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0年被视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使地球从地理上第一次被打通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全球史出现了。公元1500年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也不存在全球意义上的东西方国际体系。而1500年以后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历史来源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中心的。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国的朝贡体系以及位于亚欧中心地带的斯拉夫—俄罗斯体系同时存在，并行发展。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运用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方法，重塑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既不是要完全推倒西方世界历史体系另起炉灶，也不是要以“东方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
一、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关于东西方力量对比宏观历史阶段的剖析
历史科学领域的“西方中心论”，就是18世纪最先产生于欧洲、19世纪以来影响到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西方从来、天然就是先进、文明、自由的，西方是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的动力、核心、主角和主流。而东方是天然落后、野蛮、停滞和专制的，只是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配角、边缘，是西方的附庸和追随者，体现在历史时间上似乎也是永恒的。“西方中心论”又称之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具体表现为人种学意义上的“种族优越论”、价值观念意义上的“制度优越论”、话语体系意义上的“文明优越论”，后来逐渐发生演变，不再是一种学术观点和研究视角，而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西方中心论”影响到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甚至超出了学术界。
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质疑。有的学者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有的学者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人类和世界历史进行综合考察。如德国史学家奥·施本格勒(1880—1936)和英国史学家A·J·汤因比(1889—1975)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英国史学家G·巴拉克勒夫(1908—1984)表现了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的倾向。他提出：“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1913—2004)在他的《全球通史》、《全球史纲》、《全球分裂》中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排方法，更多地关注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的学者关注东方的历史贡献，代表性学者有美国学者彭慕兰，德国学者弗兰克，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斯，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法国学者布多代尔，等等。
我国史学界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视角也质疑“西方中心论”。雷海宗、周谷城、吴于廑等老一辈著名历史学者就开始关注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吴于廑先生提出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观点。一些中青年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质疑和批判，各自作出了一些尝试和努力，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不过，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文明的多样性，东西方文明的互动，经济、贸易与综合实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等视角，来破解“西方中心论”，既不成系统，也不很成熟，尽管形成了某种气势，但尚未形成大的气候，未能实现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而从东西方总体力量对比，即东西格局演变这个宏观大历史线索来评判“西方中心论”的学术成果还比较少见。
“东方”(East)和“西方”(West)这两个概念是西方的说法。“英语中的‘West’最初是个方向副词，它的实际意思是‘更向下、更远’。到了中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词来替代欧洲了，而到了16世纪后期，它开始和进步、青春、精力充沛等词一起使用，而最终当欧洲向西扩张时，它成了‘文明’的同义词。从18世纪开始，这个词不仅指欧洲，也指欧洲人在海外的殖民地，也就是更为广阔的欧洲世界”。18世纪人们开始使用一个较新的词“东方”(Orient)来形容从地中海东岸到中国沿海的全部区域。这也是西方创造出来的一个共有的身份。将亚洲分成近东(Near East)、中东(Middle East)和远东(Far East)的现行习惯做法源自19世纪。其实，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说，西方都是一个复杂、多义且无共识的概念。顾名思义，西方是相对于东方而言的，在冷战之前，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且主要指欧洲部分。冷战中，西方主要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是相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而言的。冷战后，东西方的意义中似乎又加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西方是指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经济落后的其他国家似乎被“东方化”了。西方的概念由狭义而广义，先是指美欧，继而指美欧日，进而指以美国为首、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发达国家阵营。
破解“西方中心论”，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学术主题和历史叙事。从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历史演变的视角来谈，或许是一个具有历史直观性、可操作性、很实用的方法。这个对比的“力量”，是指东西方的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治理和文明程度等，其中，经济方面包括总体经济规模、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平、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体系地位，出超入超状况、商品、货币、人员流动情况，等等。尽管本文对世界历史上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四个阶段的概括和认定或许有偏颇，有偏绝对化之嫌疑，未必能够获得一部分读者的认可，但通过研究还是能够得出以下结论：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第一阶段(公元500年—1500年)：东强西弱，东富西穷，东稳西乱，东进西滞，东学西传。
