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中国梦与新时代’主题研讨会”，作者应邀出席发言，这是发言稿，会后润色）
感谢会议组织者提供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与大家交流。“中国梦与新时代”，这个主题我看起码是够作一两个小时演讲的，今天时间有限，只有10—15分钟发言时间，我就简要讲几点我对此的看法：
一、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历史尺度
首先，“中国梦”和“新时代”都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上提出的，我们要完整、准确把握“中国梦”和“新时代”，就需要在历史的大背景上准确定位、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认为，要准确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从3个历史尺度来认识：
第一个历史尺度是百年尺度，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背景上看。也就是毛泽东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上所写的：“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我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要挣脱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赢得国家自由独立解放和发展的权利。
第二个尺度是五百年尺度，也就是由此上溯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
宋、明两朝就是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晚明时期来华西方作者在欧洲本国基本上都属于上流社会人士，见多识广，但他们的中国见闻录写作口吻基本上都是大开眼界的笔调，读者读后感受是“乡巴佬进城”，而且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保障等许多一般人以为是近代西方才建立的制度其实在那时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水平。清兵入关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当时世界的发达国家开始沦落为发展中国家，从清初开始，来华西人见闻录描写中国的笔调日益从仰视转为俯视，到乾隆“盛世”时期的马戛尔尼使团彻底转为俯视、鄙视口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崇祯十七年山海关之战以来第一个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重新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全国性政权。
第三个尺度是千年尺度，也就是秦汉以来。
在全球历史背景上审视中华五千年文明，可以看到，秦汉两朝承担了领导中国从此前两三千年“部族/诸侯时代”升级进入“大一统王朝时代”的历史使命，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使得中国在当时亚欧大陆先进民族不约而同向幅员辽阔大帝国转型升级的“帝国化”时期中领先，组织能力、统一程度达到当时亚欧大陆各文化核心区的最高水平，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文明领先、生命力最为强大的基础。
从千年尺度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秦汉两朝相似，就是领导中国有效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领导中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保持、巩固、发展国家完整统一和恢复世界领先地位。截至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毛泽东主席历史功绩可比秦始皇加汉高祖；小平同志以来的改革开放成就堪比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执政合计38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到今年是40年；我们现在的使命是如同汉朝那样实现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之治”的跃进。“文景之治”虽然辉煌，但也存在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本质上还是“匈奴威胁阴影下的繁荣”，而“昭宣之治”本质上是“大汉秩序下的国际和平与繁荣”，“昭宣之治”高于“文景之治”至少两个层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大基本特征缺一不可
第二点，我们必须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两个基本特征：已经取得了伟大进步，仍然并将长期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大基本特征缺一不可。
“已经取得了伟大进步”这一点我就不在此赘言了，今天我想强调一下“仍然并将长期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点。为什么要强调“仍然并将长期继续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基于现实和历史经验教训。从现实来看，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两个基本特征，在今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表明上述判断是符合现实的。从历史教训来看，当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过早地宣布自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毁灭性的后果。在政治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宣布自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导致共产党事实上着力从“先锋党”转为不切实际的所谓“全民党”，丧失了先进性、战斗力，进而在政治剧变时“两千万人齐束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在经济上，苏联东欧国家在六七十年代相继实行过高福利、过高消费，国民储蓄、投资不足，透支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且背上毁灭性的外债包袱，本币汇率也定值过高，导致本国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严重丧失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宣布自己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所有这些前车之鉴，我们需要深刻吸取。
