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在70多年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将“热爱人民，依靠人民”贯穿始终，从人民智慧和实践中汲取养分、获得力量，创造性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备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毛泽东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习仲勋为中国革命胜利，不惧艰险和牺牲，走遍关中分区山山水水和旬邑沟沟坎坎，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

请肖翰林出山

肖之葆，旬邑县籍前清翰林，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参议等职，思想进步、德能皆优、公正廉洁、不避权贵。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袁世凯窃据国权，他不与其为伍辞官还乡，避居山间洞崖，以教书务园为业。

习仲勋读中学时，就听过肖之葆大名，对其品德才学很是敬佩。关中特区时期，西安事变爆发前，习仲勋作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第一副主席兼党团书记，考虑将这位三秦名儒发展成党外朋友和革命助手。1936年5月，关中特区在东北军围剿陷落的非常时期，担任中共关中特区工委书记的习仲勋，安排中共地下党员、赵家洞桑村老农赵志泰，与肖之葆首次进行秘密联络，请他在自愿和安全的前提下，以品德声望为共产党和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被肖之葆以“清朝过来的老朽，已不关世事”为由谢绝。对肖之葆谢绝助共产党一事，习仲勋以其不反对共产党并暗含认同之态，断定肖之葆内心已受到共产党很大震撼，便并不气馁。年内10月，习仲勋委派好友杨宗伟，带拜师求教信和自创文章《我所认识的共产党》来见肖之葆。肖之葆略感惊异，心知拜师出于礼、统战是目的，见文章宏达流畅、文采飞扬，便知求教是表、宣传是里。于是，被习仲勋至诚至贞信仰所打动，改以年迈学浅、不合时宜，难为其师枉受殊荣而委婉推辞。

对肖之葆二次婉拒，习仲勋豁达理解但不改初衷，不时通过中共党员赵志泰、杨宗伟，将有中共方针政策的报刊信息传达给肖之葆。长征红军到陕北后，肖之葆尽管经济困难，仍变卖衣物、向亲友借贷资助红军抗日，荣获朱德总司令赠“清明杰士，纾难红军”锦旗一面。杨宗耀、肖鸿章等中共党员、无辜群众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肖之葆联络群众举状担保，帮助他们获释。

习仲勋对肖之葆为党所做工作十分满意，选其部分诗文、书法作品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阅后，赞其“不愧为翰林”，让党内“马背书法家”舒同，以中共中央名义去信邀请肖之葆，传邀请之意，宣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此，习仲勋登门拜会肖之葆并先行敬师礼，肖之葆以待贵宾礼敬还，谈笑风生共话天下时事风云。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大会，选举肖之葆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鉴于肖之葆意见，使用箫筱梅对外公布，肖之葆正式答应出山。

百字判一案

习仲勋曾对司法工作者说：“走出‘衙门’，深入乡村，依靠人民办案，发挥民间调解作用。千百事件整天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这也是当时当地百姓爱说“找习专员说理去”的原因。在习仲勋看来，民间调解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问题，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是衡量干部群众观点、群众感情、群众作风的一个试金石。这方面，习仲勋在关中分区有许多事为人称道，一棵树案就是一例。

职田镇青村农民姚宪章，以同村姚宗弟祖墓埋在自己地内为由，要求姚宗弟给予补偿。约谈失败后，姚宪章持斧砍倒姚宗弟墓地一棵树。姚宗弟为此将姚宪章告到当地县抗日民主政府。1937年９月８日，关中特区专员霍维德签署传票，请青村村长穆三起传唤姚宪章。因国共两党关中磨擦日益恶化等原因影响，霍维德调走后，案子于1941年５月20日由习仲勋作出了言简意赅令人折服的判决：

判决书全文103字，以“年代久远，毫无根据”否定了姚宪章所持姚宗弟祖墓埋其地内的说法；对已砍倒的树，判定“树头、树本全归姚宗弟，姚宪章不再赔偿其损失”；为免两家以后因此再起纷争，判明“今后两家地边之树，长在谁家地内，即归谁家”；既解了纠缠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祖墓埋谁地内），又解了已砍倒树的现实归属问题。

捍卫婚姻自由

关中分区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封建买卖婚姻逐步被予以取缔。湫头车家沟农家姑娘张水红，个子高挑、皮肤白净、模样俊俏、机灵能干，因父母收受了岘子村富户郭家一笔不菲彩礼，受“儿女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愚昧思想禁锢，被迫嫁给了精神病患者郭狗娃，经常遭其侮辱、打骂，几次被逼上吊自杀。

