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 2000年版）第323-325页收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一封，内有"十八日"写的主信和"十八日灯下"和"十九日午刻"的续写两札，及附言两条，但续写两札与十八日主信在内容上并无联系。该书第384页收"十八日晚"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其内容恰与第324-325页的"十八日灯下"和"十九日午刻"两札相衔接。又，该书第406页的"十九日灯下"一札，编者认定写信日期在夏历七月，据信的内容判断应是夏历五月，即为"十九日午刻"的续札。现将"十八日晚"、 "十八日灯下" 、"十九日午刻"、"十九日灯下"数札重新排列，全文录于此。

雪堂先生有道：

十六日寄一书，想达左右。初九日手书，亦于十五日收到矣。十五日后复大雨至今夕，现在在梅雨期中，想月内快晴之日必无多也。君羽本定十六日赴淮，因雨不行，改期十九，如十九仍雨，则展期。五小儿感冒仍未退热，惟热度较低。此种病中西药皆无效力，须俟其自愈，自愈先后皆与药无关耳。

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永对以哈园有成约．并一时不能离沪情形。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其措词若永商之哈园，而哈园不允者。又使者嘱永转劝公，殊可笑。哈园与永感情尚佳，非分之干涉，近亦无有。

此次《唐韵校论》及《仓颉》重辑本拟以某君出名，将来为集修身训或礼节《集古经》。一书，去年曾有嘱托。以某夫人出名，或者明年尚有续订之望，姑作是想而已。《仓颉》旧辑多将元应、慧琳等引申增成之词混入，亦有系他书解诂，因脱去书名而误与《仓颉》训诂相连者，此种分别颇不易，唯心知其误而已。

十五日晤丁辅之，谓尊书已将篆字写成，付刻，则排时可以一律上板，故尚未有校样送来。据云篆文刻工每字须洋两分，不知刻成后其状如何，想比商务所刻必愈也。辅之又言，前言每版排工四角（有折扣），系每版以四百字为限。今所定版心字数有四百八十余字，例加一角，今让五分云云，并以奉闻。印纸已由纬公处交付，并闻。专肃，敬请 道安不一

永观再拜  十八日晚

王太守竟无消息，其诸家手札尚存哈园，竟未去取，可见其人未到沪也。又申。

今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苹编藏书目月脩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明约束，约每月至少作跋二篇，而至今仍无只字交卷。孟苹宋本无多，然明刻善本及抄校诸本约在千部以上，即使某君能每月交卷二篇，至十年后亦不过成四分之一。某君之事，明年断不能连续，即使连续，竟多增一人，于孟苹甚为有益，且工作能快，意薪水亦可增多。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可与益庵谋之。好在我辈作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此或有四五分成就也。

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必劝永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也。凤老乐观之说，据今日情形，恐又将打消，须俟至贯盈之后。而对外之事，经此一坏后，盖无可收拾。至某君能为夏靡与否，又另一问题也。再请 道安不一

永又拜

十八日灯下

今晨往寐叟处长谈，有书致公，附上，请詧入。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北行，做二月句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 潜楼东行之说亦此老所劝，如行,则校勘之权尚属公，此行虽无益，亦无害也。

尊体腹泻想早痊。五小儿热乃以渐退，一日凉似一日，然尚有微热，此亦奇也。内人胃疾已愈。

顷得十三日书，并悉。王中丞札当问景叔，《丛编》亦当向景叔购也。再请道安

十九日午刻

今日天晴，君羽准行赴淮，并闻。

今日晤况夔笙，自北京归，知陈松山给事亦在北京。盖湘省被兵，不能安居所致。近则常德竟当兵事之冲，恐乃弟商业亦不堪问。闻其人入史馆，想系凤老为之也。公在都匆促，恐未必闻其消息，故以奉闻。如大学之事我辈故不愿就，然如凤老、松老，绝不因其入史馆而减其敬爱。若如缪种，则诚不足齿耳。

