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习老与我的第一次谈话

习仲勋同志是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都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史无前例的 “ 文革 ” 灾难中，更是历经磨难。但是，他仍然对党和党的事业信仰坚定，矢志不渝。 “ 文革 ” 以后，他又精神振奋地担负起新的历史重任，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引下，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决奋斗，辛勤工作，立下了新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有幸直接接受习老的领导，亲聆他老人家的教诲，受益很多，终身难忘。

我在出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前夕和习老的见面，是在 1985 年晚秋的一天。我得到通知说，习老要找我谈话。当我沿着中南海堤边还带着点绿意的杨柳向习老办公室走去的时候，心中却不像湖水那么平静，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要找我。但是当我跨进习老的办公室，他又是让我坐，又是让我喝茶，慈祥的笑容像一股暖流刹那间传遍了我的身心，使我很快松弛了下来。他老人家亲切同我拉家常，详细询问了我的工作经历和“文革”中的遭遇以及家庭情况，在这种祥和的气氛中感到和他老人家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接着，他严肃地说，他代表中央通知我，中央决定调我去中央统战部任部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坦诚地表示，知道自己水平不高，经验缺乏，担任如此重任，实在信心不足。习老亲切地鼓励我说：“上靠中央，下靠广大统战干部，只要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应该有信心把工作做好。”随后，习老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统战工作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宝之一。统战工作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是一个战略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是人多一点比人少一点好，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习老还指出，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都是经过考验的爱国、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而且许多还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对于这些年高德劭的长者，一定要充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习老还谈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的民族还是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关心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这对于维护祖国至关重要。这些谆谆教导，使我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并使我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获益匪浅。

( 二 ) 统一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 “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 由是使中国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三中全会确立的新时期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上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随后，包括统一战线工作在内的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

习老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形势下重新出任党的领导工作的。他在 1978 年工 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1981 年 6 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 1982 年 9 月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至 1987 年 1O 月，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起，从党的事业着想，从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在十三大上继续带头推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在这六年时间里 ( 按任书记处书记算起 ) ，习老主管党的统一战线，包括党派、民族、宗教、侨务等工作。

大家都知道，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由于指导思想上 “ 左 ” 的错误，统战工作遭到破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而在 “ 文革 ” 这场全民族的空前浩劫中，统一战线成了重灾区之一。统战部被诬陷为“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民主党派被打成“资产阶级政党”，广大知识分子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谬论造成了兄弟民族内部和互相关系的空前紧张，破坏了民族的团结；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被践踏，宗教活动场所被破坏，僧侣人员被迫还俗；成千上万的统战对象遭受残酷迫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党开展了对 “ 文革 ” 的批判和清算，开始了在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统一战线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恢复、重建和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党中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亲自抓这项重点工作。

小平同志一贯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 文革 ” 浩劫后，他为统战工作的拨乱反正、制定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调动海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积极性、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祖国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全面阐述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对象、作用、地位、任务和历史使命等重大问题，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指明了新时期统战工作的纲领。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统战工作的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耀邦同志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对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任务作了多方面论述，亲自抓落实政策，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指示，推动和指导党的统战工作部门切实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实现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工作实践的彻底转变。他还提出了要同党外朋友建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的重要论点，号召全国统战工作者努力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好风格，以更充分地调动统一战线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奋斗。

习老重新恢复中央工作以后，在小平同志、耀邦同志领导下，一直分管落实政策工作。他花了很大精力，督促统战部和其他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认真搞好落实政策的工作。

1983 年9 月15 日 ，耀邦同志给仲勋同志写道：“ 落实政策，特别是落实党外朋友、归侨政策这件大事，须要请你代表书记处来抓。” 1983 年 l1 月5 日 ，耀邦同志又批示：“ 落实党外人士政策看来要组织一个班子，用一两年时间，巡回去各地检查落实。这个班子只干一件事，就是向党外人士打听谁未落实好，发现一个就督促所属党委解决一个，不落实好，就不罢手。 ” 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为了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中央于 1984 年初成立了落实政策小组，由习仲勋同志负责召集。

