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陆学艺先生仙逝。那天早上，他本来是要外出参加一个会议。他的离去，实在是太突然了。因为这种突然，我们谈到他时心情愈加沉痛。
陆先生去世前那一周，我与他连续见过两次。第一次是他到我单位来，参加我主持的课题座谈会。我们准备组织较强阵容，用一年时间，系统梳理评估2000年以来的农村小康建设。陆先生在会上谈了半个多小时，可以说成为课题的纲领性思路。会后，他到我办公室小坐，我向他汇报了计划开展社会稳定研究的想法，他给予很多鼓励并谈了一些具体建议。离开前，他送给我一本他主编、新出版的《中国社会建设》。第二次见面是在国谊宾馆，我们一起参加《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召开的三农研讨会。会上，他结合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的“三农”写作，谈了农村研究中的经验和方法，并一起吃午饭。三天后，他突发心脏病骤然辞世。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参加会议。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回想到他几天前还谈笑风生的情景，恍如梦境一般。
多年以来，我和陆先生有较多交往。我们都研究农村问题，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见面，也有不少私人交流。我曾多次去过他在干面胡同的家，有很多次，我们从同一个会上出来，同车回家。他从1998年起担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理事，我是这个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十几年间，他每年参加理事会，也经常出席基金会各种学术活动。我们开展的研究项目，特别是农村和社会问题研究项目，他发挥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在将近30年时间里，不仅他的道德文章无形中给予我深刻影响，而且也经常直接给我激励指导。
我最初认识他是在30多年前。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当时的主任杜润生，经常邀请一些学者来开座谈会，陆学艺先生是其中之一。我在秘书处工作，杜主任召开的这些会议，都是我们秘书处联系。我的具体工作，就是会前发邀请信，打电话落实，开会时在会场上签到，整理会议记录等。我由此而认识陆先生。那时，在经常来九号院的学者中，他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年老的有农经界前辈王耕今、詹武等等。印象中，他的发言总是充满激情，内容鲜活，生动平实，用现在话说，很接“地气”。
改革开放以来，陆先生一直活跃在政策和学术研究一线，著述丰富，影响深广，是当代不可多得的学术活动家。就我的了解而言，农村改革之初，不论是早期关于“大包干”的争论，还是在随后5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陆先生都有重要建树。
我印象较深的事情，是80年代中期他和杜润生在会上的争论。中国农业在经历了几年快速增长后，从1985年开始，粮食产量开始徘徊，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如何判断认识处理这种局面，是当时政策界和决策层的重大关怀。当时，杜润生提出了从超常规增长到常规增长的判断。但是，陆先生认为，不能从“常规增长”来解释问题，而是农业政策有失误。在九号院召开的会上，陆先生结合自己在县里工作的观察调研，特别是结合农民对于一些政策措施不满，提出：如果从常规增长来解释粮食徘徊，会在政策制定中忽略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当时，陆先生不止一次在会议上提出意见，与杜润生争辩。在当时农村研究界，杜润生的权威地位甚高，但是陆先生当面反驳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彰显了难得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杜润生历来倡导多种观点交锋，对于陆先生意见也很重视。
如何看待1985年粮食减产以及随后的持续徘徊，是198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农业政策争论，面对“常规增长”的主流解释，陆学艺先生是坚持反对意见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在会上与杜润生等政策官员争论，而且写报告从中国社科院上报中央领导。邓小平看了这篇报告后，在1986年6月10日谈话中，谈到“有位专家”的“提醒”值得注意。虽然直至目前，这场政策争论也不能说已有定论。但是，重要的不是结论正确与否，而是政策意见能否自由表达，学者能否敢于坚持己见。陆先生作为学者的这种表现，充分展现了做研究工作秉承求真务实、坚持独立精神的高贵品行。
在我看来，与一般学者比较，陆学艺先生的重要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责任感。他大学的专业是哲学，从五十年代中期进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从事中国古典哲学研究，后来转入农业经济研究所。出于对于国计民生的深重关切，他转而研究农村问题。他在八十年初就是有重要政策影响的学者。为了研究农村问题，他曾经在山东德州地区的陵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三年。在那里不仅为县里办了不少实事，而且，大大开拓了农业经济所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作为县委副书记，参与中央高层的政策讨论，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掌握实情，富有见地，敢于表达，所以，在当时的农村政策研究界，有特殊的重要影响。在担任社科院农经所副所长数年后，他转任社会学所所长。