三、“新时代”的自信体现
第三点，“新时代”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以往，平视西方；这是基于“新时代”的第一项基本特征——“已经取得了伟大进步”所赋予我们的自信，也是“新时代”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以往我国实力大大落后于西方，差距几乎是不同时代，那时我们对西方、对列强仰视、防范多。时至今日，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不少领域甚至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力图“赶超”的目标，现实实力对比的这一巨变赋予我们更充分的自信去平视西方，既不盲从，也不逢美必反、逢西必反，而是能够心平气和、冷静客观地审视其长处短处。
当沙俄侵占我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当苏军百万陈兵我国北疆，那时对俄罗斯、苏联的赞美很可能滑向投降主义；今天，我们的GDP规模已经差不多是俄罗斯的8倍，[1]我们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商品结构体现的是工业化中国与农矿原料俄罗斯之间的分工，我们完全有底气心平气和地欣赏俄罗斯、苏联的文化艺术成果，欣赏俄罗斯的自然风光，欢迎俄罗斯姑娘嫁到中国来。
当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半壁江山，用屠刀把中国大地淹没在血海之中；当日本经济仍然遥遥领先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中国出口总额只相当于日本汽车产品一项出口额的六成，而日本右翼仍然不断发难企图翻案，……我们没有太多心情去欣赏日本之美，对日本的推崇很多滑向了“精日”的泥潭。今天，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近3倍，中国的出口也是日本的3倍，中国名义GDP从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到现在已经8年，新成长起来的不少日本中小学生初次听闻侵华日军在华罪行时第一反应是“中国这么强大，应该是中国侵略日本才对，怎么可能会是日本侵略中国？”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有足够底气坦然地欣赏、称道日本城镇农村的整洁与风景，欣赏、称道日本的版画、美食等等，支持中国小伙去娶心仪的日本妹子回家，……而不至于过多担心这样会滑向“精日”的地步。
……
也正是这样的自信，使得我们可以坦然地无须“逢美必反”，因为美国与我们存在竞争关系、因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我们列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就对美国的一切作为口诛笔伐，而是换一个视角、换一个眼光审视美国的所作所为。在今年的中美贸易战中，我从贸易战爆发当日起就发文主张“中国应当与特朗普打一场史诗级贸易战”，在国内外影响巨大；但在这场史诗级贸易战中我并不仅仅将美国视为一场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斗争的对手，而是用两种眼光来审视美方的作为：斗争对手的眼光，以及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候补主导大国的眼光。用后一种眼光来审视，就是要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角度，着眼于可持续地发挥主导作用，设身处地评估美国作为的得失成败，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我所用；这样，一旦历史将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责任放上中国肩头，我们就不至于全无准备，手足无措，从而错失良机，甚至陷入困境。
逢美必反、逢西必反与逢美必捧、逢西必捧表面上南辕北辙，但本质相同，都是缺乏自信，都是不用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而是把思考、判断的任务交给西方，交给美国。
正是这种自信，这种超越以往、平视西方的客观需求，要求我们超越逢美必反、逢西必反的心态，充分认识到反美者未必就是朋友，反而可能是更恶劣、更下作的敌人。对外国非西方势力与西方历史上的恩怨斗争，我们也需要客观看待，而不必一味站在外国非西方势力一边。我们历史上没有入侵西方，近代西方列强对我们的侵略没有任何道理；但某些外国、非西方势力历史上长期侵犯西方，西方兴起后对他们的打击很大程度上属于自卫反击，不宜视之为单纯的“侵略”。无论是从客观精神出发，还是从我国国家利益出发，都要求我们的认识迈出这一步。
“四个自信”与“新时代”先后提出，有着严密的逻辑基础，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心理感情。事实上，汉服运动起自民间，在没有官方支持的环境里只用10多年时间就发展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海外多国，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活力与文化自信的上升。也正是这种自信，要求我们对港澳台、对海外、对其他一些势力发言讲述时，不能一味降低身段，迁就对方。如果不能自信、坦然地展现出自己的长处和力量，都是你迁就别人百依百顺，谁把你当领袖？谁还跟你走？最近几年，在接待港澳台和海外的客人、给他们讲解时，我尝试着做了点调整，效果还比较好。
不要把自信当作骄狂。今年有些人对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口诛笔伐，其实最早在国际上制造、传播“厉害了我的中国”舆论的是西方学界。早在1990年代，不少西方经济学者和研究机构就开始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发展前景，认为中国经济从1980年代起已经开始高速起飞，前途未可限量。我有位文化学者朋友最初成名靠的是出了抨击中国文化“劣根性”之类主题的书，正是读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文章之后深受震撼，从此开始换了个眼光看中国。