1984 年7 月6 日 ，在仲勋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听取了中央统战部、组织部负责同志关于落实各项统 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汇报，讨论了今后如何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问题。会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落实政策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就全国来说，发展很不平衡。会议要求全党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落实党的政策重大意义的认识；要纠正那种只摆困难不去解决问题的错误的思想方法，迅速解决那些比较容易解决又不需要花多少钱的问题；要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突破一点带动其他的领导方法；落实政策要同调整领导班子紧密结合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大力进行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消除民族问题上的 “ 左 ” 的错误，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制定新时期的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以保证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耀邦同志十分重视民族工作，他深入到所有的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地方调查研究，指导解决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定今后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耀邦同志提出了“民族工作，经济是关键”，“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等重要论点。

从 1980 年 3 月起，在耀邦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系列讨论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工作的会议，并通过了指导性的文件。

1984 年5 月31 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 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6 年 1O 月 24 日至 11 月 3 日全国民委主任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老在讲话中指出，一、要从思想观念到实际工作中真正把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一切工作要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去进行。二、贯彻改革和开放的方针，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一个封闭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进步的。在民族工作中，应当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改变封闭状态，实行开放。这种开放包含对国外开放和国内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开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交流，是脱贫致富，吸收先进技术、人才，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必由之路。三、要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尊重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四、要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五、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既要培养领导干部，又要培养管理干部、技术干部和科研人员。

习老协助耀邦同志，在解决西藏、新疆、内蒙等民族自治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发展经济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提出要从思想观念到实际工作中真正把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个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于今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 文革 ” 期间，党的宗教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各宗教团体被迫停止活动，宗教上层人士受到打击、迫害，广大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被强行禁止，寺观教堂几乎全部被关闭、占用，宗教职业人员被迫还俗。

这些年来，仲勋同志亲自指导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工作，在历次的统战、民族、宗教会议上的讲话中都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肯定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对各地的落实政策的情况作了许多批示，亲自到各地去调查和指导。

1985 年4 月3 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仲勋同志作了题为《一定要抓紧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做好党对宗教的工作，是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性很强的问题。

那是 1986 年 1 月 6 日在全国宗教局 ( 处 ) 长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我到统战部工作后第一次聆听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首先，习老谈到宗教工作中防 “ 左 ” 和防右的问题，以及他十分强调的 “ 特别慎重 ” 、 “ 十分严谨 ” 和 “ 周密考虑 ” 的工作作风。习老指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首要一环，就是要坚定、正确、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对宗教工作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工作中经常注意防止和克服 “ 左 ” 的思想。克服 “ 左 ” 的思想，首先要从领导机关做起，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对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 “ 特别慎重 ” 、“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另外，在工作中也要防止和克服右的倾向，对那些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现象不能放任自流。

其次，习老指出，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又积极为四化建设、祖国统一、世界和平服务，完全可以协调一致，把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接着，习老指出，我们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使全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为四化建设出力。我们既不要采取行政手段，人为地去消灭宗教，也不要采取行政手段，人为地去发展宗教。

最后，习老强调，今后一个时期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深入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时期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精神，继续抓紧落实宗教政策，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行政领导和对宗教职业人员的团结、教育、培养工作，积极引导和推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宗教工作更好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

习老在这次讲话中，不仅阐明了党中央对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而且讲述了他多年来领导党的宗教工作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体会，使我受益匪浅。

