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猛辑注的《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由三联书店于2017年9月出版。该书收录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87封，为了解两位学术大家深厚的友谊和对学问的认真态度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笔者参照《王国维全集》、《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王国维年谱新编》等书籍，对该书中几封书信的写信日期作了重新认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一
第94页（《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页码，下同）王国维致马衡信，日期为廿四日，辑注者认定日期为农历十月廿四日即1922年12月12日。
叔平先生有道：
昨晨寄一书，想达左右。辰维眠食胜常为颂。研究科研究题目已拟就四条，并覆兼士先生一函，乞转交。
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惟须择史学有根柢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议，亦与古物学大有关系也。偶思及此，即以奉闻。此请
撰安不一
弟维顿首 廿四日
辑注者在说明中引1923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载为证。
兼士先生有道：
前日辱手教，并属提出研究题目，兹就一时鄙见所及，提出四条。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条，其事甚为烦重，非数年之力所能毕事，姑提出以备一说而已。
前日寄上新作《书式古堂书画画汇考中所录唐韵后》一篇，由叔平兄转交，想蒙察入。
题目四纸附上呈改。专肃，敬候
起居不尽
王国维顿首
十一，十，二十
这个“十一，十，二十”是阳历日期，还是阴历日期，各书看法不同。
1984年版《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和2009年版《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均据此收录了王国维致沈兼士的信，前者认为信末月份和日期均为夏历，推定写信的阳历日期为1922年12月8日。后者认为信末年月日均为阳历日期，即1922年10月20日。
1922年10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王国维致沈兼士的信及王国维所拟题目。“前日辱手教，并嘱提出研究题目。兹就议事鄙见所及，提出四条。” 四条研究题目为：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二、古字母之研究。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王国维对每一条的研究内容作了详细的说明。由于1922年10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王国维的信及所拟研究题目，可以认定“廿四日”给马衡信写于壬戌年八月廿四日即1922年10月14日，信中所附研究题目才能在10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及时刊出。
王国维致沈兼士的信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时未注写信日期。《国学季刊》刊出时加上的日期“十一，十，二十”为民国纪年，年月日均应为阳历，即1922年10月20日。以王国维对清廷的忠诚，定然不会使用民国纪年。民国时期，王国维所写文章和信件均使用干支纪年。王国维在书信中注明年份的很少，大多只写日期，均用夏历。由此推断，“十一，十，二十”所示日期有两种可能，其一，王国维的原信只写了夏历日期“二十”， 民国纪元的年月“十一，十”为《国学季刊》的编者所加。其二，王国维的信末没有日期，民国纪年日期“十一，十，二十”为沈兼士收到王国维信的日期，刊出时添加在信末。
如果王国维在给沈兼士的信末写了“二十”（按王国维的习惯应写“廿日”），为夏历，前面已认定 “廿四日”为1922年10月14日。因该信中说：“并覆兼士先生一函，乞转交。”所以，王国维给沈兼士的复信写于10月14日之前，日期应为夏历八月二十日，即10月10日。
王国维于1922年4月接受北京大学研究所的聘请，任国学门通讯导师。9月下旬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致信王国维，“昨读致叔平先生书，敬悉一切。大著《五代监本考》收到，谢谢！当由本期《国学季刊》登出。兹检上研究所国学门章程四纸，由叔平先生转寄，祈詧入为为荷！北京教育经费风潮现在将告一段落，阳十月初当可开学。先生如有研究题目须提出者，请便掷下，不胜盼祷之至。”9月27日马衡给王国维写信并将沈兼士信转寄给王国维。因开学在即，王国维收信后，即于10月10日（八月二十日）给沈兼士写了这封信及研究题目，并由马衡转交。
根据1922年10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研究题目和王国维致沈兼士的信，可以认定王国维给沈兼士的信写于1922年10月10日，给马衡的信写于10月14日，且两信于14日一并寄给马衡。,
二
第133页至144页，马衡与王国维往来书信4封，马衡信的所署日期为2月16日和2月26日，王国维的复信只有一封有日期，“廿七日”。辑注者认为写于1924年，实际上写于1927年。
2月16日马衡信的开头说“昨获晤教甚快”，王国维复信说，“前日畅谈甚快”，可以确认王国维未署日期的复信写于2月17日。两信表明，两人在2月15日曾晤谈。 “廿七日”为1927年2月28，此为回复马衡2月26日信。四封信内容相互衔接，有问有答。就“十又四月”和“东后魏尺度”等问题，马衡和王国维各写了两封信。
