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告别革命”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声音，“改良”被广大学人寄予厚望；而这种政治声音背后的支撑就在于一系列悲催的“革命史”（如法国、苏俄、文革中国、红色高棉等），以及少数的“改良成功案例”（如新加坡、台湾、印度乃至韩国）。我认为，若排除一些历史偶然因素，一个大国在专制状态下很难进行“自我改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专制很难具有开明的特质，所以更难以转向另外一种政治形态，因此，盲目地呼吁“告别革命”可能隐藏着对历史常识与规律的漠视。

首先，我们可以来考察专制的本质。“专制”顾名思义就是统治者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占有，而这背后却是一个“整全性”的物质利益，包括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愉悦和享受，而这种“利益”的获取必然因其稀缺性而变得充满竞争，专制正是因应少数人的特殊需要而产生，因此其本质就在于“非公平性竞争”。受这种本质属性的决定性影响，专制很难具有另一种相反的开明特质，即使会偶尔出现，也是建立在对统治者“为所欲为”之本性的适当压抑基础之上的，也很快就会因其与其本质的冲突而消失，这方面的历史案例可谓举不胜举。不管是文景、贞观之治，还是开元、康乾盛世，或者光武、同治中兴，真正能称得上“开明”的日子其实并不多，最关键的是，它们都无可避免地滑向专制的“本来面目”，这种自发的变动正是“专制”本质的作用力之体现，而不是用“可惜”就可以随意粉饰过去的。也就是说，开明的特质注定是与专制格格不入的，十分类似于“冰不大可能是热的”！

其次，我们可以思考专制的存在方式。众所周知，专制体系的维持需要一套运行有效的行政机器，最高统治者需要次一级的统治者或管理者来维持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越是充满欲望，对下级的“需要”越是强烈。而与此同时，次级统治或管理者出于和最高统治者相同或相似的本能欲望，也需要不断增加对被统治群体的各种“资源汲取”，上级对他们的需要越是强烈，他们的“汲取”动力和胆量也会越增大。在这种情势之下，各级统治者构成为一个整体的统治阶级，共同对被统治阶级进行“资源榨取”的统治活动，而这种活动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统治阶级的替换革命也就到来了。出于对这种规律的认识和预防，有少数统治者学会了对自己人“下手”，以此换取自身统治地位的稳定化；朱元璋和毛泽东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但是很显然，只要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不能动摇，这种做法注定会再次回到专制的“正常存在”方式上去，因为任何统治者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只有自己才可以享受特权，而其他统治者却没什么好处？进一步而言，既然为统治者服务没任何好处，他们还有何理由为他服务呢？秦晖先生还分析指出，若主子确实是不想过多地祸害自己的奴才，那么被主子宠爱的奴才去祸害不受主子宠爱的奴才，却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说明在专制体系中根本不可能实现所谓的“开明”，其存在的方式就注定了这个悲哀的结局。

再次，我们可以回顾专制的传承机制。秦汉以来的整个中国史其实就是专制秩序的传承过程，其中的机制也早已为学界所关注，概括来说就是：老统治者依靠武力取得政权，通过专制来维持自身的特权和利益，经过专制体系的自发衰退过程，新的统治者又以武力推翻老的统治者，确立新的专制体系，并以此获取更多的特权和利益。而伴随着统治者群体的不断更替，专制体系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却丝毫没有改变，金观涛先生称之为一种“超稳定结构”，而这种所谓的“结构”也就是“专制”的传承规律；从静态来看，这种结构似乎没有历史的维度，但从动态来看，它恰恰隐含着“专制基因”的历史传承机制。在专制体系中，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推翻老的统治阶级经常需要艰苦卓绝的“流血斗争”，那么他们一朝成功，必然也会誓死捍卫自己的斗争成果，专制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政治选择”。因此，当他们发现某种“改良”可能会威胁到自身根本利益的时候，也会拼命进行扼杀，而不改变专制之本质的所谓“改良”又往往因为缺乏“开明”的特质而走向歧途甚至彻底失败。反之，那些真正的“开明”改良又经常因为与专制内在本质的冲突而自我消退，比如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路易王朝，清末时期的中国也与此有所相似。透过“专制”的这种传承机制，我们不难看出，它实际上根本不具备“自我改造”的能力，历史的包袱会让它要么强化专权色彩，要么在开明改良的前夜走向死亡，但结果是一致的：专制是难以开明的！

最后，我们可以反思专制的变异形式。如果说，前文的分析已经证明专制体系的本质与开明的特质难以相容，那么，这里就应该对少数“开明专制式”的改良成功案例给予解释。这些专制体系的统治者何以能够主动节制自身的欲望？他们何以能够主动培育公民社会并最终将自己的权力关进了笼子里？通过对这些案例（比如新加坡、台湾等）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些专制体系中的统治者之所以走向“开明”与“成功改良”都是因为遭受到了外界的巨大压力，都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被马来西亚“抛弃”的新加坡仅仅是一座城市，它若选择纯正的“专制”而拒绝“开明改良”，随时都可能陷入美国主导的民主价值观之汪洋大海，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在内外部压力下陷入崩溃。台湾其实也面临类似的情景，在大陆的压制和美国的督促下，它若不能走出一条新的政治道路，最终必然是被其他政治势力吞没的结果，当然，领导人的反省能力、民众的不断抗争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些共性因素还不足以作为解释专制体系变异的关键变量。与新加坡、台湾等案例的情况相反，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大国是通过专制者的“开明改良”走向民主政体的，它们大多都是在不断革命和多元政治势力之间的反腐博弈中逐渐建立起现代政体的，改良的影子却很遥远。相信，其核心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大型专制体系中的统治者根本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来迫使自己主动放弃庞大的政治利益，特别是出于对“历史包袱”及其后果的极端恐惧，它们更是抱有一种能“拖延一天是一天”的心理，而很难从容地追求“开明”改良。

专制和革命，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循环的怪圈，深切感受其中悲剧的人热切地希望中国走出这个历史怪圈；在这种心理的催生下，一些人开始将希望寄托在专制者的“开明改良”之上，萧功秦先生可以视为代表人物。然而历史规律不会因为人们的期望而发生改变，专制的各种内在属性就决定了：不经过多次的反复较量，它就很难滋生出多元政治中心，而没有多元政治中心，就不会有制衡和竞争，民主政治体制也就很难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生态其实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恶劣”，仅凭当时的多元政治话语形态就能发觉其中的各种“进步”，而之后的中国不是离现代民主政体更近而是更远了，若当时尚且难以进行“开明改良”，那么之后的情况就更加不可能了！历史的事实在不断证明一些规律，李朝晖在《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一文中就深刻地指出，“告别革命的呼唤仍需人民的回应，而如果权力的性质未曾改变，人民就更有理由保留革命这一天赋的权利。毕竟，在一切政治中，经同意而统治是最高的原则”。还应该再补充一句话：“尽管革命必定会导致牺牲，但是若实在离不开它，似乎也就没别的选择，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