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各国并没有统一的世界史，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应该尽可能淡化原本图个方便的学科意识，着重于提升学术和增进理解。中外历史的不同时段和不同方面，有各自独立、平行发展以及相互关联的不同形态，当然具有整体性，理应相互沟通联系。而欧洲中心笼罩下文明与文化的排序，使得学术领域实际上缺乏平等对话的机制，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反而被割裂。中国史与世界史对话的命题，和中国与世界相似，看起来很“世界”，其实很“中国”。在明确对象和目的的前提下，应借由事实联系的历史研究，逐渐扩展到关于整个人类历史全过程和各层面的认识，从而达到中国的历史学与各国历史学全面交流与平等对话的境界，使得世界历史和相关史学真正连成一体。
【关键词】中国史；世界史；对话
自从中国的教育系统将历史学的世界史单列为一级学科以来，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关系就变得有些微妙。在世界史是否应该单列为一级学科的酝酿过程中，始终存在不同意见。有的认为世界史并没有独立的学科属性，只是研究对象不同于中国史。正如国学的概念曾经引发争议一样，学术如果以地域划分，则世界各国不仅都有以国为名的集合之学，还有以国为名的分科之学，天下为学术裂，岂非大乱之源？退一步说，中国的历史学当中，原来作为二级学科的世界史本身就不强，一些中外兼修的前辈学人坦言只能研究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之类的边缘，至于世界史的核心主干，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将其他国家的研究吸收介绍，已经难能可贵，根本无力深入堂奥。因此，一些专攻外国史的学人论著不多，并非学问不行，恰是见识甚深的体现。此外，就现实而论，世界史自身缺乏独立支撑的力道，与中国史合为一体，还能够相扶前行，如果分家，甚至完全脱离，则很可能出现跛足现象，步履蹒跚，行进艰难。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和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对外交流大幅度扩展深化，在了解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各国现状的认识，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要项。在其中应当扮演重要角色的世界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显然不能照样继续下去。与其等待世界史逐渐变强，不如从外部施加推力压力，促使其加快发展步伐。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看，做大做强世界史，的确很有必要。而世界史学科的升级与独立，或许可以提供有效助力。当然，个别学科的争取独立也不乏竞争不力的盘算，希望自成一体以改善境遇。如此这般的消极，可以理解，但并不足取。
在升级和独立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由于世界史学科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大的变化，所以在世界史是否应该完全脱离中国史的问题上，又出现新的分歧。有的认为脱离有益于世界史的发展，以免在中国史的普遍强势面前处于话语式微状态。这样的意见，和现在其他一些希望通过提升单列来做大做强的学科存在共通的问题，即不是因为自身已经强势到应该独立生长，而是觉得非如此无法改变弱势，未免有取巧之嫌。也有人觉得不可完全脱离中国史，否则关于历史学的基础建设层面，很难独力另外构建一套系统。实际上，所谓学科分类，归根到底不过图个方便而已，无论怎样分，都是将就后来的观念及行事。至于其中夹杂一些刻意的心机，到处难免，可以不予计较，估计也很难得逞。而时下那些信誓旦旦要将学科系统打造得更加科学的主张，恰好反映出弄不清楚分科与科学很大程度是同义反复，做着揪住脖领试图将自己提向天空的徒劳无功的努力。
正是在分合不定、若即若离、各行其是的情势下，世界史与中国史对话的议题提上日程。凡事必须名正而言顺，人文学科遭人诟病的一大问题，就是往往不能清晰把握问题的内涵外延，相互交集，形同神仙打架。首先应当明确对话的对象、意涵与目的，才能言顺事成，如果仍然是各说各话，则无所谓对话可言。在世界上的世界史尚无共识的情况下，中国的中国史与中国的世界史对话，究竟是为了让中国的世界史更加中国化，还是有助于中国的中国史走向世界？借由这样的取径，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只有想清楚这些，对话才有可能达到预期(如果确有切实可行的预期的话)，具有切实意义。所以，不是要不要对话的问题，而是是否清楚要和谁对话，为何要对话以及如何对话，以明确对话究竟有何预期。准确把握对话的意向和适用范围，不仅可以明了主题的内涵外延，增强目的性，也有助于认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分际及其相互关系，因而有必要加以讨论。
一、和谁对话
如果不是望文生义地简单解读，目前互抱意愿且能够实现的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其实是中国的中国史学科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对话，而不是真正的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真正意义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对话，应该是中国的中国史与外国的世界史的对话。可是，这样的预期存在两个有待确定的前提。前提之一，外国未必有所谓世界史。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目前世界上的所谓世界史大概分为三种。一是包括本国历史甚至以本国历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例如苏联的世界史。二是没有作为集合概念的世界史，只有国别史、区域史或是观念形态上指称的全球史(其实也是一种理念和视角，简单地直接与全球化联系，则不免附会)。多数欧美国家的教育系统主要是这种形态。有无世界史的集合概念，至关重要，不能以内容的叠加作为物事的实有，其意涵指向或许完全不同。在这两种架构下，大概不会有本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因为本国与世界，不是对应的范畴。三是叫做世界史却不包括本国历史在内，较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世界史，严格说来其实是外国史的总合。尽管早有学者提出世界史应该包括本国历史，可是如何包括，也有以本国历史为中心、为视角、为特色(如突显中国意识)的不同取径和标的。如果中国的世界史包括中国史，则对内与独立且相对强势的中国史，对外与全球范围的世界史(国别史、区域史、全球史)究竟是何种关系，恐怕更加复杂纠结。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和中国与世界的命题相似，很大程度是由夷夏、华洋、中西等对应关系演化而来，看起来很“世界”，其实很“中国”。道理上中国当然是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将中国与世界分开，并且对应，主观上即使未必自外于世界，也是或许察觉世界与中国有些格格不入，或许认为中国与世界是平行空间，或许觉得中国可以与世界对等。概言之，就是将中国与外国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是中国史与外国史的对话，道理可通，却不见了世界。没有整体性、全面性的世界史的集合概念，视野各异，对话的指向势必大相径庭。在历史的长河中，离开世界的背景架构，世界上任何单独一国在中国面前，无论如何发达，都很难显示出压倒性优势。
