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编者按：5月3日东方历史公众日现场，举办了以“斗地主：土地革命七十年”为主题的思想论坛，发言嘉宾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李里峰教授，点评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高王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杨奎松教授。以下为发言嘉宾的演讲实录，标题为编者所拟。
关于土地革命的误解与真实
发言人：黄道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发动土地改革的传统逻辑
今天讲的话题是“土地革命”，一讲到土地革命，我会想到个人经验。讲个人经验是很麻烦的事，做历史有个体经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但个体经验要和资料结合在一起理解。所以我讲个体经验只是我曾经的一个经验投射到研究中，而这个投射和我后来读的资料结合在一起，是在这个角度上讲的。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那个村庄没有一户地主也没有一户富农，一百多人。大队也是这个状况，不过有两户富农，700多人。所以我小时候很困惑地主是什么样的，生活多年没有见过，我们公社只有两户地主，非常稀少、凤毛麟角，很少见到。“地主”这个概念只是我看书、看电影时存在的，现实中不知道地主是什么样的，也没见过斗地主这样的场景。我生活在中央苏区江西赣州，而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的中心，所以这是一个吊诡的话题——中央苏区这么大的村庄、这么大的公社只有两个地主，整个县城没有地主。土地革命，按照经典逻辑的理解是：由于过度集中的土地状况，造成农民和地主的矛盾，造成土地分化，如此才会给土地革命爆发提供基础。这是我们传统的理解。传统逻辑和我的个体经验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带着这个差距我去做研究。工作中我经常询问我的同事和朋友，请他们告诉我当地的状况，大部分人的个体经验和我的经验相似。这样的经验使我对传统的逻辑、说法多多少少有些怀疑。
后来去中央苏区直接研究这个问题时，这个疑问成为我开展研究的一个最早的切入点。在2004、2005年间就利用一些资料，时间段集中在1949到1950年，当时中共为了进行土改，在各个省做过一些大规模调查，自己做的调查。这些调查材料，按参加过这种调查者后来的讲述，仍然是就高不就低。即使根据中共自己所做的就高不就低的调查材料，也没有办法证实传统的土地剧烈分化造成土地革命的基础逻辑，所谓5%的地主富农占据了80%的土地，其实是没有办法证实的，这些材料被证实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五十，对此高王凌教授有研究。国外学者七、八十年代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随着这些年这么多研究者的不断积累，我们再去探讨这个话题时，我想我们不太需要再去怀疑“5%的地主富农占据80%的土地”的表述问题，这一点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怀疑或者解释。当然现在有些研究者抱着学术创意的角度，重新找案例说明占地状况在某些地方很严重。但我认为这不动摇通过这么多材料和经验所得到的结论。
土地作为革命话语
如果我们基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土地的状况起码在中央苏区、在我所接触的地方，5%—8%地主富农占地20%—30%，大部分占有的土地是更多的中农或者贫农，土地还算是比较分散的状况。如果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结论，或者这个结论现在看起来基本成立的话，我们如何理解中共一直所表述的“土地革命”话语？所以首先多多少少要解构一下“土地革命”。若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话，1927—1937年的革命，最早的表述应该是“苏维埃革命”，现在看到的当年文本，所有的文本都是“苏维埃革命”的表述。之所以会出现“土地革命”的话语，更多是为政治和思想斗争服务，党对苏维埃革命的定义做了调整，后来在我们党史表述中变成“土地革命”。所以名词来源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产物，这里面把苏维埃革命改成土地革命，多多少少带有重新解释党史（1927—1937）的目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土地革命”的表述未必一定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状况。当然这只是从名词本身去解构。做历史的人知道，最重要的不是看理论、名词而是看事实，事实是：土地状况不足以支撑今天的解释。
若要寻找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撑“土地革命”的解说？说到这个话题，要从中共话语系统里理解。大家知道，中共是一个保持着共产主义理念的政党，当然很多人会说共产党是农民党，斯大林有自己的解读。但我的感觉是，中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特点非常强烈。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基础，表现为追求平等、反对剥削。在马克思主义里，这种反剥削主要是针对资本，资本的运作主要是工业资本。但中国因为工业的高度发达，基本是一个农民社会，中共需要寻找一个可以替代资本、又可以表述为剥削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在中国所对应的其实就是土地。所以我们去看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会觉得很有意思：1926年底和1927年初写过两篇文章，一个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阶级的分析和农民的分层，在毛的思想里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随着苏维埃城市革命在中国被迫转入农村，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方向基本成为中共的主要方向。所以在农村寻找革命话语、剥削体系、平等的理念和实践，我想土地是替代资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仍然只停留在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和中共本身的实践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即使我们说土地不像曾经表述的那样集中，所谓7%、8%的地主富农占据了20%、30的土地。其中有很重要的部分必须要记住，即在广大的江南地区（后来我发现华北地区也一样），有一个很重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公田。公田一般是族田，还有庙田、社田，毛曾对这个专门做过研究，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公田在赣南地区占20%左右，江南地区（江苏、浙江）有30%、40%，福建地区占30%左右。20%、30%的公田加上地主富农占地20、30%，总共拿出将近一半的土地平分时，对于农民的意义没法衡量。土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这是命根子。如果有50%的土地拿出来做这样的平分，最早的平分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给农村，还有复杂的收归国有，但最终落实到农民手上。有50%的土地平分对于农民的利益确确实实有很大影响。
