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但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人生”呢，那就不大好说。譬如说我在插队时差点就“上梁山”，你相信吗？
我的这一个人生，就跟清史关系不大，而且涉及时间很长，它始于1971年，距今有四十年历史了。与《求学偶得》不同，它还牵涉到许多朋友。
本篇初稿作于2010年，发表于《领导者》2011年6月号。
约翰·勒卡雷在他一部小说的开头写道，要想清点一段历史，必须知道“应由何处落笔”。写“发展组”，何尝不是如此？
“发展组”全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活跃于八十年代，是“乾隆朝”空前绝后的一段逸闻。但若以为它前后只有十年的经历，那就有悖于历史家的法眼，大错特错了。
把发展组比喻为“水浒”故事，并不是笔者的发明。“先上梁山，后受招安”，更是何维凌（曾任副组长）的名言。如此说来，不妨把发展组的历史分作三段：“上梁山”、“受招安”、“水浒后传”；每段十年，跨越三十年时间。
以下引自一份口述，“勉为其难”，算是一个开头：
发展组的历史，特别难写，不止一个人这样认为。曾有几个人找我，有的还没见面，就知难而退了。难写的原因之一，是涉及太多的“大腕”，而且呢，“人言言殊”。贸贸然想写一段“真历史”，或谓“历史事实”，便不免众说纷纭、大失所望。
我与发展组颇有渊源，虽然几乎没有回忆文章谈到我这个人。我一向不愿意谈的原因，可能有不止一条：一，发展组有太多“官家色彩”（其实没那么简单，详见后文），容易引起误会（如友人许倬云对我）；二，我在小组里没起过多大作用（友人韩刚曰：切莫如此说）；三，我也不是“正式组员”（这是我建议制订的制度，详见后文）；四，现下恐怕还没到时候。
但是，一个人的行为乃是一个客观事实，既已成为一段历史，恐怕也不再为他个人所有，而带有“非个人性”。说长说短，尽可由人，自己“避讳”，多半也是“不智”。
特别是，近一段时间，报章杂志上出现了几篇评论发展组的文章，起因是以杜润生为首的团队，获得了一项经济学大奖。所以也就无所谓时机成熟与否，加上“人还在，心不死”之说，不管怎样，现在，也许就“是时候”了吧。
我要说的是，“发展组”的名字尽管只使用了十年，它的历史却可以分为三段，每段十年，这就是：“上梁山”、“受招安”和“（水浒）后传”。
它始自1971年，距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了。
发展组：上梁山（七十年代）
用“上梁山”来冠名发展组的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绝”。也说不定，有很多很多同仁不会同意。
本节继续引用口述。同时也保留一个约翰·勒卡雷式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可能共有几个“人生”？
1971年是我们下乡的第三个年头，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那是两年之前的1969年）。夏季的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年龄也比我们都大得多。他就是陈一谘。在本文中,我们就管他叫作老陈（也有时候在行文中我称他为宋江），——事实表明，这也就是他的角色，无可替代。
插队时节，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通常都会受到接待。哪怕是“持不同政见”者，比如两年前就有一位自称刘邓司令部什么行动组织的，临走还拿走了（同学老猪的）一台高级半导体。
老陈对农村政策“情有独钟”，我们也有一肚子话可说。不正是由于插队，才使这些北京城里的“大学生”（山西老乡的说法，其实是中学生而已），接触到了中国农村的实际生活吗？
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他的谋略，先“反”，受到上面关注，再被“接纳”（这些虽非原话，当相去不远，“上梁山受招安”并非日后归纳）。也许我和我的同学都还年轻，所以就有几分别扭，不好接受。
农村糟到了那样子，还有希望吗？甚至，有了“好的”政策又能怎样？这也是我们内心里“根深蒂固”的一点怀疑。
大家都下地“动弹”了，在剩下的几天时间里，我陪着老陈，谈论的不外是对农村现状的种种看法。那年，他31岁，我21。
本来，老陈只是路过吾村，原计划是到另外一个村子看看的。目的吗，就是交朋友，拉队伍（这恐非原话）。原来他有两个铁哥们，都是大学生，由于感觉大学生不行了，所以这次来找中学生（在自负的老三届眼里，也是看不起那些大学生的）。就一路从北边下来。
此际的老陈，已是囊中羞涩。遂决定就此回家，不往下走了。
他告诉我，此行就交了两个（中学生）朋友，一个是你，一个叫邓英淘。
你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值得交的朋友（也许是走后来信中说）。
第二年夏（1972），我因为北京某大学招生“不公”的问题，回京“打官司”，事后从晋北绕道回村，去桃源会晤了邓英淘（笔记本中写作婴淘）。
