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扶贫送老婆”的段子在网络上流传。据说它起源于一位胡姓“专家”于2017年4月在南海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而且就在那时候，不少媒体都转载了另外一则新闻，题目便是《广西扶贫“送”老婆 五旬单身汉成家》。旧闻新议，却仍旧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我相信，这既得益于政府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可能源于人们对这种“重大创新”观点的好奇，但无论如何，这个话题确实大火了一把。
仔细思考“扶贫送老婆”的说法，它虽然充满了荒诞，却倒也确实抓住到一个关键问题，即，当下中国农村的很多贫困人口都面临着“娶妻难”的问题，或者有些人本来不算贫困，然而，一旦面临娶妻所需的高额花费，便沦为了贫困人口。因为娶妻难注定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扶贫政策来解决，“扶贫送老婆”的说法才显得如此得不可理喻。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样也是问题，透过这则消息，我看到了中国男人的“性别危机”。
▌中国男人有什么“性别危机”？
最近，我在广东相对偏远的一些农村地区做社会调查，到的第一天就听村民在议论“大龄单身男青年的娶妻难”问题。他们介绍说，隔壁的吴家有个儿子，1986年生，至今没有找到女朋友，父母和亲朋好友都感觉忧虑，但又没办法，因为他家经济条件很一般，每次相亲都失败。村民还补充说，其实，当地有些经济条件不错的男子也难以恋爱、结婚，最常见的原因是性格太“憨厚”，不会说话。至于目前最受女孩欢迎的人，一般有三个鲜明特点：家庭富裕、能言善说、外表尚可。
听到广东农民的这些“总结”，我联想到从山东老家听到的一个消息：一个女子刚离婚，登门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她的父母对媒人们明确提出，彩礼至少要30万。此事在当地“传为佳话”，因为它创造了二婚彩礼数额的新纪录。近年，从西北到岭南，从中部到东部，时常出现关于“光棍村”的报道，光棍、剩男、单身汉……这些称谓背后隐藏着一个人群，他们分布在广大农村。
中国到底有多少“剩男”？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可以获得一些线索。据《2017中国统计年鉴》推算，2016年我国有2.1亿多未婚人口，无论城市、镇、农村，未婚男性均远远高于未婚女性，性别失衡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未婚男性人口比未婚女性人口多出2025万，占农村地区未婚总人口的24%。
现实也绝不是所谓“9000万‘剩女’全部结婚，中国‘剩男’也会跟着大大减少”这么简单。因为社会文化和计划生育等原因，中国人口的性别失衡严重，这让原本处于弱势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反而居于某种意义上的“优势地位”，很多“剩女”都是“自愿性”的选择单身，而“剩男”则大多“被迫性”的不得不单身。以上两类人群在婚姻市场上也难有交集。所以，即使存在大量“剩女”，“剩男”们的娶妻难问题也很难被化解。
由此可见，中国“剩男”大量出现的首要原因即是性别比例失衡，其次是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与偏好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在择偶过程中，“剩女”们要么坚守“宁缺毋滥”的基本原则，要么信奉“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价值导向，或者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单身哲学”。这些观念共同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即中国男人的“性别危机”。
▌“光棍”之外，还有“事实光棍”
如果说“剩男”群体已经浮在水面上，并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那么，中国农村另外一个沉默的特殊人群则至今还很少被重视——事实光棍。这些人虽然有着法律意义上的“已婚”身份，但因为长期被配偶嫌弃、被迫外出务工等原因而难以过上正常的婚姻生活，从而成为了事实上的单身男性。我在农村地区调查期间发现，几乎所有地方都存在这样的男性群体，他们大多经历过“差点就娶不上媳妇”的危机，婚后又因为被妻子所厌恶而在家庭情感中被“边缘化”，却又不得不“忍辱负重”地维持生活。
比如北方某村，有一男子阴错阳差地结婚成家（据说是家庭包办），但夫妻两人很快就出现了感情危机，女方坚持离婚。只因已有孩子，加上男方一再隐忍退让，女方才在表面上妥协。后来，两人各自到外地打工，长期两地分居。有一年春节前夕，二人见面当天，男子即被妻子辱骂与驱赶，让他“滚得远远”的，他流着眼泪向邻居倾诉自己满心的苦恼——这么多日子不见面，竟然还不让有一点点的亲密接触。
关于此类案例，我在一些农村地区还了解到了更极端的情况。比如，在遭配偶嫌弃乃至被“戴绿帽”之后，有些男子不但不敢公开提出抗议，还在委婉表达劝阻时被对方公开羞辱，或威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会形成很大精神压力，却又找不到释放这种压力的出口，只好做出各种“自残”行为，比如酗酒、用头撞墙、用刀具砍自己的手指等等。面对这些，家人和邻居也常劝说：忍吧，只要不离婚，至少还有老婆，一旦闹起来，离婚了，连老婆也没有了，再娶，根本不可能。显然，即使在外人看来，他们也只能继续忍。