有了这三个因素，既符合中共的理念，又有政策需要，且和60%以上的农民利益相一致的状况之下，中共自己有理由相信这个政策会得到农民的支持，所以土地革命的描述以及后来的土地改革持续进行，和这些分不开。
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
在很多政策上，尤其在土地政策上，我们发现十年内战时期和三年内战时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如果要找时间点去比，三年内战时期和十年内战初期作比较会有很大变化，但十年内战的土地政策是不断调整的，当调整到33、34年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后，这时期的土地政策和三年内战时期差不多，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政策，我都觉得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有那样巨大的差距。所以后来我觉得左的政策可能并不是影响中共在这两个时期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三年内战会成功，十年内战会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八年抗战。如果这两个时期没有太大差别，那八年抗战时期差别相对比较多，当然这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8年会经历很多变化，41年和42年、38年和40年、43年和45年都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年抗战时期实现了减租减息，我一直认为这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有相似度。这个阶段总体来说是土地改良时期，既不是十年时期的土地革命，也不是三年时期的土地改革，而是改良时期。
八年抗战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应该是最有成绩的，对于农村的休养生息，对于农村阶级关系的调整，对于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拉近。当然这个拉近有很多原因，不是土地政策一个点。相对来说，这个时期应该是中共做得最成功的时期。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八年抗战局限于陕北这一小块地区，甚至陕甘宁都有待不下去的危险，1945年就有几千万人口的状况，我想这种发展大家看得见。但这个结果也不能说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土地政策所造成的，可起码，8年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没有给中共拖后腿。十年内战时期，土地革命政策没有给中共加分，这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面临着成功学里的问题：中共的成功。中共的成功是在三年内战时期实现的。考虑中共的成功，八年抗战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必须得接受三年内战完成了这个使命。既然成功了，现在所有的解读都会指向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土地，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中共是通过土地革命获得了民众，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基本的思维框架、思维逻辑，也是世界各国所免不了的一个最重要的解读，任何其他解读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我想说，即使是苍白无力的说法还是要说。我们知道1946年，在与国民党谈判基本要失败的状况之下（对此杨奎松老师专门写过文章探讨其来龙去脉），中共果断地不顾抗战时期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去发动土改。5月开始有这个指示，年底左右在各地大规模推行。中共在战场上奠定大局是1949年初，1946年底到1949年初两年时间就已经完成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政策尤其涉及到经济问题、土地问题这样一个大东西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酵很困难，何况中共还面临着不断地夺取地区的任务，夺取地区以后，刚开始还要有一个缓和政策，而不是直接搞土改。所以这个发酵在很多地区会只剩下几个月时间或者一两年时间。这样的时间到底有多大作用？蒋介石也知道他需要在土地问题上做一些变化，这是历代统治者要做的问题，为什么蒋没有去做？是因为他对后果有顾虑。当时中共土地会议时，董必武有一个发言，具体分析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利和弊，讲得很详尽。利的方面，在当时中央土地会议里不需要讲太多，这已经是中共确定的政策，讲了五、六条大框架，讲弊有十几条，包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农村稳定，包括对于甘肃农区，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后来中共夺取政权、全国稳定下来后，实行土改尚且还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去解决问题，何况在战争时期，难度更大。所以要再去回想一下中共土地革命在这三个阶段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我说的这些，只是在说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效果，成败的问题也许不在这里，那成败的问题会在哪里？中国社会很不健全，在传统社会里民众基本没有发声的能力，但中共在这点上给了民众以不一样的权力和地位，这是中共很成功的地方。但不仅是建立在民众不能发声的社会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体系里，民众能够对这个政局、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多多少少我会需要打一个问号。当然我们在传统社会里，也在讲吊民伐罪，但他们真的是吊民吗？我们对吊民伐罪多多少少有质疑。
赣南地区土地极端分散，中国土地是在分散状况之下，赣南的土地更加分散，社会也是自给自足，跟外在社会不接触的社会。在这个体系下，中共更多是武力介入，而赣南是自卫体系，和华北地区完全不一样。在这种体系下，中共介入后，民众基本跟着中共或者说别无选择而跟着中共。如果有选择也有可能会选中共，但当时是别无选择。如此状况下，成败基本靠力量，随着国民党不断稳固，像滚雪球的推进过程，中共基本没有其它机会，这是十年内战时期的一个结果。最早我研究时，认为左的路线会造成民心失去是中共失败的关键因素，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因素真的没那么重要。
