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5月6日，由天则经济研究所领衔主办的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举行，历史学者高王凌先生应邀做在“历史学对经济学的挑战”阶段做主题发言。他说自己的独门暗器就是研究地租实收率。说包产到户是蔫拱、猫腻弄出的一个社会变动。他对于租佃关系的研究，对于“反行为”的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质是复兴传统因素

高王凌（历史学者）：要说到历史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也许应该回到1987年，我那个时候正在美国，向福特基金会申请了一个项目，名字叫《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中国农村改革靠的是什么？是中国人自己有新的经济学思想了，现代化了？还是西方人的什么新理论传入，让我们学习。我认为都不对。

我大概的意思是说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许多特点：农业的家庭经营，土地的私有租佃，农民选择自由，市集系统，市场制度，商品经营，过去都叫封建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实际上我们在80年代就开始反思是这么回事吗？再回头看中国农村改革，其实就是这些传统因素的复兴。不是西方理论告诉我们的，而是传统的这些东西都活了。就是说包产到户也不是什么一夜回到解放前，或者回到土地改革，不是。只不过是一种均田制又重新复归了。

1982年，那时候我刚毕业，曾经写了一篇关于清代农业政策的文章，发现20世纪初中国的弯路清代已经经历了，比如拼命的开垦土地，以粮为纲，实际上康熙、乾隆已经走出这个了，已经不着急开垦土地，而是发展商品经济，甚至包括农村工业，不是今天才有。这篇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2001年第五期上。我并不是说当时的领导人是跟清朝学的，或者是看了我高某人的文章，人家有非常高的聪明度和人家对实际情况非常好的把握，这个才有意思，我重新分析清朝的宏观经济，我也不同意与英国道路的比较。

“独门暗器”是研究地租实收率

我回到这个主题，就是租佃问题，大家知道前几年，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一本关于租佃关系的小书，叫做《租佃关系新论》，2006年在上海出版。有人说我给地主翻案，有人说我有立场问题，还有人说我跟在茅老师后面，是什么“西奴”。

在许多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常理来看，地租总是要涨的，人口增长了，需求扩大了，亩产量提高了，地价高涨，这是清朝，特别是18世纪的历史事实。也就是从逻辑到逻辑，从理论到理论是这样的，也就不免重复一些老的说法。有一个哈佛的海归叫王二的写了一个经济学故事，就是王二的地租，黄世仁他怎么仁慈，地租也涨，因为水涨船高，收成上去了，地租也上升。这个东西我看了以后十分难受，我们眼睛里面的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结论那么一推，或者从某个人的理论那一推就来了。我觉得在历史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事实怎么样，如果这个中间发生了矛盾，你怎么办呢？就地租来说，最近二三十年，国内外老一辈学者，掌握了很多基本材料，包括地主的地租本，清朝的地租不是越来越高，反而是不断下降。一般的地租额下降20%左右，具体不说了。我在这个研究里面，最主要的研究就是我的“独门暗器”，就是研究实收率，你说收了多少，真正能收上来吗？就像明朝税收一样，明朝税收能收到80%就不错了，中国地主也是这样。所以，这关系到我们现在如何面对事实与理论的相悖的问题。

中国存在一种“打折文化”

中国几百年来，主要是明朝末年以来，我们才有材料。地租为什么越来越少呢？我现在概括一下，原因大概是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存在一种“打折文化”。遇事都好打折，据说孔夫子开始这样，孔夫子送礼的时候，说300两，给他240两就够了。有时候折扣一打再打，地租也是走这条路；第二，佃农生活相对困难所以，存在一种“抗租有理”论，什么过年收租子？你为富不仁，不让着我，你们看古书上多的是，常常理直气壮，占点小便宜；第三，贫苦农民人多势众。有人说人口越来越多了，农民越来越不行了，就是今天上午某个先生说的，打官司要看两面，不能光看一面，越是人多势众，农民越得寸进尺，仗势欺人，我的话叫做“农民欺负地主”，这种现象避免不了；第四，地主方面忍让。他们受的教育就是宽容，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开罪人，有时候一让再让，慢慢的就成为一种习惯。总之，就是这四个原因形成这个局面。

从历史学来说，我们历史学的理论，跟你们经济学的理论之间可能有相当的区别。历史学的理论不是“洋片汤”，不是西方理论。我最近经常说错话，说难听话，就是跟“洋片汤”干架。但是，我们国人追求时髦，特别喜欢外国的东西，还特别喜欢哲理，所以中国自己的朴实的理就不看在眼了。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一定要打折？我觉得这是留有余地的做法，中国文化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专制不起来。你们以为过去是专制，过去是专制不起来的。说现在反对中国文化，反对专制，这都是胡说。现代化就是要专制、专制、再专制，你们比较一下就会比我更清楚了。我们这样来看，过去就是给社会留出空间，不是简单的权力大小的问题，这是深思熟虑的政治安排。

