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亿万民众经历过的一段生活，其代价不可谓不惨痛，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代价之一，是二三十年的饥饿和数以千万计人口的死亡；教训之一，是若没有这段历史，其后不定什么时候还可能再实验一次。因此它可谓“在劫难逃”，也终于“邪不压正”。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又是怎样改变的？在今天看来，有关的研究还是太少，也太薄弱了。与大多数研究不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是从农民角度所做的一个考察。从它的立意，到调查访谈、查阅档案资料（包括中央到地方，到流落异域的内部资料）……前后已有二十年时间。
老友黄仁宇曾说，遮蔽历史是最大的犯罪。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发掘一段历史（如所谓“反行为”），既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你是怎样想起这个题目的？不少朋友这样问我。
我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杜润生领衔的研究小组里（参见《评说发展组》，载《领导者》二零一一年第六期），大体上从土地改革、早期合作化、“高潮”，直到“大跃进”以前，逐段推进。同一时期，同事们（如林毅夫、白南生等人）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集体经济制度运行的分析。
随后，我们打算改变一下做法，换个角度。过去的集体化研究，多侧重于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及实施方面，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合作化本是一个从上到下由领导规定而非群众选择的运动，上层领导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在我们则打算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到群众反应和农民行为这方面来，因为这段历史本是由两方面而非由单方面构成，不了解后者，就不能说是对“集体化”有了真正的了解。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终于发现，它对“集体经济”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甚至对那以后的农村经济及农村生活，都有着决定性的长远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角度来看农村集体化”的话，那么新的主题就可以叫作“从农民行为来看集体经济时代”，中心就是农民的“反行为”；如果前一阶段的集体经济制度分析，主要做的是“账内账”的话，现在我们则打算做“账外账”的分析，并试着在新的基础上把二者结合起来。
这样我们终于“看到”和“发现”了农民的积极主动行为，和面临不同处境时的自主性选择。而且，我们正是通过这些“下层”的历史，重新对“上层”政治获得了一些认识，那不是光靠着读文件就能做到的（如“大跃进”的实质等）。所以我们并非只是停在下层，它表示的只是一种视角，而非画地为牢。
类似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过。当然，像“瞒产私分”或“偷盗”这类事情（它们是农民反行为的重要手段，是贯彻始终的；也有些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一概而论），并非什么秘密，但从来还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专门的对象，也没有人考虑过它究竟具有多大规模，涉及多大数量，把它总括起来进行研究。
在这前后出版了一些有关的著述，但它们大部分没有涵盖集体经济的整个时期（如一九五零至一九八零年），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大多也忽视了农民的日常反应和日常行为，好像没有大的政治事件，没有农民大起义，就看不到农民的历史作用了。重视农民“日常反抗”的是美国学者斯科特（J.C.Scott）和他的名著《弱者的武器》。批评者很容易拿我们的研究与斯科特对比，认为“反行为”就是“弱者的武器”中的一种，是跟他学来的。斯科特的书到达中国很晚（英文版一九八五年，中文版二零零七年，译文出版社版；而本书在一九九五年就有一个具有基本框架的初稿了），他的确很有思想，常常能给人启发（如农民的装糊涂、假装顺从等）。但他认为“弱者的武器”只是边缘性的反抗，只能获得一点琐碎的物质利益，如果没有知识精英的领导，没有反抗的总爆发，就没有多大的作用。他还把这一切都视为“反抗”，这也是我不敢苟同的。比如说，中国农民并不是通过反抗，而是通过“蔫拱”，拱出了“包产到户”的改革。这种结论，按照法国学者麦港的说法，如果跟在斯科特后面，是得不出来的。
在当年农村改革发展战略的讨论中，有着不止一种思路，其中一种论点认为，应该先把农村的历史和现状，从头都搞清楚，再着手进行改革。这，未免太“缓不济急”和“书生气”了吧。后来实际的改革并未采取这条道路，而很快就在“包产到户”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或许，我今天的所为，即是对当年的一个“补课”？