将本国与世界对等的意识，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目中。至少在近代东亚人的眼里，全球范围殖民扩张时代的世界史并不那么具有世界性。追根溯源，世界史的发生，一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二是与东亚的泛用推波助澜密切相关。虽然现在欧美各国少有世界史的学科设置或与之相关的名目和实事，世界史的观念却是发端于欧洲，只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的世界史颇具多元化视野，而殖民主义时代的世界史却不是将地球上的人类社会统统囊括，而是借由欧洲式的文明标准将多数国家或民族排除在外，或是以欧洲为中心进行先进与落后的排序。进一步斟酌，世界史的发源虽与欧洲密不可分，但汉语词汇的“世界史”，其实是汉字文化圈特有的概念。
本来的世界史，地域性涵盖的意义远远小于社会性分别的作用，只有符合以当时的欧洲为标准的文明程度高而强的民族、国家和文化系统，才被纳入其中，其余则不能或者说没有资格构成世界的一部分，文化之别变成文野之分。因而在所谓世界史的名目之下，堂而皇之登场的只有欧洲发达国家。和许多明治后的新汉语一样，近代世界的概念也由明治日本知识人借助汉语典籍对应西文，以这样的观念形成的著述进入日本，变成后者力图脱亚入欧的动力，同时也是坚持东亚固有文明价值的起点。而清季辗转逆输入中国时，国人一方面不满于其无视中国的固有文明，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暂时不能厕身于世界之林的现实，痛定思痛，要发奋努力加以改变，化野为文，变成世界的一部分。
东亚的反应，使得世界史如同各种因缘泰西——万国而来的所谓国际一样，地域覆盖范围大幅度扩展，看起来似乎真的涵盖了普天之下的所有地方，同时仍然保持了西方中心的内核。正因为源于近代欧洲的世界史具有排他性，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比较少用，反而多用西洋史、欧洲史之类的概念。现在的世界史作为学科的专门形态，或与苏联的影响有关，详情还有待进一步考察。由此可见，中国史与世界史对话，是一个看似具有世界眼光，实则完全中国意识的话题，类似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划分及牵连。包括本国史的世界史，大概不会有本国史与世界史对话这样的名目，至少不会是普遍的观念行事。而没有统称的世界史，当然也不会有自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最多只有本国史与外国史的对话。
世界史在不同国家中存在形态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是“世界”观念有别的反映。世界本来不是一个整体，近代欧洲的殖民扩张，将所有国家和地区强行拉进一体化进程，构建起世界体系，具有了世界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和架构，并且用进化观念将所有国家和民族按照欧式的先进落后标准统一排序。而这样很不世界的世界性之所以能够放之四海，汉字文化系统的东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治日本一方面要积极跻身这一体系，另一方面要借此重构东亚的文化形态，重估东亚文化的价值，以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通过借由中国古代典籍应对西学创建了一整套新名词，反过来又背靠“世界”掌控东亚思想的话语权，从东亚文化的边缘变成中心。在此过程中，原来不过是处理欧洲内部各国之间事务的多边化办法，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和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由“万国”演化而来的各种国际与世界，以及将应对明治日本国情的国体政体辨析为国家政治学说的公理，只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对于世界的理解不同，自然会影响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格局的认识。
前提之二，在没有统一的“世界”认同之下，即便都叫作世界史，意识与理念也未必一律，究竟应该以谁为对话的对象，实为一大难题。如果依据概念，仅仅限于外国的世界史，那么不同的国家不一定有统称的世界史，而且没有世界史的欧美可能正是希望对话的首选对象；如果依据文明或地域与其他各国史对话，那么欧美之外，与印度、阿拉伯历史的对话多少还具有一些现实需求，与非洲、拉美历史的对话，可能多数中国的中国史及世界史研究者都意愿不强。
进一步放眼深究，之所以出现诸如此类的差异，因缘于“世界”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千差万别，是各自历史文化长期发展变化累积的结果，并没有统一的所谓世界意识。例如，在汉语言文字中，“世界”由佛经演化出来，经历了古今变化，同一词汇之下，意涵十分繁复。大千世界、众生世界、女子世界、童子世界、三个世界等，同一“世界”之下，所指能指大相径庭。而现在意义的中国与世界，是由夷夏、华洋、中西演化而来。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世界”，其实相当程度是泰西的变形。对话的动机与目的，看似进入“世界”，实则多少有些试图得到西洋的承认与接纳的意味，以此作为自己融入或成为“世界”的证明。所以，尽管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关于怎样才能让中国的世界史以中国为中心或适当安放中国于得其所哉的位置煞费苦心，就观念而言，中国的世界史是内容很“世界”、意识却相当“中国”的东西。或者说，其实是用中国的眼光去看世界的产物。而努力安放妥当的潜台词，则是希望被认可为世界一部分的正当性得到确定。
