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中心主义和天朝上国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的士人不屑于了解外部世界，这在明清两朝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欧美列强在19世纪初期纷纷东来叩关的时候，中国人关于朝贡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知识极为有限，用当时桐城派文人姚莹的话说，士大夫阶层普遍“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直到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外患日亟，一些士大夫才意识到“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开始收集关于域外的史地知识，出现了一批研究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的史地著作，包括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纂修的《瀛寰志略》，这是我国外国史研究的肇始。
当时中国知识界收集和整理外国史地知识有两大目的：一是了解“夷情”以便更好地应对“夷患”；二是“师夷长技”，以便最终战胜夷人。这两大目标集中体现在魏源的思想中。魏源在谈及自己编撰《海国图志》的缘由时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在该书第二卷《筹海篇》中又言“欲制夷患，必筹夷情”。魏源眼中的夷人“长技”还只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甲午战争后则扩大到西方的制度和观念。
如果用当代的语汇来概括19世纪中期中国人研究外国史的目的，那就是“洋为中用”和促进跨文化理解。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出于变法图强的需要，借鉴西洋经验以实现中国富强，即“洋为中用”，被置于首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维新变法时期，欧美和日本的改革经验成为当时救世之良方，翻译和编撰西方和日本历史著作成为一时之热潮。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声称“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当时，日本人冈本监辅撰写的《万国史记》、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的《欧洲史略》和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等历史著作都很风行。梁启超大力推荐西洋史书籍，编写《西学书目表》，康有为则撰写《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并进献给光绪帝，都是为了探寻欧美日各国强盛之道，以为中国之镜鉴。
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国一些知名大学的历史系陆续开设了外国史课程，那时还未有世界史这一学科设置，通过一手材料对外国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所开设的课程多为西洋史，少数学校开设了日本史和亚洲史，课本则多以翻译或编译为主。当时讲授外国史的目的除了开阔眼界，让国人了解外部世界外，主要是为了学习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的经验。“文明化”和“现代化”是民国历届政府追求的目标，“文明化”是以欧美的所谓“文明标准”改造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现代化”则是引进欧美的技术和资金，实现工业化。尽管这一时期有“入欧”、“入美”还是“入俄”之争，但向西洋学习则是共同的追求，通过研究西洋各国的历史经验以实现“洋为中用”成为外国史研究的主要目标，而促进跨文化理解则居于次要地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很快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外国史教学与研究的范围、功能与使命都发生了改变。西洋史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史列入大学课程，外国史涵盖的范围扩大，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基本建立。不过，更重要的变化是学科功能的变化，“洋为中用”显然不再是研究外国史的主要目的，即使这一目的仍有所保留，这里的“洋”也不再是西洋(欧美)，而是苏联，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成为世界史学科的重要任务。正如研究苏联史的知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之骅研究员所言，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多地了解苏联，更有效地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全国人民和广大干部迫切需要熟悉它的历史”。在这一背景下，苏联史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比重得以大幅度增加，成为世界史学科新兴和最热门的领域。
实际上，1952年进行高等教育调整之后，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功能是为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需要服务，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性和侵略性、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以及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西洋史课程大幅度削减，在一些高校甚至被取消。虽然在教学中还保留一些西洋史的内容，报刊上也会不时刊登欧美史方面的文章，但主旨都是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性、垂死性和侵略性。南京大学的王觉非教授在谈及1949年后的英国史研究时说：“解放后，封建的、殖民地的思想积垢逐一被涤荡、清洗。反映在英国史研究领域，表现为历史观的重大变化。首先，批判的精神洋溢在差不多所有的有关论著中。有的论著不但对百多年来英国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扩张，着力加以批判，而且对英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也从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剖露其实质，予以分析。”关于欧美其他国家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也大抵如此，重在揭露和批判，而不是学习和借鉴。
这一时期世界史学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用唯物史观对旧史观(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进行改造以及对人类历史进行重新书写。周一良和吴于廑在借鉴苏联教科书基础上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以阶级斗争为主线，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对人类历史进行分期。该书是运用唯物史观重新书写世界历史的集大成者，其影响延续至今。当时世界史学科讨论的主要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学者的主要工作不是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而是用史实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做注脚。根据北京大学马克垚教授的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史学科讨论的主要问题在古代史领域是“奴隶制的两个阶段论和两种类型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近代史则是围绕三条主线”——资产阶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进行讨论，“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性质，明治维新的性质”以及“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问题”。在马克垚教授看来，这些讨论“有点儿放空炮的味道，许多著作史料并不充分”。德国史专家、杭州大学的丁建弘教授在谈及这一时期的德国史研究时也指出，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绝大部分文章“是作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解释和脚注，或者是一些纪念性的、介绍性的短文，真正属于科学研究的论文，凤毛麟角而已”，“文革”十年更是把历史学完全当成“政治的仆役”，“任意歪曲和构建”。