尽管西欧中世纪受到了最早的人文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过度贬损(如野蛮、黑暗、落后的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描述中国物质财富的富裕、经济的繁荣、技术的先进、文明的发达时也有所夸大，但从社会发展指数来看，中世纪时期西方与东方差距明显，西方远远落后于东方，却是一个国内外学界基本公认的历史事实。中古时期，中国先后建立过强大的隋朝、唐朝、明朝，先后出现过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乐盛世等，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得以长期维持、兴盛。中东穆斯林世界，出现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西欧此时小国林立、战争不断、经济凋敝。天主教势力强大，禁锢人们的思想，打压科学创新。从存量来看，东方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外交方面都全面领先于西欧。“在1200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领先西方一个世纪左右。”“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郑和船队的数量、规模、技术水平碾压哥伦布、达伽马船队。中世纪晚期欧洲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持续了很多年，使欧洲丧失了大量的人口，劳动力损失惨重。欧洲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第二阶段(1500年—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西升东降，同时东强西弱，东富西追。
本文之所以选择以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这一模糊的时间为下限，是考虑到这或许能够综合国内外学术界大部分的观点，希冀获得学术界同仁的最大公约数。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指出，在欧洲新航路开辟前，“欧洲国家体系只是全球经济中一个边缘性的和不稳定的组成部分。而很久以来，全球体系就是以亚洲为中心的。即使欧洲人很早就开始了第一次远航，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其经济规模、先进水平及繁荣程度仍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由于中国的相对强大，西方殖民者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之初，并没能直接挑战中国的地位，也没有挑战中国建构的朝贡体系。相反，为了从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它们采取了中国愿意见到的方式——在表面上加入这一体系之中。例如，在1521年和1523年的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中，葡萄牙人大败于明朝海军，被迫服从明朝的许多政策。1557年葡萄牙侵占澳门，其实是经由中国政府的同意之后取得的永久居住权，澳门仍处在当时明朝政府的控制之下。慑于明朝的国力和国威，西班牙也不敢轻举妄动，对中国的觊觎未能得逞。在17世纪下半叶，曾有三个荷兰使团和两个葡萄牙使团到达北京觐见中国皇帝。这几个欧洲使团不仅在觐见皇帝时叩头，将其作为外交礼节的一部分，还依照朝贡体系的原则，在外交使团的旗舰插上了贡旗，声称献给皇帝的礼品为贡品。1662年，郑成功击败荷兰，收复台湾。康熙帝两次击败沙俄，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创了中俄间150多年和平相处的历史。
印度是另一东方文明古国。17世纪初，印度并不需要与英国贸易，印度的商人或官员并不真正需要任何英国生产的商品，只不过对西方列强的产品有一定的兴趣而已。英国人向印度人学习并使用“三边贸易”的技巧。1633年，英国重要的商人拉尔夫·卡特赖特(Ralph Cartwright)来到莫卧尔帝国。孟加拉的行政长官阿伽·穆罕默德·扎曼伸出他的光脚指头让卡特赖特亲吻。“英国人并没有骄傲到拒绝在印度人面前下跪，拉尔夫·卡特赖特按照莫卧尔的风俗要求他做的去做了。”
即便“欧洲中心论”色彩很重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书中也承认：“在1500至1700年之间……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和中国各地还未曾受到欧洲新兴力量的重大影响。直到1700年以后，这些地区仍在按照各自的传统、沿着各自熟悉的途径发展着各自的历史。”《大历史》一书也明确指出：“在18世纪之前，(英国、荷兰)这些更富侵略性的殖民帝国对亚洲地区贸易网络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1500年到1800年间，美洲开采的白银有75%最终流入中国”。
《欧洲何以征服世界?》一书也不得不承认：
直到19世纪，欧洲人也未能征服非洲，也无法任意摆布中国人或日本人。葡萄牙和荷兰人必须按照中国人和日本人设定的条件开展贸易，欧洲人在东亚占领的小小领土在军事上仍然非常脆弱……西欧人在南亚和东南亚也受到了限制……他们在那里实际上只占领了极少的领土以及有防御的贸易港口。
不过，从经济技术和军事发展水平、社会进步、人员流动等综合情况来看，尤其是从冒险和开拓精神来看，这是一个西升东降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东西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大分流”。
第三阶段(19世纪初—1945年)：西强东弱，西富东穷，西扩东衰，西学东渐，以西塑东，东西彻底逆转、易位。西方取代东方成为历史主流。
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看，这一时期，中国逐渐成为第三世界；俄国成为地处边缘的“第三世界”，但俄率先走出第三世界。不过，从GDP和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等指标来看，中国的实力仍然相当强悍。“到1750年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重是英国的1600%，1800年时这一比率是670%，1830年是215%，晚至1860年时，英国才最终和中国并驾齐驱”。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9%，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总量。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震撼欧洲的有名的七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仅拥有少数飞地，而在远东，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还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规章制度。
而在这一时期，
“总的讲，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和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睁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掠夺物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对待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逝去之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粗暴、冷酷和偏狭。”