诸如此类的情形在域外学界同样存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很想与本国的欧美史对话，可是欧美史方面并没有与之对话的相应热情，后者占据所谓主流，在其眼中，研究中国史之类的边缘性学问不过是懂几门外语而已，谈不上真正的史学。为了取得主流的认可，不少中国史研究者一厢情愿地套用由欧美史生成的观念理论方法，以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导致中国史对于欧美史的依附。主流固然十分乐见这样的效果，但是并不会产生对话的意愿，普遍而言反而可能更加缺乏对话的兴趣。至于欧美的欧美史研究者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同样甚至更加没有对话的意愿。即使在本国史、东洋史、西洋史鼎足而立的日本，中国史与日本史之间的对话也变得相当困难。日本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准相去甚远，日本的日本研究不会以中国的日本研究为学术对话的对象，所以也有中国学者主张中国的中国研究者应该以日本的日本研究者为对话对象，其说固然有理，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个别行为，难以形成群体效应，偶尔有所对话，主要也是在中日关系研究方面。
二、为何对话
中外历史，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方面，都有各自独立、平行发展以及相互关联的不同形态，各种形态并非绝对单一性的存在，往往相互混杂，只是关联的形态和程度有所不同。历史研究，道理上应该关注同一历史同一问题相关各方的记录和认识。就此而论，彼此对话不仅天经地义，而且不可或缺。对话的程序可以依据关联程度的不同依次展开，凡有关联之处，无论程度深浅、直接间接，都有对话的必要。没有相关各方的对话，难以消除偏蔽，认识到位；对话的结果不是抹杀分别，达成一致，而是求同存异，深入认识历史的本事。此外，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历史，时代不同，研究和认识历史的态度、观念、方法、表述也会相应变化。关于如何认识或研究相关历史，不同方面也有取长补短、相互砥砺的必要。即使所关注的历史问题未必牵涉研究历史的各方，也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对话，以增进研究。
然而，世上许多事情，现实都和理应如此相去甚远。学术对话，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才能显现应有的意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所谓平等，首先是学问水准的平等，其次是学者社会地位及其话语权的平等。到目前为止，这两方面的前提还不完全具备。尤其是后一方面，研究中国的问题，却按照外国的范式，这种在百事不如人的近代也不曾普遍存在的现象，使得学术文化的不同畸变为水准程度的差异，自信处于先进行列者掌握文化话语权，当然会睥睨一切学习仿效唯恐不像却永远不及的他者，没有对话的意愿也在情理之中，即使面对的历史问题可能牵涉彼此。结果，当事各方的交流对话畸变为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中国的中国史和中国的世界史，都有与世界的同行对话的意愿，只是各自的侧重有所不同。如果说中国的中国史主要问题是如何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不要一味随着外国人的步调起舞，那么中国的世界史则既不能脱离中国，又要努力深入世界史或外国史的堂奥，才能具有竞争力和增强话语权。至于是在世界史中加入中国的元素也就是包括中国，还是以中国的观念视角看待整个世界历史，同时确保这样的观念视角并非偏颇局限，可以使得世界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完整。
既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其实出自中国的问题意识，所以中国的中国史与中国的世界史对话时，不能一味以外国的欧美史或外国史等为旨归，而中国的中国史及世界史与外国的中国史及各国史等对话时，既不能以欧洲中心的各国史为准的，又不能游离于枢纽大体，一味着眼于边缘性问题。鉴于上述原因，在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分立之后，有必要增强相互联系，进行彼此对话不失为重要途径，前提是必须清楚地了解为什么要对话以及究竟以谁为对话的对象，而不能笼统地在对话的名目下含糊其辞。
从词汇渊源流变的脉络看，世界、国际、全球之类概念的内涵显然并非简单表达字面意思，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历史意见经过长期的约定俗成变成看似异口同声的时代意见。尽管现在中国的史学研究者包括世界史的专业人士，大都未必了解“世界史”进入东亚和中国的实际进程，可是这一进程仍然潜移默化地制约着相关人士的追求。其主要取向，概言之，即一方面努力提升自我，增进学术，另一方面设法融入世界，得到认可。了解世界史发生演化的世界大势，为理解中国的世界史与中国史为何要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基础。在将就现有学科设置的架构下，对话双方至少包含几种各异的取向。一是对于世界的向往，迫切需要与世界沟通，得到主要是指发达国家的世界的认可，将世界史甚至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中国史作为世界的替身。二是认为中外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部分，中国与世界是平行对等关系，既然中国并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是不同于自我的存在，对话可以彰显自身的身份或价值。三是因为学科设置的关系，分立的中国史与世界史试图通过对话来沟通协调，充实各自的内涵，增强各自的学理和地位。
在所谓国际的视野下，要想深入解读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首先应该检讨作为中国史与世界史或别国史的对话，是否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并且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世界史的独立分科在全世界并不普遍，即使有也差异甚大，一般而言世界范围内并没有总体上的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对话。而在不同的国度里面，按照中国观念指认的世界史和中国史也不大发生相互间的对话。
