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在清华读研接下来工作的日子里，我没有想到日后这么多年清华园里最萦绕在我心头上的竞是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肯定是从“水清木华[1]”的清华园外搬进来的。是不是从清华附近被八国联军烧毁的圆明园中搬来的已不可考。尽管从圆明园中搬石头来很方便，而且也有先列，如清华图书馆前纪念韦杰三同学（1926年3月18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2]”，他身中四弹两天后去世）的那块石头（断碑）的确是就是从圆明园搬来的。但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如那块“无才可去补苍天[3]”的石头被“镌上数字[4]”后所发生质的变化，清华园里的这块石头也是因为被镌上让“天雨粟，鬼夜哭[5]”的一些字而不再仅仅是一块石头。恰恰相反它已超出石头的身份和结构而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种丹青难写的精神[6]。而这符号，这象征，和这精神，却让世上的一些人，为其倾倒，为其执着，为其抗争，甚至为其在洪涛汹涌的时代和历史的潮流中“独守千秋[7]”而献身。

这是怎样的一块石头？更重要的是什么字赋予它这“惊风雨，泣鬼神[8]”的精神，而导致一些人为这“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9]”？

那是1982年的9月，刚从南方来到清华园的我注意到第一教学楼楼外北面的这块石头。当时事情很多，没有细看。真正第一次认真看这块石头是10月当家兄来京出差我带他游玩清华园时。这块石头是一块碑。我相信今天知道这块碑的人比以前多了许许多多倍，而且绝大多数是因为读了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0]这本书。但在1982年，不要说在中国，以我的所知，在清华园里工作和居住几十年的人知道此碑的，更不用提和这碑有关的人和事，也是非常少的。

此碑的正面（图一）刻着“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静安先生我是上大学时读红学书籍知道的，但那时并没有读过他的名著《红楼梦评论》，因为根本无从可借，更不要说此书被再版。同样也从这些红学书籍中知道了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人间词话》。但对静安先生的生平那时知道得很少。

碑的背面（图二）上方是篆刻的碑额“海寍王先生之碑铭” ，下面是碑文[11]。家兄和我一起读了一遍，以后回想起来，断句基本没有错。碑文读完后，仿佛有所思，又将最后两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2]重复读了两遍。不曾想到的是这重复读的结果是这两句话就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了。

在以后近四年的日子里，我读了不少能够找到的关于王静安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大部分是清华校友的回忆文章[13]。于是也对只存在四年（1925-1929）的，然清华历史上至今尚未有任何研究机构能与其比肩更弗论超越的国学研究院[14]有了更多的了解。再加上在1981年时读过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孟祥才著的《梁启超传》[15]，于是知道了一些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的生平和学术。

这四大导师，当时学问最好的非静安先生莫属。而其通俗的名气在当时而且以后也仅在以开启民智倡导改革为主于是不能全心做学问的任公之后。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人间词话》的可读性再加上先生在民国十二年北上接受“南书房行走”的头衔和在民国十六年写下“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后自沉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这两件时至今日还让人讨论的事。

究竟“经”什么“事变”，使得先生以“士不可辱[16]”的尊严和决心而告别于他看来肯定会是“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17]”的人生？后人众说纷纭，殉北洋、哀时变、亲家逼债、性格悲剧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和卑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教授叶嘉莹女士提出的“文化衰落说[18]”。

因为第一教学楼在我去系里的主干道边上，每个星期至少有好几次骑车过这里。过这里时，常常会注意到掩抑在树后的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也许是为什么此碑在清华都不是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特别是近期如果读了有关静安先生以及国学研究院的文章。在后来有点时间或“有所思”时，更会在这里停下来在碑前碑后徘徊许久。碑文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几个貌似平凡的字，慢慢地有如鬼魂附身，这几个字让我重新和反复思索历史和现实中的人和事，更让我一再检讨自己的过去和思忖今天和未来。

许多年后当我回忆起清华时，我明白了这块刻了字的石头在相当的意义上成了我人生航程上的“压舱石”。据称压舱石是空船航行中放在船舱底部用以稳定船重心的石头。因为它，使得船只即使在大风大浪中也可以减少摇晃的幅度和翻沉的危险。如果说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情怀是人生航程上“船舱”里最重和最宝贵的“货”，那么这艘我自己的“船”和别的“船”相比，历史上的和远的不用说，以就近的我清华的导师秦元勋教授，博士后导师Scott Findlay教授，和日后我精神上的导师Janos M. Beer教授为参考，我这艘“船”的确在任何时刻都是空船，是以永远需要些沉重的“石头”压舱。

