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我主要想谈谈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的梁启超与王国维，但同时我也想讨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政治”与“学术”对反发展的现象。政治上，北方政治格局的崩溃，使得梁启超、王国维两人面临现实政治、人生的没落甚至消亡，但在同一个时期，他们的学术仍然是开新的，两者之间像是两列对开的火车。
一、梁启超、王国维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关于清华国研院的历史，书上或网上的材料甚多，在这里我只想突出两点：第一，从《吴宓日记》看起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本身在成立之初宗旨已相当明确，即以现代学术材料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所以想聘的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符合这个方向，相对于当时某个名校派人驻在上海，“无计划地在上海乱聘各种名校回来的学生”大不相同。从《吴宓日记》看来，吴宓也很想聘国学家黄节，但黄节不肯，吴宓何以垂青于黄节，我目前还不能解释。第二，吴宓非常明确地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胡适，他的文化态度也招致清华校内新派的攻击。吴宓除了全力办国学院外，同时也全力办《学衡》，《学衡》基本上反对以胡适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所以胡适戏称之为《学骂》。
梁启超的事迹太多，影响太大，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产生大小不等的影响。他的生平资料随处可查，此处不赘。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肇建之后，梁氏陆续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等工作。但梁启超在欧游回来后，于一九二〇年创“共学社”，决定弃政从学（但实际上对政治仍保持莫大的兴趣）。一九二一年他在南开讲学，一九二二年左右开始避入清华治学，到他逝世的这八九年间，他的学术成绩丰硕。
王国维短短的五十年生涯中，经历非常简单。王国维早年曾在《时务报》担任书记校对，后来在东文学社、《农学报》工作。他早年即深受德国浪漫主义影响，醉心尼采，东渡日本后，入东京物理学校读书，虽然很快即因“旧疾复发”而辍学回国，但是这段时间的科学训练，对他后来治学帮助很大。王国维回国后在通州师范、江苏师范学堂教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继而在学部工作多年。至于他的治学生涯，则可以用他的话简单概括为四个领域：西洋哲学（十年）、宋元戏曲文学（五年）、三代制度（十年）、蒙元西域之学（五年）。而他在清华最后的两年多，可以约略归纳到“蒙元西域”之学的阶段。
有一点要略加说明，当时许多遗老认为真学问不可能从现代大学堂出，王国维本人显然对现代大学体制也不热衷。内藤湖南原先曾想延揽王氏入京都大学，后来王国维宁可在哈同花园姬觉弥手下编《学术丛编》，并担任专门撰述（等于写稿维生），也不愿入北大。虽然一度在北大国学门兼任导师，但因北大考古学会联署《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此文指责宣统破坏古迹，王国维非常愤怒，责问北大学生：“大宫山古迹所在地是否官产？抑系皇室私产？”力图为宣统辩护），故马上辞掉北大国学门导师，连交给《国学季刊》的文章也借口尚拟修正而抽回。我个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溥仪被逐出清宫，王国维不再担任“南书房行走”，再加上胡适请溥仪下诏书要王国维加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他可能还是不会进入清华。
清华时期梁启超的著作仍然大放异彩。首先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此前已有成稿，但此时整理成书，基本奠定此后清代学术史的范式。此外，梁氏此时所写的《中国文化史》，一九二六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九二七年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也都卓有影響。
此时王国维一方面仍在发展他的古史研究，发给学生的讲义便是《古史新证》，同时他也在发展新的学问方向，由原先的古史及金石文字之学，转往西北史地、元代历史。此外，他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提出古代文字有“东西二元”的论点，即东方流行的是古文，西方流行的是籀文。