我刚才举的是两个内战时期的例子，是对我所认为的武力是一个关键因素的表达，包括后来的三年内战时期，这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可中共难道仅仅依靠武力就可以成功吗？如果土地问题不是那么重要。但刚才我讲了，土地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土地问题没那么重要的话，中共的胜利到底是什么原因？原因很复杂，可以讲几千条、几万条，前些年有一个记者采访我，我把现在讲述的话题说了一下，晚上有读者说：“你把那些既有的结论给做了一个推翻清零，又提不出新的见解，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谈原因就像讲上帝一样，上帝到底存不存在，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我想很难说，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也许上帝是存在的，有些人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但能够见到上帝的人，我想恐怕只有上帝选择的人。我对于原因这个话题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谈论任何话题时都会找原因，做历史的人总会希望去找原因，但终极原因到底在哪里可能是一个永远得不到东西，但我会强调几点：第一点是武力；第二点是组织，中共的组织和运作能力确实是国民党也就是中共的对手所远远做不到的；第三是信仰，信仰体系在当年所发挥的作用很大，也许当时一百个共产党员只有10个人信仰共产主义，但共产党有这10个人，和国民党一个都找不到大不一样，中共动员能力那么强大和这批人的贯彻也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润滑剂作用有关，我会把这三个因素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谢谢！
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
发言人：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
我讲的内容跟黄老师的研究有些差别，黄老师的研究比较全面，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对共产党的不同阶段，从20年代苏区抗战到三年内战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从宏观角度比较高屋建瓴地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大的脉络中讨论改革。我自己的研究相对比较窄一些，这些年关注的主要问题，土改是其中一个，另外是关注土改往后延伸。所以今天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基本上聚焦于土改运动本身，看看土改运动中，中共特别是基层组织是怎样来发动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黄老师比较宏观，我会讲得比较微观一点。另外黄老师涉及到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讨论土改，我比较多地从政治运作角度分析。再是黄老师站在40年代后期也就是三年内战时期的土改往前推，讲了抗战、讲了苏区，我会往后推，围绕土改讲到之后的50年代合作化运动甚至往后，讲往后推的情况。
看到活动的海报后想着这个主题肯定能吸引很多人，为什么？这个题目分两段：后半段是“土地革命70”年，如果方主编把主题名称叫做“土地革命70年”，可能来不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是为了前面这吸引眼球、刺激性的三个字“斗地主”，因为这个有更多人来参加，而且有更多人报不上名，希望找个机会到这里来。
我想斗地主和土地革命有必然联系吗？土地改变各个国家都有，国民党到台湾后也搞了土地改革。日本、菲律宾等很多国家都做过土地改革，但这些地方的土改有斗地主吗？恐怕没有，如果有怕也只是很小的一方面。为什么一讲到中国的土地改革、讲到40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会马上想到斗地主？而且斗地主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现在大家玩的扑克牌叫“斗地主”，能够进入到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就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这样？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共的土地改革更多是政治上的考量。首先我说明我绝对不像某些学者那样说土改没有必要，从经济上讲没有必要，现在很多人指出土改以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土地占有状况、贫富分化程度、阶级分化的程度，远远没有所谓的“8%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经验研究显示，这是过高地估计了革命以前的阶级分化状况。但我们从这些数据中能否推导出从经济角度来讲土改没有必要？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强调经济上怎么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个意义是存在的，但我想强调的是土改中政治方面的因素。
土改过程中的基层组织建设
我个人觉得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来讲，土地改革是关键性环节。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早期，整个中国要实现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国家建设包括对外把半殖民地、受到列强欺凌和欺压的状态变成独立的状态，对内要实现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过程、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要从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各方面建立起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一套架构。黄仁宇先生当年谈他“中国大历史”的观念，提到中国有上层、中层、下层的建设，怎么样把上中下各层面建设好并且很好地整合起来，晚清、民国到共产党都在做这个事，但共产党做得比较成功。我觉得从上下勾连的角度来看，土改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天会讲土地改革运动，会围绕“运动”两个字展开。为什么把“土改”叫“运动”？“运动”和常规政治有什么区别？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群众路线，从2013年开始，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讲学习实践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在1949年以前就提出，经过这么多年来内涵有一些变化，但提法一直没有变：一个是群众，一个是运动，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勾连起来，把它和中共基层政治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土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群众运动，顾名思义，首要是群众性，参加的人特别多。国民党、北洋政府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更多是精英行为，民众也会参与其间，但参与的程度、参与广度恐怕跟中共群众运动差别非常大。