落实政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到 1986 年中， “ 文化大革命 ” 中和 “ 文化大革命 ” 以前的主要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就已经基本完成。其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已完成 93 ％，落实错划右派政策已完成 99 ％以上，落实侨务政策已完成 95 ％，落实台胞台属政策已达 94 ％，汉族地区的佛道教寺观，应予开放并交给佛道团体和僧道管理的有 163 座，已开放和交还了 162 座。落实政策工作对今天我们有这样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党中央、小平、耀邦同志的正确领导，与统战部以及各有关部门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习老的出色领导，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 三 ) 开拓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统战工作的任务是：为全面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和教育；抓紧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抓好党外人士的安排，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放手让各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加强宗教工作。开展对台湾和港澳的统战工作；加强统战部门的建设。习老在这些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并且在各种重要场合讲话，指导工作。

1984 年工 1 月 18 日至 27 日，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习老在讲话中指出，统战工作要为改革开放服务，要探索新途径，打开新领域。我们搞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把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台联等组织中的专门人才和仁人志士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们是一支具有特殊作用的重要力量。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是开放的前沿地带，是国际经济、技术和人员来往比较集中比较频繁的地区。这使统战工作具有一定的新特点。主要应当做好六件事情：积极开展民间交往，协助引进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协调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其他合作项目中海外人士同有关部门、干部和职工的关系；抓紧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台联的有关团体，要开拓为开放服务的新路子，搞咨询服务和办学培训要更加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聪明才智，为贯彻对外开放方针献计献策，丰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内容；要适应对外开放形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优良传统；积极协助人大和政法部门把立法工作搞上去。

1985 年2 月2 日至 12 日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2 月 6 日习老到会作重要讲话。习老指出，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它的内容极其丰富。一方面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有待于我们从理论高度去解决，以资借鉴；另一方面新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又要求我们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这是关系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贯彻统一战线工作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应当认真负责地、齐心协力地把这件大事办好。

1986 年 2 月 20 至 27 日全国地方政协座谈会在京举行。习老到会讲话，指出，各级政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一、行使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的贯彻实施。二、献计出力，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对外开放服务。三、发挥优势，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五、加强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今后政协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深入进行宣传教育，充分认识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二、加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三、发挥政协优势，紧密围绕国家和地方的中心工作，出谋划策，献智出力，当好党政领导机关的参谋和助手。四、继续做好落实各项统战政策的工作。五、积极开展“三胞”的联络工作和人民外交活动。习老指出，要加强政协党组与统战部的密切合作。在组织上二者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但在工作上却谁也离不开谁。要经常通气，加强交流，互相商谈，互相帮忙，分工合作，一致行动。

1986 年9 月1 日 至6 日中共中央约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就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稿征求意见，共商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计。习老在会上说，近几年来，在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亲密合作中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当我们党将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要决策的时候，都要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向大家通报有关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协商。

在党中央、小平、耀邦同志和习老的领导下，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仅举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到成绩是巨大的：

民主党派工作空前活跃。到 1985 年 6 月，在全国政协 31 名副主席中，民主党派成员有 13 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19 名副委员长中，民主党派成员有 7 名。民主党派成员中有 5000 多人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 I ． 4 万多人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建立咨询服务机构 1000 多个，完成服务项目 2 万多项；办各类学校 1200 多所，短期培训班 1 万多期次；有 6000 多名党派成员参加智力支边活动，完成支边项目 3000 多项。各民主党派共接待 “ 三胞 ”10 多万人次，引进项目 1600 多项，邀请专家回大陆讲学 1000 多人次。民主党派成员被评为地、市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有 5 万多人。

( 四 ) 习老是我学习的楷模

习老不仅言传，而且身教，手把手地进行传、帮、带，在实际工作中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是我努力学习的楷模。