如前所述，欧美的欧美史，几乎没有与其他国家的欧美史、其他国别史或世界史对话的意向，至少到目前为止，也几乎没有主动与欧美的中国史对话的普遍愿望，更不用说与中国的中国史对话。尽管中国文化渊源流长，并且在世界历史长河中长期处于先进行列，掌握话语权的欧美史家却几乎无视中国史，对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长时期处于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的史实视而不见，即使用了世界史、全球史这样的观念，仍然不能掩饰基督教一元化和自以为是的傲慢。至于欧美的其他国别史或区域史，或许有与各国或区域的同行交流的动力，不过态势当与其中国史方面的情况相差无几甚至有所不及。迄今为止，全球史充其量不过是世界史的变种，实际上远没有达到所宣称的破除欧洲中心主义那样的自觉，所谓打破国家民族的畛域，主要是打破其他国家民族自我中心的历史叙述，例如用内亚来肢解中华。看似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其实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变相，也就是即使破除也由己不由人。一般而言，除了研究其他区域历史的学人，几乎无人关注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认知，甚至研究其他区域的学人，所关注的往往也是本国主流历史的外溢性问题。在欧美的主流学人真正关注和理解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认识之前，任何所谓超越自我中心仍然是旁若无人的自大心理作祟的自吹自擂。造成这样的局面，当然有根深蒂固的文化霸权的影响，三四百年来欧洲中心的笼罩，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欧洲中心支配的局面完全改变之前，甚至在之后的一段时期里，由于语言通行的惯性作用，这样的状况还会延续。与以文明为准的世界史类似，全球史与其说是去中心化，毋宁说是用隐形的中心更深层地制约世界各国的历史认识与自我认知。
二战结束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尽管在本国处于边缘，但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连欧洲汉学也只能将中心的位置拱手相让。要知道，直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汉学家还不肯离开世界文化之都的巴黎，不屑于到穷乡僻壤的哈佛大学任教，时过境迁，双方的位势早已乾坤颠倒。其间欧洲的学者并未懈怠，也不能说美国的学者能力过人(即便吸引了不少欧洲学者加盟)，只是形势比人强，除非美国不行了，否则美国的学者仍将一直占据国际中国研究的中心位置。这样的情形何止汉学而已，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两所名校抵制所谓商学数十年，认为内涵外延都不清晰，很难说是正经学问，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不得不屈从现实。时下全球经济的乱象，商学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起到何种作用，各方心知肚明。时趋之下，不少欧洲学者也以汉学为过时，不愿承接汉学家的名衔，而要做美国式的中国研究者。
如果说欧美占居主流的欧美史几乎没有与中国史(无论是欧美的中国史还是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史)对话的意愿，一般而言美国的中国史就是一方面仰视美国的欧美史，另一方面俯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史。二战后受美国影响兴起的中国研究，似乎更加找不到与世界对话的动力，尽管他们普遍更加关注带有世界性的问题，并且试图展现世界性眼光。只是这样的展现主要是面向中国的中国史，而不是面向本国的欧美史。这与用世界史排列文明程度，用现代化排列发达位序，有不谋而合之处。欧美现行的历史观，有时多少有些妄自尊大，有时又不免居心叵测，在其眼底心中，不要说古代的历史几乎是以欧洲为中心，严重轻视、忽视甚至无视中国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地位与作用，即使现代史领域，如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其叙述中也只是轻描淡写，甚至略而不论。除了汉学家和中国研究者，一般历史当中，中国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这不仅与中国历史的实情严重不符，也与当时欧洲人的感同身受相去甚远。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英法等国民意调查关于各国对于战胜的贡献，中国的作用甚至还在美国之上，与现在通行的看法大相径庭。如果连基本的史事都不能尊重，侈谈全球史就显得有些虚幻。须知所谓全球史，即使具有方法与视野的差异，若是连中国都不能涵盖，如何体现其全球性？这样的全球性，说到底不过是殖民扩张时代“世界”意识的变相，是一种排他叙事的工具而已。
从这一视角观察，不仅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应非常“中国”，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也几乎是中国的历史学尤其是中国的中国史特有的现象。目前中国的中国史与国外史学界的对话，主要是与研究中国史的外国学者对话。而欧洲的汉学研究，其实是从东方学衍生出来的，虽然被一些中国学者戏称为虏学，毕竟曾经引领时趋，如巴黎作为国际汉学的中心，的确具有几分王者气象。只不过这样的优势实际上对于其他国家的中国史更易显现。至于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一方面极力与巴黎或京都的学人争胜，另一方面能够入高明者法眼的汉学家屈指可数。而且源自东方学的汉学，本来对象就不限于一国，所谓虏学即四裔之学，表明和中国以外的关联更多，未必以中国为范围，甚至未必以中国为中心。只不过从中国学者的立场看来，与中国有关联的东方学或汉学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照。
就中国的世界史的缘起而论，既然不甘于被排斥在以“文明”为标杆的世界之外，证明自己也有独特的文明或是能够设法达到普遍的文明，就成为明确的方向目标。从世界史进入中国之日起，中国的中国史一直努力与外国的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学界对话，对此研究者怀抱各式各样的期待，无论是努力学习，还是意在争胜，目的都是希望得到重视。然而事与愿违，在有限参与的几届世界史学大会上，中国史和中国的历史学学者待遇显然不如预期，只能显示中国的史学工作者为了进入世界的不懈努力。可见即使在历史学领域，不同国家的历史地位并不是按照历史事实，而是根据现实状况来排定的。中外学术界之间的平等对话，除了学人的持续努力，还有赖于国家软硬实力的整体提升。在此之前，即使个体的努力能够赢得尊重，整体恐怕很难根本改善，况且还有语言文字通用程度等相关问题的牵扯。