因为陆先生自己从地方工作经验中获益深多，所以，当年他知道我到县里担任副书记时，给以我很多鼓励和指导。有一次在他家里聊天，谈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他说：“学术研究一定要推动政策发展，学者不应当成为领袖人物观点的附庸，这样的学者才真正有资格称为‘帝王师’。”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倡导学术研究的政策取向，有关部门也以推动学者参与政策研究为己任，并为此进行资源倾斜。但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究竟是什么关系，学术研究为政治需要服务，还是学术研究保持独立声音以推进政治改进，这是依然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往往片面强调学者要讲政治，强调与政府保持一致，甚至对学术研究进行行政干预。检讨过往的政策失误，不论是改革以前，还是改革以来，很多所谓学术研究，在政治权威面前，往往沦为政策的诠释者和传声筒。不允许学者自由表达政策意见，甚至打压有独立思想的学者，恰恰是许多政策灾难的重要因素。本人认为，作为体制内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和学术活动家，陆先生以独立思想参与政策过程，堪称学人楷模。
陆先生治学的这种特点，并非仅仅表现于80年代的政策争论，而是贯穿在其学术生涯的始终。上世纪90年代末，农村发展出现严峻的困难局面，而高层尚缺乏足够认识，陆先生曾在很多场合提出：“三农不是将要出问题，而是已经出了问题，”并历陈三农困局的种种表现。“胡温”时期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农村发展出现良好局面，虽然不能归功于某一学者或者某位领导人，但是，如果梳理这个过程中学者的努力，陆先生学者贡献之巨，值得专门标榜。
陆先生多年担任中国社科院社会所所长。前些年，陆先生主持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成果发布后社会反映很大，高层也很重视。但是，有关领导部门提出批评，理由是这个研究结果降低了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这件事显然是一种政治麻烦。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不论在一些会上还是在私下场合，陆先生都是神态轻松地谈论这件事，甚至以开玩笑的口吻谈论这种政治压力。他反复申明，这项研究关于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分析，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结果，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从陆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的历史责任感，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在缅怀陆先生的时候，我常常想到学者应该怎样做研究，也想到自己这些年走过来的研究道路。就本人来说，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学界前辈的鼓励与点拨，其中陆先生尤其难以忘记。1990年代初期，我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郁昭副主任的秘书，陆先生经常邀请王郁昭参加一些会议，王郁昭也经常邀请他参加会议和调研，我们经常一起出差，一起开会，一起聊天，这种交流对于我的研究进步非常重要。那几年，我集中精力研究农民工问题，有些报告也分送陆先生，请他指点；他看到我发表的文章，常常给我热情鼓励，并提出一些问题与我讨论。
1990年代中期，陆先生还连续几年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国社会形势课题组，并为年度的中国社会蓝皮书写作专题报告，还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百县调查等课题活动。参加这些研究项目，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机会。2000年春天，我赴美做访问学者前，去家里看望他，我们讨论了一些关于海外中国研究的问题，临别，他写下他女儿在美国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找他们帮忙。有几次，有的省市政府邀请他去做讲座，他自己不能前往，就推荐我去。一些重要讲座，他甚至会打电话与我讨论怎样讲，提醒我注意哪些问题。若干年来，陆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和指导是多方面的。现在回想起这些事情，仍然感动不已。
陆先生晚年，一如盛年一样奔忙，他不断地参加会议，经常地外出调研，孜孜不倦地写作。他总是热情洋溢，为某种研究发现而兴奋，为某种现实问题而忧虑，为某种改革突破而鼓舞。为什么他总是那么充满活力？我想，是因为他有一颗积极入世、改良社会的真心，倾心于学问的经世济用。他融通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志在改进体制和改良社会。他钟情于学术，但不为学术而学术。他既了解基层变化，也洞察上层动态，既掌握学界走向，也把脉朝政得失，将学问做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作为学者，他不仅有深切的“济世情怀”， 而且有难得的“名士风骨”。因为有“情怀”，在改革年代，他以“天下为己任”，奔忙于调查与写作，不知老之将至；因为有风骨，他秉持独立精神，勇于坚持观点，敢说真话，不逢迎取悦于权势者，堪称“修辞立其诚”的典范。由此我想到当今学界，学人济济，情怀常见，风骨难寻。此情此景之下，陆先生的这种“名士风骨”令人倍加敬仰。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变革动荡，充满生机。演变中的体制充满了纠结，世道人心也充满纠结。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学者如何自处，如何期许自己的道德文章，是我们常常面对的问题。我想，陆先生所代表的学问境界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
2013年8月19日
（本文为纪念陆学艺先生逝世而作，先刊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编《继往开来——陆学艺先生纪念文集》，后收入赵树凯著《农民的政治（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