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曾抱怨说，在莱布尼茨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不过，在我们的祖先居住于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的数世纪以前，已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大的轻蔑。”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也提到了欧洲人来到中国时的情形：
这些使节和使臣尽管来自西方自豪的独立主权国家，却无一例外地恪守繁缛的中国礼仪以表示对皇帝的尊崇，包括三跪九叩首以及使用自我贬低性的语言。这些礼仪被中国人视为朝贡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获取短期利益，他们不惜放弃主权国家间新近达成的外交规范。西方人这样做不自觉地支撑起清朝眼中中华帝国的优越感。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使臣马嘎尔尼以给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出使中国，发生了礼仪之争，乾隆帝仍把中国看成天下的中心，将自身看作天下所有人的皇帝，表现出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乾隆在回复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天朝)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在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中华文明非常尊崇，因为它有儒家伦理道德，它有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它推崇学问而不是崇尚武力，它生产的手工艺品十分精巧。但到了19世纪，中国人在战场上表现得软弱可欺，又不愿接受西方的制造品和西方的基督教，于是西方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就由尊崇变成了蔑视。“最先对亚洲、非洲和美洲民族感兴趣的欧洲人是士兵、商人、帝国官员和传教士，所有这些人都有着一定的既得利益，经常带着非常明显的个人动机”，“欧洲殖民主义势力——特别是法国和英国——希望塑造出一个虚弱、千篇一律、顺从的‘东方’形象……目的是使欧洲殖民势力可以对完全不同的各个民族施加政治影响”。因此，“部分欧洲人对亚洲的描述肯定是不实的，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说明这些民族是多么的懦弱和低级”。
直到19世纪，西方才取得对东方最后的真正的优势。根据布罗代尔的研究，1800年，西欧平均国民收入213美元，中国为228美元，美国为260美元。20世纪80年代的发达国家(西欧、美国、日本、苏联)在1750年时国民生产总值共350亿美元，世界其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00亿美元。1800年，两者分别为1760亿和1690亿美元。1880年两者出现了逆转；1900年分别为2900亿和1880亿美元。西方一改过去(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对东方的肯定、称赞和仰慕，运用二元分类法“重新塑造”了东西方的形象。归结起来，“就是欧洲历史是一种进步的线性发展史，而东方却是退步与停滞的历史循环”，把西方描绘成理性、独立、具有父亲般意志的“男性”，将东方描绘成一个非理性、不独立、无助的孩童或妇女，需要无私的西方来“救赎”，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发展的“欧洲中心论”，后来又演变成“西方中心论”。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开宗明义地写道：“第一部分：作为‘先发地区’的东方：东方通过东方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公元500—1800年”，并且在第四部分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东方化的西方与西方的欧洲中心神话”，指出“在1700年后，刺激英国农业和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和科技思想都是从中国传播去的。此外，中国的思想还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西升东降在这一时期最终演变成为西强东弱。正如《大历史》中指出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和印度，1750年，这两个国家引领世界的经济生产，到1900年，它们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和最贫穷的地区。”虽然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已经暴露出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和面临的危机，但总体而言，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整体优势还是明显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西方世界的高光时刻和辉煌的顶点。
第四阶段(20世纪中期以来至今)：东升西降，东西相持，多极平衡。
《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断言：“21世纪，财富和力量不可避免地从西方转向东方，正如19世纪，财富和力量从东方转向西方那样。”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也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国际格局出现了东升西降、陆进海退的趋势，西方国家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虽然总体力量对比还是西强东弱。当前东西方力量对比似乎正处于发生剧变前的相持阶段。所谓东升西降，反映的是动态，是增量，是量变的过程。
二、关于世界历史学“东方性”建构与“三大体系”建设思考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中，西方视角，西方范式，西方体系，乃至西方中心，传统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其实此种史观经不起认真推敲，很不全面，也很不符合历史实际，因而是很不科学的。故学术界质疑之声一直不断。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急需“东方性”建构。而“东方性”建构与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紧密相关。这一点，为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忽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的说来，还不够充分，不够系统，亟待加强。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如下：
(一)要重视、正视破解“西方中心论”的困难和问题