夔笙在都购得元本《吏事指南》一书，元本元印，云系官场备览之类。渠以百元得之，至沪或可售二百元云云。书因价未付清未携来，将来当就观之，恐有好材料也。

承询查韬荒，今检《备志艺文志》七得之。韬荒名容，号渐江，又号片翁。布衣，天才超绝，尤肆力于史学。以上小传。所著有《咏归录》，《日下旧闻》引。《尚志堂文集》六卷，见《金志》。谱云有《尚志堂集》、《真乐堂集》共六卷。查岳牧翁《杂记》，云有《尚志堂集》刊于楚中，今不知所归。《渐江诗集》二十卷、见金志陈氏亭敬序。《江汉诗集》、见钝翁《说铃》，并载李良年序。又《輏轩录》云，更有《弹筝集》仅绝句一体，凡百首。《渐江文抄》二册，见《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不载其有词集。观其诗集诸名，殆终身作客者，故管芷湘于吾乡文献最熟，亦不知其有词也。此君乾隆金、战二志当有专传，然现无此书，无从查检也。康熙志无传，《备志》仅补前志所不备者，故亦不为作传也。专肃，再请

道安

永观三顿

十九日灯下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的编者将第323-325页信的旧历日期"十八日"认定为丁巳年十一月十八日即1917年12月31日；第384页信的旧历日期"十八日晚"认定为戊午年五月十八日，即1918年6月26日。据此，上述重新组成的信应写于1918年6月26日-27日。

此前，6月21日、22日、2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三次提到其第五子发热的病情变化，以及罗振玉四子君羽（名福葆）赴淮事。这些内容能够与重新组成的信相衔接。罗君羽原定十六日赴淮，因连日大雨未能成行，十九日午刻信的附言说，"君羽准行赴淮"。王国维第五子患感冒多日，十八日、十九日两日信再谈病情变化，"一日凉似一日"。王国维十九日午刻信中说："顷得十三日书，并悉。王中丞札当问景叔"。罗振玉6月19日致王国维信中有写于6月21日（五月十三日）的附言："乃无萧山王中丞书，祈向景叔兄一询。"从而表明王国维十九日午刻的信不可能写于丁巳年十一月十九日即1918年1月1日。

在1918年7月3日罗振玉复王国维的信中提到"奉手教三纸及乙老（沈增植，号乙盦）书均悉"，与王国维6月27日信"今晨往寐叟（沈增植）处长谈，有书致公，附上"相呼应。王国维此信共三页纸，即"十八日晚"信为一页，"十八日灯下"和"十九日午刻"两信为一页，"十九日灯下"信为一页。书信集的整理者把"三纸"给分开了。《王国维全集》（1984年版）只收第二页，排在"十八日"信后。《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将三页排在三处。《王国维全集》（2009年版）把第一和第三页排在一处（第424-425页）。第二页的编排与另两书相同，该书还为"十八日"信加注说，"前三札书于一纸"。此处所说前三札指"十八日" 、"十八日灯下" 、"十九日午刻"。据《王国维全集》（1984年版）注，"十八日"信的原件由罗继祖藏。"十八日灯下"和"十九日午刻"两信的原件由北京图书馆藏。由此证明"前三札"不可能书于一纸。

另外，罗振玉6月19日的信还请王国维查《海昌备志》有关查韬荒传记及著作情况，27日王国维收到信后，当即查找，于当晚把所查结果呈给罗振玉。7月3日罗振玉复信说，查韬荒的《浣花录》不过十几页，"恐他著作皆未必传矣"。

王国维此信及接续的几封信中，还谈到王国维为蒋孟苹编藏书目事，也为此信的合理编排提供了线索。《王国维全集》（2009年版）第336页收王国维致罗振玉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札，编者系于丁巳年年末。信中提到"吴下曹君者，蒋孟平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而"十八日灯下"信中说："今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苹编藏书目月脩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明约束，……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可与益庵谋之。" "终年未有一字"与"去岁不成只字"的时间顺序表明，两信一封写于丁巳年，一封写于戊午年。1918年7月3日罗振玉的复信还谈到："蒋处事，舍弟甚赞鄙意。不必俟哈园事定，姑拟一函致彼，投否请公酌之。弟拟即投为佳。"也是回应"十八日灯下"信中所说。由此也说明"十八日灯下"的信不是写于丁巳年十一月，而是戊午年五月。