然学富五车的学者是不是也需要压舱石呢？在清华一百一十二年历史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19]”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和众口交赞的，日后许多这些英才在中国现代和当代史上成为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诚如敬爱的梅贻琦校长所理解的，真正的大学其精髓是其时名下的学术大师[20]，而不是曾在这里学习过的学生以后的成就。在我看来一个更加重要的参考因子是这些时下的学术大师中有多少其重要的研究和工作是在本大学完成的，因为这更加能够体现此大学的学风和传承。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和冯友兰无疑是佼佼者。他们最重要的学术成果都是在清华完成的[21]，然后来两人的人生道路却截然不同。

静安先生去世后，陈寅恪以其“教授的教授”的学识和伟大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断言这原因实“非所论扵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是因“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22]”。而在为静安先生纪念碑所撰的碑文更突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最基本的人格在人类历史和宇宙时间中的重要和伟大。而在撰完这碑文后的四十年里，陈寅恪先生以他光耀千秋的人格力量和生命的代价，在那“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23]”的历史潮流中，给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貌似平凡的字的最完整和最悲怆的注释。

就在陈寅恪先生（1925）之后入清华的冯友兰教授（1928），在清华执教和著说的二十四年里，以“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24]”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位有着 “圣人情节[25]”的大学者，假以一个相对平凡的时代，以其对中国哲学集大成和“极高明而道中庸[26]”新的阐述是完全有可能成为继孔子、孟子、和朱子以后的第四“子”，冯子，而让后世的学子顶礼膜拜的。然让人惋惜不已的是，“圣人情节”之外，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读书人，冯教授有着更为强烈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入世心态和淑世精神；更让人痛心的是当他一心将“文武艺”“货与帝王家[27]”时，却没有意识到二十八划君对此根本不屑一顾的原因乃是其自己要做古今中外的唯一的“君”和“师”两者兼有的圣人。“君[28]”者，“天下”及历史长河里“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然“师”者，中国自盘古开天地到现代能冠以这“至圣”称号传世，而让“学者宗之”的，只有“孔子布衣”一人矣！这诱惑实在太大了。难怪其对其它的“伟大”都不欣赏，唯钟情于“导师”之前的这修辞。

冯友兰教授真正让他自己不堪回首和让后人不能原谅的是他对自己的学说和信仰的修正和反叛以及对权贵的媚态和附庸。明明知道自己的“文武艺”黄金当铁贱卖人家都不要，还要一个劲地望上凑。而且和在同时代其他知名的学者比起来，在相当的程度上，尤其是后期，他这样做很难说是为了生存或被逼迫。连他的亲友和学生都无不叹惜天快亮了他还在炕上尿了一泡[29]。在他生命的后四十一年，他没有如陈寅恪先生和梁漱溟[30]先生那样以自己的“浩然之气[31] ”在历史的潮流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保持自己的风骨，以不变应万变；也没有如钱默存先生那样“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32]”。当时代的风暴过去和尘埃落下后，作为大学者的冯友兰教授感慨清华时期是他人生最好的一段的同时，也大概未免不为自己清华之后满盘皆输的现实而认同中国现代真正的圣人胡适之先生几十年前对他的评介[33]。民国十七年入清华执教的冯友兰教授，很有可能是出席了静安先生纪念碑的立碑仪式（民国十八年）的，也许这石头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几个字对饱读经书的他实在太不起眼了。但晚年的他，如果想起这块石头，情何以堪！

这块立于清华大学中心地带，在“雨雪霏霏[34]”中度过了近百年日子的石头，让我很想知道的是它是如何避免了在那个“十年浩劫”中被砸碎和被摧毁的命运[35]。离它不到五十米远的1911年建成的上有清末大学士那桐题“清华园”三个大字的校门（俗称“二校门”）就在1966年8月24日被红卫兵摧毁[36]。我曾经问过一些清华园里的教师，让我遗憾的是他们绝大多数连有这么一块碑都搞不清楚，更不用提此碑在那十年中的事情。我的猜测是那时知道静安先生和陈寅恪先生是谁的红卫兵极少。

八十年代的中期，慢慢打开的国门，让我和我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意识到我们人生的道路完全有可能能够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和制度里延伸。在相当的意义上，这对我远远不仅仅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恰恰相反它成了“我只要一息尚存[37]”的追求。在很大的程度上，这追求是从相对而言简单的学生生活转入很复杂的小社会和大环境的工作生活的变化所导致的。历史和现状让我没有一丝的犹豫[38]，“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39]”；而青春则让自己对那个未知的明天充满了信心。