也许，如果过去就有这样一个研究，或是具有今天这样的认识，我们早可以发现：所谓“集体经济”，其实是一个“伪经济”，它早已失败，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对改革的历程，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我打算对“反行为”的定义做一个基本的概括：
如果说世间事物都处于一种“对立关系”当中，那么从中国古代老子的“一正一反”，到现代一般人所说的“反抗”之间，是有层次、一步步拓展开来的，“反行为”可能就是其间一个层次的表现。
“反行为”不同于“反抗”，哪怕内心里存有若干此种意识，在表现形式上也与“反抗”大有不同；实行“反行为”的个人和群体，在局部上虽不免会有激烈的甚至是暴力的对抗（任何例外总不可免），但其基本形式却是平缓的、不公开的，带有强烈的欺骗性和隐秘性，近于所谓“猫腻”或“阴柔”的行为（如出以偷粮、瞒产私分等不得已的手段）。
“反行为”可能源自一种“逆反心理”，但与其说是出于一时义愤，而毋宁说是某种深谋远虑，尽管不易准确预期，却可能取得若干实际效果。
“反行为”是一种日常的常规行为，未必期待一个最后的“总爆发”，却可能导致相应的后果（如“包产到户改革”的实现）；因此它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却为一般的行为分类所难以概括。
国外的研究多把相应的行为视为一种“反抗”，例如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和梯利的“抗争政治”；相对而言，中国国内的研究则多缺乏理论的视野，也很少鲜明地从下层从农民的角度来看问题，更对农民的历史作用有所忽视。
一言以蔽之：“反行为”是处于压力之下的“弱势”一方，以表面“顺从”的姿态，从下面悄悄获取一种“反制”的位势，以求弥补损失、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一种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它若隐若现，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从“反行为”的视角，不难看到上层政治与下层社会（甚至各级政府）之间，有意无意上下相蒙，“猫腻”盛行，形成表里不一的“二相社会”（“假天下”与“真实世界”同时并存），它涉及政府角色、战略定位、管理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决非单一“社会冲突”所能涵盖。
“反行为”，是我无意间想起的一个名字，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一个“固有名词”，对它的涵义也没想太多。随后魏斐德（F.Wakeman）来信说：对于你在那种艰苦和孤独的条件下所做出的努力，我表示钦佩和支持（一九九四年）！我们主要是用中文交流，所以并未发现这里面还有什么问题。后来才想到，它可能并不属于什么“西方理论”，使用英文似乎也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对应名词，在我看来，使用英文的“Counteraction”（而非“Resistance”），也许比较恰当，或者不如照李零所说，干脆使用“反行为”的“直译”（Fanxingwei）好了（二零零零年）。
大致说来，这段历史可按时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一九五八年以前，即集体化和早期合作社时期农民的思想和行为。这一阶段可以叫作“懵懵懂懂的时期”，许多农民虽不情愿入社，甚至在社内社外都做出了一些抵制，但还是“跟着潮流走”了；同时集体化刚刚实现，人们毕竟也不了解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还需要看看再说。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即“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带来的高指标、高征购，人民公社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乃至三年大饥荒，终于使众多的农民醒悟过来，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大梦初觉”。“两军对垒”的结果，使得中国农村元气大伤，双方也都互做让步，这就导出了下一阶段的“妥协”，即第三部分：“两面政策”，时间从一九六二年到“农村改革”以前。其间制度上规定“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退还自留地，但不许包产到户。农民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是用怎样一些办法，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和继续着他们的“反行为”……所有这些，是我们所要讲述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如果有一个机会，还是让我们先讲故事（古语所谓“事”），然后再琢磨其后面的道理（所谓“理”）—孔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事实上我理解“反行为”，也有着这么一个过程，最早不过拥有一个“直觉”，由它一直引导着我罢了。
（《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高王凌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来源: 读书201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