从以上细节判断，"十八日晚"、 "十八日灯下" 、"十九日午刻"、"十九日灯下"数信及附言，所谈事项前后接续。

北京大学聘王国维任北京大学教授事，信中简称"北学事"， 四札皆谈，属该信的主要内容。因《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和《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两书均将"十八日灯下" 、"十九日午刻"两札的写信日期定于丁巳年十一月，因而使"北学事"发生于1917年12月31日之前。王国维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据此推测，在1917年年末，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致函邀请王国维到北大。据重新组成的信，北京大学使者访王国维，时在1918年6月25日。

此次北京大学的邀请，应与罗振玉回国有关。1918年4-5月间，罗振玉为赈济旗人事由日本回国，于4月下旬到北京。因罗振玉在古器物学的研究上颇多建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罗振玉到北大开古物学讲座。1918年6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罗振玉致蔡元培校长的信：

鹤卿先生阁下：

昨在春明得亲尘教，十年之别，一朝握手，喜可知也。先生主持国学，领袖群伦。在昔济南遗老存遗经于将绝之余；北海鸿儒传圣学于炎刘之末。以今方古，先后同揆。弟忧患余生，饰巾殆尽，乃承不弃，令备教员。闻命之余，亦深愧恧。盖即槁之木，宜见弃于匠人；而爨下之才，忽鉴赏于君子。再四思维，唯有敬谢。加以还移匪易，又第四儿妇病癠甚危，计欲送之返国。又虑中途或生意外，方寸乱劣，衰病为增。凡此情形，悉非虚饰。尚祈鉴宥，许以避贤。临颖主臣，言不尽意，此请著安，诸维照鉴 弟振玉再拜。

据《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于4月29日拜会罗振玉，此信应写于4月30日。同时该刊加编者按说，"蔡校长拟再驰函敦劝或能邀罗先生之允诺也"。此后，北大方面应再致函继续敦请罗振玉任职北大，罗振玉也继续与北大保持联系。同时，因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关系，蔡元培应还请罗振玉向王国维致意，接受北京大学的聘任。

1918年6月9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414页）提到柯劭忞（凤荪）曾向王国维询问何时到北京。王国维表明，"并无入都之说"。6月1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又提到北大教授张尔田给王国维的信，"张孟劬（尔田）来书言，京师大学下学期内定聘维授文学，凤老（柯凤荪）书所询何时入都者，殆因此而伪也。"（《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417页）关于此次北京大学聘王国维事，先由北京传来消息，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澄清传言。接到王国维的信后，罗振玉于6月19（戊午年五月十一日）复信王国维，信中说：

北京邀公任教授事，弟于前致函蔡鹤庼（蔡元培）时附告以"前嘱致语静安（王国维）征君，已遵致意，随后或有书致公"云云。此事忘告先生。或于致凤老书中表明不就，并属柯燕舲（柯凤荪之子）转达蔡，何如？（《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 2000年版）第380页）

此信罗振玉一方面把他给蔡元培写信的原话告诉王国维，即"前嘱致语静安征君，已遵致意"，让王国维明白，那些来自北大的消息很可能与罗振玉给蔡元培的信有关系。一方面也为如何委婉拒绝北大的邀请给王国维出主意，他建议王国维在给柯凤荪的信中表明不就北大之聘，再由其子柯燕舲转达给蔡元培。

从"十九日午刻"札知，以上内容直到6月27日王国维才读到，"顷得十三日书，并悉"。但是，6月25日北大的使者就已到了。从"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沈增植），必劝永（王国维号永观，此简称永）行"一句判断，在5月中旬罗振玉去日本前与王国维会面时应谈到北京大学的聘任事，罗振玉或许曾建议王国维就此向沈增植咨询，因此，6月27日晨王国维访沈增植，并得到了"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的答复。

另外，罗振玉也想与北大保持联系。1918年7月3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罗振玉复函王国维谈到：