多年来，“西方中心论”根深蒂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思想和学术环境方面。要破解“西方中心论”，需要长时段、大理论、全面且宏大的历史叙事，需要长期积累和潜心准备，从学理上、理论上剖析“西方中心论”不能解释和无法解决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原因。而长期由“西方中心论”熏陶和培养起来的学者，其知识储备、知识结构，语言、理论功底、思维方式趋于固化，难以统合世界历史的多样性与整体性，难以把握世界历史与中国书写之间的平衡性，不具有彻底的自觉与超前的理论储备。由于习惯成自然，其价值观和历史观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扭转，导致一些学者在历史学科的科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反复纠结。还有一些有关学术研究的具体技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比如，东西方概念之分，文明概念之辨，如何界定?如何衡量?东西方之间，文明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是可比的，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还是经济?是存量还是增量重要?文明如何决定国家的命运?以前有没有学者从事过相关研究?有否先例可循?西方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如何分析“西方”概念的历史形成和内涵变化?会不会出现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批判“西方中心论”是否就是政治站队?如何分清有政治的学术问题与有学术的政治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科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这些担忧和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重视、正视，但这既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选择无能为力，更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选择无所作为。新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理论勇气，进行学术上的“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坚决与过去熟悉的一些东西“断舍离”，重新开始学习和适应一些过去不熟悉的新的东西，发扬献身精神，就短避长，做出某些牺牲，荜路蓝缕，持之以恒，就终究会开创出一片新的学术和理论天地。
(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做好世界历史学科建设基础性工作
这些基础性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构建学术“三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定标学术“三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新)，聚焦文明“三交”(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三间”(时间、空间、人间)、现实“四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六个“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东方与西方相结合，中国与世界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科学性与政治性相结合)，从而实现构建“三大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目标。其中，学术体系是核心，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在学科方面的系统体现，而话语体系又是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对外宣传和推广。要破解、批判“西方中心论”，不在于能不能使用西方的学术概念，比如民主、自由、人权，而在于使用这些概念能不能有新的历史阐释，得出新的历史观点和历史结论；也不必一定要机械地划分“西方”和“非西方”两个部分，是否“自我东方化”或“自我汉学化”，而在于能够阐明在西方之外也有高度的发展中心，并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从而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多中心、多元化，进而体现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三)要持续地推进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工作，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西方中心”或“欧美中心”只是阶段性的历史现象，不是普遍性的，更不是不变的。即使在世界近现代史的初期，东西文明多中心、多体系也是并驾齐驱的。如果东西方逆转以1750年为界，西方占优大体不到300年。如果以1800年为界，则西方占优连250年也不到。对于世界历史学科体系中被“欧美中心论”歪曲和颠倒的东方部分，要再颠倒、扶正；对于“西方中心论”的忽视、贬低的东方部分，要重新正本、正位；对于“欧洲中心论”的偏见、片面和想象的东方部分，要全面、客观地溯源和清源，解构旧的范式，重构新的体系。
从研究内容视之，存在着两种“西方中心论”及其不同影响。“西方中心论”与西方的中心作用、西方的优势并非一回事。“西方中心论”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后来演变成价值体系与政治正确，如种族中心主义。欧洲或西方中心模式的“西方中心论”必然导致以偏概全，从而导致世界历史观的狭隘、片面、单调化。而西方中心作用或优势，则是一种客观历史事实(有学者称之为“西方中心性”，即Europe-centeredness)。我们要否定、破解、批判的是作为普遍模式、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体系的“西方中心论”，而不是作为学术流派的欧洲视角、欧洲观点，也不是不承认欧洲和西方在特定时期的优势地位和中心作用。解构“西方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不要、不必、不可研究西方国家、西方文明和西方问题。同时，要吸收并整合近现代以来中外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思想，如全球史观、后现代主义、多中心主义、年鉴学派、文化多元主义、欧亚主义、后殖民批判理论，等等。
近代之初的二三百年，国际体系历史多源、多中心、多元并存，相互竞合，并驾齐驱。“西方中心”是阶段性的历史现象，但不是永恒的历史现象。从后推前，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大”，是学术上的“成王败寇”、“趋炎附势”和“事大主义”。因此，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还包括但不限于：西方是否“重塑”了东方?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互化、互含(即“三互”)；西方文明的东方根源，西方的东方化，东方的西方化；剖析“西方中心论”视野的片面性、狭窄化和均质化，及其导致的历史停滞论、历史终结论和历史宿命论，等等。研究工作应当多点突击，循序渐进，积沙成塔，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除了以历史事实对“西方中心论”进行釜底抽薪外，还能从哪些方面对“西方中心论”展开批判呢?笔者认为至少还有以下几个视角：(1)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以人为本，以全体人类为中心；(2)文明“三交”视域(交往、交流、交融)，文明形态的多样互鉴，文明演进的多线多变，发展道路的多元平行；(3)人道主义和道德评判视角，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尊重，人类伦理道德的公平与正义，种族主义的不人道、非人性，批判西方殖民主义贩卖非洲黑奴、屠杀印第安人、掠夺剥削压迫亚非拉人民，把自己的发展和幸福建立在别人的落后和痛苦之上；(4)批判所谓的制度决定论，认为社会制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近代早期，或许西方在制度、思想、文化层面渐高于东方，而东方仍然保持了物质、经济和道德层面的优势。不过，任何制度的先进性，都必须最终表现出更先进的物质财富。当它还不能在经济方面超过别的制度时，难以得出它比别的制度、文明更强大的结论；(5)承认近现代西方的力量优势，但这是暂时的，变化的，并不认可西方是所谓“中心”，更不认可它是永恒不变的“中心”；(6)国际格局的多极并存，国家交往的互动多边，世界历史发展的非宿命论、非终结论、“多中心论”和非“唯一论”，历史的合理性并非永恒的真理性，等等，不一而足。