不难看出，“事实光棍”群体与真正的光棍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事实光棍”群体而言，当因女方而起的传言在家乡散播开来时，他们还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特别是在传统家族文化相对浓厚的地区，该问题显得更加复杂。真正的光棍群体则不需要面对这些。正是因为婚内出轨和舆论压力的普遍存在，长期隐忍后的伤人、杀人案件已成为一种十分常见的农村犯罪案情“结构”。
▌为什么“危机”难以突破？
根据已有的相关统计数据与我的局部调查推测，中国的“剩男”“事实光棍”两个人群的数量应该在1.2亿人以上；排除一部分尚未结婚但已有女友者、婚外同居的已婚者、极少的“自愿性”单身者，所剩的“弱势男人”也有1亿人左右。他们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或是城市里的农民工，长期难以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处于严重的性压抑状态，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边缘群体，并因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潜在”社会问题。
在看到男性成为受害者的同时，还要关注女性的安全问题。比如，在一些恶劣的性犯罪案件中，有罪犯曾经直言：“爽一把就死，无所谓了。”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没有认识到“强迫性行为”违法，而是“理性”地选择了这样一个结果。显然，在这种“自杀式”性犯罪案件中，几乎没有什么道理可讲，道义上的谴责已变得毫无意义。由此不难想象，当这种类型的犯罪行为不断增加时，中国女性的安全问题必然会变得更加严峻。
面对这一令人忧心忡忡的现实，我们应如何进行审慎的思考？首先，即使全面二胎政策已经出台，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至少也将再维持20年。其次，伴随着现代婚姻观念与性别意识的觉醒，中国女性的择偶观念只会更加远离“女大当嫁”的传统，“剩女”的数量还将继续攀升。再次，虽然国内的“外国新娘”数量正在增加，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子嫁到外国，彼此抵消，婚姻市场的“空间扩展”对中国男性择偶难度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受到人类文明进化规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妻多夫制”也没有实行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剩男”与“事实光棍”的生活处境难有实质性改善，中国男人的“性别危机”注定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缓解。假如非要“提出”某些应对策略的话，我能想到的唯一措施似乎就是“性交易的合法化”，可以预期：如此一来，一些性格懦弱的单身汉就可能“敢于”走出自我压抑，通过为社会所认可的方式来释放体内的“力比多”。
▌中国“两性关系”的转变
回顾过去的一百年历史，中国“两性关系”经历了至少三次大调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载体的性别平等主义思潮；以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为标志的女性解放思潮；以当前大量“独身现象”涌现为象征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如今，中国婚姻市场已经基本达到了的“自由化”目标。然而，当旧的性别不平等看似被打破的同时，针对于女性的旧的性别压迫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同时新的性别不平等也被建构了出来，在中国部分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抬升的同时，一部分男性的社会地位迅速下滑，引发了当下中国男人的“性别危机”问题。
毋庸置疑，伴随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主义思想的蔓延，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必将进一步得到提升，特别是在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婚姻市场”环境中，这种趋势会显得更加耀眼，由此，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将一去不复返；这也许是计划生育、改革开放等国家政策所带来的最显著社会后果之一。也必须承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生活自主，这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具有无可争议的进步性。
然而，我还是想提出一些似乎不合时宜的警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但是当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又注定会带来负面后果，性别、婚姻同样如此。当下的中国，女性依然被旧有的传统思想所束缚，在家庭、职场生活中也常遭遇不公。同时，男性也在面对新的危机和挑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男人的“性别危机”，其实也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它不仅会影响到“剩男”和“事实光棍”人群，也可能对其他人的生活造成不同形式的冲击，所以，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争取不要让它恶化为社会的“不能承受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