北学事，弟意兄可谢其行北行，而意在沪撰述则可，如此可行可止（以哈园信复，弟不甚同意，但以眷属书卷在沪，不能北上为词可矣）。弟则为条议一篇以塞责。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其虚衷则可嘉，故处之之法，如此最妥。弟之条议以流传责之，而撰述为其中大要，若果听此言，则公任编辑，未始于学术无补。尊议如何？条议成，当奉览。此事彼之力可办到。弟以前深悔以西陲古籍及大库秘书付诸东流，今拟借彼之力创一古物研究所，异日幸得重见天日，则今日犹外府尔。（《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 2000年版）第385-386页）

为此，罗振玉所写的长达数千言的《古器物学研究议》，后来分三期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参见《北京大学日刊》第215号、216号和第217号，日期分别为1918年9月28日、9月30日和10月2日）。此条议应对促成1921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大研究所成立后，1922年三四月间，罗振玉和王国维先后接受了北京大学聘请，任该所国学门函授导师。

1918年王国维正供职于仓圣明智大学（位于上海哈同花园内），对于王国维拟以仓圣明智大学（哈园）的任用公函回绝北京大学，罗振玉认为不妥。罗建议以著述工作和家眷均在上海为由，婉拒北大之请。1918年7月9日王国维复信罗振玉，"北学事当如公书答之。永前此亦屡以己不能离沪为辞，未尝言及哈园事也。"（《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430页）7月1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北学所遣马君（马衡）又来，已如公书所云复之。"（《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435页）同时，王国维给北大教授马幼渔写信说：

去夏奉校，又隔一年，每以为念。初夏令弟叔平（马衡）兄到沪，具述尊旨及鹤老(蔡元培)厚意，敢不承命。只以素性疏懒，惮于迁徙，又家人不惯北上，儿辈职业姻事多在南方，年事尚幼，均须照料，是以不能应召。当将以上情形请叔平兄转达，亮荷鉴及。昨叔平兄又出手书，词意殷拳，并及鹤老与学校诸君相爱之雅，且感且愧。（《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841页将上信系于1921年下半年，从以上王国维和罗振玉的往来书信推断，此信应写于1918年7月中旬）

从该信知，对于答复北京大学的聘任事，王国维听取了罗振玉的意见。信中提到"初夏令弟叔平兄到沪"和"昨叔平兄又出手书"的两次来访与6月26日信中说"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和"闻尚有第二次人来"相吻合，但两次来访为马衡（字叔平）一人。又，1917年8月5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此前一些王国维的传记作者认为，1917年8月初持蔡元培信来访的"某乡人" 是马衡，从"去夏奉校，又隔一年"推知，"某乡人" 应该是马幼渔。1918年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又请罗振玉出面劝驾，足以体现蔡元培对王国维的器重和求才若渴的心情。

从1918年6月-7月的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往来信件内容判断，上述1918年6月26日-27日信重排本，才是王国维致罗振玉的原信。由此可认定以下事实：

一、1918年北京大学聘王国维任教授事发生在本年6月，不是在本年初或上年末。1918年6月25日马衡拜访王国维谈北京大学聘任事，7月中旬马衡再到王国维处并持其兄马幼渔的信相邀。王国维均以著述工作和家眷均在上海为由婉拒。此为北京大学的第二次邀请。

二、北京大学第一次延聘王国维任教授时在1917年，8月5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说"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此前一些王国维的传记作者认为， "某乡人" 是马衡。当时马衡尚未任职北京大学，蔡元培致书马衡邀请王国维或于礼不合。从上述信件判断"某乡人"应该是马衡的兄长马幼渔。其时马幼渔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三、1918年4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罗振玉请罗振玉到北大开古物学讲座，有罗振玉致蔡元培信及《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为证。罗振玉虽然谢绝了蔡元培的邀请，但著《古器物学研究议》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同时蔡元培请罗振玉劝说王国维接受北京大学的聘任。罗振玉还欲"借彼之力创一古物研究所"，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罗振玉和王国维接受该所聘请任国学门函授导师，应与此时的意图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