我们以土改为例，不管是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老区、半老区）土改还是19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新解放地区的土改，可以说中国所有村庄以及村庄里每一个人都会以各种形式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所以讲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时，很多人会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非常深入。可这样一个政治参与和今天的、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中所讲的政治参与不是一回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共的群众运动中基层群众参与政治的方式是被动员起来，不是自觉的、自动的、自主的、独立的参与到政治行为里，而是被动员起来的。所以西方学者讲到毛时代的政治参与时，用“动员式”这个词。当然有很多中国学者有很多很有趣的表达，特别形象，比如“不是在参与政治，而是被卷入到政治中”。有一个学者更有趣，用了流行的网络词汇“毛时代的中国农民参与政治，不是参与，而是被参与。”在群众运动中，从中共基层运作角度来看，有几个特征值得关注，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式或者被动式的，程度非常广的参与之外，还有几个因素：
第一是土地改革过程中，一边在土改，一边在进行基层组织的建设。所以土改时会成立农会、妇女协会、贫农团，如果原来有党支部的地方党支部规模会扩大；如果没有党支部的地方，过程中会慢慢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成立村政权，还会对农民进行训练，成立民兵队。顺序不固定，有的在土改之前有的组织，有的是在土改期间建立组织，还有是土改大致完成以后，才慢慢建立起来。土改前后，中共都建立起了非常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这个网络至少包括四种类型组织：一种是群众性组织，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一个村里的一员，不是地主富农，不是我们所说的阶级敌人的行列，都可以加入，如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协会组织。第二种是阶级性组织，不是所有农民都能参加，而是成分比较好的，如贫农和雇农可以参加，中农参加不了。贫农团在土改时成立非常普遍，特别是三年内战时期土改中，相当大比例的村庄都成立了贫农团，贫农团建立起来以后权力和地位非常高，某种程度上可以凌驾于党支部之上、村政权这一套机构之上。第三种是具有科层色彩、从上到下一整套组织，即党的组织和政治组织。中共从革命年代开始到今天都是党政双管齐下，同时存在，所以在土改时可以看到，基层既有党支部也有村政权。村政权建国以后改了名称，特别是1958年以后变成人民公社下面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但我们知道都是政社合一的组织。第四种是武装组织，如民兵队。以上四种类型组织遍布在所有村庄，这样一来，所有农民，每一个乡村社会的成员，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一个或者几个组织的成员，如果他不是，很可能就属于这个村庄里被斗的对象，或者是地主或者是富农。基层网络组织的建构是土改中中共基层政治运作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把村庄和村庄以上的党政一套科层体系连接起来的东西——工作队。工作队为什么很重要？共产党以前，不管是传统的帝制时代还是北洋时期、国民党时期，村庄内部的基层精英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传统的皇权不下县，还是民国时期在县里设一个区的层级，都不能直接在村庄里进行信息指令、传递、资源的交换，必须要依靠精英。传统时代的精英很好，是士绅，民国时候精英慢慢流失跑到城里，村里变成“土豪劣绅”，好像是坏的。但不管好与坏，这些人很重要，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国家就没有办法控制村庄。但有了工作队以后，变成上层机关派出的一个临时性机构，可以有效地在村庄里贯彻国家意志。所以在土改以及土改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国家的力量在村庄里真正在场，而不是抽象在场。当时我做土改研究时，在河北省与山东省档案馆搜集了500多份基层土改方案，让我惊讶的是，在我所看到的材料里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村庄是在完全没有工作队或者工作队员在场的情况下完成土改的。所以工作队特别普遍。传统时代上面是国家，中间是村庄精英，下面是村庄普通民众，是线性的治理结构。有了工作队和基层组织网络后，结构变成一个相对立体的结构，有了工作队，国家可以直接在村庄里和乡村精英互动、和乡村民众互动。如果精英不能够很好地执行上层意志，工作队可以直接把原来组织免掉，重新动员群众建立一个新组织取代它，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另外是群众中关于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说白了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也就是“斗”，为什么要斗？他们是我的敌人，敌人就要斗。大家知道，毛泽东写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官方版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就是这个，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把这个问题抓住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就清楚了一半。
我现在在政治系工作，除了历史以外，会看政治学方面有名的文章和著作，注意到最近几年国内政治学界流行一个人——卡尔·施密特。施密特特别有名的一个观点是政治领域跟经济领域、审美领域一样，有它最根本性的标志，审美领域区分美和丑，道德领域是对和错，政治领域有一个最根本和最决定性的区分即朋友和敌人。如果我们把朋友和敌人弄清楚了，政治问题就弄清楚了。他的观点在192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做讲演提出的，后来这个讲演就形成政治学里的基本文献，名称叫《政治的概念》。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是在1925年底写出来的，施密特讲演在1926年3月做的，时间相差很短。我的推测是毛泽东不知道施密特，施密特不知道毛泽东。后来三、四十年代施密特写其他文章时知道毛泽东，在著作里提到了毛泽东，但我想他在讲演时还不知道毛泽东。一个是中国的革命家，一个是德国的政治学家，居然不约而同的把政治界定为“朋友和敌人”的区分，很有趣。因为阶级区分在土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从我看到的一手材料里看出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含义：一个是阶级的隔离，对贫农、中农这样一个被划成“我”阵营的人，与地主、富农进行隔离，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这个界线非常清楚，中间没有回还的余地，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站在中间是不允许的，必须要选择一个立场。