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世界史纲要》一书，反映了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力图跳出西方话语和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视角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努力。本版日前邀请该书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请他就该书出版的相关背景、主线脉络和价值意义等做一介绍。

记者：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路径。您在《新世界史纲要》的前言中也谈道，“项目的宗旨是探讨我国自己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为书写中国风格的世界史教科书搭建框架”，请您介绍一下该书出版的相关背景。

钱乘旦：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专项课题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的多位专家学者合作完成，书稿经过七次修改，研究过程之不易可想而知。“纲要”提供了世界史书写的一种思路，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丰富的世界史知识体系，向国人传播正确的世界史观。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起步很晚。古代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只有“天下”的概念，没有“世界”的概念，虽有对异域的少量记载，但缺少成熟的世界史。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与西方接触以后，世界史学科开始发端，20世纪中叶正式形成。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它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其知识来源是西方国家或苏联。这种情况既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也不能满足学术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经历了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总体来说，它深受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有意无意地落在“西方中心论”的陷阱中。“西方中心论”最大的特点，是把西方文明说成唯一正确的文明，把西方历史等同于世界史，这使得许多人头脑里的“世界史”只是几个大国的历史，而且经常是被歪曲的历史。所以，构建符合历史真实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世界史学界的共同使命，这就是我们撰写《新世界史纲要》的基本背景。

记者：真实的历史是在非常复杂的结构中运动的。但是，在以往的史学编纂中，苏联教科书仅强调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纵向发展，很少讲各地区从分散到整体的横向发展；西方历史学既不承认纵向演进，又不承认横向发展。本书旨在探索中国世界史知识体系的构建，请问贯穿全书的基本主线是什么呢？

钱乘旦：本书是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世界史知识体系建设的探索。从这一理论出发，可以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方面是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从低级向高级演进；另一方面是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多，打破彼此之间的壁垒，人类历史从分散逐渐走向整体。因此，历史发展有两条线，一条是纵线，一条是横线。相较而言，大家更熟悉纵向发展，即社会从低级向高级演进，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也会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例如，奴隶制在古希腊罗马表现为私人拥有，在埃及和其他地方则表现为国家占有；有些地方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有些地方则一步进入封建社会，等等。

同时，人类历史也经历着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文明诞生之初星星点点地分布，是一个个以聚落为中心形成的小型政治体。以后通过和平交往或暴力征服，小政治体演变成地域国家，一些还结合成更大的帝国。中古时期，农业文明持续扩张，其传播超越帝国边界，从而形成以思想意识形态为标志的文明圈；各文明圈内部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人类文明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性。

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方形成，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西方国家进行暴力扩张，开创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文明圈的界限被打破了，地方性的历史变成了世界性的历史，从而完成了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20世纪，殖民帝国瓦解了，工业文明继续向全世界扩散，各独立国家以不同方式争取自身现代化，而各国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展示人类历史的横线和纵线在过往几千年中是如何交织互动、又如何推进历史的全面发展，就是贯穿全书的主线。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在中国世界史前辈们探索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尝试写作真正的“世界史”，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能否举例说明进行了哪些创新性探索呢？

钱乘旦：可以讲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第一，世界的历史，不是国别史的简单叠加，而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这就要求既阐释各地区的历史进程，也要寻找把各种分散的历史连接起来的人类交互网络，将国别史和全球史结合起来。书写真正的“世界史”并不容易，必须把握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联，否则即使是事无巨细地叙述各地历史，仍旧是一盘散沙。

第二，写“世界史”必须破除西方中心论，真实体现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脉络。长期以来非西方地区、国家的历史是被忽视的，甚至被排除出“世界史”。其实，自罗马帝国衰亡到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东强西弱”是常态，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才改变这种态势。

在近代早期，即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仍长期维持多元并立的格局，东方的几个文明中心没有明显落后，直到近代晚期欧洲开始工业化之后，西方才掌握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绝对优势。需要注意的是，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广大地区，在世界体系中虽处于边缘地位，但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说，没有印度殖民地的广阔市场和原料供给，英国的工业革命就不会那么顺利。

进入20世纪，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席卷全球，非西方地区以不同方式追求现代化，西方的优势逐渐消退，文明的多样化再次复苏。我们写作此书，就是要努力恢复世界各文明、各国家、各民族平行发展的历史原貌，纠正很多人认为世界史是少数几个西方大国历史的错误观念，展现世界史是全人类共同历史的基本事实。

记者：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紧密相关。请您以此书为例，介绍如何将教材体系建设作为抓手，进而引领和推动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钱乘旦：教材是教学的基础。通过教材，学生系统了解学科知识，对其学习和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某种程度上对学科建设具有非凡意义。就世界史研究而言，我国世界史学界对美、英、日等少数国家有较多的研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相对不足，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发展，不利于我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教材建设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吸引更多的人投入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中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迅速发展，题目越做越细，也越做越深。与此同时，有一个苗头也要值得注意，就是有些人认为历史学不需要体系，不需要理论，这种倾向不利于学术发展，会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教材编写一定要杜绝这种倾向，通过教材，培养人们的整体历史观，用体系引导历史学研究。

此外，教材建设对话语体系的建设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推动作用。我们撰写的这本书意在构建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苏联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使中国的世界史知识体系独树一帜，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发出中国世界史学者自己的声音。

记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深刻体会世界历史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的规律，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具有哪些启示？

钱乘旦：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聚落、地域国家、帝国、文明圈乃至现代世界体系，世界各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扩大，越来越密切，人类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20世纪加速进行，经济全球化趋向势不可挡。在新的时期，经济全球化会有新的形式，比如说区块化，即世界范围内形成几个区块，区块内互通，区块间互联，从而结成全球网络。总之，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横向发展是不会逆转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横向发展并不意味着某一种文明消灭其他文明，文明的多样性始终存在。古代的情况自不必说，多样性十分明显；即使近代以后西方凭借资本的力量和战争的手段征服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时间似乎要一统天下，但20世纪的历史却证明，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成绩最突出的都在古老文明的核心区。非西方国家表现出整体崛起的态势，文明多样性进一步呈现。世界之大，容得下多种文明共存，也必将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各国之间既要扩大开放，也要互尊共存。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本报记者 周晓菲 本报通讯员 高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