来到西方，让我最为震惊的不是其物质文明而是其精神文明。国家建立在法律和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则尊重契约和公平竞争。于是社会充满了诚意、敬业、对私有空间的尊重、对很现实的（根本不是远大的）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的享受态度。知识分子阶层，不，应该说阪夫走卒也是如此，趋炎附势的极少。我刚来读书时，导师带我在校园里走了一圈，路过校长办公楼时，他告诉我这楼是什么楼，然后说“Nobody goes there（没有人去那）”。我在学校读了四年的书，我自己，同时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没有人知道校长和院长是谁。这之后我三十多年在一研究所工作的经历更是证实了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溶于绝大多数人的血液之中。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这里的制度和运行规则让这“精神”和“思想”得以生存，发挥，和传承。执政党的改变只是导致了政策，方向，和侧重点的改变，而这些改变许多是微妙的。更重要的是具体布置和执行这些改变的人，从副部长以降，都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公务员。部长大人对部里的人事和运作都没有发言权。当然在任何有人的地方都有所谓的“政治”和纠纷，在我工作的地方，更多的是人们对各种技术发展的理解的不同而导致意见的不同，当然还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那自吹自擂的毛病引起人的反感。有些想法和工作，在我和我的一些同事看来，实在是“not even wrong[40]”，但我们的独立思考，并没有让我们去挑战甚至对簿公堂其他同事。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就如自己的工作一样也是层层审批的，对系统和制度的尊重让我们没有更多的言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保有自己的看法。

以自己在西方求学和工作近四十年的观察，震旦读书人实在是有太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41]”的情结，而不够西方那种“读书不肯为人忙[42]”的对知识赤诚的追求。无认在海内外，华人聚在一起时，总会有人对天下事慷慨激昂地议论，尽管被议论的这些事是这些人根本无法参与或能够有所影响的。“铁肩担道义[43]”的勇气诚然可敬，但“修身齐家[44]”和现代的“治国平天下”毕竟是距离极为遥远的，后者的复杂性是仅有理想、勇气、和知识的书生难以制衡的。Barack Obama（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就常被批评“书生治国” ，特别是当政的早期。

自从来到西方后，这么多年里我也回到清华大学多次。除第一次是住在泰山大人的家里，其它都是住在离静安先生纪念碑很近的丙所或甲所。于是得以多次去拜谒静安先生的魂。几乎每次纪念碑周围都是空无一人，偶尔看到碑前有他人献的花。晚上这里没有灯光，特别是在没有月亮的日子，在这周围徘徊的我常会觉得这实在是一个鬼魂附身的好时候。但我一点都不害怕，学理科出身的人没有影子的事有什么可怕的。更何况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是我一直寻求的。

有好事者将清华自然和人文的景观排列座次，号称“清华八大景[45]”。我实在庆幸静安先生纪念碑不在其中。不敢想象游人如织的静安先生纪念碑如何让人得以“有所思”，更不愿估算如织的游人中有多少能将陈寅恪先生用生命写的碑文读上几遍然后“有所悟”。这块朴实的石头是我的，也是天下所有“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人在人生航程上的压舱石。

图 1 清华大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正面，作者摄

图 2清华大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反面，作者摄

[1] 谢混，东晋，《游西池》，“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 笔者按，百度关于此句的翻译“和风吹拂，轻摇着苑囿中繁茂的草木，白云如絮，屯聚在层峦深处。一片清新，一片幽丽。”甚是偏颇，特别是最后一句。华者，茂盛也。“水木湛清华”于是就是水清树木茂盛的意思。

[2]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1926年4月12日。在此文中更有“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这样一句让人直感叹鲁爷的想象力实在有限。

[3]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

[4] 同上。

[5] 刘安（淮南王）及其幕下的士人，《淮南子·本经》，西汉，公元前139年以前。

[6] 王安石，《读史》，“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7] 同上。

[8] 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9] 陈寅恪，《忆故居》，1945年4月。

[10]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2月，北京。

[11]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陈寅恪撰，“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扵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扵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扵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扵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碑由“义宁陈寅恪撰文 闽县林志钧书丹 鄞县马　衡篆额 新会梁思成拟式 武进刘南策监工 北平李桂藻刻石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 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

[12] 十五年前，敬爱的导师秦元勋教授仙逝。学生以心香之诚泪酒之纯的情感写下长文《千风万雨都过尽，依旧东南第一山——纪念敬爱的导师秦元勋教授》（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1323.html）。在谈到导师关于相对论的工作时，引用了这几句话作为总结。

[13] 大部分文章读自1986年以前的《清华校友通讯录》。

[14] 此是俗称，其正名乃清华学校研究院。但研究院短暂的历史上只有国学一门，于是有了这俗称。

[15] 这本写于1979年的书，无不遗憾的是带有深深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把“笔端常带感情”的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任公写成阻挡历史前进的罪人。但有些史料还是可读的，而且在当时这样的书能出版也不容易。

[16] 孔子“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出自《礼记，儒行》，西汉戴圣编。中国近代史上各种“触及灵魂”的 “运动”，最不堪回首的是对人格无底线的侮辱。