这样的情形，短期内固然是常态，却也是学术领域不应有的变态。有日本学者戏称，现在中国研究是唯一的一门世界性学问，意思当是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在中国研究领域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研究目前仍是由所谓世界进行引导，而这种情况普遍而言其实已经成为特例。严格说来，除个别人的欧洲学问功底较深外，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被其主流重视的程度相当有限，却对其他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史研究者形成引领作用，由此形成的高度自信与其学术水准未必相称，却很难动摇。有时甚至连基本的学术规范也不能统一标准，而是以己划线，如要求他人对英文和日文的先行研究全面掌握，同时却以水准不够为托辞，无视其他文字系统的中国研究成果。有时对于中国学人的研究悄然吸取，却公开称引关系不大的欧美史研究者的启迪影响。对于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卓有成效的部分视而不见，专门着眼于非学术性的纪念活动，或是有意凸显漏洞百出的民科意见，而将学院化学问等同于官方宣传，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故意，就难免见识不足的固陋。欧美的中国史将主流学术的理论方法应用于中国史研究，无论是否合乎中华的体，只要洋服上身，就可能得到主流的认可。至于是否合身蔽体，则不在考虑之列。以此为对话，只能是中国史研究者的一厢情愿。
在国家地位以及国际交流依赖于特定语言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之前，研究者是否可以有所作为以及如何才能有所作为，日本的日本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可取的经验。与中国的中国史大体相似，曾几何时，战后的日本研究也一度出现过奉欧美为典范的时趋，仿效追步，甚至生搬硬套。日本研究大家丸山真男不满于这样的单一取向，认为长此以往，流弊深远，提出应该用日本人自己的办法来研究日本，并且身体力行，几十年累积的结果，成效显著，令不少欧美的日本研究者觉得已经没有必要继续进行独立的研究，只要将日本的日本研究翻译介绍即可。目前尚不能断言此说是否已成公论，但至少是有了成功的经验，可以揣摩借鉴。此事最值得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认真反省。现在仍然有人认为最好的中国史研究还在外国，于是只能不断学习，其结果就是始终做学生，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实际上，海外真正懂行的中国史研究者从来就承认，为数不多的高明还是在中国。外国人治中国史，固然有扬长避短的独到建树，要想真正深入理解中国，谈何容易。
日本的历史学曾经三分天下，即日本、东洋、西洋，东洋以中国为中心，甚至主要就是中国史，但也有偏重所谓四裔的取向，尤其是满、蒙、回、藏、鲜，和后来美国的区域史类似，潜意识都是想要分解中国的一统。如今日本的中国史地位显然较以前下降，但还不至于成为日本史或西洋史的附庸。整体而言，各板块之间的对话不多，但是因缘教授个人的兴趣引发的个别对话却不少。无论是中国史、日本史还是西洋史，时时有所交流。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以及亚洲的中国史与东南亚的比较研究方面，对话必不可少。如果是平行比较，初衷旨在求同，可是各自的理念做法相去甚远，结果适得其反，往往见异。
其实，日本的日本史最应该对话的对象是日本的中国史，因为历史上二者曾经紧密相连，如果没有深入对话，各自都有明显缺漏，不能恰当解读相关的文本和史事。单向度考虑与欧美的欧美史对话，反而会产生可以忽视与中国史对话的错觉。幕末以来，形形色色的日本人士介入中国历史的进程，留下大量的和文、汉文资料。由于战后时势的变化等因素，这些人的后代大都不愿将资料交给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而是交给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可是，后者解读汉文的能力严重不足，即使解读和文资料，因为大量涉及中国的人事，没有足够的史识，也只能浅尝辄止或乱做解人。目前日本的新进学人尽管部分继承了前辈严谨用功的优长，普遍而言取径及模式仍难免自欺欺人的国际化，文献解读的能力还会继续下降。而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由于难以获得这些重要资料，要想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非易事。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虽然与中国的中国史研究有所对话，动因却是要在美国的环境中求生存和谋发展，因而旨在得到主流欧美史研究的认可，与中国的中国史对话，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达成主要目的。其真正关心的，与其说是转手而来的理论方法是否合乎中国的实情，毋宁说是如何使这些理论方法能够被包括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在内的各国中国史学界奉为楷模。对此，将近一个世纪前，陈寅恪批评新派的文化史研究时就指出：“新派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按照陈寅恪的看法，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得出的结论，即使被负贩来华且被广泛应用，也存在似是而非的弊端，不能完全适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更有进者，熟悉域外中国研究状况的余英时断言：“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如果用这一标准检验近代以来中国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能够全身而退的恐怕为数不多。
中国人研究外国史，由于语言、文化、知识的差异，以及原来客观条件不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的确与外国同行的水准相去甚远。同理，外国的中国史研究，尽管有各种便利以及学术传统的支撑，也很难达到中国高明学人的程度。问题是，外国学人扬长避短，乘西学的文化压倒优势，又善于找出破绽与漏洞，将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普世价值推销输入，而经历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国内新进学人既没有老学者对于自身文化学术的理解把握，又渴望以天宝时装修饰竞争，挟洋自重。如果想要实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显然不能通过中国的中国史与中国的世界史这一渠道来实现，因为双方实际上都是中国的自我意识。而中国的中国史与外国的中国史乃至外国的世界史以及中国的世界史与中外的中国史、世界史对话，必须消除或隐或现的重重障碍，才有可能通过彼此沟通真正推进学术的深入发展。
三、如何对话
明确了为何要对话以及对话的对象，可以进而讲究对话的基本规则，以利于对话的展开。以往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与外国的中国史研究者进行过对话，整体而言，程度及效应与中国研究在各自学术系统中的地位成正比，和日本的对话较深，欧洲其次，美国看似较多，但是除了单向度的学习和模仿，或是在理论方法与材料事实的关联性方面就事论事，很难说是真正的学术对话，因而潜在的影响明显大于对话本身的效果。至于所用架构与史事之间是否吻合，连美国的成名学者也难免有所质疑，却无法改变日益流行的大势所趋。一方面，中国的中国研究者不少人还继续沉浸在近代以来西方即现代的预设之中，另一方面，欧美的中国研究本来就有代其主流布道的意味，只要中国有无尽的后进相信其放之四海而皆准，与中国是否凿枘就不会成为问题。而华人华裔学者在与美国主流学界和与中国学者对话时，往往采取对应性的观念和态度。至于中国的世界史与国外的“世界史”对话，则相当罕见，很多时候中国的世界史对话的对象其实不过是外国的中国史研究者。