这是阶级的隔离。另外一个是阶级的融合，我们知道在乡村社会里，人们对生产关系的占有状况非常复杂，朋友和敌人区分好了，分成地主、富农、贫农、中农区分得很细，后来发现不行，因为中间有变动，二是中间区隔不是很稳定，后来就有有了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还有贫下中农，他们在一块变成我们当中最核心的部分。至少在土改期间，阶级划分一方面是要把我们和敌人区隔开，划清界线；另外一方面是把我们和内部融合，打消这个界线。除了我们说的阶级关系之外，还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等很多关系，这些关系都融合在阶级关系中。不管是这个关系和那个关系之间有没有矛盾，这些东西是次要的，只要是你是中农、贫农、雇农就是一家人，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富人是一家。当时土改档案说地主富农是小蒋介石，蒋介石大地主，要想从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就得帮助共产党在战场上打败蒋介石、打败国民党，这样穷人就能翻身当家得解放。所以在群众运动中，这个关系体现得非常清楚。
不同行为者行动的逻辑
接下来我讲讲在土改过程中不同的行为者行动的逻辑是什么。我把在土改过程区分出三种行为体：一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国家，或者用今天比较流行的话是政党国家，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二是村庄里的基层精英，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村干部。三是普通的乡村民众，普通的村民。这三者行为逻辑不一样。
对于党来说，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在群众运动过程中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技术和策略，能够把农民动员起来，同时又把动员起来的民众很好地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在可控的范围内。刚才黄老师已经提到，土改之所以能够开展和进行，有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共对这个地方获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实际控制，否则土改没有办法进行，比如内战时期，如果这是国民党的地方，中共到那儿去，无从谈起。所以首先是一个控制。控制住以外，特别是对于内战时期来说，这个地方一会儿可能是你中共控制，一会儿可能是国民党控制，属于双方拉锯争夺的地方，这时候农民参加土改有风险，另外跟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相违背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把农民发动起来，抛开这种顾虑参加土改斗地主？传统时代地主和农民虽然未必像今天所讲的那么融洽，但不是非斗不可的状态，怎么样让农民去斗地主，里面有很多手段和方法，比如物质刺激，比如我看到很多材料里说斗地主非常有效的方法是谁斗谁分，谁斗地主就把地主的金银珠宝拿到，谁斗得最积极谁获得最多。其次还有宣传和组织的工作，中共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因素。再次，中共动员农民起来斗地主时，情绪调动方面做得很好。美国的裴宜理在12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想去动员群众，为什么后来共产党成功而国民党没有成功？里面有很多因素，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国民党在动员农民时诉诸的是道德伦理东西，把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拿过来，这套东西动员民众理论上很好，但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文化很低甚至是文盲，拿这个东西进行动员，效果大大折扣。中共依靠的是情感动员，所以中共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情感工作。我前几年发表过一篇诉苦的文章，注意到在发动农民起来对地主进行控诉和斗争的时候，让农民上台去讲，过去的很多苦都是这个地主害的，群情激愤大家都开始打地主、斗地主，甚至当场把地主给打死。当时我看到一个材料特别有意思，怎么样把农民愤怒的情感、仇恨的情感调动起来？里面重要的工作是选什么样的人去做？所以选苦主，第一选女性，第二选老人。为什么选女性，女性容易情绪激动，一诉就哭，她一哭大家就跟着哭，大家的情绪就调动起来了；为什么选老人？老人经历的事情多、苦难多，容易情绪化。斗争的对象也得选择，村里可能有三个地主，一个地主是茅坑地的臭石头，怎么斗我不理你，这种人不理你，没意思。一种是还没斗就趴下了，什么都交代，就说有罪，这种人也没意思。最好是刚开始很强硬，斗后、控诉之后就软了下来，非常符合群众的要求。所以苦主和斗地主的选择很有意思。另外是典型示范，中共特别擅长这种方法，任何一场运动、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找出英雄模范。这是从国家角度来讲。
从基层精英角度来讲，中共统治下的村干部跟传统时代的地主士绅不一样，地主士绅有资源、有地主、有功名还有社会资本，有威望，精英的身份不需要国家来确认。但在中共统治下，把原有的社会结构完全颠倒过来，过去越有钱有知识的人现在越没有地位。所以土改中那一批崛起的村干部都是过去的边缘人，贫农、雇农、无产者，是无业游民这些人当村干部，他们为什么能当村干部？完全是上级组织给他的权力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办法跟国家抗衡、讨价还价。与此同时，他们是村庄里的一分子，生活在村庄的网络中，有他的家族、家庭、亲戚朋友，所以很复杂，至少呈现出三种不同的行为特征：一种是作为国家干部，要执行国家意志。经济学有理性人的提法，希望用最小的成本获最大的收益，农民也是理性的，也希望获得一些好处，可能会利用村干部的身份、利用土改中的特定环境谋求自己的私利。但他又是社会人，要关注村里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党和国家攫取资源过分时，要为这个一村庄跟上级进行抗衡，比如上级要征收公粮、参军压力太大，可能不公然违抗，但会拖延延、转移。同时有好多项任务，去选择对村庄危害比较小的事极力去做，危害比较大的事就不去做。还可以隐瞒，比如划阶级，有多少贫农和中农，这是贴标签的事，中农就是中农，贫农就是贫农，完不成任务时做点手脚就完成。还有特殊化，土改文献中经常会看到，土改很好、斗地主也很好，但我们村的情况特殊，这种情况在各个地区都有，不是因为华北地区地主少、西南地区地主少，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这个表述，各个村不一样，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对于乡村民众来说，首先是对于这个国家、对于党存在组织性的依附，比如我们讲的这一套基层组织网络，把所有乡村人员放在网络中，进行管理和控制非常容易。与此同时，乡村民众在自身利益受到过度损害的情况也可能去表达自己的不满，也可能进行自己的抵制，高王凌老师提出“反行为”，农民不是真正要抗争，也许想但没有资源去抗争，不过会有很多不太合作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或多或少地能够为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起到好作用。当反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时，有可能迫使高层党组织对农村政策进行一些适度的调整。在后续的点评中，请高老师详细讲讲这个情况。谢谢！