上下相蒙、猫腻盛行的社会

所以，我写说过，从反行为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上层政治和下层社会，各级政府之间有意无意，上下相蒙，猫腻盛行。这是我在天则得来的，有一次开会悟出来的。形成一个“二相社会”，假天下和真实世界同时并存。

我跟吴思写信，我说无论你的潜规则还是我的反行为，我们俩背后都有这个“二相社会”的问题，背后有一层东西在那，不是表面上那样。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反行为的问题，不是一个反抗的问题，是政府角色、战略定位、管理机制怎么定位，是这么一个东西。涵盖的面不是一个社会冲突几个字可以涵盖的。

社会学家天天跟在外国人后面讲怎么反抗，抗争政治。都跟外国人学坏了，学傻了，外国人头脑简单，就是走极端。我在清华跟学生说，一本外国书都别看，有的人说：“老高你要犯错误”。我们讲地主最容易的一个方法就是打官司，但是无论怎么打官司，地主也得不到好，退佃也退不了，减租也减不了，清朝开创了先例，就是完全向着老百姓了。

我们还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像你老高说的，地租只收到30%，不是50%，还不减租，怎么办呢？就是三七五了。你看看老干部回忆，这些地方都变成加租了，想减租，最后变成加租了。地租问题最复杂了，有人说农民这样，还要土地改革干什么？我说别犯傻了，土地改革就是为了土地去的吗？土地改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涵盖面太多了。我们想土地改革到底为了什么？现在看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别在那想当然了，农民为了一亩地就跟你干这个？我们也说地主的土地，哪怕在地主手里，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农民是有主动退佃，佃租的田，久佃就成了地主了。

在西洋理论中，在所谓经济学常理之外，是否存在不同意见呢？今天的会有一位先生没有来，就是张五常先生。张五常在他的佃农理论上说随便一个地主，一块地，本来是给一个佃户，现在给两个佃户或者三个佃户，随着这种情况，地租就要下降，亩产量就要提高，这就是他的结论。我往前推一步，就是清朝人口越来越多，那就是亩产量提高，地租下降。这就是我的理论，当然我不好说这是经济学理论，只能说是历史学的理论，还有我的人口理论，我认为中国人不算多，历史上人多了有好处，远远超过坏处。我有地区发展理论，都是中国的。我也有我的地租理论。所以，我们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并行不悖，就是地租率下降，同时亩产量提高，同时还有大的地价增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是社会科学理论对呢？还是历史事实对呢？进一步说，在现实生活中能不能由科学理论决定一切？这样是不是就把人类社会看的太简单了？我在最近三四年，在若干场合批判对“洋片汤”的迷信，我呼吁学者们，林毅夫、陈平，你们已经有了一大套，就是咱们这代人要带头做自己的总结，你想让别人给你做，没门。你培养再好的学生，他也不能代替你自己去做，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了。我们应该总结自己的东西，从1980年代，我们崇洋媚外，每个人都出国留学。我还出国呢，一个英文都不会，我还去过美国呢。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才对得起这个时代。

蔫拱、猫腻弄出大的社会变动

长话短说，到现在我也说服不了我的经济学家朋友，我的经济学家朋友也不能说服我。有人说我没有理论就不会思考了，我听了以后可伤心了。我批评了你们的理论派，现在如果说高老头有一点自己的方法理论，我们可以说就是我这个“反行为”，但这都是出于一种直觉，我要特别说学问不是爬格子、扒史料出来的，学问是从你的经历里出来的。

我把我的“反行为”做一个小小的介绍，老子说黑与白、前与后，中间是有一个对立关系，这是老子说的。在这种对立关系里面，最高层面的，我认为就是西方说的反抗。有人说你的“反行为”就是反抗，我们是在中间的位置上，叫不反之反，他不是反抗，他先跟你走，觉得你挺对的，他表面上支持你，然后再去往回找补。我跟杜润生讨论，我们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前把这么多粮食偷走了，或者借走了，或者瞒产私分拿走了，总之这个数字不小，20%，这是我们的研究。但是，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所有这些东西认为西方有一个政党或者精英组织引导，有一个总爆发。可是我们出了一个包产到户，这个太伟大了，我们今天所有成就都在包产到户上，如果没有包产到户，我们就掉到地下了。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是西方人完全想不到的，西方人怎么也想不到，就用这种蔫拱、猫腻会弄出这么大一个社会变动来了。农民有一个总纲领，他反对你，就磨洋工、怠工。我是历史学家，我把这个通过历史画面分门别类的弄出来。

最后我说一句，包产到户，农民最后是胜利了吗？我认为是不胜不负。政府呢？也是不胜不负。这个很微妙，这就是纯粹的中国。

嘉宾简介：高王凌，北京人，历史学家。现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