总之，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中国世界史学科虽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但由于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世界史学科的功能既不是魏源意义上的“洋为中用”，也不是促进对其他文明与文化的理解，而是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需要，特别是配合国内阶级斗争和国外的革命运动。基于一手材料和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用马克垚教授的话说，“真正上水平的(成果)不多”。
这一时期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主要成就是对亚非拉国家历史的重视。出于理解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一些高校开设了亚非拉国家历史课程，个别高校历史学系甚至建立了亚非拉史教研室，为后来非西方历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外国史研究的目标和世界史学科的功能也从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转向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1979年陈之骅研究员发表《世界史研究与四个现代化》一文，率先提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应该更好和更有效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认为“总结各个经济先进国家在不同时期进行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各种有益的借鉴，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和解决四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则撰文详细阐述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加强世界史研究、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要性：“首先，我国的四化建设要求全面掌握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各个国家的特殊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和借鉴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其次，世界已联成一气并在迅速‘缩小’，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益加强，中国要参与解决世界性的大问题，这就要求提高全民族对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的知识水平。”罗荣渠教授实际上提出了新时期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功能和外国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推动“洋为中用”和跨文化理解。其中旨在挖掘和借鉴外国历史经验的“洋为中用”是最重要的任务。这大体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国史研究者的共识，很多知名的世界史学者都有类似的看法。
日本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万峰研究员在回顾新中国成立35年来日本史研究的成就时即认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尤其是日本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充满正反两面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万峰研究员特别强调日本经验对中国推进现代化的特殊意义：“日本是从明治维新以来通过移植、吸取西方文物制度而创立起颇具东方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日本学习和模仿西方的东西，有其‘创造性’，能做到‘青出于蓝’，多有胜欧美一筹者。日本文化的主体，又有历史上吸收中国文化的源流。因此，日本的历史经验比起欧美国家，更有易于我们理解和借鉴的一面。只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贯彻‘洋为中用’方针，彻底肃清‘左’的思想流毒，又不重蹈‘实用主义史学’的覆辙，那么我们的日本史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定能大有作为。”钱乘旦教授也有同感，认为“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其选题、角度、阐释、理解等，都会和外国人研究其本国的历史有很大区别”，应该侧重“借鉴功能”，“注重总结外国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服务、为中国现代化服务”。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也强调“我们研究世界史的一个目的就是‘洋为中用’，吸取外国的历史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大体言之，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晚期，中国外国史研究的使命和世界史学科的功能经过一个轮回，又回到了原点：一是“开眼看世界”，也就是促进国人对其他文明的理解，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和融入国际社会；二是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也就是“洋为中用”。而后者最为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时期与晚清和民国时期一样，都面临向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学习、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任务。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可以发挥现代化理论家所说的“后发优势”，也就是借鉴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吸取其教训，避免走弯路，在较短的时间并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现代化。而世界史研究可以发挥提供外国现代化经验以及让中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作用。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美国无疑是现代化经验的最主要来源国，“洋为中用”的目标在美国史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李剑鸣教授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时曾有这样的观察：“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还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头等大事，‘现代化’成了举国上下的急切追求。人们需要了解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借鉴；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触发了美国史研究者的激情，他们也热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需要’。”中国美国史研究者所理解的“现实需要”包括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教育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等等。简言之，就是美国现代化的经验。1993年8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山东威海举办“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编者说明”中特别提到“美国在不长的时期内很快崛起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中国从事美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向来对这方面的探讨倾注很大心力”。编选论文集的目的就是希望所选文章“有所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虽然中美两国存在各种差异，“中国现代化绝无可能照搬美国模式”，但“美国由殖民地成长为世界现代化强国的经历，一定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训”。在编者眼中，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攻’中国现代化之‘玉’的‘他山之石’”。