(四)重点挖掘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建构中的中国元素和中国内涵
无论是作为一种悠久文明，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国与世界联系紧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重要而特殊。世界历史学“三大体系”建构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元素和中国内涵。什么是中国元素和中国内涵?那就是在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建构过程中中国因素、中国角色、中国地位、中国理解和中国认知的作用及其影响，表现为“三大体系”建构的中国特色。中国元素和中国内涵，中国因素和中国特色，对于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建构和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清时期持续发展，中学在西传，西学在东渐”。“18世纪的欧洲一度形成‘中国热’(Chinoiserie)”。即便到了19世纪80年代，西方列强在与东亚国家打交道时，也不敢忽视缔约国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邻近和接壤国家的关系，否则缔结的双边条约根本无效。欧洲列强不得不考虑区域的“朝贡圈”(Tributary sphere)，以及东亚地区的宗主秩序。欧洲列强企图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会默认他们与中国的从属关系。这样，朝贡体系与国际条约体系并行存在。1884年5月，清朝外交官员郑观应指责暹罗停止向中国朝贡是一种犯罪，这种行为即使在国际法之下也不会得到认同。按照著名史学家贡德·弗兰克的观点，“西方对中国的主要影响，似乎是在心理层面，而非其钱袋子。中国对之所采取的反应，也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的方式直接应对相关问题”。
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科技成就对近现代西方和世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朝贡体系作为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国际体系，以其“以和为贵”、以“礼”优先、“以德治国”的理念对东方社会的和平相处影响巨大；《尼布楚条约》体系超出了国别的意义；从郑和下西洋到康乾盛世，直至18世纪中后期中国依然富裕强大。弗兰克经长期研究后得出结论：“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美洲白银的四分之三和日本白银的大部分流入中国。与其称往来于美洲和菲律宾的大帆船航线为“海上丝绸之路”，不如称之为“海上白银之路”更为妥当。中国成为“白银帝国”。而白银是当时的“世界货币”。可见中国在当时世界贸易、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明一代，中国先后击败和击退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荷兰的侵略，并控制着澳门的主权，朝贡体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明代也没有签订任何一个屈辱的国际条约。
1689年，中俄之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欧洲国家签订正式条约，“中国”称谓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国际条约中。这也是历史上中国朝贡体系与西方条约体系的第一次碰撞和融合，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俄国“承认了中国的政治特权”，沙俄成为中国的“敌体”之国，即朝贡国。条约规定俄国贸易团的头领必须尊重清朝皇帝，遵守清朝祖制，跪拜清朝皇帝。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的尊重。同时，双方正式签订边界、国界条约，通过国际会议谈判、正式签订国际条约的形式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边界、国界问题，这是西方条约体系的体现，中国不以“朝贡”属国性质对待俄国，俄实为平等的“互市国”。《尼布楚条约》体系与西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条约》体系出现的时间(1648年)几乎相同，达成了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的结合与平衡，开创了中俄之间长时期的和平局面，对远东地区国际体系的发展影响很大。《尼布楚条约》及后来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成为与中国有着正式商贸关系的第一个欧洲国家，中俄北京贸易和边贸互市先后得到了大发展，进入兴盛时期，可以说是当时亚欧大陆大国关系的典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布楚条约体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俄双边关系，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在复杂、艰险的窘境下，不甘于沉沦和失败，中国也曾经出现过近30年的“同光中兴”。国内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以夷制夷”，“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西方资金、技术和人才得以引进，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和新式学校得以创办，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国外。清朝还毅然出兵，收复新疆，于1884年建省；并击败法军侵略，1885年台湾建省，努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中国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和仁人志士都曾奋起救国。大浪淘沙，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筚路蓝缕，苦难辉煌，不仅实现了中国的解放和独立，而且实现了中国和平地、迅猛地崛起，成为全球GDP第二的世界大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极大地冲击了“西方中心论”，颠覆了西方的传统认知。中国和谐世界、和平崛起、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与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铸牢，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生水起，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对于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开创意义，是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难道不值得世人深入挖掘和认真研究吗?