确实不枉此行。颇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劣等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海河牌，一蹾就下去一截），海阔天空，聊到得意之处，他拿出自己得意的诗作与私人信件（他妹妹因把老父的名字“力群”错写成“立群”，还为老人写信纠正），手头的灰皮书，也大方的借我几本。
他多才多艺，又有读书条件，思想特别“解放”（十年以后，他还私下对我说，咱们那些人怎么这么“正统”啊）。跟今天比，邓公子完全是两幅样子。
如果此处允许做一个“自我批评”，我就会说：我们中好多人，怀抱“精英主义”,迷信“人类智慧”，迷恋“计划规划”，这终于形成发展组的一个特点，“科学主义”、“制度万能”，迹近于王安石变法。而且始终不改，当然，这是后话。
次年，我进入大学。学习历史，“别具用心”，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上的错谬。上学，若说是为了“当教授”（如某兄讣告之某某教授云云），那可就臊死了（想想让老陈看得起不）。
走前（1973），邓英淘来吾村看我（大约是去始设聚义厅的“梁山泊”，从此路过）。以前他就告我说，再当二三年小队干部，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村里有好枣子，我也破例请队里批准，打枣接待客人。
在大学期间（1974？），“风萧萧兮易水寒”，他来学校见我一面，表示要实践诺言，去河南，“上梁山”了（两个头领：一宋江一柴进。一笑）。当晚他住在我床上（一个上铺），我则睡在两个拼起的“八仙桌”上。享受如此“待遇”的，好像还有老同学郑义，不过那是通往我另一个罕为人知的“人生”了（来找过我的，还有同样后来成为作家的老鬼）。
说起我的大学教育，也不宜一笔抹煞。其中一个好处，是图书开放，尽可用功（我的脚步声因此闻名全校）。山大历史系亦有其过人之处，与本文主题有关的，是在刘书礼老师主持下，讲授“当代史”（而非“党史”）、请“贫下中农”来校讲课（当身经历）、下乡调查写作村史（没想到这一门功夫就一直用了下来；多年后读了“反行为调查”的一位老省长说，你和老乡的关系可真好啊！不止山西，后来去的那些地方，老乡都很好，对我几乎知无不言）。
在其后几年里，我拜访了王飞欣（老陈的大学朋友之一）；大学假期里，我去过邓家，恰巧也见过老爷子（留下吃饭，语及以前把治理国家看得太简单，以为有好人好政府就行；再次见面，是十年以后在中南海会议室了）。
一篇纪念发展组的文章中说：
“在那个年代，学生们仿效青年毛泽东是潮流。”
此说不确。经过文化大革命，还这样想就近于“狂妄”，至少也是“半疯”。1968年大多数知青下乡乃是“迫不得已”（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之后，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到了河南，王岐山到了陕北，翁永曦、白南生到内蒙古，陈锡文、周其仁、朱嘉明到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去了山西。”
这很容易引起误读，——并不存在任何预想和甚么安排；其中许多并不是发展组成员，遗漏者更是不少。
1978年，我考入研究所；邓英淘考入北京大学。
我还要重申，在这段历史里，我并不重要，重要的除老陈外，只是邓公子一个人。
1979年，出于种种缘因，宋江终于接受“招安”，回京“上任”。
想起来，那真是“惨淡经营”的十年。
人的行动可能带有超出个人的“代表性”，显出大的意义（参见我的博客：“一个人修有什么用”），不知各位是否也有同感？
发展组：受招安（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正是发展组的“挂牌”时期，也是它的鼎盛时期，进入画面的人物很多（恐怕不在百名以下），每一个都可能留下自己的痕迹，拥有自己的不同记忆。
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在“宏观上”提出一点意见，“微观上”给出一点单薄的个人经验。其他，则留给大家。
有一篇文章说：“1978年早春，当上海知青周其仁站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场部，在广播喇叭下静静聆听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心里明白，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
对一批人来说，“历史”就此开始。
八十年代初，等我再见到老陈时，他已“受招安”，拥有了机构、拨款，和队伍——主要是77、78两届毕业生。可谓人才济济，一个个英姿勃发。《水浒传》的聚义发生在山寨，这一次“三山聚义”却是在招安以后，也包括了许多“无意落草”人士。
老陈问我什么打算？我把弟弟小蒙推荐给了他。自己却没有调入小组所在机构——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
