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理而言，书评特别是学术书评的重要性，恐怕是很少有人能公开反对或异议的。但积多年观察所得之经验及切身体会，在我国世界史研究界，真正不仅从口头上而且也实际上重视书评者，即或不是寥若晨星，起码也不像人们想像得那么多。近十年来，我一直对书评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但总有一种孤掌难鸣、不被理解、难以释怀的孤独感。当然，人各有志，于生活如此，学问大约也不例外。?
近自《世界历史》副主编沈永兴先生处欣悉，包括《世界历史》在内的六家史学刊物将就积极推动书评发展而联合行动，我总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由此，不仅有“吾道不寡”之慨，而且深感这是关系到目前及将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根本环节。?
一
常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故此，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应为书评“正名”；否则，一说起书评即难免有抬不起头来的窝囊感。暂且撇开古人不论，在现代，对严肃的书评的倡导至少自萧乾始；这位三十年代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文坛泰斗当初的毕业论文即是《书评研究》，此后他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不遗余力地提倡过书评”，“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过”。①然而，世事沧桑,流年似水,半个世纪之后，萧乾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３日仍感慨其“未完成的梦”：“请听听一个奔八十的糟老头子说几句世故话吧。老早我就懂得了在中国想干点什么，说点什么，都得先问问国情。”具体地说：?
旨在为读者当读书咨询者的书评之所以树立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写书的人大都只允许你褒，容不得你贬，即使你贬得蛮有道理。一本书出来，如果谁也不吭一声，写书的人倒并不在乎。说上点子好话，自然就不胜感激；倘若你历数一本书的七分好，同时也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烦就来了。正面申辩，甚至抗议，本无不可。然而不。他会在另外场合挑眼找茬，为几个字竟然能结下多年深仇，在你料想不到的时刻和场合，大做起文章。倘若能发明出一种足以洞察积怨的显微镜，并用它来照照历次运动中的发言，大批判栏上的声讨，那必然会触目惊心。②
要不是萧乾先生本人的这些夫子自道，有谁会想到这些“世故话”居然出自当年鼓吹“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的那位风流倜傥的萧氏之口。历史的无情无义就是如此！?
可是，我们绝非不需要书评。在经历了一言难尽的自我折腾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书评不是无足轻重或者可有可无的；学术的真正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书评的保驾护航。改革开放之后，最早清醒地意识到书评复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首先是出版编辑界的有识之士。赵家壁还在１９７９年即呼吁：“我们要书评！”１９８４年，这位著有《编辑忆旧》等名作的出版编辑界老前辈又提出“要加强书评”③。连德高望众、日理万机的胡乔木也对书评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这位老资格的革命理论家说：“现在我们的书评多半是捧场，没有权威，英美等国有的书评非常有权威，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的书评很有权威。我们不行，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④自称“往往用虔诚的心情拜读书评”的伍杰先生在为《书评文丛》写的序——《书香盈野》中一言以蔽之曰:“读书评,是读书的桥梁,或者说是读书的捷径”；这位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现兼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和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的著名书评家，一再提倡加强图书评论工作、努力提高书评质量，他的现身说法是：“不读书评，忽视书评，轻视书评，既显得固执又显得愚蠢。” ?
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界果然言行并举：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济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图书评论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甚至专门下文件规定：“要提倡和鼓励写书评。书评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书评写作应该受到尊重。好的书评文章，报酬应当从优。出版部门和有关报刊对优秀的书评应给予奖励。有研究、有见解、有影响的书评应视为科研、学术论著。”⑤于是，终于有了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有了专门的书评刊物——先是《读书》（北京）、《书林》（上海）、《博览群书》（北京），继而有《中国图书评论》（沈阳），进入九十年代后又有《中国书评》（香港）、《书品》（北京）、《书城》（上海）、《书与人》（南京）、《书屋》（长沙），有如雨后春笋，一派蓬勃生机；除专门刊物外，还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报纸——如《文汇读书周报》（上海）、《新闻出版报》（北京）、《中华读书报》（北京）、《读者导报》（上海）等等⑥。专门的书评著作、书评集，也开始跻身书林，稳稳地占有一席之地。?
