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从一早就不断传来，有学生关心他们的太师傅，有江湖上朋友问询追悼会消息，还有约稿的好几家……
若论起我与杜润生杜老的个人交往，以至被称为他的“关门弟子”，甚至“千里传音”让我代领某一奖项……这一切，大概都始自二十五年之前。
杜老指示我做农民“反行为”研究
那时候杜老刚刚赋闲，大家都很关心。一天回到家里，弟弟小蒙——他是我推荐给领头大哥，后来成了粮食改革的专家——征求我的意见，我遂答以：“写书”。因为这是最方便的一种形式了，而且农村改革十年以来，有多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啊。自然，这须从“十年”，上溯到“三十年”。结果，几位朋友都有相似的想法，所以就由杜老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
参加的人前后有陈锡文、小蒙(小高)、大高、谢扬、林毅夫、晓犁、南生、道峰、小焕等人。在“九号院”(清代礼王府)，我们曾召开一系列小会，就许多历史问题逐一展开讨论：“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的放弃”、1953年、“统购统销”、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大风暴”……等等。
记得第一次，是锡文和我们兄弟两人一起去二十二楼杜老家，他拿出新出版的史料，跟我们谈土地改革问题。说到大家都未曾注意的土地改革的第三层含义：“重组基层”(详见《杜润生自述》)。听了使人振聋发聩。他还留下我们吃饭。
后来我给小组提供了有关土改的文字，为帮助大家“回忆”，罗列了不少史料。杜老不太满意，但他并不明着批评我。那些日子我为此睡不好觉，做恶梦。记得第一次跟杜老出去开会，有一位太行出身的老干部还给我出主意。也有两个大牌的部长见我是生面孔，质问我：为什么(跟杜润生)做这些研究?他们什么理儿不懂?我只好说是因为“饥饿”。他不再吱声。后来崔晓犁告我，他有一个儿子插队时即死在雁北……
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正是因为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批评，我们都在无形中有了一位难得的老师。当然，杜老给我的教诲还不止于此，在日后我为他写回忆录时，更涉及许许多多我不懂的国民经济问题。近十几年来，有些学者看好我的当代史研究，其实，这离不开我的这位老师;而且从那时候起，可以说，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系统研究;当然，还有一条就是我肯于下乡调查。
其实，这也是他“指挥”我去做的。这就要说到所谓“反行为”研究了(反行为，即面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公社制度时，以“反道而行”的行为来消解这项制度——编者按)。很长时期有一种观点，好像农民是信服“集体化”，是上级“要怎样他们就怎样做”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小组会上脱口而出：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的!
就因为这句话，杜老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他指示我专门去做此项调查研究。
为此我们选了一个点：山西太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曾在太谷插队，除了那个村子以外还在另一个村工作过，认识了省级劳模游墨则。只有一个地方，感到调查还没有把握，因为我以为“反行为”是国外社会科学的一句通行用语，实际上它是我的一个“直觉”(很久以后法国社会学家对此大表赞同)，以前从没有过。它能否被证实，就是第一个大问题。
太谷还是杜润生的家乡，有不少亲朋故旧，比如老县长要进之，就是他的同学，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他首先就肯定了我们调查的那些东西是存在的，还帮助我计算了当地农民能够从集体手里拿走多少粮食。具体说，其比重大约有20%。
这一点也为杜老所接受，并在日后应用于全国的数据估算。前一两年，我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当众对林毅夫说出，他因为是第一次听说，还感到震惊。
经过太谷的第一次调查，我心里有了底，就给杜老打长途说：我们的研究可以立住了!
回到北京后，我给他做了详细汇报。他亲自出马，带我一起去某大牌基金会，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得到批准
第二年我又去了太谷，杜和我相约在那里见面，他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回家乡了。那天见面的，还有他的90多岁的舅妈。据说杜很小就父母双亡，是为舅舅舅妈养育大的。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只知道是1903年(现在通行的说法都是编的)。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老人，她是董村人，离我插队的西吾很近。她很感慨怎么当年自留地的产量比集体地里要高上几倍!这正是杜老所说的“自留地效应”。因此包产到户可以增产，他早就了解了。有同人说，杜润生一开始不同意包产到户，这怎么可能呢!
杜老的故乡阳邑，始建于春秋时期。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曾受托去那里看了他家的房子。一个精致的小四合院，可谓书香门第。他打算把它交公。近年县里来人表示，要建立一个杜润生纪念馆(另建一个白居易书院)。还征求我的意见。
以后差不多每次出门调查，我都要向他请示汇报(通常我是很快地写出一个调查报告，提交给他)。印象里最有趣的是云南。他让我找省农委的一位负责人梁林，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云南的合作化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多有意思!