按老陈原来的打算，是将所有人员都集中到一个单位，不要每个人在各个单位里“慢慢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不举例了罢）。这是很早的想法，我觉得有道理。但当它进入议程时，最终听从国务院领导的意见，还是各自分开了（所谓“专业与业余相结合”；所以，到1988年，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庞大的半民间研究院，也有人专门来游说我；而1982年，一纸邀我每年有三四月时间参加两研究室调研活动的红头介绍信，不料竟引起了“单位主义”的轩然大波）。
如果按照早年的想法，也许我就过去了？事情往往可能只是“一念之差”。
当时小组里人员多了起来，有的在外面做事不谨慎。1982年下乡之前，一次在北大，老陈问我，如何是好？我当下建议，小组分立名目，一部分（正式调入的）是“正式组员”，一部分叫“通讯组员”（言下就不为其言行负责了）。这可能是我在（组织建设上）为小组做的唯一贡献了。
结果呢，我自己，包括何维凌等人，就成了“通讯组员”，特殊身份的人（有如“客卿”）。
虽然各有“户口单位”，但大家终于在一起了，这仍是一种“政治姿态”。即相信“事有可为”。它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近距观察”。也像是一个历史的“看客”，形成一种特别的人生经历。
上面为什么要招致和使用这一批年轻人？（口述断裂，当然这有正规的解释，如邓力群的说法，但是不是太皮相了？）
下一问题比较重要：发展组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有文章说：中国农村“变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官员、执政党高层以及一群知识分子三方共同主演的。农民基于摆脱贫困、追求温饱的本能自发启动了变革；一群敏感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这些变革，并论证了变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终，这些论证说服高层开明者将农民的创新确认为政策、法律。一时间，这群知识分子和他们组成的介乎官民之间的研究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为当时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把此次得奖的原因归之于发展组对“包产到户”改革的贡献。
这样说，是太自大了。本质上，包产到户改革是上层领导与农民之间互动的结果，知识分子贡献很小（看看西单民主墙就知道了，几乎没人提农村问题）。发展组介入时（1981年），包产到户的决策已经完成（关键是80年，有邓小平表态和75号文件那次会议）。发展组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此，而是在“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
归根结底，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出自“知识分子精英”，还是其他什么——比如农民？其实，无论在王耕今（发展组在农经所的顶头上司），还是在杜润生（国家农委的顶头上司）看来，农民比咱们都聪明，智慧是来自那里（阅读内部资料的结果，我发现，就田制来说，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想出的“方案”就不止一个，如“井田制”、“三田制”等，亦各有千秋，并不比“包产到户”逊色）。
还有文章说：王贵宸回忆（这一段采访不知是从何而来）：1980年初那次国家农委会议，看得出来，杜润生（与当时领导人有所不同）对包产到户是另有看法的。
这太容易引起误会了！这样说也太“嫩了点”，不明个中究竟。1979、1980年初的两次会议均十分重要，杜老处心积虑，包括周曰礼讲话都是他特意安排。杜老首先的定调子发言，从文字表面看，并没什么，——多年后李克林（老同学李银河的母亲；原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部老人何燕凌在座）对我说，我们可明白他要干什么，可兴奋啦！——这里涉及杜润生的政治手法和特定立场，对于只有文化革命“大字报政治经验”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理解（我没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不便讲透；读者可参见《杜润生自述》有关章节）。
发展组成立后，有过两次全组性调查。一次是安徽调查，1981年，主题是“包产到户”的成败得失；一次是江西调查，1982年，目标则在“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选择。它最终落实在统购统销和粮食问题的解决上，一时成为农村改革的“第二步”（这种提法是可争议的，当时却无可厚非）。