要想实现平等对话，各种条件因素至关重要。作为学人，应该尽可能深入认识中外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尽管清代闭关锁国备受诟病，历史上中国与外部的交流联系始终在进行之中。清季夷夏大防全面崩溃后，中国人了解外国的意愿比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意愿强得多，久而久之，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也比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普遍得多。现在中国人的知识系统是晚清以来形成的新学，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包含两套不同的知识，但是经过重新混装组合，西学无疑占据主导地位。跨文化传通不可避免地伴随误解，其中自然会存在各式各样形似而实不同的各说各话。例如西政丛书，其实是泰西政书的变称，并非西方政治理论、制度或政治学。外国的知识系统中很少显而易见的中国元素，多数外国人也没有认识中国的意愿，因而稍有知识的中国人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的欲望及能力，强于稍有知识的外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欲望及能力。只不过，西方列强的发达先进以及知识系统的西体中用，使得很多国人相信外国的中国研究更加高明。
近代中国百事不如人，但在中国研究方面，自信教育学问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的高人，对于外国学者还是能够平视甚至俯视。因此，在以西为新的大势所趋之下，学人对于外国的中国研究及中国研究者的看法，仍有许多入木三分、先知先觉的洞见。章太炎清季即反对治中国学问以外国人的好尚为转移，在他看来，夸赞外国学人的中国研究，如同称许路旁放牛小儿能干是同一道理，不能拿来作准比附。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傅斯年，以及力求将汉学中心争回北平的陈垣，其心目中首肯的海外汉学家屈指可数，其余大都不能入其法眼。况且，“虏学”入华，在中国充其量不过“半汉”，而中国研究的核心主干仍在“全汉”。“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因此，凡中国人所忽略的问题，如历代的非汉族群、神祇崇拜、歌谣、民俗、雕塑等，“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这些对于汉学的发达确有值得借重之处，同时也是“汉广”即从中国向外联系以与东方学争胜的重要方面。可惜来者曲解此意，以为扩张材料的正途，舍己从人，弄得读中国书认中国事的长处丧失殆尽，只能由“半汉”向着“虏学”迅跑，永远做他人的学生乃至仆从，全然忘记“全汉”才是根本所在。
中国的中国史与外国的世界史或各国史平等对话，无疑是真正学术平等的体现。近代中国的中国史不一定要与外国的中国史对话，因为既然是同行，以地域国界划分彼此，不无自我矮化之嫌。同行应以学问的是非高下论，但凡以国以派分，形同画地为牢，好也有限。若是缺乏基本的自信，则对话很难以高明为对手，这样的对话何益之有？当务之急，现在中国的中国史首先要平视外国的中国史，如果总是仰视，连对话的资格和机会也没有。中国的世界史则首先要将中国看成世界的一部分，不能始终是华洋中外的变相。将中国纳入世界之中，不一定非要强调中国意识。真正的世界史，不能以特定一国的观念为视角，否则很难成为世界史。不过，即便强调客观中立，历史肯定具有特定的立场，所以真正的世界史不能自以为是地认定，必须综合平衡各方的视角、观念、意识。
晚清教育变革以来，误以分科为科学，使得学科的分立与跨越变成对内争地位的游戏。而真正的学术对话旨在推进相关学术的良性发展，中国的中国史与中国的世界史对话，应该是认真的，而不仅仅是自娱自乐或互娱共乐。中国的世界史和中国的中国史对话，不能像美国的中国史自以为引领指导中国的中国史那样，以名为世界实则西方为典范来看中国。在好分科治学的时趋之下，学术的分门别类俨然成为时尚，不要说中国史与世界史沟通，中国史之下的专门分类也不通之至，如各断代史只关心各自那些大大小小的专题，以至前后左右不能相通无碍。无数学术小圈子形同草寇漫山遍野，连割据称雄也当不起。这样的情形并非史学界独有，其他人文学科的情况类似，据说现代文学史开会，台上的几位正副会长忧心忡忡，觉得举目望去已是一堆零碎，研究同一时代的不同人事，彼此几乎完全隔膜，而台下的与会新进学人却个个满面春风，踌躇满志，认为全方位取得长足进步，已然超越前贤。学术水准如果不能随着国家地位的上升而提高到相应程度，也难以取得平等对话的资格。
如前所述，中国人观念中的中国与世界，说到底还是夷夏、华洋、中西的变形，一方面表明中国急于进入世界，被世界所接纳，另一方面，则显示世界之于中国仍然是他者，是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这在某种程度上，恐怕也是世界(国际)现实的折射。
在国家仍然存在且国民意识强烈的情况下，历史学内外有别，国史教育为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教人以国性，即内化为特定的国人。世界史如果只是外国史，就只能传授知识，既不可能将国人变成外国人，也很难培育国人成为所谓世界公民。而世界史如果只是中国的世界史，固然可以作为社会化的载具，其与中国史就只有空间的分别，很难成为进入世界的管道。近代中国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进入世界之间曾经左右为难，所造成的尴尬迄今为止并未完全消除。全面抗战前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度信奉工人无祖国的理念，虽然全面抗战建立统一战线时，回到国家民族立场，仍然被国民党揪住不放，使得一些中间人士心存疑虑。然而曾几何时，民族主义被指为双刃剑，同时遭遇内部守成与西化、外部种族主义与普适性的双重夹击，进退维谷，无所适从。只是现实无情，所有无国界的宣传都被有形无形的深沟壁垒的国界打回原形，进入世界的中国有时不得不孑孓独行，显得与向往已久的世界依然有异。只要主导世界者拒绝兼容，坚持排他，现实就难免有几分惨酷无情。
对话的目的是沟通、求同抑或消除隔阂？也需要事先予以明确。如果旨在与世界沟通，那么连带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这样的观念很“中国”，照此行事，只能强化中国的自我意识，未必能够增进世界意识；二是对象最好是各国的本国史，既非中国的世界史，亦非外国的中国史，否则无所谓沟通。此外，学术研究理应各执己见，不必强求一律。多国多方共同研究的取法也应该求同存异，无须任何问题都要强求一致。不然的话，即使研究者达成共识，也很难为各自的国民所普遍接受，进而落到实处。况且跨文化传通很大程度就是误解。五四前后令国人大为困扰的文化与文明之争，其实因缘于明治日本的法国文化派与德国文化派的相争，望文生义的解读，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徒增烦恼。
