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前后，在外工作人员大量返乡，作为一名社会研究者，我总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做各种样式的实地调查工作，走亲访友也就具有了更多的“价值”，其间所见所闻，总能让我产生一些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出现的想法。

今年春节前夕，一位亲属邀请我到家乡县城的一家火锅店吃饭，邻桌上发生的一幕让我记忆犹新——两位60多岁的老人坐在正位，旁边是两位30岁左右的青年女性，中间是一位小朋友，靠近过道的位置上坐着一位30岁左右的男性。看年纪，听闲谈，他们应该是一个三代之家，女儿女婿带着孩子刚从外地回来，请两位老人到县城吃饭，另一个女儿坐陪。女婿将菜单交到两位老人手里，请他们选择爱吃的菜品，二老拿着菜单左右翻看，满脸的茫然，老头似乎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看表情，明显是在嫌弃菜单上的定价太高。然后，两位老人直接将菜单丢给了“做东”的女儿，女儿笑着对身边的孩子说“咱来点”。整个用餐过程中，三个年轻人和孩子谈笑风生，不断劝老人“多吃点”，还偶尔夹菜到他们的碗里，但两位老人却始终板着脸，看上去显得毫无喜意。

对于这样的场景，也许可以有很多种的“归因”猜测，但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代人“消费观念”的差异。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案例——家里的老人拼命赚钱和储蓄，年轻人却使劲花钱，乃至于寅吃卯粮，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家庭代际关系紧张。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啃老族”的存在正是这一现象的鲜明写照。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年长一代并非反对所有“高水平”消费，而是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购置和装修住房、子女婚姻大事、疾病治疗等应急支出；相比而言，年轻一代则更希望“及时享乐”，将日常的吃喝穿戴、娱乐旅行等消费项目视为“优先事务”。这两种消费观念普遍地“同时存在于”中国城乡家庭中，并时常发生碰撞。由此，围绕财务话题所展开的各种博弈便成为了一种常见现象，这在农村家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尽管很多家庭都存在着两代人之间的消费观念差异，并引起一些矛盾冲突，但由于很多已工作年轻人都是“独立”掌控自己的收入，所以，面对他们的“非理性”消费方式，年长一代人只能听之任之，最多也就不疼不痒地批评一番。有时候，为了维系和谐的亲情关系，还会主动或被动地拿出自己的储蓄来“接济”子女。比如，某对已婚青年夫妻难以支付幼年孩子的托班学费，父母只得主动为孙辈的“养育支出”买单；某位青年人因为酒后参与斗殴而被公安机关拘留，父母不得不出钱打点各方面的关系，以争取他能够被从宽处理……在此情势之下，年长一代的消费观念相当于已经被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所“绑架”或“战胜”，双方实际上都已经接纳了 “长辈经济资助晚辈”的既成事实，这种经典的“周瑜打黄盖”现象，已成为中国乡村家庭经济分工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与此同时，在走亲访友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家庭分工，即，年长一代人大多从事“脏累差”的重体力工作，年轻人则主要从事一些“待遇报酬—体力投入比”相对较高的技术性工作（如司机、电焊、模具制造、电器安装等），或直接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长时间无工作）。不少在外地打工的亲友都曾经对我提到过——建筑工地上所谓的“小工”（主要从事建筑材料搬运）大多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年轻人即使没有合适的技术性工作，也不屑于做这些事。这种形式的“老少分工”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种工作场所，在很多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配大体也是如此，像打扫卫生、烧火做饭、刷锅洗碗等典型的“服务性”劳动大多由年长一代承担，而年轻人则将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各种社会交往和娱乐活动上，有些人甚至养成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

总的来看，暂且可将1978年这一将改革开放元年作为分界线，之前出生的人口被归为年长一代，之后出生的人被划为年轻一代，前者大多从事相对低端的工作，并通过节俭生活保持较高的积累和储蓄率，而后者主要从事相对高端的工作，却因为相对超前的消费习惯而面临经济压力，甚至欠下债务，最终导致后者对前者的“经济剥夺”。我发现，这种“代际分工”几乎成为了中国乡村家庭经济的一个标准模式，它普遍而又稳固地存在于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可以想象，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文化知识水平的差异、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国家制度法规的变革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此，我们暂时难以给出系统的分析性论断。但作为一个普遍现象，它必然引出一系列的社会后果。

从社会道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家庭“代际分工”模式显然有失公正，正如有些老人所抱怨的：“我们上辈子欠他们的，这辈子来还债了！”“这世道整个翻过来了，儿孙反都成了祖宗。”然而，从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角度来看，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倒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人攒钱，有人花钱，有人从事初级劳动，有人从事中高端工作，这种神奇的通力合作似乎可以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循环畅通”提供无尽的原始能量。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并成为“高储蓄率”国家，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的“内需”增长，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乡村家庭的这种“代际分工”以及由双方互动所形成的某种“动态平衡关系”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几十年快速增长的重要社会基础。

可以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于吃苦耐劳的年长一代必将渐渐“不能劳动”，很难效仿前辈的年轻一代自然要成为中国劳动力的主体，而双方当前共同创造的那种“代际分工”模式也必将被打破，这会对未来的中国经济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廉价劳动力时代可能就此终结，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工成本将大幅上升，以至于出现大面积的用工荒现象。这虽然也可能会“倒逼”中高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受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个过程未必顺利，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与供给“不匹配”问题也会随之浮现出来。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若不能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必将会出现“顶端人才”和“低端劳动力”的双重短缺现象，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可能会面临下滑。

同样可以预计，虽然善于超前消费的年轻一代人的数量不断增长（他们尽管在年龄上会增长，但消费习惯很难再改变），可以很好地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从而化解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伴随作为“储蓄主体”的年长一代人数不断减少，其辛勤积累的财富又大量被年轻一代所蚕食，中国的整体“居民储蓄率”会出现明显下降，若以目前的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使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储”的功能，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和企业的借贷成本都将上升，同时，普通居民和各级政府的各种“债务问题”（比如“房贷断供”、“国债违约”等）也可能会随时突显出来。很显然，这些潜在的重大变化都必然会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产生深刻与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论，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里，作为一种微型组织的家庭，不仅具有文化传承与变革的价值，同时也发挥着构建国民经济样态的功能。当无数个家庭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就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产生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同理，当很多家庭既往的经济分工模式都在逐渐走向失衡和解体、新的家庭关系结构开始形成时，国家经济的面貌也必将发生改变。对当下的中国而言，这种改变有喜有忧，它一方面可能成为拉动内需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震荡和金融体制的改组等后果，至于它最终会走向何方，还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冷静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