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9日《大众日报》载文《天才的因缘》，其中有这样的话：
“陈、傅二人之交谊,本是一段惺惺相惜之佳话,后却演变成不谐频出之憾事,其间微妙之处,颇让人喟叹玩味。”
“后二人终趋交恶,陈氏被中央研究院解聘,颇感不快。事后他写给史语所同仁的诗中，有这么几句‘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成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现在要问，二人在何时，因何事交恶？把两位学术大师描写成因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而交恶的人，作者的目的什么？
一、
文中所引的诗，在《陈寅恪集-诗集》和《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均有收录，写于1943年春。陈寅恪致史语所第一组诸友的信中说：“癸未春日感赋呈史语所第一组诸友即求教正。”按文章作者的意思说，在1943年春之前，陈寅恪就与傅斯年“交恶”，而被中央研究院解聘了。翻阅一下《陈寅恪集 -书信集》，其中收录了1928-46年陈寅恪致傅斯年的70余封，1943年之后的信不仅谈史语所的工作，谈个人的著述计划，谈日常生活的窘迫，相互询问健康状况，这不该是“交恶”之后的行为吧！
下面摘录几段：
1944年1月25日 陈寅恪致信傅斯年询问：“拙著隋唐制度论稿已付誊写否?”
因物价飞涨，薪水不足以支撑日用，陈寅恪自定润格，但史语所除外。1944年10月4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提到，“袁守和兄嘱弟为北平图书馆刊作文，实难再却。然弟除史语所外，作文须酬金，现在润格一篇一万元为平均之价目（已通告朋友，兹以籍省麻烦），而守和兄只复以三百（元）字一千为酬（本为千字一百五十元破格加倍），弟实不敢应命，因近日补治牙齿（不能请补助费），甚须费钱，且不能贱卖以坏信用，如守和尚在渝，希为弟解释，免生误会。”
因眼疾由夫人唐筼代笔请傅斯年代审何兹全论文。1945年2月1日信中说： “孟真先生史席：寅恪以目疾卧来，一二月内尚难读书写字，嘱将何兹全君论文一篇，集盖章空白纸两张寄奉先生代为审核填写。一切全请全权决定。有劳清神，容当后谢。”
因眼疾陈寅恪住院手术，开销甚巨，须多方筹划经济来源。傅斯年和史语所第一组同仁欲为先生捐款，1945年2月2日陈寅恪嘱夫人唐筼回复：“兄及第一组诸位先生欲捐款，极感。但弟不敢收，必退回，故请不必寄出。”信中还问及傅斯年的心脏病，“闻兄亦有心跳病，望多珍摄是幸。”
陈寅恪赴英治疗眼疾，归国前由夫人唐筼致信傅斯年报告近况及工作安排。1946年3月16日信中说：“近日屡接寅恪来书，对于眼病治疗之结果颇为失望。”并在附言中说，“寅恪来书云：对燕大事已辞谢，大约欲回清华或回史语所专事著作。”
如果两人交恶，就该请文章作者解释他们为何要写这些信。
二
近年有文章讨论陈傅的关系，如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张少鹏《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 第10期），而《天才的因缘》的内容大多是从其中节录的。文章说：“后二人终趋交恶,陈氏被中央研究院解聘”。笔者想问，这事真的发生了吗？要谈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关系，就应首先明白陈寅恪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关系。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成立时，陈寅恪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已两年。1928年9月20日傅斯年以史语所代理所长身份致信陈寅恪，“本院院长聘先生为本研究所研究员，恳请许诺，感荷无置！……先生本是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有常川住校，当由本院长函致清华学校校长，请其许可。先生改在北平，至少在北平住每周数日，以便从事上列工作。至于因此而先生在清华任务减少，当由本院退还清华先生在清华所领薪俸之一部，从先生在北平工作日起算。凡此种种，如荷同意请即示”。1928年10月6日傅斯年致罗家伦、冯友兰、杨振声（此三人主政清华，罗是校长，冯是秘书长、杨是教务长），“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寅恪事前已与志希谈之，望志希开一个formula 。”之后，史语所与清华大学协商决定，陈寅恪仍在清华任教，但史语所聘其为专职研究员。因清华的工作量减少，史语所把陈寅恪在史语所应得薪金返给清华。为史语所工作需要，陈寅恪搬入城内居住。从1930年8月起，史语所改聘陈寅恪为特约研究员，仍兼任第一组主任。同时陈寅恪继续担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并回清华居住。此后，尽管陈寅恪曾短期任教于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他的主要任职一直在清华大学。而在史语所兼任职务也一直延续到的任职1949年迁台之前。也就是说中央研究院从未解聘陈寅恪，这在史料中有记载的。而且，对于陈寅恪的工作，傅斯年1934年给胡适的信中谈到，“若以寅恪事为例，则寅恪之职务，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则我代其办理。……且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陈寅恪兼任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不能经常到所里，所以第一组的日常事务是由所长傅斯年代理的，但工作成绩是突出的。
