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爱思想网刊发欧阳健先生讨论胡适的数篇文章，文章工笔描绘胡适的所作所为，诸如博士论文抄了谢无量的书，博士学位未得而以博士头衔自诩，在北大授课时投机取巧，鼓动学生攻击与己观点相左的教员，真是劣迹斑斑。如此这般，胡适俨然成了个学术骗子和不良教授了。
欧阳健先生在《再提胡适的博士问题》（点击查看）中说：“胡适1917年4月19日家信说：‘连日因赶紧将论文抄完，故极忙，不能多作书矣。论文五日内可完成。’ 5月4日日记《我之博士论文》说：‘吾之博士论文于四月廿七日写完。五月三日将打好之本校读一过，今日交去。此文计二百四十三页，约九万字。属稿始于去年八月之初，约九个月而成。’对于这桩头等大事，胡适似乎有点漫不经心，1916年8月后的日记，没有撰写进度的记录，如某月日评估审议，某月日开笔，某月日成某篇，某月日杀青：九万字的皇皇大文，二百七十天弹指之间就完成了。”
从上面的引文判断，胡适抄论文大约用了十余天，也就把初稿抄成清稿，以便请人打字。打印用了一周时间，胡适又把打印本校读一过后交上。这样的叙述真是没有什么毛病。至于用二百七十天完成九万字（“字”对应的英文是“Words”， 中译本《先秦名学史》约10万汉字）的论文，写得很快吗？胡适从1915年9月起准备，1916年8月起写起笔，1917年4月底完成，应该是很正常的速度。就以每周工作五天计算，9个月39周，除去一周的新年假期，38周，工作190天。除去10天的誊写时间，180天写9万字，每天平均写500字（Words），这应该属于精雕细刻的写作速度了。270天完成，说是“弹指之间”，颇有诗意，但写得并不快。要说写得快，梁启超有15天写成五万余字的《清代学术概论》，蒋廷黻用两个月写成六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且成名著，那才可以称得上是快手。也就说，胡适的论文搁在梁启超手里，一个月内就完成了；搁在蒋廷黻手里，三个月也足够了。胡适用了九个月，却用“弹指之间”来形容，那对于梁蒋两位，又该如何形容呢？
因为胡适日记中没有记载写论文的过程，就猜想胡适并不重视此事，这想象力也真够丰富的。依我看，那段时间，胡适每日的工作就是写论文，也就没有必要写到日记里了。另外，胡适写日记并不是每日都写，有时会间隔一周或半月才记一次，所记多政治和社会事件及朋友间的诗文唱和，日常之事所记甚少。今查《胡适日记》，在撰写论文期间，胡适还是记过一次的。1916年11月17日胡适记 ：“《作<孔子名学>完自记二十字》：推到邵尧夫，烧残太极图。从今一部易，不算是天书。”《孔子名学》是胡适的博士论文的第二编，该编主要是讨论《易经》，胡适认为这是本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理论的著作，并不是所谓的天书。从中译本《先秦名学史》看，如果按顺序撰写，此时已完成前两编，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从8月初到此时，这个进度是也属正常。此后的五个月，到4月中旬写完后两编，是可以预期的。另外，1916年9月27日胡适致母亲的信中谈到写博士论文，“夏间已完成约四分之一，今当竭力赶完，以图早归。”两个月完成四分之一，也就是两万余字。之后，1917年1月17日胡适致母亲的信说，“儿入冬以来，似有病意，虽郁积不发，终觉无有精神，不能高兴。以故，除工课以外，颇无余力及于他事”。这里所说的“工课”，当然是写博士论文了。身体不适时连家书都不写了，对“工课”则不敢懈怠，足见其重视。以此推知，胡适在1917年4月中旬写完论文是有迹可循的。
欧阳健先生的文章还说“1917年4月19日家信却用了一个‘抄’字：‘连日因赶紧将论文抄完’，抄什么？抄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也。”这样写真可以说是捕风捉影了。
现在要问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何时出版的？可从互联网上查到拍卖品图样：
中华书局民国五年九月（1916年 9月）印刷十月发行的书，在美国的胡适几时能看到？估计1916年年底看到就是很快的了。那时，胡适的论文应已完成大半了，还抄什么呢？另外，谢无量的书只有中文版，胡适如何抄？抄完了再翻译成英文？到1917年4月19日，还有十多天就要交稿了，在这最后的时刻，胡适还在抄中文版的《中国哲学史》来给自己的英文论文凑字数，那样，胡适也真是笨到家了。要诋毁一个人，欧阳健先生真是连基本的常识都不顾了。
如果认为胡适写博士论文时抄袭了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也请把谢的书与胡适的博士论文对照一下，指出那页那段是抄的，也好服人。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可以很容易查到1922年亚东图书公司英文版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点击查看）和1983年学林出版社中文译本《先秦名学史》（点击查看）。要进行学术批评，还是先做些具体的查证工作，单凭一个字就肆意揣测，如此为之，真是连基本的学术态度都不要了。胡适曾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还是请欧阳健先生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
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碑文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或许此句也可用之于胡适。陈寅恪悼王国维的诗中曾提到胡适，“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曾经“独为神州惜大儒”的“绩溪胡”，后来也成为一位“大儒”、大学者。他的那些著述，真是经历了“有时而不彰”，在很长的时间内被列为禁书。他的那些学说，也需要“有时而可商”，但绝不是无端的攻讦和肆意的诋毁。
如今许多人认为胡适是位君子。陈丹青说胡适：“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唐德刚说胡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罗尔纲说胡适：“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钱锺书说胡适：“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怎么就没有发现胡适是个学术骗子，而留待欧阳健先生来揭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