一日，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习仲勋，趁集到新正县湫头，向群众作演讲，动员男女老少行动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国民党顽固派军事磨擦，解放妇女并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一个听习仲勋演讲的好心大娘，回家后给张水红出主意说：“好娃哩，不要胡想。今湫头集上开大会，关中分区习专员讲话。他对老百姓可亲了，称咱是父老兄弟姐妹。你快去找他。专署在新正县三区阳坡头村，翻沟过去就到了。”当晚张水红翻沟找到习仲勋，通过司法渠道和郭狗娃离了婚。

照顾盲人“干娃”

习仲勋驻马家堡领导关中分区革命和建设时，办公室设在沟边一马姓群众家，家有一乳名“白狗”的三四岁小盲童。该童未足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离家出走，成为孤儿，由其姑代为养育；三岁患天花，因无钱医治，挨到烧退后，就此双目失明。听闻“白狗”不幸遭遇后，习仲勋感叹：“孩子可怜啊，等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根治天花，绝不能让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因这种病变成瞎子。”

日久生情，习仲勋喜欢上了“白狗”，每看到他，就会亲昵地拍一下他的脑袋，说“叫干大”（陕西方言“干大”，意“干爹”）。

习仲勋因革命需要离开马家堡后，念念不忘干娃“白狗”，常感慨“白狗要是眼睛看得见，我一定把他送部队去，那娃精灵得很！”

解放后，习仲勋依然惦记着“白狗”命运。打听到干娃“白狗”跟着吹鼓手混饭吃，想到盲人跟在吹手后那可怜样，习仲勋一时神色黯然。1951年，他派人将“白狗”接到西安，遍寻各大医院为干儿治眼。因失明过久，无法复明。为让干儿有生活一技之长，习仲勋托人将他送到秦腔剧团尚友社学音乐和乐器。“白狗”最终掌握了各种乐器演奏技巧，成为了尚友社的“全把式”。

钟情旬邑布鞋

1940年，关中分区机关从马家堡转移到阳坡头，习仲勋办公和住宿地点设在张廷富家。张廷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实诚，办事可靠，比习仲勋大5岁，习仲勋驻阳坡头期间称他“老哥”。张廷富妻子叫何存子，是一贤惠能干、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平日除给习仲勋做饭洗衣外，还给他做布鞋。为此，习仲勋曾对何存子讲：“我在家就爱穿母亲做的布鞋，嫂子的布鞋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太谢谢你了！”

1942年7月，习仲勋调赴延安，走前专程去阳坡头与张廷富辞行。临别时，何存子从柜里取出按习仲勋脚码事先做好的两双布鞋，说“你这一走，不知啥时再见。有人去延安时，我再给你捎。”

17年后，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在国事操劳间，仍惦记着他生活过的小山村阳坡头和他的老哥张廷富。他抽空给张廷富亲笔去信，邀请张廷富来京做客，还不忘让嫂子（何存子）给他做两双布鞋。见到张廷富，习仲勋高兴迎上前去，“廷富老哥”称呼不改。接过张廷富带来的两双布鞋，习仲勋边穿边说：“我就爱穿嫂子做的布鞋，穿上又舒服又好看。”作为答谢，习仲勋将张廷富留在家中住了20多天，让秘书陪着参观北京名胜古迹，临别时还送了张半身照片留作纪念。

为李树祯看病

旬邑后掌村李树祯，是习仲勋三原师范同学。1937年初，习仲勋驻马家堡时，李树祯闻讯赶来拜访。叙旧之外，李树祯欣然答应习仲勋的革命动员，不久担任了抗日救国会长，并以教师身份发展党员和建立情报组。1942年，因叛徒出卖，李树祯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因受刑留下眼疾。1958年，习仲勋写信邀李树祯赴京治眼疾并安排住处。李树祯在女儿李芳婵陪伴下，在北京第六医院看病一住整三年。其间，日理万机的习仲勋经常抽空去看他们，还把他们请到家中吃饭和聊天。对此，老革命们动情地说：“仲勋这人就是好，没有忘记咱们，跟着他干革命没有白干。”

习仲勋晚年，常怀念战争年代他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常想在那的朋友、战友和乡亲，曾多次说很想回旬邑走一走、看一看。每有旬邑人去拜访他，他都要问旬邑的变化和发展，问他结交的老红军、老朋友及其家人的情况。旬邑发展上的困难，他在政策范围内，尽力予以帮助解决。2000年，习仲勋夫人齐心女士携儿子远平、女儿桥桥回访旬邑，看望了习仲勋义子马家堡村马崇明一家。

习仲勋革命一生，旬邑革命战斗的六年岁月，在他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习仲勋与旬邑人民每一件故事，无不映射着他伟岸的人格魅力，折射着他坚定的党性宗旨、群众观点、人民立场，深刻反映着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真执着。习仲勋依旧是值得今天所有党员干部学习的光辉榜样。

值习老逝世十二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习仲勋同志。

（作者单位：中共旬邑县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咸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