二、北方政权的崩溃与梁启超、王国维
罗志田教授在《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收入罗志田著《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商务印书馆二〇二三年版）两篇文章中，对南北新旧的起伏分析最为深入。大体而言，北洋系统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之间有一次大震荡，一方面北方垮了，一方面南方党、“赤军”崛起。北伐前夕的北方政学格局，是旧人物的最后一刻。在党国时代崛起之后，像蒋百里这样的旧精英便被扫到边缘了。而北方崩溃也牵动不少军政或学术人物的政治或生命前景。
在本文一开始，我便提出南、北的新旧政治格局与梁、王二人生命与学术发展之间的矛盾性发展。南方的社会主义政治（党军）崛起，收拾北方旧军阀政治格局。王国维未必真的与北方的军政有直接关系。王国维每每提到当时中国是“武夫”“党人”“遗老”三圈人在活动，并有鄙夷的口气，但是在支持旧文化及同情清王朝方面，北方的军政领导者的态度总是与王国维比较接近。至于梁启超，他对北方军政领袖似乎没有明白表达什么特别的看法，暗中说不定寄予一点希望，故想与南方的党军一拼。不过那时好像要公开说北方的好话会有政治不正确的味道。
在反对南方崛起的党、军方面，梁、王则是一致的。其中还有一种心态，即虽然知道北方的军政格局已经支撑不久了，但仍抗拒南方的“一党专政”。梁启超便有这样一段政论：“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风潮。”梁启超的各种公私笔札中，对此都有鲜活的表达。此时，梁启超在军政方面皆倚靠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而孙传芳则是他们的靠山。以下我从《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摘引了一些材料，譬如梁启超说：“因为百里在南边（他实是最有力的主动者），所以我受的嫌疑很重。”“（百里）他落败当然无话可说，若胜，恐怕我的政治生涯不能不复活。”一九二七年又说：“当前运动——许多非国民党的团体，要求拥戴领袖，作大结合（原注：大概除我，没有人能统一他们）。”所以梁启超深深寄望于孙传芳的势力可以抵拒南方党、军：“若孙败以后，黄河以南便是赤俄势力（原注：百里当然跟着毁了）。若孙胜北伐军败，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计划是要把北伐军与唐生智分开，北伐军败后，诛孙、唐联合，果能办到此点，便当开一崭新局面。”
孙传芳后来败给蒋介石的北伐军，对梁启超的政治前景打击很大。整体而言，反“赤化”、反社会主义，乃梁、王共同的政治倾向。梁启超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党军最糟的是鼓动社会风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勘定大乱之人，真是不了。”王国维亦怀有同样的痛恨：“长此以往，则全世界将受其祸。”
梁启超对党军根本性质的认识，超过当时很多人（远过胡适）。当时知识分子在南北之间的选择，基本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当然北方也有不少新派教授南下支持南方的新政治势力）。然而，何者为轻，每个人的认知都不一样，实际上是当时并未出现一个足以令人折服的政治力量。不过梁启超很早便认识到“党军”与他“过不去”，他说，“因为暴烈公子定要和我过不去”，以致当情势紧急时，他一度要离校避变。
如前所言，我们可以说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是梁、王二人受到刺激最大的三年，一方面北洋政治格局松动，且后来在南北军政界的领袖也大体是在这三年间崛起的。北方政治格局的崩溃，使得他们个人现实生命失去依靠。此时政治上的另一个锐锋则是五卅（一九二五）之后，社会主义添油加火、加速崛兴。此外，在这一段时间，学术上则是疑古言论大兴。一九二六年《古史辨》第一册结集出版，更是一个里程碑的文件。这两者构成了梁、王此时两个共同面对的主题，不过梁、王二人的响应方式是有所分别的，梁启超倾向于吸纳、消融，而王国维则基本上持反对态度。
不管是吸纳或对抗，这一波挑战，对梁、王的个人生涯当然带来不便。然而挑战、障碍也有其内在的优点，它们激发了人们思考的问题方向及深度，所以接下来，梁氏对社会主义的吸纳与化解，其实打开了他晚年社会史的倾向。王国维对疑古运动的反击，也深化了他若干古史的见解并留下深远的影响。
三、梁、王对社会主义与疑古运动的反应