1986 年初，习老就提出：统战工作要为四化建设服务，统战工作不懂经济不行，不仅要有经济观点，而且要有经济知识。遵照这个指示，中央统战部新建立了相应的机构，积极进行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从而使统战工作更紧密地同经济建设这个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习老还主持会议，邀请中宣部、外交部、侨办、对台办、港澳办等有关部门，对海外统战工作进行了研究，并且形成文件，大力协同开展团结海外爱国人士的工作，进一步扩大了统一战线。习老还多次谈到要加强调研工作，他说： “ 深感研究工作不够，统战问题太复杂，研究室要加强，要建立人物档案”。后来，统战部采取措施，加强了研究机构。这些指示，使统战部的工作增加了深度和广度，把统战部的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习老对于统战工作中的倾向性问题掌握的十分稳妥。他指出： “ 统战部的工作，首先要克服 ‘ 左 ’ 的影响。 ” 他抱着极大的同情心，以宽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花了很大的精力，督促统战部认真搞好落实政策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几个解决历次历史遗留问题的文件，还亲自去批示了一些典型案件，使许多多年难以解决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从政治上、思想上极大地消除了 “ 文革 ” 及历史上一些错案的恶劣影响，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对统战工作的作风，习老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指出： “ 要把工作搞实在，严禁说大话，不办事 ” ；对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和要求，“都应有明确的回答”，“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决问题”。他还中肯地告诫统战工作干部，“请拿出一点实干精神来。统战部的工作很麻烦，无耐心、不细致、不一抓到底，都做不好工作。切忌官僚主义作风”。对党派内部与其有关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强党的领导”，“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虚假的”。

习老还教导：统战工作要搞五湖四海。一定要搞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面不能太紧，团结的面更不能窄了。他要求统战部要办成 “ 党外朋友之家”；要善于同党外朋友共事，要平易近人，不要摆官架子，遇到问题不要怕麻烦，要以诚相见，以谈心的方式认真听取和广泛交换意见；要发扬民主，对的错的都可以说。对党外朋友要看主流，看大方向，“切忌对人的评价不公正，不能因为一个人出了点什么问题，就对他整个评价不公正，我们要接受历史教训。”习老就是以这种至诚之心交了许多党外朋友。他同班禅大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平时，他们经常往来，互致问候，遇到工作上的问题，更是促膝谈心，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有了不同看法，习老就在肯定大师正确方面的基础上，循循善诱，启发引导。所以，班禅大师对习老十分尊崇，能对他讲心里话，也能听从他的劝导，改变自己某些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见解，两人成了知心的朋友。

习老对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也十分关心，同他们不断接触联系，说心里话，办实际事。他多次指示统战部，要为他们创造能够与我们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环境和工作条件。他经常出席民主党派的重要会议和活动，对民主党派新老交替、培养年青一代也很关心。并且十分关注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生活问题。我到部不久，有一次习老同我谈到张治中先生的公子张一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张一纯是张治中先生的儿子，年轻的时候，父亲送他到艾黎办的学校读书。张治中先生从大革命起，一直表现很好。毛主席到重庆，他亲自接送，台湾宣布他是叛徒。张一纯为人老实，要适当安排，或到民革或到北京市政协。”刘海粟大师去香港定居，就是在习老亲自关怀下得到解决的。

习老一贯十分重视民族、宗教工作。他曾亲自主持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强调要尽快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脱贫问题，并要求统战部和国家民委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真正解决问题。除了班禅大师之外，他还同许多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上层人士多次接触谈心，商谈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尊敬。如甘南的地方领袖黄正清先生、藏传佛教的大师贡唐仓活佛等等。他还倡导，要把爱教和爱党、爱国联系起来，他说：“在社会主义的祖国，讲爱教是可以的，但还要讲爱党爱国。只有爱党爱国，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才能把生产生活搞好。我看，宗教真谛应当在此。凡是这样做的人，就是爱党爱国的好教徒。……不要把信教和信党对立起来。”