[17] 屈原，《离骚》。

[18]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在八十年代的末期，我在渥太华见到了叶嘉莹教授，于是问起她关于静安先生死因问题的研究和论断。叶教授开始和我开玩笑说60年代她在哈佛大学讲学，夜晚就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苦苦思考静安先生的死因，而不得其解。然一天深夜在图书馆的地下室书库里找资料，困得不行，然迷瞪一下后豁然明白，以后写成了《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王国维死因之探讨》一文。她接着说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也是和我一样的，如果你仔细读他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 》和《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这两文。叶嘉莹教授是笔者极为敬重的学者。然看到百度上写“感动中国”节目称叶教授“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觉得此联有些不妥。事实上，中国近代能真正称得上“续易安灯火”的，非沈祖棻教授（1909－1977）莫属，叶嘉莹教授有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从李清照到沈祖棻》为证，更有兴趣的读者可览《涉江词稿》和《涉江诗稿》；而“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当指叶教授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工作。叶教授“贯中西文脉”是真的，而且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是对静安先生研究得最认真和彻底的，深得其神韵。然静安先生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学说，非但没有成为象牙之塔里的“绝学“，反而被广泛接受而成为”显学“（这里”显“字没有任何贬义）。

[19] 孟子，《尽心上》。

[20] 梅贻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1年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演讲。

[21] 陈寅恪1925年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著作几乎为零。校长曹云祥凭任公之言“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而发聘书。

[22]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言》，1928 年4 月《国学论丛》第1 卷第3 期，“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以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及云。”

[23] 文天祥，《过零丁洋》。

[24] 冯友兰，1990年自拟预寿对联。三史乃《中国哲学史》（1931、1934），《中国哲学简史》（1948），《中国哲学史新编》（1990）。当然最后一史不是在清华写的，然也许可以说其主要的思想是在清华期间形成的。六书则是1939-1946年期间完成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

[25] 夏中义，《九谒先哲书》，20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26] 冯友兰集句自题座右铭，“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1987年。

[27] 无名氏，《庞涓夜走马陵道》“楔子”，元朝。

[28] 司马迁，《孔子世家赞》，《史记·孔子世家》。这段文中以后引号里的文均出自此，除开显而易见的最后两个。

[29] 冯友兰教授夫人任载坤言其夫君 “天都快亮了，你还在床上尿了一泡！”

[30] 在1972年那“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日子，梁漱溟先生那一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真正是掷地有声！就如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6月17日飞离法国的那架飞机载着整个法兰西民族的骄傲和自尊一样，梁漱溟先生这一句话，保住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骄傲和自尊。

[31] 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32] 屈原，《离骚》。

[33] 胡适之，“天下蠢人无出芝生之右者”。语出钱穆《师友杂忆》。

[34] 《詩經·小雅》。

[35] 另一让我惊讶同样没被摧毁的“文物”是湖南长沙岳麓山上的张辉瓒中将（1885-1931）的墓和墓庐。这座建于1934年的墓，位于岳麓山半山腰处麓山寺以北。在岳麓山众多的民国墓中（包括黄兴，蔡锷等）其规模和位置很容易让人注意。维基百科说张的墓毁于文革，2008年5月重修，疑有误。真实的情况是张辉瓒的女儿2005年写信给湖南政府希望修缮张辉瓒的墓，2008年修好。

[36] 唐少杰，《清华“二校门”的变迁》。

[37] 田汉，电影《夜半歌声》歌词，1937年。几年前有次开车听钢琴家朱晓枚自传的有声书《The Secret Piano: From Mao’s Labor Camps to BACH’s Goldberg Variations》，当听到她当时为了出来的种种想法与打算，包括就是游泳也要游出去的坚决让我不由得潸然泪下。

[38]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屈原。

[39] 屈原，《离骚》。

[40] 伟大的物理学家Wolfgang Ernst Pauli（沃尔夫冈·欧内斯特·泡利）的一句名言。

[41] 顾宪成，明，题无锡东林书院。

[42] 陈寅恪，《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

[43] 杨继盛，明，《杨忠愍公集》。

[44] 戴圣，西汉，《礼记·大学》。

[45] 曰：清华八大景为：一、水木清华；二、荷塘夜色；三、清华学堂；四、近春园；五、自清亭；六、二校门；七、清华大学大礼堂；八、清华大学图书馆。让人注意到的是“荷塘夜色”和“自清亭”都是关于朱自清先生的。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清华大学出了一本摄影、纸张、和印刷都非常讲究的大型画册。其中有一页是水木清华水榭对面的朱自清先生塑像，下有中英文两行字“文学大师朱自清/Zhu Ziqing, Great Literary Master”。我看了哑然失笑同时也为可爱的母校惭愧。在清华教了二十三年中国文学的朱先生若地下有知清华后人称他为“文学大师”，面对鲁迅，沈从文，和曹禺，情何以堪？“Great Literary Master”，这英文连我都看着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