我参加了1982年秋季的江西调查（负责历史小组），许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例如，送邓英淘过大庾岭（那时我们还有不少悄悄话说）；与宋国青、罗小朋共赴福建；中央“悬赏”解决粮食问题，国青提出粮食生产国家可以不管（振聋发聩），在福州熬夜写他的“连环对策”（包括修路造车等；自赣州起我俩就住一个房间）；赴上海看望养病的老陈（住其仁家），他问：发现什么人才没有？我：发现一个：宋国青！……
国青对小组有特殊贡献。在粮食问题上，他是全组的“启蒙者”和“开路先锋”，功不可没。随后（大约1983年），在一次全组会议上，我提议所有成员，除部分人专门应付上边日常需要以外，全都研究粮食问题（可惜未被接受）。当时转入此项研究的，除国青外，有小蒙（部分因我鼓动）、英淘（他俩倒成了好朋友）、小朋，还有小组副组长高山和我（我们组织翻译有关著述并书写了一系列农业税变革历史的文章），好些个人。八十年代中，两研究所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由于没人招呼国青，他去了体改所，是为一大遗憾（当然为他提供了新的机遇）。事后国青对我说，如果不走，和小蒙一起做（粮食问题），就好了。
1993年我随杜老赴福建，一次在车上他说：要是这时候国青、其仁、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几员爱将。
我对小组却很少贡献。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写了一篇关于清代农业政策的文章，老陈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并安排我在全组集训时宣讲（为江西调查作准备）；多年后据北大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四下显摆（唐还以为笔者是个老头子）。
我还参加若干调查，并负责有关的经济史科研任务（副组长王小强，“六五”重点课题等）。1986年，我写了关于清代粮政的文章，转交杜润生，多年后他说还记得这篇文字。此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沈志华赞助出版），既是一部清史著作，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阐释。
这些问题，按照古人的说法，当属于“经世之学”，（官僚技术专家）“治国”的学问。其内容，一曰“垦政”（1974年毛泽东对斯诺坦承，一向以为中国还有多少土地可以开垦，是错了）；一曰“农政”（胡耀邦斥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一曰“粮政”（如前所述，并包括国家仓储数额等问题）；一曰“工政”（所谓“传统工业”，今日乡村工业的前身）。对这几点，清人皆给出了带前瞻性和跨越时代的回答。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把历史与今天连接起来（中间的断裂，此处不必细说）。总之，我的学术生涯，本享有充分的“自由”，不料全未离开所谓“三农问题”。
1986年秋，我沿着“职业轨迹”，作为路思学者（所谓中国第一流学者），访问美国（同样作为路思学者，何维凌去了约翰·哈普金斯大学；我们遂有较亲密的交往，包括给他当“私人侦探”）。经历了“一个国王在纽约”，以及组建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等活动，……多年以后，我几乎不相信自己还有这么一段“人生”。
发展组：后水浒（九十年代）
发展组，有没有“后传”？明明的，小组已经“散了摊子”，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没错，这里的人和事即使存在，也不再以“小组”的形式出现。
而且，走的走，拘的拘，下海的下海，剩下的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还要从1990年，杜润生休致说起。小蒙说：以后怎么办？经过几位分头策划（包括尚晓原），遂决定“写书”，杜老挂帅，一起回顾农村改革的“十年”，并及于此前的“三十年”。
参加的人前后有锡文、小蒙（小高）、大高、谢扬、晓犁，毅夫、南生、道峰、宁一、守银等人（还有其他几位老干部，“过来人”）。在杜老带领下，召开了一系列小会（最盛时双周一次，大高布置发言并填补空缺），就许多历史问题逐一展开讨论，如“土地改革”、土改以后的农村形势、“新民主主义的放弃”、53年、“统购统销”、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大风暴”，……等等，中间充满了时而激烈而有趣的争论，令人倍感怀念。
特别不寻常的，是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不客气的批评，更为难得（可惜其成果大多未能结集出版）。
这些，虽然有杜老领衔，却没有了所谓“官方色彩”。
记得一次宴请美国学者赵冈，奇怪高某怎么在座（他们本是清史和经济史的同行而且熟识）？林毅夫回答：高是我们的“学术主任”（以前小组中其仁的职位）。
以此项历史回顾，遂引出“三村调查”，农业社“社内帐目”的研究，南生负责，杨力伟等人参加（“三村”之一是在太谷——杜润生的家乡——看看我们兄弟之外，有多少同仁都来过这个地方）。