习老也很重视侨务工作。 1986 年 10 月 4 日，在全国侨联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老在讲话中说，希望侨联组织要更加密切地联系广大的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注意倾听和充分反映他们对国内工作的意见和要求，使侨联组织真正成为 “ 华侨之家 ” 。侨联要更广泛地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侨联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协助有关地区和部门推动侨乡的经济发展、帮助侨眷同海外亲友，以及台湾各阶层加强联系，介绍 “ 一国两制 ” 的方针，介绍这几年祖国发生的深刻变化，促进海峡两岸 “ 三通 ” 的实现，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我有幸在习老的领导下，参与了拨乱反正的后期工作，深受教益。在将近两年的日子里，我们在习老领导下，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在进一步转变思想、转变作风 ( 由“改造人”到“服务” ) 的基础上，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党外人事安排、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广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推动 “ 全党办统战 ” 传统的发扬光大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如果有些成绩的话，都是与习老的指导分不开的。

到 1987 年十三大召开、习老退下之前一年，统战工作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那就是要推动 “ 一国两制 ” 政策的实施，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而奋斗。 1986 年底举行的建国以来第十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使统一战线出现了新格局：形成了两个联盟：一个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另一个是广泛团结几千万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这两个范围的联盟构成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整体。今后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推动“一国两制”方针，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而奋斗。习老出席会议并代表党中央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全党认清爱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加强和改善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完善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妥善处理统一战线同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

特别应该指出，参加这次会议的全国统战系统的代表以及列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都热切地希望见到小平同志。我们当即将大家的心愿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得知后，欣然前往。他亲切地对大家说，我是专门来看望大家的。并与大家合影。

( 五 ) 习老对我的谆谆教导

习老早年投身革命事业，几十年来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饱经沧桑，阅历丰富，对后来人寄以愿望，殷切希望党的优良传统能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习老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日子里，我经常聆听老人家的谆谆教诲，至今记忆犹新。

1985 年 12 月我任中央统战部长，一一拜访了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访问了他们的领导人，当时许多老前辈还健在，如民建中央的胡子昂老先生，九三学社的许德珩老先生，民革中央的朱学范，民进中央的叶圣陶、雷洁琼、民盟中央的叶笃义以及农工民主党、致公党的老前辈。他们都很亲切地热情地接待我，向我反映了工作当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接着我又去参加了黑龙江、甘肃两省的统战工作会议，了解了两个省的统战工作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我了解到的情况都向习老写了报告。习老鼓励说：“上任初始，走访了所有的党派和团体，下面省里也去。好作风、新气象。”接着又告诫我说：“不要走热门，多走冷门。走热门你不走，不要你走，要走冷门。”

当年春节前后，统战部召开了几次知识界代表的座谈会、在北京的中青年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座谈会，习老对我说：“春节前后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很好。但‘知识分子之家’以后不要叫。以后不是不可以召开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可以就某个重大的问题召开座谈会，或者同有关部门一起开。”原来我在这个座谈会上表示我们希望把统战部办成“非党朋友之家”、“知识分子之家”。习老获悉后向我指出，中组部已经表示中组部是知识分子之家，统战部就不要提这个口号。习老接着严肃地告诫：“统战部少随便提口号，不着实际的、方针性的，要谨慎。早提不如迟提，多说不如少说。”

习老对统战工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说，他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统战工作上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统战历史悠久，老传统不能丢，是周总理亲自抓，不要忘记。统战工作要公道，正派，光明正大，一切按政策办事。对任何人，好人也罢，不好的也罢，都要以诚相待”。“在工作作风上要扎扎实实，不管大事小事，上自领导人，下至一般工作人员，都要如此。要向周总理学习，他不是事务主义。服务态度，要认真改进，不要当作小事。统战工作涉及十个方面，都是政治问题，稍有不慎就出问题。什么事都不能简单化，简单了就会出问题。”

1986 年4 月16 日，在一次谈话中，习老回顾了这些年来统战工作的发展，他说：“统战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了转机、生命力。特别是十二大后，工作更加活跃，说得谨慎些，‘开始出现新局面’，应该说已经出现了新局面。许多事情都同党外人士商议。讲实话、真话。要听真话。民主人士许多意见都很好。我们要做到闻者足诫。”习老感慨地说，党内一种声音，一个腔调太厉害，要改。共产党员盛气凌人，总觉得高人一等，要不得。