王晴佳的文章说，1942年之后，陈寅恪没有到史语所工作过。这也与史实不符。查一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就不该下这样的断言。1947年的报告写道，“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研究员陈寅恪）陈君在北平，继续研究此一时期的史事。”并在再版书刊条目下列出了陈寅恪的《唐代政治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两书。1948年的工作报告说，“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研究员陈寅恪） 陈君在北平，继续研究此一时期之史事，写成《元微之悼亡诗及艳诗笺注》一文。”从中可知，作为特约研究员，陈寅恪在北平一直从事史语所的研究课题，并提交研究著作。引用了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却把旧有的史料弃之不问，能说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吗？
三
关于陈寅恪的《癸未春日感赋》，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注》中有详细的注释。且看文章作者是如何理解这首诗的，“其中第一和第三句,主要是谈他从香港归来所目睹的时事变化。然第二和第四句，则似乎隐含了他对傅的不满。他认为傅氏已成学界‘秦吏’,行事过于严苛,自己需要躲避一下。同时又表明他毕竟有家庭牵累,无法按傅斯年所要求的那样行事。”(通常说七律有八句，七字为一句。这里称14字为一句，也令人费解。)这些话是作者从王晴佳的文章里抄录的。常言说诗无达诂，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背离诗的主旨。该诗是寄给史语所第一组诸位同事，是要向大家公开的，能在诗中暗讽所长傅斯年吗？心胸如此狭隘，手法如此低劣，能是一位学术大师所为吗？而出身史学博士的作者如此解读这首诗，让倡导“以诗证史”的陈寅恪地下有知，真要欲哭无泪了。
如胡文辉解读，“读书渐已成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是针对国民党对学校实行党化教育，用典故批评国民党，引《史记》所云，“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后来，陈寅恪还有诗直接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
“九鼎铭辞争颂德”指为当年颇为轰动的一件事。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中英签订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两项条约于同一天签订，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认为是国民政府洗雪了中国的百年耻辱，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等人提出向蒋介石献九鼎以纪其功。请中央大学教授顾颉刚撰写了鼎铭。据《顾颉刚日记》，1943年1月28日， “将刘起釪所拟九鼎文重作。……鼎铭：（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之后又补记：“ 中国与英美之新约既成，各学校党部及工厂党部欲向蒋委员长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窜，如上文。”铭文在报上公布后，自然引起议论。陈寅恪的诗是否也被公开发表了，尚不清楚，但顾颉刚不久即从傅斯年处知道陈寅恪写了诗，据《顾颉刚日记》，1943年5月13日：“孟真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其实，写出九鼎铭词，顾颉刚也感到惭愧。他在日记中有日后的补记说：“此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1967年5月4日顾颉刚在日记写道：“静秋要我将为蒋匪作《九鼎铭》事写出我内心的希望。然彼时我对蒋匪实已稔其恶迹，绝不存私人希望，不过却不过孔祥嘉之话，做一篇应酬文章而已。”
当时抗战正酣，“九州遍洒黎元血”，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百年粗粝总伤贫”，国民党花费二百万元，用了近一年时间，铸了九个铜鼎，刻上铭文。真是一次荒诞无聊，劳民伤财的举动。有人认为，向蒋介石个人铸献九鼎，是一种封建性质至少是半封建性质的拟议，肯定是历史的一个退步。原计划1943年11月7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28期举行开学典礼，同时举行献鼎典礼。但典礼开始之前，蒋介石急令叫停，拒绝接受献鼎。
对于陈寅恪的诗，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1943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也有记录:“寅恪对骝先（即朱家骅）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并抄录了这首诗。由此可知，陈寅恪的诗在当时学界是颇有影响的。如今《天才的因缘》的作者等竟然如此曲解这是诗，可以说一种历史的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