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稿，是我自2007年3月以来断断续续写作的《我观法大》系列之第十篇[1]。

众所周知，中国政法大学虽然理论上讲有三个小区（分别位于昌平、海淀、石景山），但就办学资源特别是校园面积、硬件设施（教师办公室、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体育设施等），在教育部直属的211高校中，很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是倒数的。

法大的这三个校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小，而且是真小，被美其名曰“袖珍校园”或者戏称为“幼稚园”。“小的是美的”，据说是美学的原理之一，但这三个袖珍校区（主要是昌平校区和海淀学院路校区），单是学生，就塞着两万名左右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用“满满当当”来形容法大校园中的人/地生态，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校园小，是历史形成的遗产，估计短期内改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问题在于，如何在目前办学条件（特别是校园面积小）的现实情况下，把有限的办学资源效益最大化？

这里暂且以三个问题为例。

第一，校园建设规划问题。

无论是昌平校区还是海淀学院路校区（石景山校区据说是租的北京市高院的地方，姑且不论），校园建设规划似乎都不好说是尽善尽美。

比如，这两个校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把楼盘（教学楼、科研楼）建在校园的中心地带，而靠近马路的周边、把角地带等黄金地段，都空着。这就留下了至少三个后遗症：（1）校园中心几乎没有绿地带。昌平校区（本科生为主）有一个小的可怜的绿化带，但学院路校区（研究生为主）几乎没有绿化带。（2）挤压了学生的文体活动空间。昌平校区有两个体育场，但有近万名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院路校区，竟然连一个露天的体育场也没有。（3）最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校区周边（学院路校区）、把角（昌平校区），没有也不可能体现其特有的商业价值（尤其是寸土寸金的学院路校区，这与离法大不远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规划对比，尤其如此）。

再如，这两个校区（尤其是昌平校区），哪怕是新盖的楼，如昌平校区的学生活动中心（其实主要是学校重要会议的中心）仅三层，逸夫楼仅五层，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仅六层。看看昌平（包括法大对门的中国石油大学、不远处的北京化工大学）周边的高楼大厦，就会为有限的土地资源未被有效开发和充分利用而不解：既然土地有限，为何不在空间上做文章呢？

如果说校园规划和建设是个“虚”的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讲两个具体的“实”的问题：

第二，车库问题。

在昌平校区，新建的逸夫楼本来已经建有地下车库，这也是该校区惟一的地下车库。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地下停车场一直只是一个摆设：逸夫楼已经启用快两年了，但该楼的地下车库，迄今迟迟未能启用，让人大惑不解。

昌平校区本来就是巴掌大的地方（据说总共四百亩左右，还被分割为教学区和教师公寓区），由于大多数老师居住在城里，故除了部分老师是乘坐学校的班车外，主要是自驾车来昌平校区上课或上班，由此而造成昌平校区的一大景观：除了南大门两侧两个疑似的小“停车场”外，包括本来是行人路的路边两侧，尤其是从周一到周五，到处都是机动车。

在这么狭小的校园，单是常驻学生即上万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这就事实上埋下了巨大的、甚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

如果没有地下停车场，也就罢了；既然有了，为何迟迟不能启用呢？何况，机动车进入地下停车场，既降低了交通事故的概率、保障了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又能腾出有限的路面空间、使校园空间“放大”化，也有助于停在路边的机动避免车常常发生的刮蹭事故。如此一举而数得，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大门管理问题。

以昌平校区（教学区）为例，按照设计，本来可以通行机动车的有三个门：南门、北门、东门。在半年多以前，至少南门、北门是可以进出机动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三个月来，北大门的铁门上挂着一块“本大门已坏……”的牌子，结果，所有的车辆只能从南门这一个门进出。

有这一个门，当然聊胜于无，但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

（1）南门一出，即昌平最拥堵的路段——府学路（在早晨、中午、晚上的高峰期，往往是从这个红绿灯堵到下一个红绿灯），故无论是进还是出南门，均极不方便（我本人曾有过被堵七八分钟而不能从南门进入府学路的遭遇）。

（2）仅开这一个大门，就意味着机动车、自行车、行人混行的问题（常常见行人、自行车从走机动车的口穿越），这也就意味着安全隐患问题。

（3）如果北门确实坏了，那么，为什么一坏就几个月而没人修复呢？

（4）如果说是为了收费（来昌平校区的主要是本校教职员工，都办了年度卡；来昌平校区的外地车辆，其实数量有限，收费也不高。记得徐显明教授担任法大校长期间，所有进出法大校园的车辆，一律是不收费的），难道就只能开一个门吗？看看隔壁的中国石油大学（至少有两个门可以进出机动车，还有至少一个门可以供行人出入）或者北京化工大学这两个以工科为特色的大学的校门管理，那么，以法科为大、以文科为主的中国政法大学，难道就不能见贤思齐、在校门管理问题上有所改善吗？

一言蔽之，如果说办学资源可以简化为“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这两大块的话，那么，在可见的将来，法大的“硬件建设"几乎没有很大改观的希望；既然如此，为何就不能在“软件建设”方面费费心思、做做工作呢？

关键是：“软件建设”，事实上并不需要加大投入，即几乎不增加改革成本，关键是要转变观念、谋人事。最重要的是，这需要从校长到主管副校长和职能部门（应有尽有），切实把关涉师生权益的问题当作问题，少说大而无当的套话，多办实实在在的好事。

注释

[1]此前的《我观法大》系列的九篇拙稿，分别是《一件小事——我观法大（之一）》，学术批评网2007年3月16日；《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二）》，学术批评网2007年5月1日；《学术讲座的热与冷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三）》，学术批评网2007年6月13日；《“用脚投票”—— 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四）》，学术批评网2008年1月10日；《“社区自治研究”为何不能成为“通识教育”选修课？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五）》，学术批评网2008年6月18日；《为什么不建一个湖光塔影的新法大校园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六）》，学术批评网2008年8月15日；《如何维护中国政法大学的学术声誉？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七）》，学术批评网2008年10月23日；《关于创办“中国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的初步建议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八）》，学术批评网2008年12月21日（该文写于2007年7月12日）；杨玉圣：《何谓“大使馆副馆长”？——我观法大（之九）》，学术批评网2013年1月15日。其中第一至第八篇，曾合辑为《以小观大 大学为大——我观法大（系列）》，收入拙著《学术共同体》（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244页）。

2013年5月31日 10:35

于逸夫楼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