四、“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必须洗净浮华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此前一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们建立的一些支出项目虽然有其历史必要性，但已经快速膨胀到了可能损害宏观经济平衡的地步而需要调整，更积累了不少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而注定不可持续的浮华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洗净浮华，特别是转移支付（包括福利性转移支付和跨地区转移支付），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环保主张和劳工权利主张。我们的宣传不能宣传虚妄、违反客观规律的东西。
比如说社会保障。我们目前的舆论宣传比较多地将提高福利、保障水平当作正面来宣传，但实际上，古今中外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历史的实践都证实，适度的福利有助于社会，但过高的社会福利注定会从根本上摧毁一个民族自我奋斗的精神。本世纪初以来，我们的社会福利性支出迅猛增长，在当时体现了缓解社会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的客观现实要求，但时至今日，这方面支出的经济、社会效果是否已经开始走向反面了？
在农村，这种负面作用就暴露得非常突出。我是湖北人，堂兄是乡镇干部，1990年代发水灾时，党员干部带头，农民跟着一起去抗洪救灾，保卫家园；本世纪初以来，取消了农业税，对“三农”的扶持、转移支付大幅度增长，而农民抗洪救灾、保卫家园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亡了。都是党员干部在累死累活忙，普通农民在家里优哉游哉打牌；要他们出去参加抗洪救灾，第一反应就是伸出手来：“把几多钱（给多少钱）？”不能不说，这些善意的福利，制造了已经不可忽视的大面积堕落。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倘若仅仅是所谓“上流社会”腐化堕落，结果还不算致命，只要有自我奋斗的向上流动渠道，富有生气的新生力量不断从下层向上流动，取代已经腐化堕落的上层人士，这个社会就还能继续保持前进发展的生机活力。但如果是普通民众都大面积腐化堕落了，那就真没有希望了。自我奋斗，自食其力，我们要永远保持、不断增强民众的这种精神，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实，在这些方面，我们从开国领袖起就有着清醒的认识。1954年3月，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等人围绕人民权利等问题进行过探讨。3月12日，毛泽东主席复信黄炎培：“……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2]1954年3月23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到宪法要充分表达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要求时，再次说到人民的各种权利：“……支票开得好看，但不能兑现，人民要求兑现，怎么办？还是老实点吧！”[3]
在跨地区转移支付方面，现行跨地区转移支付堪称“超强力度”，我整理计算过，现在西北省区本级财政支出通常是本级财政收入的三四倍，对口援助等转移支付还未计算在内（对口援助支出计入援助方财政支出而不计入受援方财政支出）。这种超强力度转移支付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目的是改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严重落后局面，实施至今20余年，一代人时间，它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其负面作用正在日益凸显。继续维持目前的转移支付，对于受援地而言，实际上是消除了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因为长期的超强力度无偿援助必然人为抬高受援地的各项成本，使得受援地的产业丧失竞争力，而且会对人才选拔产生逆向淘汰作用。不仅如此，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的膨胀坐大，体制内两面人的坐大，很大程度上源于超强力度转移支付，我们的援助在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事与愿违。对于援助方而言，这样的超强力度转移支付负担正日益走向竭泽而渔，扼杀国家财赋重地、进而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
五、“新时代”要正视颠覆性潜在风险
任何时代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包括颠覆性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不例外。我们要常思龙飞之志，常怀忧患之心。苏轼《晁错论》有云：“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当今中国是否存在“不测之忧”？我们对问题要有前瞻性。
19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就开始热议“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化”，实质就是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和地区很少能修成正果，多数在一段时间的“起飞”之后陷入长期停滞“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我称之为“发展停滞”；十年前，我在研究中注意到，甚至还有更糟糕的，就是“起飞”之后以大规模社会动乱、乃至内战解体而告终，苏联、南斯拉夫、巴基斯坦、柬埔寨、科特迪瓦、奥匈帝国、……都发生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起飞夭折”。在中国历史上，盛世以大规模战乱而告终的现象也不止一次发生。我前面将今天的中国比作“文景之治”后的汉朝，但西晋统一全国之后的“太康之治”也是号称“天下无穷人”的盛世，当时朝野上下、民间社会很多人将晋武帝司马炎比作汉文帝；结果是晋武帝去世不过十年，八王之乱、永嘉之变，中华大地被淹没在尸山血海之中，进入五胡十六国的三百年漫漫长夜，中国几乎彻底亡国灭种。唐朝开元、天宝盛世以安史之乱而告终，还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极盛而衰的转折。当初，“文景之治”后的西汉其实也面临一系列颠覆性问题，只是因为汉武帝的整顿改革解决了这些问题，汉朝方才没有颠覆，而是实现了升级，并为中国两千年历史奠定了基础。那么，今天的中国是否也面临这种内乱解体的风险？