点评人：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历史问题要重视口述史
我做土地改革研究于1990年开始做，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总结中国农村改革史经验。既然总结经验，就把历史背景缩短成30年，80年代从头做。一开始我们觉得土地改革是一件过去的老事，现在没多大意义，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跟包产到户有关系，但就是过一下。这时候我们的东西在内部刊行，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拿去作为教材，这时候有了著名的诉苦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诉苦”为中心，台上这两位朋友也在诉苦派范围内（现场笑）。当时在社会学界这件事做得非常漂亮，我到处夸奖。我觉得经济学已经死亡、经济改革已经死亡，但社会学已经兴起。
1994年开了一个土地会议，在这个会上打算提出把土地私有化，这件事没有成功。但对我来说，是如雷贯耳，突然明白了土地改革这件事不是一件已经过去的旧事，土地改革研究突然具有了莫大的活力，和现在的土地问题完全连在一块，打那儿以后，联系越来越密切。我最近几年参加了多次社会活动，挣了不少银子（现场笑），其中第一个就是土地改革、土地问题，我讲了一次又一次。我们那时候还是学术性的，零几年我的一个学生去家乡调查，发现土地改革不是社会主义性质，土地改革跟共产党、共产主义连着，和大跃进连着。这篇论文我们在法国、香港发表，提出一个和诉苦派相对立的观点——“倒霉鬼”。假如我们今天在审判两方，开一个土地改革的法庭，我在那儿坐着，光有贫下中农行不行？必须把老地主叫来，不能光听你一面的，光听你从小受教育那一面的。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学界给予很大关注。
我在外面多次讲土地改革，发现这个问题值得下这么大的功夫。现在我在清华大学开课，每年讲当代史，从土地改革到包产到户，每年有重大收获。今年有一个标题是“土地改革里的非土地改革因素”，土地改革是土地问题为中心吗？去年我给学生出了一道题，土地改革从哪儿开始，在座同学写了一篇论文。土地改革在1928年是什么？在1928年就没有“土地改革”这四个字，没有土地问题。湘赣边区的土地第一个文件是《土地改革以后的土地去哪儿了？》，如果说土地以后给了国家，还会参加革命吗？山东一个老干部说一分土地，农民就给共产党走了？去打仗去了？所以口述史非常重要，必须要看实际情况，千万不要跟着走来走去。
土地改革问题的承载量大，信息量大
共产党当时不是要土地，而是借助土地要政权，后来策略发生改变，把土地给农民，这是一个政策上的大转变。我们现在说的华北地区，当时那里的人不要土地，材料也没有土地问题土地改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首先要承认土地改革代价太大，对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损伤极大，承认这个后，才好要追问土地改革为什么要付出大代价。杜润生提出三个观点，一是经济反封建，二是参军，三是基层下县，。
土地改革这件事，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和秦晖意见一样，我们相视而一笑，他认为中国没有土地，我认为地主占的地很少。我认为土地改革是承载量、信息量、目标特别高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说它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我在清华讲“外国人的东西都不能看。”对这句话大家不要误解，以为土地改革就没有土地因素吗？不敢说。现在政府肯定要把所有资源掌控在手里，土地早晚要露出脸来。当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诉苦的人没有批评清楚，我总是想，每年备课，就不断地在这方面建设我们的学统，有了这个学统才会有道统，有了道统才会有将来的治统。
点评人：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区分“土地改革”与“土地革命”
第一个要说明我不是研究土地改革或者土地革命的专家，所以在这儿做点评有点超越我的专业范围或者研究的范围。另外，高老师从90年代一直做土地研究。我确实做过土改，做过土改以后对有些东西有点肤浅的了解，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学或者是各位听众，没有接触过土改或者土地问题的年轻朋友，听完后是不是有点困惑，有些概念是否能搞清楚？我发现题目是“斗地主：土地革命70年”。首先斗地主跟土地革命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或者密切的联系？土地革命是什么？刚才大家都在讲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跟土地革命是否一回事？其实不是。李里峰讲到最基本的现象是土地改革，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包括亚洲、东亚很多国家不搞，土地改革不见得斗地主，土地改革也不会必然导致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一个概念，土地改革是另一个概念。就“土地革命”而言，它是中国特有阶段的一个名词，如黄老师讲的1927—1937年我们管这一段时期叫“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而且主要不是斗地主，而是杀地主。土地革命那一阶段重要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先把土豪抓起来，不会说完全不会斗，是直接杀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革命暴动开始，到1928年初，是广泛地杀，抓住就杀。后来不见得一定都杀掉，但打土豪本身是一个必然现象。打土豪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了解决根据地特别是为了解决军队经费财政，分田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地方农民，许农民以地，鼓励农民跟着红军走。换句话说，真的到了土地改革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从1946年“五四指示”也就是国共和谈期间，到1947年底，最迟到1948年1月、2月，随着中央对土地改革的纠偏，暴力式土地改革到1948年就停了。土地改革本身不见得是暴力，土地改革中当然有暴力土改。1950年中国要搞一个全国性土改，通过了《土改法》，也通过了与土改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法律规定。这以后，土改发生过一段波折。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土改法》开始搞土改，1952年全国性土改。到1952年基本结束，个别地方延续到1953年。最初的土改是和平土改，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也就是1951年以后，进入到暴力土改或者斗争土改。所以在讨论这段历史时，要澄清一个概念，概念要搞清楚，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不是一回事。