确定写信时间依据信中所示的三件事。第一、马衡2月26日信中说“《隋志》十五种尺，已托人仿制”。早在1922年9月，马衡和王国维就讨论过此事。1925年1月21日王国维致蔣谷孫信說：“顷闻彼中人于坤宁宮检得王莽嘉量一器，而斛、斗、升、合、龠具与《汉书·律历志》所载者同。马叔平即据此作刘歆铜斛尺，並即欲推之作《隋志》十五种尺。”说明在1925年1月，仿制《隋志》十五种尺还未进行。由此判断，此组信写于1925年之后，不应是1924年。
第二、马衡2月26日信“曾记先生有一文论后魏长度骤长之故，能举以见示否？”王国维“廿七日”信“拙著《中国历代之尺度》一篇寄上”，此文应是王国维于1926年夏讲座之后写成。王国维于1926年11月24日在给蒋谷孙的信中提到“附上《中国历代尺度考》一篇”，应是同一篇文章。由此推知此组信写于1926年11月之后。
第三、王国维廿七日信中说“赴东之期尚有一月否？”。王国维知马衡将出访日本，询问具体日期。1927年3月27日，日本东京大学召开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东方考古协会第二回总会，同时举行中日学者的公开演讲会。马衡以《中国之铜器时代》为题作演讲。由此知此组信写于1927年3月27日前一个月。
由以上理由可判定此四封信写于1927年。时间顺序为1927年2月16日马衡写、2月17日王国维复、2月26日马衡写、2月28日王国维复。
另外，王国维住在清华园，当时进城并不方便。从此组信推测，王国维在城内住了一两天。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1927年2月13日，王国维赴天津，为溥仪生日祝寿，次日即回京。2月14日致际彪信說：“弟于十二日（13日）赴津，十三日（14日）午後……即行回京。”由此推断，14日王国维回京归后，没有回到清华园，而是住在城内。2月15日王国维与马衡会晤，之后，才有了这相互往来的四封信。
三
第154页王国维致马衡信，日期为旧历十七日。
昨谈甚快。石经事已与雪堂言及。渠日内或反（返）津一行，可自携来京。否则由他自便，一星期后亦可携来。谨以奉闻。
又委员会捡检查南书房时，弟有如意四柄（上并有姓名），朝冠、披肩、朝裙各一件，同宫中亦多有之，同被封于一小屋内。祈为言诸会中，一并捡交太监朱义方为感。专此，敬请叔平先生炉安
弟王国维顿首 十七日
辑注者认为该信写于农历十月十七日，即1924年11月13日，并有一段文字说明确定日期的理由。实际上，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事变将溥仪驱逐出宫。之后，政府和宫室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十余日之内只是人选确定。11月20日组成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具体检查工作才开始。信中提到“委员会捡检查南书房”，表明具体检查工作已在进行中。因马衡受聘于这个委员会，负责文物清点工作，所以王国维请马衡向该委员会说明信中之事。
另外，经历此次事变，王国维深受刺激，情绪甚为低落。有记载说，王国维终日在忧患中，闷闷不乐，曾欲自杀，为家人严视护理而得免。此时的王国维怎么会还惦记自己的私人物品呢？1924年12月1 日王国维致日人狩野直喜信說：“皇室奇变，辱赐慰問，不胜感激。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11月5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宮，自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张入都，始行撤去。”由此也可推知，在11月13日王国维不可能有“昨谈甚快”的事。
《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认定此信写于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即1924年12月13日，是合理的。
因此信日期牵连到第157页“廿一日”王国维致马衡的信，其日期也改为1924年12月17日。
四
第225页王国维致马衡信，日期为重阳日。辑注者认为是写于1926年10月15日。
叔平先生有道：
昨手书到，适外出，未奉答，甚歉。《集林》二部（每部六元），想已收到，尊付之款尚余三元，俟有便奉还。雪堂已来京，仍居敝处。专此奉复。敬候
起居不尽
弟维顿首 重阳日
辑注者或许是受了前页信中提到购买《观堂集林》的影响，而给出了错误的判断。实际上，1926年的重阳节前，王国维因长子去世（9月26日），离京赴上海，重阳节那天王国维还未回北京。从1926年10月24日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说，“初八日在沪”“初十日晚过津”。由此可知，“重阳日”王国维正在由上海返京的途中。
信中说，“昨手书到，适外出，未奉答”由此判断两人住处相距不远（王国维1923年6月后住在地安门內织染局，1925年4月后搬进清华园西院宿舍）。只有1924年的重阳节才是正确的日期，即1924年10月15日，因为王国维1923年重阳节在南方，1925年重阳节在清华园。
另外，说雪堂（罗振玉）已来此，仍居敝处。据罗振玉与王国维通信，亦可知罗振玉于1924年重阳节到京。
五
第230页-233页收两封信。辑注者认为，1月17日马衡的信与王国维的一封未署日期的信有往来关系，并因此确定了王国维信的日期为1月19日。实际上，王国维应写信在前。
马衡致王国维信：
静安先生大鉴：
昨晤教为快！今日摒挡一切，未及走辞。尊稿一册，奉缴；石经四分份，奉赠。均请察收。专布，敬颂
著安
后学马衡上言 一月十七日
王国维致马衡信：
昨奉手书，敬悉一切。《石经目录》附呈台阅。专肃，即侯
叔平先生起居
弟 期维顿首
近研究蒙古初期史料，乃知南京宋人伪造许多书籍，如《征蒙记》等皆宋人所造也。近有所见否？李济之自山西回，得石器陶器等数十箱，已运此，其详尚未闻。又申”
王国维致马衡信，未署日期，但因署“弟 期维”，可知王国维写于丧子之后。因信中提到李济自山西考古的收获，据史料李济在1926年12月初回京，该信应写于1926年年末至1927年年初。
若说两信的关联，应该是王国维写信在前。马衡信中說“尊稿一册，奉缴”当是指王国维信中提到的《石经目录》。这样，王国维的信就写于1927年1月17日之前。具体日期仍无法判断。
马衡信中说，“昨晤教为快！今日摒挡一切，未及走辞。”可知马衡前一天与王国维会晤，当天忙于整理行装，或许是立即远行，遂把王国维的手稿寄还。因“未及走辞”，知马衡将远行，王国维也就不会在第二天还写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