先谈梁启超，梁氏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虽然有导正当时过激疑古的风潮的意思，但全书基本上是响应疑古辨伪之风，只是希望得到一个比较适恰、合理的解答。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抗拒，一方面是消极涵释。他在这个阶段的著作，如《中国文化史》不断提到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如何决定婚姻、文字演进等等的发展。在一些学术小册子中，除了不断引用严复的《天演论》《社会通诠》等书中的观点解释历史发展外，摩根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经常出现在笔端。他这个阶段的文章，如《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也是借着区别二者，强调中国有“无业阶级”的问题，但没有因“阶级意识”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类似的意见在《中国文化史》“阶级”一章中有所阐释，他认为在中国没有阶级，故不要讲阶级斗争，阶级血统不能严划，而春秋战国乃贵族政治极完整的时期，但之后则为开放主义，贵族、平民不甚有隔。有时梁启超会强调中国古代社会早已与西方社会主义的理想若合符节，如在《国语原文解》中强调：“我国之经济思想以分配平均为主，近今西方社会主义近之。”
与梁启超相比，王国维对社会主义则基本上只有抗拒，我在他这个时期的著作中，看不出他试着吸纳并涵释社会主义思想的痕迹，但他对激烈的疑古运动的势头则迎头抗击，而且并不是简单的对撞，而是借著反击发展出两三种深刻而影响深远的论旨。王国维《古史新证》中的两段话，一段是反驳顾颉刚禹是“一条虫”的说法：“夫自《尧典》《皋陶谟》《禹贡》皆记禹事，下至周书《吕刑》，亦以禹为三后之一，诗言禹者尤不可胜数，故不待藉他证据。然近人乃复疑之，故举此二器（按秦公敦、齐侯铸钟）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另外便是“二重证据法”，《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二重证据法”可说是这一百年来影响最大的古代历史的方论。
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主张古代文字的东西二元，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出土文物的证实以及李学勤等学者的大力揄扬，这篇短文的论点已经深入人心。而我个人推测，如果不是在《古史辨》第一册所收的文章中，钱玄同主张《说文》中所附的“古文”都是出于许慎的伪造（而且此说还引起人们的响应），也不会激出王国维的学术论点，主张人们之所以不认识这些“古文”，不是因其为“伪造”，而是因它们属于东系文字，在西系秦籀“书同文”之后，而渐渐不为人们所注意，因它们字形奇古，故以为出于伪造。
四、清华的学术社群
梁、王二人或许在《时务报》时有过接触，但无论如何，王国维先前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曾表示对梁启超相当鄙夷。但梁、王二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关系融洽，主张却不完全相同，王主张“专业”，梁主张“普及”，所以同中仍然有异。
梁、王两人在性格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梁启超专注学问，极为乐观，给子女的信中，口头禅是“好极了”“兴趣”“心地清凉”“政治兴味不灭”。他觉得今日学校不讲道德，故他说，“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德与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风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梁启超当时仍有用世之心，甚至想做清华校长。王国维则专注学问，心情郁闷，可谓“苦闷的俘虏”（郭沫若）。
在研究院时期，陈寅恪、王国维两人关系最好，并且相互影响。俞大维曾说：“王国维此期对蒙古史甚精，惟王只通日文，故其元代著作或利用中国原有数据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著述，未能用直接材料。但第三期学者来临，未始不受王氏启示。”（案：这里的“第三期学者”是指陈寅恪这一辈，他们通常直接掌握满、蒙、藏或其他域外殊族的文字）陈寅恪因受王国维影响而对三代历史、制度也发生了兴趣，而王国维则受陈寅恪的影响，更加深其对西北史地的兴趣。
而且从王国维书信集看起来，王国维因与伯希和认识，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王氏致书伯希和介绍当时人还在欧洲的陈寅恪前去拜访。此外，从私人书信看来，我觉得陈寅恪后来发表的论文中，如《武曌与佛教》《韦庄秦妇吟校笺》，或是讨论毘沙门天王与中国剑侠小说的关系等文，恐怕或有受益于王氏之处，关于这一点我将另文讨论。
