一点错误。在中国土地上搞社会主义是新事，不犯错误就不能取得教训。当然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也犯了，那是不应该的。同志们要切记这些教训是花了很大代价的。因此，对过去的工作要很好总结，既要肯定成绩，也要批判错误。既然吃了苦头，花了本钱，再不吸取教训，就太不应该了。”他提议：长葛县要把所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保存起来，每年都拿出两次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各公社也应该照样办，都要牢牢记下，不能忘了，忘记了，又会重蹈覆辙。
对于调查研究，习仲勋特别指出：“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要注意：一、要置身于群众之中，使群众把你不当外人，不是什么干部，什么领导，而是把你看作和他一样，看成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自己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是群众的一员，不是站在群众头上，而是要和群众在一起商量办事。二、确实给群众办事，认真解决群众切身困难。”他要求长葛县各级党委和每个党员，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给群众办几件好事，并以此来检查自己，及时地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和群众通气息，共呼吸，同命运，“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子”。他批评有些公社干部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强调“合乎群众利益的事就办，不合乎群众利益的事就不办，违背群众利益的就要批判”。他谆谆告诫各级干部“去掉官僚架子，勤学勤记，艰苦朴素”，“要随时研究，随时分析，集中几种意见加以比较，才能辨别正确和不正确的。还要及时总结经验，得出正确结论，不要学猴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要不断积累经验，丰富经验，这样，好的作风才能逐步地树立起来。”
习仲勋深刻反思“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进一步强调了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党委领导一定要树立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要把大的事情拿到委员会上去讨论，发扬民主作风，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考虑成熟后再作出决定去执行，……如果交换意见不充分，问题讨论得不透彻，当然也就会解决得不好。因此，作风要改，要学，不能怕麻烦。”他风趣地说：“革命工作就是麻烦，过去刮‘五风’的时候不麻烦，但是最后搞出了大麻烦。根本的一条是没有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独断专行。”“今后，一定要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任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宣传，让群众讨论。”“当然，不是天天开大会，一定要爱惜群众精力，干部讲话一定要事先有准备，不要占去过多的时间。各级会议表报、电话会议都要精简，不要搞那么多的洋格式，不要那么复杂，办了事就行。”
最后，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对县委干部们强调说：“要更朴素一些，尤其在今天，要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生活要和群众相协调，不能特殊。现在群众生活不好，不要悬殊过大，要恢复我们在土改时期和合作化时期的实事求是、踏踏实实的作风，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他满怀希望地叮嘱长葛县委“必须率领全体同志在这方面树立一个好榜样，树立一个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认真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习仲勋的讲话，简明深刻，语重心长，讲话符合党的路线政策，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具体建议、具体事例和工作步骤，还有振聋发聩的尖锐批评，更有实实在在的告诫。听讲的人都认为受到十分有益的教育，讲话获得了县委干部们长时间的掌声。
5月12日，习仲勋已经接到中央书记处要各调查工作组组长回北京汇报调研情况的消息，以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六十条”做准备工作。但他又放心不下，亲自来到和尚桥公社参加他们的党委会议，并重点讲了公社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他先总结了来长葛一个月的情况，指出在公社党委的配合下，“群众对党的态度改变了，自留地、食堂、饲养家禽家畜等政策兑现了，粮食标准吃够了，可以活动些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他肯定了“在（粮食）低标准的情况下，群众和党的关系这样好是不容易的，所以一切工作都要依靠群众，贯彻党的政策。”他分析在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现在群众情绪还不十分稳定，很多政策没有很好贯彻，“‘五风’仅仅是控制住了，反下去了，然而新的作风，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有的干部身上还没有树立起来，如果不及时整顿，还会实行强迫命令，发生问题，也会影响群众情绪”。他指出公社党委最近发出的几个文件仍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例如县委转发的增福公社关于肥料问题的文件，规定一人两车肥（2000斤），要求在麦收前送到地里。但文件既不区别大人和小孩，也不管有多少牲口，有多少厕所，能否积这么多肥？“现在离麦收只有半个月了，能不能做到？文件上还说开展‘七查七找’，谁去查？谁去找？让群众讨论了没有？”他认为这反映了领导作风问题，“上边乱下命令，下边怎能做好！”他强调“公社党委的领导作风要力求转变”，对维护群众利益的事必须抓到底。他建议公社干部关门三、五、七天，对干部作风问题进行整风，总结经验，批判错误，哪些对，哪些不对，是非明确，而后再在大队内整风。由中央、地、县一起成立五人小组，开会一起开，可以分批分期进行。他特别指出公社党委书记有些日常事务可以由别人去做，“不要什么事都要由党委书记管，越忙越不是好办法，忙得不能想问题，丢了大的，抓了小的，要有时间考虑问题，文件要少发，电话会议要少开，日常事务要少管。公社的一些大问题还是党内先讨论，而后再叫管委会贯彻到群众中去。”他表扬公社党委书记孔宪瑞同志“作风谨慎、细致，但靠个人不行，必须搞好集体领导，把集体领导搞起来，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就很有希望。”
还有一次，习仲勋一个人步行到宗寨公社，找公社党委书记孔宪瑞谈工作情况，谈工作方法。他对孔宪瑞说：“一个公社几万口人，当个公社书记责任大，担子重，要切实把工作搞好，领导要有民主作风，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发挥一班人的作用。当班长，要抓大事，整天忙忙碌碌的，当事务主义领导不算是好领导。抓大事就是要抓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要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经常深入调查研究，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不要个人说了算。”习仲勋的话对孔宪瑞启发很大，“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对照检查和运用”，影响了他以后的几十年工作。
孔宪瑞后来回忆说，“他们艰苦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朴素务实的工作作风，同干部群众的密切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按照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在我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曾任和尚桥公社樊楼生产大队青年队队长的冯景尧也充满深情地回忆说：习仲勋副总理“他那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勤政爱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救民于水火的事迹历历在目，有口皆碑。关爱民众的人，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
由于繁忙的国务活动所需，习仲勋于5月16日返回北京，结束了历时一个多月的亲身调研。但他所带领的工作组仍然继续坚持深入在农村，并同习仲勋保持着密切联系，随时向习仲勋汇报他们在调查研究中所发现的新问题，习仲勋也及时把他们的调研情况报告中央。5月17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一个多月的调研情况，为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为中央决策纠正“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建议。中央在很快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下发了一系列文件。20多年后的80年代，习仲勋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非常激动。他在给宗寨大队的信中深情地指出：“回想起25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大河泱泱，山高水长；岁月风雨，铄石流金。60多年过去，当年习仲勋率领调查组实事求是，深入群众中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善于体察民情，全心全意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的佳话仍然在中原大地传颂。他调研作风扎实，思路清晰，工作到位，给我们党如何搞好调查研究，如何从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出发做好各项工作，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重要经验，今天仍然是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学习典范。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巡视员，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202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