(五)深入探究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建构中的东方因素
何谓“东方性”?世界历史学科建设的“东方性”，是相对于世界历史学科体系中的“西方性”而言的，其主要观点是反对“西方中心论”、“欧美中心论”，主张在世界历史学科体系中应当全面、客观，东西平衡，两者兼顾。
要建设世界历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必须破除掉“西方中心论”。构建“东方性”，既是破解“西方中心论”的重要路径，也是“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破解“西方中心论”和建构“东方性”，是建构“三大体系”这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相反相成。
东方文明和东方因素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是中国和印度，还包括奥斯曼土耳其、伊朗、韩国等。日本是具有西方特点的东方国家，而俄罗斯是具有东方特点的欧洲国家，是典型的半东方国家。
斯坦利·沃尔波特认为，“伟大的莫卧尔帝国(1605—1707)”，肯定是印度有史以来最强盛的，而且还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莫卧尔帝国的衰落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不要忘记，168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仍有实力围攻维也纳。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19世纪以前亚洲仍然处于西方全球性市场之外，而亚洲未被纳入西方体系或成为西方全球体系的外缘地区，地理位置遥远是原因之一。中国、日本与西方列强相隔万里，西方鞭长莫及；东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够自给自足，对西方商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商品不感兴趣；中国明清王朝和印度莫卧尔帝国军事力量强大，西方商人想在美洲那样以武力开路，或者在非洲和中东那样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人，都是不可能的。相反，西方人只能是局限于沿海一带建立少数商站，作为从事贸易活动的据点。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认为的：“在19世纪早期之前的大多时间里，根本谈不上欧美霸权的存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从来都不是独立前行的。近来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很多记在欧洲头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实则是一系列互动现象和复杂的流动现象带来的结果，这些现象在欧美国家聚合起来，但并不必然起源于欧美”。
15—18世纪，不仅世界经济和贸易支付的中心在东方(中国、印度等)，而且从人员流动来看，西方的使节、商人、传教士、殖民者、旅行家等争向去东方发展、奔走和谋生。“不过，旅行几乎是单向的……很少有亚洲人来到欧洲。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直到18世纪，从土耳其直到中国的东方人对西方的兴趣不大”。这至少说明当时东方的商品比西方有吸引力，东方比西方富有。去东方有利可图，去西方少利可图。
正如俄国哲学家赫尔岑所认为的：“进步并不是西方或欧洲专有的特权，而停滞也不是东方或亚洲特有的烙印：无论是进步还是停滞，都只是一个民族所处的那个年龄段的特征，不管这个民族在何处生活，在何处发展了它的国家制度，也不管它属于哪个族群。”
(六)关于建构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的新思路
“三大体系”即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三者紧密相联，相互支撑。学术体系是核心，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在学科方面的具体体现，而话语体系又是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对外宣传、推广和扩大影响。要特别注意加强、加深“三大体系”建构和建设的中国元素、中国内涵和中国特色，坚决反对、杜绝、避免和剔除西方的“思想殖民”或“精神殖民”。
1.关于构建世界历史学术体系的思路
时间维度要整体：分宏观(长时段)、中观(中时段)、微观(短时段)。不能究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内容维度要整体：真实+全面+严谨+深刻+创新，在原来偏重西方内容的基础上，要增加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元素、中国内涵、中国特色，不能以偏概全。“真实的历史进程是世界范围的，但在横向上是整体性的，在纵向上是周期性的”。而大多数学者对纵向的联系十分敏感，而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容易陷入自我封闭。体系维度要平衡：科学，平衡，严谨，创新，倡导东西平衡，不能区别对待，重西轻东。观点维度要兼顾：东西兼顾、平衡，反对“西方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树立东西平衡、并重的观念，不能厚此薄彼。要客观评价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所做的奋斗和努力，正确阐释“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地位。指导思想维度要包容：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明交往交流交融；全球治理与新型国际关系；人道主义与公正道德评判；制度决定论的贫困；反对“西方中心论”，坚决杜绝、避免和剔除西方学术“观点殖民”。要提高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国际贡献的评价。
2.关于构建世界历史学科体系的思路
本体论(去西方中心论、加全球整体与东西平衡论)+价值论(去西方化、加中国元素)+方法论(去西方化、加中国元素)→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世界中国史(从世界看中国)+中国世界史(从中国看世界)→中华民族(文明)共同体史+其他民族(文明)共同体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史；世界历史(历史学)+国际关系(政治学)→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人文科学)+历史政治学(社会科学)→新的交叉学科；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新增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新增一级学科)+国际事务(新增一级学科)→涉外新文科；要建立世界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史自主的知识体系，在交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新文科。坚决反对、杜绝、避免和剔除西方学科体系的“思想殖民”。
3.关于构建世界历史话语体系的思路
在教学层面，话语体系要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包括教材的编写，学术观点要入课堂，入学生头脑，教学相长，师生互动，培养具有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理念的国内外青年学子，同时还要构建世界历史学科自主的教学体系和评价体系，努力回答人民之问、中国之路。在科研层面，科研活动要“入行”，学术观点要“入文”，思想倾向要“入心”。寓普及于高雅，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科研促进和提高教学水平。努力回应历史之问、中国之答。在宣传层面，搞好中华优秀文化宣传，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和世界历史叙事，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宣扬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广《全球文明倡议》，反对“西方优越论”、“西方特殊论”和将历史政治化。学术发言要“循循善诱”，话语宣传要“发自肺腑”，弘扬推广要“理直气壮”，努力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理。“西方中心论”是在欧美和西方“路灯下”的意识形态和偏见，而不是在国际体系和整个世界“路灯下”的科学理论，其目的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充满了基于生物、遗传学特征的显性种族主义，或基于文化、制度和环境标准的隐性种族主义。我们一定要识破、批判。在交流层面，要推动话语体系的国际化，重点是东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金砖集团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以及中国的周边邻国。因为它们感同身受，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达成学术和话语方面的共识。即便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严肃的学者反对“西方中心论”，他们学术态度严谨，学术功底深厚，并且是从西方视角来看东方，深知西方的弱点，是我们交流、宣传和团结的对象。话语体系建构要努力回答时代之问、中国之治，以坚决杜绝、避免和剔除西方的“话语殖民”。