正因为“洋为中用”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最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外国史研究的重点是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亚非拉国家历史的研究则受到忽视，甚至出现逐渐衰落的趋势，一些原本从事亚非拉国家历史研究的学者也改行从事欧美史研究。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亚非拉史研究力量非常雄厚，并建立了深厚的学术积累，但1979年以后，非洲、拉美以及日本以外的亚洲史研究开始萎缩，直到最近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
近几年来，中国外国史研究和世界史学科正在发生新一轮的悄然变化，就学科功能和范围而言，以借鉴外国经验为宗旨的“洋为中用”逐渐让位于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跨文化理解，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一改变是近年来国内外形势和国家战略发生变化的直接结果。
中国世界史学科功能发生变化的最重要背景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在2010年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仅规模巨大，实力雄厚，而且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官方话语中，中国已经成功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建立了具有显著优势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功带来的是国人的高度自信，使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对中国的意义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中西方关系从2018年起开始发生巨变，此前40年相对友好的关系已经被相互的猜忌、疏远和对抗所取代。中国网络空间和民间舆论弥漫着强烈的对西方的不信任乃至敌视的情绪，正面评价西方社会和肯定西方文明价值的言论经常遭到攻击。与此同时，经济腾飞和国力增长在中国民间社会催生了强烈的虚骄和自大心理，“西学源自中国”说、“西方伪史”论大行其道。在很多人眼里，西方历史上的所谓“成就”其实都是杜撰出来，根本不值一提，而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西方各国已经是中国崛起的阻挠者、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破坏者、中国安全与统一的威胁者。在这种心态下，向欧美学习不仅被认为毫无必要，而且极为有害，在政治上更是错误的。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成为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最重要、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显然不是为了借鉴其发展经验，而是为了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以便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正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中国近年来兴起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热潮，区域国别学在2022年还被列入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开展以理解非西方社会和促进第三世界发展为目标的地区研究和现代化研究异曲同工。
内外形势和国家战略的变化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中国不再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至少这样做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中国未来的目标不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甚至是“中为洋用”。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史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洋为中用”，而是理解中国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中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西方国家。学者们越来越被要求以自己的研究配合国家的政治和外交需要，包括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斗争，这一趋势已经在论文发表和图书出版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在欧美史领域，以揭露和批判为基调的文章越来越受到各类期刊的青睐，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论著发表也越来越容易。
这一变化正在改变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格局，越来越多外国史研究者不得不适应这一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研究领域、选题方向和立论基调。特别是年轻学者，在“不发表就走人”为核心的考评体制的巨大压力下，越来越主动迎合刊物的发表取向和自觉服务于国家的政治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中国人均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甚远，教育和科技的总体水平还不高，距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还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法治国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健全市场经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仍然需要启蒙。启蒙运动的核心是发现人的价值，重视个体的尊严和权利，崇尚自由和平等，以及用科学和理性去除迷信和盲从，培养个体的批判精神，其实质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没有观念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也难以持久。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里尔·布莱克所言，现代化固然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但“现代化的心理方面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中国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两次启蒙运动，但两次启蒙持续的时间都很短，在推动人的观念现代化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欧美发达国家不仅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而且自近代以来逐渐在国内治理中将启蒙思想从理想变为现实，这一过程对我们无疑仍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对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世界史学科如何服务于国家需要有更加全面的看法。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仍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思想启蒙，“洋为中用”和跨文化理解是中国世界史学科功能的两翼，任何一翼都不可偏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原文刊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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