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已经膨胀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最有可能的突破口是在民族宗教领域，而这个潜在突破口最大的潜在风险是汉族人民因逆向歧视而与党和政府离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前途命运是大汉还是西晋？答案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在这个方面，我们体制内民族宗教领域不少“主流”论调是很成问题的，其实际效果是在从根本上肢解中国。如民族领域有的数一数二“主流大牌学者”公开声称，民族区域自治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合法性，这种论调本质是颠覆数千年来中国国家基本体制，是把中国这个单一制国家说成邦联。在中国这个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中央政府授权，而这种论调宣称中央政府合法性来自地方政府授权，这是什么意思？这种言论是什么性质？出自什么动机？还有宣称《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什么超越除宪法外其它所有法律的“小宪法”，宣扬要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公安部队，……等等论调，本质都是一样的。
同时，我们现行民族宗教领域法规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的环境下实践的实际效果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全方位潜移默化培育壮大分离意识、分离体制和分离实力。如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六十日内给予答复。”这实际上已经破坏了整个国家的行政统一。最致命的潜在隐患条款莫过于《宪法》第一百二十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四条都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可以组织本地方公安部队，这样的条款，其致命程度无需赘言，大家都能理解。这两年我国军改，彻底改造了军事体系，这项条款没有相应废除，是一大隐患。同时，湖北任命退役的军队政治部主任担任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更是后患无穷。
在这方面，我们目前宣传、文化、旅游领域许多做法，虽然往往打着“民族团结”之类旗号，但其实际效果是在潜移默化培养虚妄的分离意识，颠覆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价值观。如对“彝海结盟”不切实际的过度宣传，且不提小叶丹在红军大部队过后对红军游击队的所作所为，也不提小叶丹所在家支在五六十年代凉山大规模叛乱中扮演的角色，这种超出正常力度的宣传也在制造一系列致命的问题，有的势力可能已经在利用这些东西大做文章了：
“彝海结盟”，“结盟”是什么？两支对等的力量之间才能“结盟”，我们的宣传部门大力宣传“彝海结盟”，其效果必然是潜移默化引申制造这样的观念：
其一，彝族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
其二，不是中国共产党把彝族从野蛮落后的奴隶社会解放出来，而是彝族救了共产党的命，而且是彝族奴隶主救了共产党的命。
这样的观念最终会造成什么后果？即使老一代和我们这一代人活着时暂时爆发不了大问题，等到从小就被这样灌输这种潜移默化观念的一代成为社会主力之后呢？这样的观念，真的没有人有意无意地这样引申解读、灌输？卖力宣传这个的同志们大多数是出自“民族团结”的好心，但对我们生死攸关的是正视冷峻的客观规律和现实，希望有关部门、有关地方的同志们深思。
在新疆、特别是南疆一些文旅项目，在长春伪皇宫等东北一些“文化旅游项目”中，在“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这种纯属信口开河的宣传中，在全国各地搞的那些所谓“民族特色小镇”项目中，……都存在类似的政治隐患，需要我们冷峻审视。
而且，我们近三四十年来的涉疆文化影视作品，一直是在变相灌输“新疆是维族的”这种东突观念，以及其它宗教极端主义理念，新疆的许多同志们对此抨击非常激烈，我们的文艺界能否倾听一二？涉及其它地方的文化影视作品有无这类问题？
就总体而言，现行民族宗教政策的基本特征是对少数民族的优惠特权待遇，这种做法与平等原则和我党基本宗旨“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矛盾的。如果一国的制度规定把建立这个国家、占这个国家90%多人口、是这个国家主要建设者和保卫者、掌握着这个国家最先进文化科技的民族放在二等公民地位，那对于这个政权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希望大家冷静想一想。
在经济上，根据我的整理计算，这方面现行做法对我们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也已经不可忽视，上述做法经济可持续性正在逼近转折点。
归根结底，民族宗教工作只是党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领域，如同农业、民政、旅游等等一样，不是插手一切、统领一切，民族宗教部门不能到处插手把自己当成凌驾于政府体系之上的“太上政府”；更不能把自己当作不可批评的神圣，对任何实事求是的逆耳之言都要挥舞“破坏民族团结”大棒围攻打击，甚至公然无视、践踏党和政府的政治规矩，甚至动辄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批评者。我们的宣传部门不能把毁灭本国凝聚力根基的东西当作正面的“软实力”来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族宗教工作不能例外。
六、结束语
最后，我们正在经历的、我们正在为之努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奋斗的伟大事业，需要我们始终正视现实不断因应现实提出的新挑战，也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不懈奋斗，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初稿2018.11.20，修订2018.11.29，三稿2018.12.31，仅代表个人意见）
注释：
[1]根据《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8》表4.1数据，2017年中国名义GDP为122500亿美元，俄罗斯名义GDP为15778亿美元，中国为俄罗斯的7.8倍。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第2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第227—2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