(七)努力开拓学术研究的“三新”
1.新选题
历史研究选题要关照现实发展，做到“六结合”：个人兴趣选题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世界历史选题与国际关系相结合；国际关系史选题与历史政治学相结合；结合宏观、整体、长时段世界大历史视角，来研究、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东西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结合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和特点；结合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2022年9月，我国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入“交叉学科”目录下的一级学科。与西方相比，研究起点相近，时间相差不远，研究的部分内容，即广大的中小国家和第三世界，双方过去都不熟悉，我国区域国别学的提出恰逢其盛，正当其时，其发展势头迅猛并不断提速，是最有条件、最有可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新兴交叉学科。而世界历史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科关系密切。区域国别学的大发展，可以激活世界历史的学科潜能，突破其发展瓶颈，扩大其学科边界，增强其学科交叉与互构能力，为世界历史学破除“西方中心论”提供新的、有力的学科支撑，开辟新的发展路径和研究课题。
2.新方法
运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和超学科的方法：综合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区域国别研究，是为不同学科的交叉。采用历史研究、文本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相结合的方法，是为不同研究方法的交叉。将西方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叙事，与东方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叙事反复参照、对照、比较、鉴别，是为不同研究视角的交叉。加强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西方不等于整个世界，世界也不等于西方加东方。要考察东西方内涵和区域的来龙去脉，关注整个世界和全球发展。要努力致力于政治性与学术性、世界性与本土性、原创性与综合性、纵向的历史研究与横向的国际比较、去中心化与跨文化性的结合，有破有立，边破边立，破立结合，防止出现只破不立的现象。
3.新观点
观点要做到客观而科学，全面而兼顾，平衡而包容，既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这些新观点包括但不限于：反对“西方中心论”、“欧美中心论”，主张东西兼顾、东西平衡论，关注东西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三大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促进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新文科建设；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例如，作为非西方大国，中国从朝贡体系历史到和平崛起实践，从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到新冠疫情中的大国担当，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践行，等等，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贡献；作为半东方大国，俄罗斯其实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国际体系，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证明，俄与所谓西方的核心——欧美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西方中心论”根据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反推过往的历史发展过程，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真实性，是基于主观推测臆断，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离真实的历史有时很远。“西方中心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学术上没有依据，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西方中心论”充其量也只是众多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中的一种，但世界不仅很大，而且富有不同的世界视野和国际史观，西方并不等于世界。西方框架内的知识，无法分析西方框架外的世界。作为非西方大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决非无足轻重，在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东方大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八)深刻考察千年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交汇的学术影响
千年大变局，反映的是东西力量格局之变；百年大变局，反映的是国别力量格局之变。千年大变局，反映的是世界历史之变；百年大变局，反映的是现实力量之变。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千年大变局在时间上交汇，在这种双重大变局、暂且无定局的大背景下，如何开新局，构建世界历史包括国际关系史“东方性”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主要环节、关键节点、重点和难点问题有哪些?如何结合以中印俄为代表的东方国家、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就和实践创新，整合其力量，提炼其特点，凝炼其特色，开拓其特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精神，做出具有东方特色的、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叙事，具有开创性质的学术探索和理论贡献，推进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局。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这有利于弥补学术界长期对东方国家研究的不足，为世界历史学科的“东方性”建构和体系探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天时”条件。“中国力量”、“中国贡献”、“中国方案”横空出世，“中国智慧”、“中国元素”、“中国内涵”呼之欲出。
“西方中心论”意味着历史宿命论，历史僵化论和历史终结论。我们要批判这种不正确的“政治正确”，催眠式的、有害的“意识形态”。因为现实的情况与之恰好相反，“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总想孤立别人的国家结果成功地孤立了自己，“民主和平论”不民主了，“霸权稳定论”也不稳定了，高唱“中国威胁论”最厉害的某些势力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威胁”和“全球最大的恐怖分子”。“西方中心论”养成了某些西方人士的妄自尊大，唯我独尊，不知道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的道理和规律。西方18世纪以后充其量只是“局部领先”和“暂时优势”，绝对不是“全面领先”和“永恒优势”。任何民族、国家或地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永恒的世界中心。是东西方、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人类和世界的历史，即所谓“处处可中心，无处是边缘”。历史巨变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加深研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长期注定论”与“短期偶然论”、历史是单线发展还是多线发展的等理论问题。文明的多样性要求构建本土的理论框架、自主的知识体系、创新的学科体系。