我始终认为北京大学国学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它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学生报考时“不拘资格”。以北大国学门来说，董作宾的学历（小学肄业，考入南阳县立师范讲习所，继而考入河南育才馆，接着北大旁听，然后进入北大国学门）绝无可能到北大读书，后来却成为甲骨学的一代宗师。这样的例子很多。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徐中舒为例，他早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后入清华国学研究院，造就成一位上古史大家。故不拘资格，开放给有志于學、脑筋聪慧的学子读书，是成功的原因之一。第二，是梅贻琦所说的“大师”以及“游”。大师带着一群有志于学问的徒弟，平常很多时间在一起生活，像大鱼带着小鱼游，游到有一天，小鱼成了大鱼，又带着下一批小鱼游，如此往复不断。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正是在大师（大鱼）们的带领下，遨游于学海而能有成。第三，我觉得找到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并全力以赴也很重要。其中有一些题目，是梁、王两位导师所拟定，或学生自己拟定之后经过导师们认可之后进行研究。“认可”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导师们学问深，看一眼便知道某个研究题目的可能性及意义有多大。当然，第四点也很重要，即自由而活泼的学风，这一点从《吴宓日记》或学生后来零星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来。我觉得这一段学术历程，与今天整个世界的高等教育都用各种量化指标来引导、规范学术研究工作形成强烈的对比。学问的产生，固然要有适度的压力，但在有深度的学者导引下，宽松自由地探研是产生重要学术成果的关键。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对此再三致意焉。
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当国民革命军在河南打败奉军，一部分人正兴高采烈的时候，王国维却在六月二日跳进颐和园昆明湖自杀。而梁启超则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病逝，在逝世之前，他已经辞去清华的职位。无论如何，梁启超、王国维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另外几位导师，在短短时间内，培养了五六十位杰出的学者，这是令人惊叹不已的成绩。
王国维在清华只有两年多，梁启超稍长（一九二二年即任清华讲师），但是衡量一件事情的价值不在时间的久暂，而在是否精彩。他们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个人研究及培育人才两方面的成绩却都如此斐然，诚一代之盛事也。
结论
北伐前后的政治与文化激烈倾轧，“南北”“新旧”的格局隐然形成，在冲撞的格局中，知识人面临着选择。在这个剧烈的震荡下，人们做出的选择并不一样，诚如罗志田指出，在北伐前后，北方有一批教授选择南下加入党军，但也有像梁启超这一类的人，他因受惊吓，一度计划出走，后来病逝于协和医院，而王国维则选择了自杀。章太炎后来的矛盾心理也类似，生命跟着北方系统而没落，学问则转向恢复国学而努力。
大体而言，社会是一个有机的“丛集”，其中有若干条线索在竞合着，它们经常“共轨”，但有时“不共轨”（或是“共轨”而又“不共轨”），一个社会中的“政治”与“学术”即是其中的线索。而且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一个“丛集”，每每有多条线索随时竞合着，这些线索时而“共轨”，时而“不共轨”，受到时代环境以及每个人的文化偏好、性格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本文所讨论的冲突现象，似乎与社会及个人的诸线索的竞合与交缠不无关系。上述这些复杂隐微之处，正是对我们历史研究者的一个挑战。
此外，我曾经在《论台湾的人文学科现状》（“On the State of the Humanities in Taiwan”）一文中，指责二十世纪的高等教育逐渐被一套僵硬的评比、指标所编派（该文发表于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ume 37， Number 1， May 2017， pp. 177-180）。在这样的系统下，虽然可以取得论文篇数上的进步，但通常并不一定能产生深刻而有价值的成果，甚至扼抑之。我觉得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进一步印证了我在那篇文字中的反思与批评。
（此文由作者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演讲修改而成，由于是该校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系列演讲，故文旨集中在梁启超、王国维生命的最后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