引发了农民“反行为”的构想，并开启了一系列的调查（几乎没有资助）。简单说来，该研究表明，农民通过他们各种静悄悄的行为，一方面，推动了“包产到户”的大改革（既无须“农民大起义”，也无须“知识精英”或“革命政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把产出的百分之二十拿到手中，以补充他们贫困的生活（其基本行为方式，并不是什么“反抗”）……
通过此番对农村历史的重新调查，我才了解到（1994），问题的根本，在于“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这才是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应有之义，为所谓“粮食问题”无法涵盖。
同时，我重新考察了历史上地主和农民关系的问题，这虽与一向的理念相反，但杜老仍表示了他的有力支持（参见《租佃关系新论》封面）。
力促杜老组建一个自己的民间研究组织。
推动基层选举（乡镇选举，具体就不多说了）。
1996年开始，协助杜老写作《杜润生自述》。2005年，在贾宝兰等人的襄助下，为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经手的这些文字，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如杜老所说“劳动营”的观点：据说，五十年代初上层的分歧之一，是中国没有工业化、没有拖拉机，怎么集体化，怎么保证集体化以后能够增产？陈伯达帮毛泽东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自述》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出现在“生产力”的进步之前，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办？为了宣扬这一套说法，在一次会面中，陈伯达讲了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杜润生当下就回答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老这一段话极为重要，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想法，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历史里的那些重大问题了（其症结不在于农业生产不好监督，监督再好，一样可以有“反行为”，而且工厂工人更甚）。
在西樵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这几个字可能发表不了，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参见《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页4；我的博客：“回避犹胜于歪曲”）。
为这本《自述》，曾有几位老干部当面向我表示感谢。
先是，在九十年代初，我曾代杜老复信许倬云，表示感谢及不能参加国际会议的遗憾。1994年，为又一次国际会议拟写发言稿（亦未能成行）。其中最有趣的一节，言及大跃进，特别是农民“不干了”的精彩评论。
“反行为”，也可以说是我跟杜老二人的合作研究。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他发踪指示，批评引导。
我的“职业户口”，虽说是古代史研究，当代农村这一段历史，因为跟自己经历密切有关，在内心里，却是放不下的。如果说我曾有过一个计划，那便是退休以后，一定要回头来作这段研究。现在，一个特殊的机遇，使这“计划”提前了二十年。
直到2005年，不得不按单位的召唤，回到清史，撰写《乾隆》，杜老仍跟我说，早点回来啊！
相对而言，在“户口单位”眼里，我的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判断）、经济政策、地区理论、租佃关系（罪名是“为地主阶级翻案”）、人口问题、我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即已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包括乾隆研究，等等（参见“求学偶得”），皆未获得认可（一笑）。好像只不过混了三十年，骗了一个教授职称，还要继续骗取退休金。
那里，可以称为我的另一个“人生”。
发展组的这一段故事，不妨也可订为十年（前后加起来共三十年时间）。
它似乎已告一段落，又像是没有“终点”。
关于发展组的故事，我就讲到这里。相信不同的当事人作者，就会由不同的角度，说出不同的故事，一同构成发展组的历史。
我还要说，这里所说一切，都不是指向个人，而表示着超出个人的意义。个人，只是符号，是一个“承载者”。
最后让我引用约翰·勒卡雷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事实这种商品，稍后即极难得手，其困难度众所周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