三、余论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学者最先提出来的。从历史视角出发，“西方中心论”建立在西方强大实力基础上，是阶段性的历史反映，不能说毫无道理。另外一部分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西方人为、人设、人塑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情景，重塑了西方的先进，重构了东方的落后，重铸了东西方的比较。既有忽视、歪曲、贬低东方，也有历史的推测和想象，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看到历史的变化。后来者又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以致影响深远，为害深重。
世界大概任何时候都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明与野蛮之别。“西方中心论”将西方视为先进和文明的代名词，将东方视为落后与野蛮的代名词，一成不变，并企图保持永恒不变，这是非历史的，非科学的。东西方的分野和国际关系史，只能说明人类发展形态的多样性，历史发展道路的多元性，世界历史主体的多极性。国际关系史学科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固能自圆其说于一时，然而分析解决中国和东方国家实际问题时，或晦涩难懂，或隔靴搔痒，说明外来理论既不是解决问题的锦囊妙计，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社会科学是19世纪最先在欧洲和北美形成的，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学也自然如此。史学家布罗代尔说：“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
要摆脱、批倒“西方中心论”可以说比提出、重构“西方中心论”更不容易、更需要时间。要建构“全球整体论”、“东西平衡论”，比解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更艰难。因为“西方中心论”已经根深蒂固，约定俗成，习惯成自然。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后来历史的结果来反推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原因。要建构就意味着一定要解构，而解构则不一定要建构。在这方面，东方学者更有优势，应当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放弃追随者的角色，发扬严谨、科学、认真、批判的精神，创新自身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首先，我们必须坚持历史精神，还原和恢复历史的真相，针对西方选择性忽视、过滤性选择、局部性歪曲，予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其次，以新的历史实践进行检视。如20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独立、解放，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与西方阵营的对峙和冷战。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总体东升西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甘心失去自己的主导地位，而是努力致力于变“西降”为“西稳”、变“东升”为“东缓”、变“东升西降”为“东缓西稳”。再次，要以新的宏观、大历史和长时段视野来重新审视、思考。对西方的片面性认识、狭隘性贬低、错误性偏见予以解构和拨乱反正。最后，对于所谓“以西统东”时期，如19世纪，也要持客观的、历史的、科学的态度。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无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其实都是双向的、互动的，绝非单向的、单一的。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英国，是擅长模仿的“后发国家”。东西的划分理论上确实具有相对性，甚至可变性，但在确定的时期，东西之别又是确定的。近代中期，西方抓住机遇攀上了东方的肩膀。东方支撑了西方，成全了西方。
解构和突破“西方中心论”不仅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还确实需要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的支撑，更需要国际格局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演进。当前总体东升西降、多极化曲折发展的国际趋势为此提供了时代条件，但从存量上来看，西强东弱还是一个长期的基本事实，这又客观上限制了对“西方中心论”的祛魅和突破。西方理论虽然并非毫无道理，但现在更需要东方人的视角。因为西方理论无法解释像中国、印度这样巨型国家和文明的重新崛起，适应不了百年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迫切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必须与时俱进，并最大限度地保持决心、信心、雄心、耐心和恒心，进行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清除西方精神和“思想(思维)领域的殖民化”状态，提出自己宏大的创新理论，构建全面、整体和科学的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东西方交替领先，以“相互赶超为主线”，并非一成不变。在世界历史中只有变是惟一的不变。“西方”的历史演进及其心目中的“东方”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最早意义上的“东方”是西方学界自我构建的一个“他者”。如果以欧亚大陆为文明的中心，无论是西欧，还是东亚和南亚，都会成为边缘。东方参与了整个历史过程。东西方互通互化，共生共进，不存在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而是“传统的农耕世界孕育了工业世界”。所谓“中心论”是相对的、静止的、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人类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近现代的“西方中心论”，是重塑的历史神话，重构的历史演绎，重铸的历史过程。
同时要注意的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矫枉过正。我们也反对不顾历史事实、刻意制造所谓的“中国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我们不主张“西方中心”，而倡议“以人为本”、“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也不主张以“中国中心”取代“西方中心”，但我们倡导“中国特色”、嵌入“中国元素”、注入“中国内涵”、并入“中国因素”。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以非理性的激情来取代世界历史科学。
重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我们既不是要推倒重来，也不是要另起炉灶，更不是所谓要政治“站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他又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应坚持“两点论”和“平衡论”，变“欧洲中心论”为“欧亚平衡论”，变“西方中心论”为“东西平衡论”，变“欧美中心论”为“世界整体论”，变片面的“区域微观论”为综合的“全球宏观论”，从而构建既全面又平衡、既科学又符合新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服务于国家发展大战略和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新文科建设，从而有利于支撑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强国。这难道不正是当下我国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世界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吗?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