这些情况当然令人振奋；历经千呼万唤，书评终于在华夏大地脱颖而出；尽管姗姗来迟，晚则晚矣，但生逢其时，又算不幸中之万幸了。?不过，以上胜景主要是就出版编辑界而言的；在板着面孔、传统相沿的学术界，我们在书评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成就即大大地相形逊色了。?至少十几年来，书评在学术界的定位始终是模模糊糊或者说是飘乎不定的；以我国的历史学界——自然包括世界史研究界为例，学者专家们一般不把书评视作正经学业，所以，绝大多数人不写或不愿写或不屑写书评，一般人也不大爱读或者干脆不读书评；除了出版社或原书作者评奖（这些年形形色色的奖项倒是既多且滥），书评似乎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此其一。说来不解的是，并非个别的专家教授还往往情不自禁地对书评作者说三道四，似乎写书评就不是“做学问”或者是“不务正业”或者是“旁门别道”甚至有几分“见不得人”的色彩。此其二。说得再俗一点，评职称（像副教授、教授之类），书评——哪怕是像模像样的学术书评——往往不算“学术成果”，难登学术“大雅之堂”，灰溜溜的。此其三。中国的学术刊物包括有关的史学园地，大都是变相的论文集式办刊思路一统天下，直接杜塞了严肃的学术书评问世的机会。此其四。所以，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史学界又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界，书评很难有存身立命之地位，至多是处在重重困境的夹缝中苟延残喘。
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尖锐矛盾：我们的学术（包括历史学）需要书评，但书评恰恰没有学术位置。没有真正的学术书评，我们就不大可能真正矗立起学术的丰碑。书评如果仅仅徘徊于出版界，那无异是自愿地放逐学术本身。所以，没有理由不给书评以合情合理的定位。?
二?
在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举世无匹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本身却是先天不足、底子薄弱的新学科。如今，市场潮的冲击铺天盖地，又使脆弱的史学大厦摇摇欲坠——俨如“裂开了的房子”。什么创收搞活，急功近利，胡编乱造，低水平重复，甚至公然抄袭剽窃，等等，只要稍微留心，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要讨论世界史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就须首先正视至少是不回避这些学术发展的天敌和拦路虎；除大环境的亟待改善外，尚须清理、理顺、改善学术发展的内部环境。在这里，严肃的学术书评理当自告奋勇，“像个中古的骑士，他毛遂自荐地要保文化的镖。”⑦笼而统之，于世界史学科建设而言，书评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建功立业：?
第一，通过客观评介已有的世界史著作，力争全面把握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来龙去脉；通过严肃的书评，顾后瞻前，更上一层楼；第二，通过书评，及时展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最新进展，加速学术信息的交流与传递，齐心协力，发挥群体优势，资源共享、互补，切实推动该学科的整体发展；?
第三，通过书评，论是抑非，旗帜鲜明地拒斥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等丑恶现象。还学术以尊严和信心。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保留一片学术的净土。?
第四，通过书评，努力反映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史前沿性研究领域和成果，避免学术上的关门主义，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
由此四端，可以认为：严肃的学术书评应是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机关之所在。如此，也就愈发明了书评者的责任之不可或缺。?
