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所在单位的工会组织了一个书法培训班，鉴于自己的书写技能与职业需求有较大差距，我欣然报名参加。首次上课结束后，我就听到了两位学员的一段高谈阔论，他们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精湛绝伦的书法技艺就是典型例证，可惜当代国人不知珍惜，导致很多优秀文化财富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地，因此，应该大力弘扬“国学”，让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再创辉煌、走向世界。听到这样“振奋人心”的对话，我顿时便感慨万千，对“国学”一词产生了强烈兴趣，联想到不少的相关事件和亲身经历。

几年前，浙中Z小学因大力倡导“国学教育”而名声远播，N校长因此而获得了很高的人气，成为当地教育界的红人。据说，该校强化“国学教育”的举措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在完成国家教育部门规定的基础教学任务之余，额外增加中国古典文献的传教，特别强调学生对《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与唐诗宋词等的熟练背诵；其二是着力打造校园的“国学”氛围，通过墙壁画面等宣传空间展示中国古代文化典故；其三是通过“校规”让学生在出入校园时给大门口的“孔子像”鞠躬，以培养孩子们对中国文化名人的崇敬之心。

另一则与“国学”高度相关的新闻是知名流浪者沈巍的故事。据传，生于1967年的他因为没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而于1993年自愿放弃不喜欢的工作，做了20多年的流浪汉，在此期间，他认真研读各种古籍文献，对《左传》、《尚书》、《战国策》、《朱子家训》等国学经典有很多独到的解读，并喜欢与街头偶遇的“朋友”讨论这些国学经典中的思想与观点，因此而被很多网友称为“国学大师”。2019年初，他的“事迹”被人传之网络，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使之一度成为“热搜”名人，顺带也让“国学”一词好好地火了一把。

半年前，我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位当时正在诵读《德道经》的“道家思想”信奉者，他在攀谈中告诉我说：他曾性格暴躁，与家人的关系很紧张，但在接触到一个道家思想传播团队后开始幡然醒悟，不仅主动跟随“组织”学习知识，还主动到各地“做义工”，重新找到了对生活的热爱。他邀请我加入了一个“微信群”，果然如其所说，里面每天都有老师为群友解读道家思想或与之有关的社会现象，但当我听到一位老师说“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都是因信奉道家才取得重大政治成就”这样的观点后，就再也学不下去了。

就在加入那个传播道家思想的“微信群”不久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位自称“国学爱好者”的好友添加申请。成为好友之后，这位新朋友便开始自我介绍，声称自己很希望多认识一些国学爱好者，希望好好向大家学习，所以请我拉他进一些“同行聚集的微信群”，虽然稍微觉得这位好友有点奇怪，但是我后来还是拉他进了我认为“合适”的几个群，直到发现他在群里不断发送所谓的“国学著作”销售广告之时，我才明白，此人乃是纯粹的商业推销员；只是打着“国学爱好者”的旗帜做生意，还真是我平生第一次碰到的有趣故事。

透过以上事例，我们应该能从很多角度感受到了“国学”在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它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热词”，频频出现在大众媒体中。从最广泛意义上说，当前中国的这股“国学热”既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及其所内含的儒、道、法、墨等各派思想备受社会关注，也表现为书画艺术、民俗活动、中医等其他形式的传统文化元素在大众生活中的不断崛起，甚至还表现为国人对诸如孔子、老子、朱熹、王阳明此类文化名人的“推崇”等社会心理现象；其中，以中国古典文献为载体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其提倡的价值观）应该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它实际上代表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支系。

如果说“国学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的重要表现，那么，它主要是由哪些人群掀起和助推起来的呢？他们此举背后的动力到底又是什么呢？显而易见，这些人群包括部分知识分子与教育工作者，及其背后给予其支持的体制内官员，一些“文化”商人，当然，占多数比例的还是一批普罗大众。不难理解，有些知识分子之所以“推崇国学”，大多都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偏好或职业发展需要；而少数的专职教育工作者与官员则主要是为了借此“创造政绩”来获得职位升迁；至于“文化”商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对于“国学”的喜好完全出于牟利的需要。然而，最不容易理解的是，作为追随者的广大普通民众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动机而成为所谓“国学爱好者”的呢？这是思考当前“国学热”现象的关键所在。

对此话题，中国知识界已有不少讨论，各种观点并立，甚至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不同评价，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人认为，“国学热”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与社会发展而来的国人“文化自信”得以恢复的体现；也有人认为，它是主流媒体的“盛世渲染”所导致的结果；还有人认为，它主要是源于我国广大民众的文化认同需求，我更倾向于最后这种观点。许多社会科学家（如吉登斯）指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使大众生活世界充满各种不确定性，“我是谁”的问题随之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萌发出来，于是乎，他们迫切需要借助某种“文化传统”来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位置，获得“自我认同”的精神纽带，而且，这种以“个体主义”为主轴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此种社会心理需要越是强烈。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国学”成为了不少民众的认同对象与精神寄托，对他们而言，国学背后的真实思想与内容并不重要，但它的那副“文化外壳”很重要，它可以被作为一种容器，装下人们孤独的灵魂，成为其生存价值的归宿。为此，人们不惜创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传统文化”元素，以达到“现实嫁接于历史”的效果，恰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机制。我在鲁西南家乡开展社会调查时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近几年当地人突然把每个人的“45岁”定为特殊年龄，并形成了在这个年份接受“亲友送鱼”、举办家宴和穿戴红色衣服（与本命年的说法相似）的民俗惯例；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新发明”竟然被很多人想当然地视为“老规矩”，不用分辨地纳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行列之中。

另外，当前中国的“国学热”应该还与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涌现有关。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提醒我们，特定文化体系在变迁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精神滞后于物质”的现象，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转型难题”，并最终以社会民众所亲身感受到的“社会问题”形式浮现出来。众所周知，千百年来，国人已经养成了“通过重振祖宗之法来化解现实困难”的牢固文化传统；如此，各种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烦扰”以及对其化解之道的强烈需要自然会引导人们产生一种“美化传统”的心理倾向与对“国学”的亲近感，尽管他们对各种历史过往的美好想象并非完全基于事实，但是它们足以产生强大的心理惯性力，使之确信不疑。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有些人对“国学”的喜爱可能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表达，而并非真的渴望“过回到”从前的生活方式，甚至对国学经典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也并无多少真正的理解，或者纯粹是为了借“国学包装”来体现自己的文化品位，凸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当前中国的“文化热”其实已出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偏差”，比如有传播道家思想的所谓学者将“无为”解读成了“尽量隐忍”，将“道”理解成了“存在即合理”，将“大治”想象成了“秦皇汉武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国学”显然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林墨含的文章《我为什么反对国学》就是针对这类现象而展开论述的。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的“国学热”现象有着复杂与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它虽然由多元社会主体共同推动起来，但其根本的动力源头则在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大众文化心理需求；这种需求是人们在经历物质生活的巨大变革之后而自然产生。与此同时，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也促使人们在潜意识中出现了“重拾传统文化精髓”的倾向，“国学”便由此而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救世良药”。由此可见，当前“国学热”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在于人们对“文化”的强烈需求与对生活意义的持续追寻，“国学”因适应了这些需要而被热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