如果这么看历史，中共对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开始触及土地问题，是从大革命后期开始。1927年5月、6月、7月，这几个月时间没来得及，虽然土地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来得及触动，而且什么叫地主的标准制定不了。一直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那时候部队南下广州过程中，考虑究竟打哪些地主，那时候还在给中央写报告，究竟是多少亩以上的农民才算地主，对此有争议，当时的基本倾向是500亩以上的算大地主，可以去打，500亩以下的算中小地主不要去打。苏维埃革命一提出后，整个过程暴力化，只要有土地出租就是地主。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这段时期基本属于暴力土地革命阶段。到1936年又开始恢复团结统一，或者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期，到整个抗战八年，地主成了团结的对象，不存在土地革命，当然也没有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1946年，抗战结束后过了半年后，1946年5月4日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但重新提出来也没有进入到斗争土改或者暴力土改结果。1946年底或者1947年初，这个土地改革过程是和平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1946年7月毛泽东专门提出搞土改可以搞和平赎买。这种土改其实是孙中山的土改方法，也就是台湾后来的土改方法，政府发公债或者政府提供债券向地主买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的政策到1947年初，在陕甘宁边区一直在贯彻。但内战爆发后，也就是1947年2月份以后这个政策被废弃，开始要搞斗争土改。所以斗争土改，大规模的斗争土改（零星的一直就有），从1947年4月刘少奇带着中共中央的工委从陕西到河北的路上把斗争土改做起来。斗争土改的激烈程度非常厉害，杀了很多人和很多干部。但1947年底，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现后，开始纠偏。所以1948年以后，斗争土改基本停了下来。
后来到其他地方，比如新解放区，1948年开始中国进入进攻阶段，是新解放区，新解放区中共没有搞土改。1949年新区基本固定后，在北京、华北地区开始搞土改试点，包括北京周围都搞过。这段时期搞的是和平土改。1950年以后中共开始搞全国土改，继承的经验也是和平土改，希望不用暴力方法、不采取很激烈打杀的手段，但斗地主还是有的，各种诉苦也有。后来朝鲜战争爆发，搞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为什么朝鲜战争爆发后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激烈的斗争土改？重要的原因在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国内统统集中在战争上，对内清理，把农村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换句话说是为了要建立巩固政权，从这个角度看土改，会知道土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波折、复杂、起伏很大的情况，并不是土改就是革命，土改就是暴力的，不同时期土改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斗地主与土地改革
今天谈土改，它的意义在哪里？回过头看土改会看到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搞过土改，土改对于现代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土改一定会变成斗地主，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中国的土改变成斗地主？刚才李里峰老师讲，土改是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与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所谓阶级斗争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共意识形态理论性思维是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阶级斗争解决问题的斗争方式，阶级斗争的划分、解决社会矛盾的革命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有一个是与非的问题、黑与白的问题、敌与我的问题。
我要纠正李里峰刚才讲的“敌友”问题，还有一个“我”的问题。“友”是“我”的团结对象，“敌”、“我”是对立的，“友”是中间力量，对“友”的争夺是复杂的阶级政策。1925年毛泽东那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是站在国民党立场分析的，把工人算成友谊，把国民党看成“我”（当时毛是国民党的中宣部部长，代中宣部部长），从国民党角度认为敌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朋友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特别是农民中的贫苦农民，做了这样的划分。后来，中共开始逐渐把“我”的范围扩大，因为中共本身是一个阶级政党，中共是无产阶级代表或者工人阶级代表，工人算是“我”这部分，农民变成“友”，因为农民不是无产阶级，有的有财产有的没有，有的有很少的财产，所以后来毛泽东按照列宁的贫农、中农、富农划成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把农民中最贫困的部分，比如雇农没有财产，算成无产阶级，是“我”的依靠对象；贫农有一部分土地和财产，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能算半无产阶级，属于争取团结的对象，依靠的对象；中农不算，所以中农是典型的“友”，可能会导向贫苦农民方面和中农、富农方面。在阶级阵营两边，中农是被争夺的对象。后来在土地改革和土地斗争中，中共最容易犯错误的地方是对中农的政策。中国是一个小私有者的汪洋大海，农民中中农比例在各个地方占比非常高，而且中农在农村中属于农村的精英阶层，对农业生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把中农打了、伤害了，甚至把中农土地给没收了，导致农村经济会出现问题。包括1947年底毛泽东为什么要坚决地纠偏暴力化，是因为他觉得伤害了中农。他们有一句话“伤害中农是共产主义原则绝对不允许的事情。”他认为阶级斗争，过去成功失败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性的分界点在于要把“敌我友”区分清楚，“友”是要坚决团结的。抗战期间毛泽东还有一个总结，中共最成功的经验是发展进步势力，进步势力是指“我”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指“友”，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势力，反动势力指“敌”。把这个划清楚，中国革命就成功了。所以这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毛重要的成功策略。