目前的情形，中国史更强调与国际对话，而世界史反而主张中国特色。即使不像苏联那样编写以俄罗斯—苏联为中心的世界史，至少要纳入中国，而且写成具有中国视角和意识的世界史。就情理而言，应该是中国史让世界对接过来，世界史则主动对接过去。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世界史能够与外国的世界史平等对话，中国的中国史与外国的中国史双向交流，进而可以与外国的世界史直接沟通。当然，更为理想的状态是世界各国的世界史融为一体，无所谓对话，而世界各国的中国史则是世界史架构下的分支。只是世界上各个国家能否有统一的世界史观念和平等的地位，值得期待，也不无疑虑。或许当那一天不知不觉来临之时，人们发现未必真的需要对话，因为瞄准世界前沿、与国际对话等，其实是内心不够自信而寻求认可的一种曲折诉求。正因为存在学术以外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差异，不同人群才觉得需要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达成共识，如果真的认识一致，对话就是多此一举。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受中西学可以兼通之说的误导，希望每一个体都能将中国史与世界史沟通融合。此说理念上不错，实际做起来难度太高。近代以来，真正两面跨越且能深入堂奥的学人，屈指可数。尤其是世界史一面的所谓深，只能在国内相对而言。一些老的留学生，在国外学习中国史，回国后却主讲世界史或外国史，而一旦出国讲学，范围还是回到中国史。到国外敢于讲国际关系史而非中外关系史的，已是凤毛麟角，遑论外国史。治中国史能够具有国际眼光，治世界史能够不忘中国，遇到具体历史问题兼顾相关各方的史事与认识，已经难能可贵。
中国的世界史与各方对话，至少应当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与外国的世界史对话，包括外国的本国史和外国的外国史。二是如何在世界史的架构下安置中国史，或是中国的世界史应否具有中国视角，贯彻中国意识，如果是，应该如何展现。三是与中国的中国史对话，尤其是从中西交通、中外比较、中外关系等方面，与中国的中国史合作。过去一些世界史的前辈认为，中国的外国研究条件有限，水准不足，只能从中西交通、中外关系等方面着手。这样的自知之明，虽有局限，却是实话实说。可以调整之处是，原来客观上受到各方面制约，研究“虏学”只能由内向外，如今资料等客观条件大为改善，学力也有所扩展提升，应该循着东方学的路径，努力由外而内，不作大而泛的平行比较，而要深究事实联系。尤其是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多以域外为思想资源和系统范型，而据社会历史文化的实情加以调适，必须努力不受学科和文化的局限，才能深入坐实。
古往今来，中国与域外的联系始终存在，其密切与广泛的程度幅度，或许远超现有的认识。不过，受限于交通、通讯等手段，古代中外联系的即时性较低。换言之，中国作为世界的有机部分，空间上毫无疑义，时间上的确存在差序。即便近代以来，在电报、广播以及报刊等大众传媒普及之前，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仍有人群、地域、时效的巨大差异。直到欧战爆发，遥远的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与中国有了同步的关联性，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转变为世界大战，环球同此凉热才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感同身受。正因为世界空间的分布与时间的同步差异日渐缩小，而同一事件之于各方却利害不一，未必同理，如何编制包括中国的世界史，让中国的世界史学人耿耿于怀。如果说欧美的东方史、东亚史、中国史是从西方看过来，那么中国的世界史则不可不从中国、东亚和东方看过去，不仅要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事实联系如何展开，还要看中国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联系的部分如何通过各种渠道间接发生相互影响。
由此可见，中国的世界史既不是代表世界与中国对应，也不能代表世界上的“世界史”与中国的中国史在世界史林进行对话，说到底还是中国历史学的一部分。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是反映中国人世界认识的观念和水准，改变现行世界历史的偏颇与局限，另一方面则要沟通联系中外史学，以增强中国人的世界认识和外国人的中国认识，推动中国的历史学国际地位的提升。为了实现这样的主观意愿，不仅要追求视角独特、与众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建构超越欧洲中心的世界史观，呈现更加全面展现世界历史面貌的系统架构。中国的世界史发展的重点方向，一方面要加强与中国史的沟通，深入了解中国史研究中的世界史需求，为中国的中国史与世界的“世界史”建立联系提供必要的支撑，使得中国的中国史通过中国的世界史逐渐与世界的“世界史”连成一片，不被隔断于世界的历史学界整体之外，尤其是揭示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联系的历史进程(包括精神层面)，重现中国与世界关联的本相；另一方面，破除欧洲中心等特定视角的偏执，依照历史发展的实情，建构更加符合历史进程本来面目的世界史叙述。
在全球史日渐兴起的时代，西方中心的强化显得相当讽刺。全球史是否真的名副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反省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历史，大都是自我中心，重新构建，如果严格依照材料与事实的时间顺序仔细梳理，势必面目全非。在没有“世界史”的世界，全球史又被称为新世界史，意味着与原来欧洲殖民扩张时期的世界史具有内在的一脉相承关联，尽管表面上是对过去国别史、区域史的反省，先验的前提却是自以为已经具有全球意识以及相应的观念视野，以彰显旧世界史的傲慢与偏见。然而，如果真的具有全球性，首先应该认识和重视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观念和叙述，如果不了解、不知道甚至故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全球史仍然是西方中心的变相。在这样的架构下，不以国家为视角，其实是拿自以为是的标准否定其他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合理性。超越人类史的动物史、环境史之类，实际上不过是以西方文化意识去看待动物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而已，往往流于保持西方中心的话术。诸如此类的超越，说到底非但没有超出既有的局限，反而进一步放大自我意识。