习老指示我们，统战部首先要克服 “ 左 ” 的影响。你们管的事情多，要理顺。统战部是党委的一个机关，主要研究统战政策问题。领导机关人少好办事，不能用人海战术。统战干部不仅要懂统战，也要懂经济政策，要学法律。针对我刚刚来部工作，习老提醒我说，机关的机构、编制要控制，要因事设人，不要因人设事、人浮于事。不是菩萨不要进来。要精干、能办事，一个人能做几个人的工作。关于考察干部，习老说：现在提干部讲文凭，讲得太多了。知识不光是文化，还有组织领导能力、分析能力、办事能力。要有真才实学。

习老还告诫我们，统战工作，既不能有一点 “ 左 ” 的，更不能有一点 “ 官气 ” 。党内不能讲 “ 官 ” ，行政上也不能讲 “ 官 ” ，有些人官气太重，好些人就是当官做老爷，说空话。

习老经常教育我们要同中央保持一致。他说共产党员就要起模范作用，不管干什么工作，只能唱党的调，不能对付中央。保持一致，不要多说，要看行动。统战任务重，方面多，不能就事论事。不要学形式，要学精神。统战部的同志更要这样。

习老多次谈到作统战工作一定要正派。他说，统战工作一定要广交朋友，要“拉关系”，但是绝不能搞关系学，不能私下搞关系学，特别是在干部的使用上，要正派，一身正气。

习老还提醒我， “ 要把整个机器运转起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个人干，苦死了也没有办法 ” 。他说， “ 领导人要考虑大事，要务实，勤奋，平易。任何事情都不能搞极端，不能过头 ” 。

习老多次谈到，他总感觉到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做得不积极。他说，统战问题太复杂，要加强研究工作。不要为研究而研究，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要提出对策。要经常下去，注意下边的意见。两种方式：一是游山玩水，一是深入实际。要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真正提出对几个主要问题的见解，供中央决策参考。调查研究，不要大轰大嗡，要改变方式，人多了不好办事；题目不要宽，分门别类，主题明确。有一次，习老又谈到要加强调查研究。他说，实际情况复杂得很，要摸索、要勤奋、务实、平易。要吃透，吃透了才能消化，结合实际提出解决当地问题的办法。不是把中央的原话拿出来，要变成自己的语言。

前面我说过，习老一贯重视民族宗教工作。他在同我谈话中也经常讲到他的体会，对我教育极大。他说 (1986 年工月 31 日 ) ： “ 民族宗教复杂，学问大得很。领袖人物的情况要摸清，便于工作。 ” 习老还告诉我们 (1986 年 5 月工 2 日 ) ： “ 切记宗教问题无小事，都与民族有联系。特别是政策性问题要特别慎重。”“爱国第一，爱教第二，爱教必须爱国。宗教应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一切宗教活动都要遵守宪法。”“寺庙是一个小社会，它联系、影响多少群众。管好寺庙有三个条件：一、要有强的寺管会；二、建立管理制度；三、管理要适应新形势。寺庙要管好，需要骨干”。今后的工作：宗教部门工作重点由落实政策转向加强管理。寺庙交给僧人自己管理。宗教工作各项内容都要同时抓，不能只抓一项。要加强领导就要改进工作方法。 1986 年 7 月 3 日习老对我们讲： “ 少数民族工作，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工作，一定要同阿訇、主教交朋友，才能深入群众。现在政策对，不能大意。要体现政策精神。要派人讲道理、讲事实，派文明的人去对话。 ”

习老离开我们已经近三年了。回首往事，虽然时光流逝已近 20 年，但是习老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如昨地印在我心中。斯人虽逝，风范长存。我永远怀念敬爱的习老，谨以此文作为发自内心的缅怀。

（《怀念习仲勋》第 65-86 页。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