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与几位同仁讨论一个重要课题的启动，大家意见相持不下时，我说道：“那我们再向陆学艺先生请教一下吧，听听他的想法。”这句话刚说出口，未等与会者提醒，我随即意识到错了。两个多月前，陆先生已经仙逝。因为我的这个“错误”，大家立刻沉默下来，话题转向追思陆学艺先生。他的离去，实在是太突然了。因为这种突然，我们谈到他时心情愈加沉痛。
陆先生去世前一周多，我与他连续见过两次。第一次是他到我单位来，参加我主持的课题座谈会。我们准备组织较强阵容，用一年时间，系统梳理评估2000年以来的农村小康建设。陆先生在会上谈了半个多小时，可以说成为课题的纲领性思路。会后，他到我办公室小坐，我向他汇报了计划开展社会稳定研究的想法，他给予很多鼓励并谈了一些具体建议。离开前，他送给我一本他主编、刚刚出版的《中国社会建设》。第二次见面是在国谊宾馆，我们一起参加《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召开的三农研讨会。会上，他结合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的“三农”写作，谈了农村研究中的经验和方法，并一起吃午饭。三天后，他突发心脏病骤然辞世。据说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参加会议。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回想到他几天前还谈笑风生的情景，恍如梦境一般。
多年以来，我和陆先生有较多交往。我们都研究农村问题，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见面，也有不少私人交流，我曾多次去过他在干面胡同的家，有很多次，我们从同一个会上出来，同车回家。他从1998年起担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理事，我是这个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十几年间，他每年都定期参加理事会，也经常出席基金会的各种学术活动。我们开展的研究项目，特别是农村和社会问题研究项目，他发挥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在将近30年时间里，不仅他的道德文章无形中给予我深刻影响，而且也经常直接给我激励指导。
我最初认识他是在30年前。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当时的主任杜润生，经常邀请一些学者来九号院开座谈会，陆学艺先生是其中之一。我当时在秘书处工作，杜主任召开的这些会议，都是我们秘书处联系。我的具体工作，就是会前发邀请信，打电话落实，开会时在会场上签到，整理会议记录等等。我由此而认识陆先生。那时，在经常来九号院的学者中，他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年老的有农经界前辈王耕今、詹武等等。印象中，他的发言总是充满激情，内容鲜活，生动平实，用现在话说，很接“地气”。
改革开放以来，陆先生一直活跃在政策和学术研究一线，著述丰富，影响深广，是当代不可多得的学术活动家。就我的了解而言，农村改革之初，不论是早期关于“大包干”的争论，还是在随后5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陆先生都有重要建树。我印象较深的事情，是80年代中期他和杜润生先生在会上的争论。1985年开始，中国农业在经历了几年快速增长后，粮食产量开始徘徊，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如何判断认识处理这种局面，是当时政策界和决策层的重大关怀。当时，杜润生提出了从超常规增长到常规增长的判断。但是，陆先生认为，不能从“常规增长”来解释问题，而是农业政策有失误。记得在九号院召开的会上，陆先生结合自己在县里工作的观察调研，特别是结合农民对于一些政策措施不满，提出：如果从常规增长来解释粮食徘徊，会在政策制定中忽略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当时，陆先生不只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意见，引起不少人士共鸣。80年代言论气氛宽松，杜润生主任历来倡导多种观点交锋，对于陆先生的意见也重视。虽然直至目前，这个分歧也不能说已有定论。但是，重要的不是结论正确与否，而是政策意见能否自由表达。我认为，以当时杜润生的权威，陆先生能够直言，足以显示他做研究求真务实、坚持独立精神的高贵品行。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倡导学术研究的政策取向，有关当局也以推动学者参与政策研究为己任，并为此进行资源倾斜。但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研究为政治需要服务，还是学术研究保持独立声音以推进政治改进，这是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往往片面强调学者要讲政治，强调与政府保持一致，甚至对学术研究进行行政干预。检讨过往的政策失误，不论是改革以前，还是改革以来，很多所谓学术研究，在政治权威面前，往往沦为政策的诠释者和传声筒。不允许学者自由表达政策意见，甚至打压有独立思想的学者，恰恰是许多政策灾难的重要因素。本人认为，作为体制内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和学术活动家，陆先生以独立思想参与政策过程，堪称学人楷模。陆先生治学的这个特点，并非仅仅表现于80年代的政策争论，而是贯穿在其学术生涯的始终。上世纪90年代末，农村发展出现严峻的困难局面，而高层尚缺乏足够认识，陆先生曾在很多场合提出：“三农不是将要出问题，而是已经出了问题，”并历陈三农困局的种种表现。“胡温”时期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农村发展出现良好局面，虽然不能归功于某一学者或者某位领导人，但是，如果梳理这个过程中学者的努力，陆先生学者贡献之巨，值得专门标榜。
前些年，陆先生主持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成果发布后社会反映很大，高层也很重视。但是，有关领导部门提出批评，理由是这个研究结果降低了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这件事显然是一种政治麻烦。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不论在一些会上还是在私下场合，陆先生都是神态轻松地谈论这件事，甚至以开玩笑的口吻谈论这种政治压力。他反复申明，这项研究关于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分析，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结果，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从陆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的历史责任感，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在缅怀陆先生的时候，我常常想到学者应该怎样做研究，也想到自己这些年走过来的研究道路。就本人来说，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学界前辈的鼓励与点拨，其中陆先生尤其难以忘记。1990年代初期，我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郁昭副主任的秘书，陆先生经常邀请王郁昭参加一些会议，王郁昭也经常邀请他参加会议和调研，我们经常一起出差，一起开会，一起聊天，这种交流对于我本人在研究上的进步非常重要。那几年，我集中精力研究农民工问题，有些报告也分送陆先生，请他指点；他看到我发表的文章，常常给我热情鼓励，并提出一些问题与我讨论。1990年代中期，陆先生还连续几年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国社会形势课题组，并为年度的中国社会蓝皮书写作专题报告，还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百县调查等课题活动。参加这些研究项目，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机会。2000年春天，我赴美做访问学者前，去家里看望他，我们讨论了一些关于海外中国研究的问题，临别，他写下他女儿在美国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找他们帮忙。有几次，有的省市政府邀请他去做讲座，他自己不能前往，就推荐我去。一些重要讲座，他甚至会打电话与我讨论怎样讲，提醒我注意哪些问题。若干年来，陆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和指导是多方面的。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仍然感动不已。
陆先生晚年，一如盛年一样奔忙，他不断地参加会议，经常地外出调研，孜孜不倦地写作。他总是热情洋溢，为某种研究发现而兴奋，为某种现实问题而忧虑，为某种改革突破而鼓舞。为什么他总是那么充满活力？我想，是因为他有一颗积极入世、改良社会的真心，倾心于学问的经世济用。我把这种真心概括为“济世情怀”。因为这种济世情怀，他奔忙于调查与写作，不知老之将至。他既了解基层变化，也洞察上层动态，既掌握学界走向，也把脉朝政得失，将学问做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钟情于学术，但不为学术而学术；他研究政策，但不逢迎取悦于当政者；他融通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志在改进体制和改良社会。他秉持学人本色，坚持独立思想，既有“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又有“修辞立其诚”的文章风骨。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变革动荡，但是充满生机。演变中的体制充满了纠结，世道人心也充满纠结。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学者如何自处，如何期许自己的道德文章，是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我想，陆先生所代表的学问境界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
2013年8月19日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