最应该破除的西方中心观不仅没有动摇，而且进一步强化，让不同民族国家树立自我意识的努力被带跑偏，并且将变形的西方中心观强加于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从而继续维系话语垄断。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不是跟随西方的视角和问题，哪怕是在全球史的外衣下继续自我，也应该先立足于双方急需的环节。从各自表述到取得共识，人类共有的世界史发展的目标相当长远。现阶段包括中外历史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可以努力作为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西交通史与中外关系史。中国与四裔的所谓“半汉”，仍是传统的强项，而且是中国与世界事实联系的重要体现，应该得到加强，并且尽可能由单向辐射扩展为双向互动的考察。四裔当中有的原来历史研究单纯依赖中国文献，需要加强与其他文献的比勘互证。中国历来与外部联系交往频繁，过去限于条件，只能以一路向西的中西交通为重点，而欧洲由东方学衍生出来的汉学，则着重由西向东进行探索，双方形成互补。例如丝绸之路的研究，迄今为止主要是单向度进行，着重由中国通向西方的经贸文化之路。其实历史上的中西陆路交通，不仅是双向的，而且很可能是分段式的，既要有从西向东以及由东向西的探寻，也要以其中若干节点为中心，向东西两面进行伸展。这方面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增强，而不是简单地以为落伍甚至弃如敝履。
第二，近代欧洲文明的重构，包括与古希腊文明渊源的联结，文艺复兴与近代科学的构建，重构过程中哲学式的体系化、逻辑化与宗教性的道德化加工。更为重要的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学说制度的生成、传衍与影响，这是造成当今世界格局并制约各国的思维行事的关键所在，必须由相关国家的学者分工合作，才能有效进行。作为中国与世界勾连的重要领域，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可以提供必要的支撑，各方携手努力，回到历史现场，抛开后来的成见，梳理考察影响近代中国既深且远的一整套知识与制度体系在欧美发生发展的渊源流变，及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演化变异，最终完整还原历史进程的全时段与各层面。
第三，世界历史的本相与演化。种族、宗教等文化差异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无疑会影响各自的历史叙述。如果说视角不同，古代主要是影响以不同事件为关注重点，近代以来则更多体现于对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轻重缓急的判断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国被拖入所谓世界一体化进程，从此以后，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鸦片战争涉及国际性的贸易关系，没有鸦片贸易，就无法填补欧洲的贸易逆差。而八国联军的组成，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卷入其中。这些涉及广泛的事件，无疑都具有国际性，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史的叙事之中，也不应仅仅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待诸如此类的大事。关于鸦片贸易的国际关系，外国学人大体解析清楚，而所谓八国联军与各国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梳理与展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理应成为欧美的世界史的挑战者。
进入20世纪，中国越来越成为与世界同步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革命史，从一开始就与世界连为一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组织了共产国际，而中共成为其中的一个支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战线的重要一环。第一次大革命即国民革命，就是在列宁式的世界革命学说和帝国主义论的直接推动下发生展开的。由此，中国革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不仅是党内的重要事项，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方面。
不仅国内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环节，民族战争也具有毋庸置疑的世界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定性为反法西斯战争，而法西斯主义一开始的直接攻击对象恰是各国共产党。在普遍认为代议制民主政治已是明日黄花的时势之下，无力抵御世界革命的欧洲各国政府，或是采取绥靖政策，纵容法西斯扼杀共产党，或是干脆自我法西斯化。德国共产党人最早高举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帜，共产国际于20世纪30年代前半段即提出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议题，中国革命作为其中一员，所开展的抗日战争当时即明确具有反法西斯性质。欧洲各国在人民阵线相继失败的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民主旗号抵抗法西斯，实则反法西斯阵营的一些参战国并非民主体制，甚至本身就有严重的法西斯化倾向，因而新老列强争霸的色彩并未完全褪去。美国卷入战端时，政治经济行事都有法西斯化集权之嫌，刻意凸显民主与独裁的对立，为战后开启冷战埋下伏笔。可以说，抗日战争不仅清晰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密不可分，而且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国因素日趋重要。只是在相关各方利害各异的撕扯之下，受视角观念差异的误导，历史记忆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整体上越来越偏离本相。
深究这些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问题，中国的世界史可以成为中国的中国史与外国的“世界史”沟通的桥梁：一方面重现中国与外部世界关联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的世界史与外国的“世界史”对话的凭借与支撑；另一方面深入外国世界史的堂奥，增进中国的中国史与外国的“世界史”之间的相互了解认知，从而实现彼此真正的平等对话。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