讲土地改革，跟今天密切的重要联系在于土地改革目标很大程度上是私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不是把土地收归国有或者收归集体。换句话说，包括杜老，他们后来总结中共土改出现问题最大的失误是农民拿到土地。假如要发挥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优越性的话，就应该让农民多掌握私有土地、多发展，起码持续10年、15年的时间，经过相当一段时间让农民享受到发展的甜头，把农业生产力发展起来。结果1950年土地改革，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开始搞合作化，1955年合作化基本实现，1956年进入高级社，高级社跟初级社最重要的区分是把土地所有权交出来，到人民公社不用说。农民拿到土地还没有把土地消化变成自己生产力最重要的发动机时，就不得不把土地交出去，以致于今天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使用权是国家政府、集体规定的，规定30年就是30年，政府突然说这个地方要用那就拜拜了，农民没有任何资格对这个土地发表任何意见。当然，土地私有是不是最好？这要你看对工业化和对现代化的理解，我们知道在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在国家支配土地的情况下，初期工业化都是利用土地的集中优势，如果在土地纯粹私有的情况下，初期工业化很难实现，大规模调集全国各种资源发展工业化很难实现。我们今天的研究，包括今天社会上对土地问题的讨论分裂得很厉害，究竟是国有化好还是私有化好，评价的尺度在于对现代化、对工业化究竟起的什么作用，假如你认为现代化最重要，可能会认为土地的集中是最好的，如英国和法国都搞过土改，但英国的土改是土地尽可能的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后来是资本家的手里。法国不是，法国是小农经济，结果英国的工业化走得很快，法国的工业化走得比较慢。我讲到这里，谢谢！
提问1：我问李里峰老师一个问题，政权下到基层是土改的一大目标，而且你把这个作为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内容，但我觉得这两点都是有问题的，一个是国家政权下到基层是否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假如我们回过头看，秦始皇那个时代对国家基层的把握很厉害，不可能说那时就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另外我看过您研究抗战时期基层政权的书，政权下基层，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霸可以做到这点，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土改做到这点？
李里峰：谢谢你，问题很尖锐。我的回答是，我说中共要对基层社会实施一个有效的控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环节，但不等于是唯一一个。如果一个国家变成现代化国家，国家政权一定有效，有效体现在多方面，对基层社会有效控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但我认为是一个必要条件绝对不是充分条件。秦始皇对基层控制很多，我不是研究古代史不是很清楚，我想就算你的说法是对的，也不能推导出土改时期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就不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这是逻辑分析的问题。
第二，你说到抗战时期，抗战时期虽然实行的不是土地改革，在土地政策上是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在抗日根据地对基层社会进行了一些有效的改造，这都没有问题。但为什么我觉得土改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抗战时期对乡村社会和基层社会的重视是在局部地区，没有覆盖到整个苏区控制的根据地。解放区的土改，1949年以前的土改是在老区、半老区。1950年以后的土改是在全国范围内，全覆盖。二是抗战时期由于在统一战线框架中展开，减租减息政策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共所称的“阶级敌人”的一个妥协和让步，1946年以后土地改革中才开始真正触及到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触及到以后，才广泛地在基层社会建立一套组织网络，这些东西在抗战时期不是完全没有，但从范围和程度来讲跟土改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角度来讲，个人认为土改是中共在基层建立有效控制的最关键时期，而不是在抗战时期。
提问2：谢谢四位老师的演说，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建国之后，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农民协会，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农民协会销声匿迹了，同时青年组织、妇女组织依然存在，这是为什么？与土地是否有很大关系？谢谢！
高王凌：上一个提问的同学的老师叫秦晖，你可以问问他，秦晖是我们中间最关心这个问题的，悄悄解答算了。农民协会和妇女组织大不一样，农民协会是说一不二的组织。
杨奎松：农民协会事实上是政权组织，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搞土地斗争，把农民组织起来，中心是以贫困农为主，代替农村政权，真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两个组织起冲突了。毫无疑问，如果保持农民协会同时保持村政权，农民到底是找村政权还是找农民协会？村政权找领导，农民协会找谁？农民协会专门通过农民协会的法规，但后来农民协会后来取消了，最大原因是冲突了。
高王凌：有人不喜欢，工会都没取消。
杨奎松：工会后来变成福利组织。
黄道炫：最早是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贫农团。我对刚才两位老师的意见稍微回应一下，一个是杨奎松老师提出的概念问题，说70年恐怕有些问题，我讲时是这样理解的，一个是土地革命、一个是土地改良、一个是土地改革。相对于土地改良时，接近于世界各国的做法，但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包括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应该说不是大多数国家做土地政策的一种做法，还有革命性的因素在里面。从这个角度理解它，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土地革命的做法，言之成立。这是第一个，关于土地革命的解说，我们从两个概念上理解。
还有一个是高王凌老师提到的具体问题。
高王凌：我没有向你提问题。
黄道炫：您说过江西地主被杀了，可以举一个数据，江西有三组数据（50年），一个是所谓苏区村，还我一个所谓的白区村，完全没有被共产党占领的，还有一个是游击村。这三组数据得出的地主占地的差别大概是5%左右，白区村会比苏区村高出5%，但这5%完全可以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去理解，如江浙一带远远高于江西一样，所以对地主杀光的说法可以在逻辑上成立，但在赣南地区本来就没有太多地主，所以不存在杀光不杀光的问题，我补充这样一个说法，因为这个说法很多人跟我提到过。
提问3：我问一下高王凌老师，现在农村的土地制度将来会否走向私有或者事实上的私有？
高王凌：当然会，现在不要把问题看死。中国从来都有私有权，现在农民手里没有被抢地的那些地方，变相的也有使用权和一定程度的所有权，中国经济就建立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前，曾经达到20%多的增长，都是建立在私有东西上，建立在农村几百万个小工厂主身上，在这方面我很乐观，但哪天能实现我不知道。现在把这事看作是洪水猛兽是得了病的结果，没必要现在中国农村大量的地方发展不错，可以看一看山西这个地方。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