后来我去广东，他让我找了他的老朋友省农委负责人杜瑞芝。我在北京就认识了杜瑞芝。他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关于当初邓小平是否不赞成包产到户，我写在了另外一篇文章里)，并给我以调查指导。这些就是我们调查的重点地区。
有关“反行为”的研究著作，终于在2013年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我几次提到，这是我跟杜润生二个人的共同研究，这并不是夸张。比如，大饥荒以后农民“两面政策”，就是他的提法。有一次他还说了一句：不要把小帽子扣在大脑袋上。过了几个月我才领悟，是说在反行为中，不要只盯着“瞒产私分”和“偷拿”上面(“包产到户”等制度修改也很重要)。
我年轻时，以清代经济政策研究获得路思基金资助，访问了美国，其中粮食部分曾经小蒙呈交杜老，很久以后他说还记得此文;退休前我访问了法国高等研究院(也是很高的荣誉)，演讲内容即反行为的理论部分。
杜老痛删回忆录“点睛之笔”
我们的研究小组，不仅引致了“反行为”研究;直接的一个后序就是为杜老写回忆录。
1998年，我们在西樵山为杜老的回忆录通稿，其中有一段杜老说：
那时候(1953年初)陈伯达是毛泽东的大秘书，帮他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自述》出版时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他说，手工工场是马克思说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所以强调办手工合作社，是可以不等工业化、机械化，不等外国援助，自力更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这时他说，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我说：这不是“劳动营”了么?当下他很不高兴。
感谢贾宝兰把这本书稿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尽管在这一版本里，“劳动营”一句，是见不到了。
在广东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这点，打算主动删去这几个字。我觉得它太重要了，是画龙点睛之笔。杜老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参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马国川在《风雨兼程》中也写到这段)。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润生的这段话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思想，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中几乎所有那些重大问题了。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业工作不好监督，监督再好，劳动者一样可以有“反行为”(杜老所说农民磨洋工，以及工人控制劳动进度、产出残次品等，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大呼咙”，为什么始终反对“包产到户”了。
那时候，杜老的前秘书给我拿来一批文件，都是国家领导人征求他的意见的，很难回答的一些问题。我也曾打算就此写一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未果)。
来西樵山来看望杜老的，除王岐山与我年龄相当外，林若、张根生、吳榕、杜瑞芝等都是老人。为这本《自述》，曾有几位当面向我表示感谢。
杜老“以阴柔致天下”
下一个问题比较重要：杜润生到底是什么人物?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么?现在坊间的文字多这么说，甚至说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的胜利就是某种“经济学”的胜利。对此我可不敢苟同。
归根结底，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出自“知识分子精英”，还是其他什么——比如农民?——其实，无论王耕今(发展组在农经所的顶头上司)，还是杜润生，在他们看来，农民比咱们都聪明，智慧是来自那里。“包产到户”，就是他们“拱出来”的。
我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中，批评了不少改革派同仁，以为“我们”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大轰大嗡”、“以多求胜”……其实都错啦。
但是有没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或者说正确的选择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那就是杜润生的做法，我现在姑称之为“以阴柔致天下”。
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些。直到最近，才知道“农口”的同仁对杜老有着那么多的批评，有的还很不客气。比如，有人说1980年初那次国家农委会议上，杜对包产到户就另有看法。而据我了解：1979、1980年初国家农委的两次会议上，杜处心积虑，包括安排安徽农委周曰礼做长时间讲话。杜老首先定调子发言，从文字表面看，并没什么——多年后老同学李银河的妈妈人民日报农村部老部长李克林对我说，我们可明白他要干什么，可兴奋啦(农村部何燕凌在座;这些人都是坚定的改革派)!——这里涉及杜润生的政治手法和特定立场，对于只有文化革命“大字报政治经验”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理解。
我不由得想起帮他整理“自述”时，他不止一次说到这次包产到户改革的方式，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所有那些反对者，一个都不处理，包括罢官的，也是平调，甚至调到中央来做官。
我现在才大胆把这些上升为一种“政治理念”，所以我给老朋友宋丽娜写信说：有没有一条杜润生的路线，依靠“说服”，而不至于“鲁莽灭裂”?
我后来跟杜老熟了，每每想到，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杜常常被视为“经济学家”，他好像也认同了。做事有分寸，不越界，讲究保持其党内和部门内的“发言权”。与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别。可能有人会为此轻视他，其实他极富政治头脑。要不怎么说他是某公的左膀右臂呢……
所以我的老同学、曾任香港证监会主席的王沅说：杜老不仅仅是个经济学者，而是一位通达的政治家。
当然，日理万机，人也不免有操作失误，在有些地方(如经常把秘书抛在一边)，杜也像他的老领导邓子恢。在我看来，对杜的认识，很多人还不如李克林。
不再能向杜老当面请教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今年启动的“统购统销”研究，通过它我明白了杜老和邓子恢为什么持有不同意见;也重新认识了“新民主主义”，深化了以前的研究，还发现了“去货币化”的大问题……
传说杜润老曾经说，他这一生是无悔的。很可能吧。但我还要说，历史是很难写的，现在的“大数据时代”要求收集“全元素”的史料，而非经济学之剔除其他，一意寻求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杜老就曾私下跟我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不是过于成功，反而阻碍了其他路径的选择?这样思考问题，就很难能可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