可是，面对现实，我们还是不能轻易乐观。比如，真正认真写书评的人其实有限，相当多的所谓“书评”或者无关疼痒，或者肉麻兮兮，或者贫嘴甚至骂骂咧咧，真正值得读、而且也确实耐读的书评寥寥无几。再如，写书评容易得罪人；要想无所顾忌、掏心里话，十之八九得冒开罪他人的风险。谁若闲来无事、想在学术圈里做个“恶人”或者“歹人”，搞书评很可能是最有把握的了。又如，书评写了，能否顺利问世，尚须“过关斩将”（人情关、编辑关等等），特别是那些有棱有角的批评式书评，要想顺利发表，就更是难乎其难了。六十年前沈从文先生在《我对于书评的感想》中即批评过的“欢迎莫名其妙的捧场，难忍受斤两相称的忠告”⑧，至今依然笼罩在书评者的脑际，叫人头疼甚至恼羞成怒。尽管包括像伍杰这样有影响的出版界的学者型领导人再三重申：“不能因为是大人物、名人、亲人、熟人，就不讲科学，一味无原则地颂扬、吹捧，有问题也不敢谈，不愿谈，谈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评论中，对学术性的问题，要贯彻双百方针，允许讲不同意见，不要以权压人，以势欺人。”?⑨但事实上，至少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界，“老虎屁股”的确是“摸不得”，那些“大人物”、“名人”照样“压人”、照样“欺人”。像血气方刚的台湾女评论家龙应台那样“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书评家风范,在我们这里还往往是“奢侈的欲望”。《大公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的问难——“现在中国还没有几个够格的书评家。”（10）虽六十载已飘然而逝，但我们还只能是汗颜；在学术界，有谁敢以书评家的身份自诩或亮相？我们的学术界（包括世界史研究界）的确缺乏公认的资深书评家；无独有偶，我们至今也还没有真正权威的书评刊物；可是，“西方有些权威的书评刊物，如美国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书评周刊》等，书籍一经获其好评，就将不胫而走，洛阳纸贵。书籍一经其贬，则必声价顿挫，江河日下。”（11）看看别人，想想自己，除了汗颜，难道还不应警醒、奋起吗？?
三?
《世界历史》是我国创办最早、也是迄今唯一的世界史研究的专业刊物；截止刚刚出版的１９９６年第３期，它已坚持不间断地连续出版了１８个年头、１１８期、约１５００万字，虽步履维艰，但终归不绝如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差不多自创刊伊始，《世界历史》即辟有“书评”专栏，一般每期２篇左右，约占总数的1/15到1/12的篇幅，尽管少得可怜，但能持之以恒，也算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
我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重新翻检了１９９０年以来《世界历史》所发表的书评文章，滋味良多。不是说书评发得不多，但确实觉得好书评实在太少；不是说评介的书不多，但确实有不少的好书弃而未评；不是说名家写的书评太少，但隐约感到出自有的名家手笔的书评似乎名实脱离……。?
在我国当今社会经济急剧转型之际，历史学如何生存？本即薄弱的世界史研究如何开展和发展？我以为,《世界历史》完全可以而且能够有所作为,比如，应当在学术书评的扶植上充当坚实有力的后盾，应当在世界史研究的困境与突围中勇作开路先锋，应当在凸显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整体形象方面独树一帜，等等。
不过,“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且,我以局外之人，很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所以，以上云云，或许是过于难为《世界历史》了。??
注释：?
①见萧乾：《未完成的梦（代序）》，李辉编：《书评面面观》，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页。
②萧乾：《未完成的梦（代序）》，李辉编：前引书，第２－３页。?
③赵家壁：《回顾与展望》，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４页。?
④见《出版工作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记胡乔木同志看望出版战线的同志》，《中国图书评论》，第１辑（１９８６年），第８页。?
⑤引自《中国图书评论》，第１辑（１９８６年），第５０页。?
⑥应补充说明的是，其中《书林》、《中国书评》（香港）现均已停刊。?
⑦萧乾：《书评研究》，李辉编：前引书，第２０页。?
⑧李辉编：前引书，１１９页。?
⑨伍杰：《作嫁琐议》，青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６页。?
（10）戈矛：《我们得到了些什么》，李辉编：前引书，第１５９页。?
（11）徐柏容：《书评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