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严肃认真地申明一点，“如果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完全是一个虚拟的说法；无论是现任法大校长，还是法大同事，抑或法大学子或法大校友，切勿当真。
其次，和过去已经发布的“《我观法大》系列”[1]一样，这篇《如果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也纯粹是属于“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瞎操心”的戏作；尽管我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态度是真诚的。
再次，我也想在此吁请法大的同事、学子和校友，也以“如果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为题，为法大的发展献计献策：或表扬，或批评，或兼而有之；以实际行动，光大郑永流教授的“凡我在处即法大”的理念，或者像方流芳教授那样撰文陈词，基于爱护法大、“让法大更好”的学术立场，发出独立的声音。
最后，我写这篇小稿，既是一名以服务法大十一载的在编教师的角色，也是以一名法大校友的名义（惭愧，因为刚刚从这所大学获得了民法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尽管我有自知之明，即断无可能做“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那么，虚拟一下子，“如果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那么，我这个“虚拟校长”将做以下十件事情：
第一，把师德建设落到实处。
比如，针对最近几个月来在网络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本校吴丹红（吴法天）副教授与本校法律硕士张卫丽女同学之间的涉嫌师德纠纷事件，由学校有关部门，进行认真调查，并限期、依法公开调查结论。若张卫丽女同学的实名举报，查无实据，那么，学校理应还吴丹红（吴法天）副教授以清白；若确有违背师德的事实存在，那么，学校应依法依规对吴丹红（吴法天）副教授给予党纪、校纪处分。此一事件，事实上已经给中国政法大学在海内外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严重抹黑了中国政法大学在编的副教授教授群体形象。若对此涉嫌严重有违师德的事件迟迟不予调查，那么，中国政法大学校代会应对校长涉嫌不作为问题提出质询。
第二，创建中国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简称“法大附中”）。
和昌平区教委合作，联合在昌平县城的其他高校（如中国石油大学），改造昌平的某一中学，主导建设“法大附中”，切实改变中国政法大学年轻教师子女上学（初中、高中）的后顾之忧这一突出的现实问题（比如，我的一位好友，为了孩子在城里上小学，不得不舍弃在昌平舒适的房子而在城里高额资金租房；为了让孩子上位于昌平的汇价学校，从初一开始，不得不每年支付多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学费；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也是改善中国政法大学办学软环境、为中青年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做的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对于稳定教师队伍、改善昌平基础教育、扩展法大品牌校友等，均将功德无量，善莫大焉。
第三，科学规划校园建设，充分利用有限的办学空间，使办学资源最大化。
其一，开发好学院路校区路边土地资源，为校园留置室外运动场地、公共绿化用地。
其二，确保每位副教授以上的在编教师，每人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其三，开放昌平校区的东门或者北门，以利机动车出入，解除可能的安全隐患；进出学校的车辆，一律像徐显明校长主政时期一样，免收费用；或者像北京师范大学那样，收取高额费用；尽快投入使用业已建成但闲置的昌平校区地下车库。
其四，除国家法定节日外，图书馆开放时间延迟到午夜十二点；所有教学楼，延迟到夜间十一点。
第四，调整学科结构，新建体现法大特色和优势的政治学科学院。
在现有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基础上，一分为三，即创办政府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这三个学院的设立，将有助于使中国政法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法大学”。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分别聘请两到三位全国最优秀的学者，分别主持这三个学院的建设，高起点，高品位，高端发展。
第四，适度压缩招生规模。
目前，一方面，中国政法大学有全国211高校中最小的校园；另一方面，又在招生数量上规模庞大。这是一个制约中国政法大学办学质量的突出矛盾。
在面临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整体滑坡、中国政法大学办学资源（尤其是空间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政法大学应发扬“割肉”的精神，壮士断腕，率先减少招生规模，而把重心放在改善办学条件、学生学习条件、提升办学质量等方面，为社会培养高端人才。
第五，整合学术资源，形成拳头优势。
“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研究中心之落户中国政法大学，乃一成功的个案。能否把这一个案的经验，进一步开花结果，形成示范和集束效应，将考验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战略眼光和办学智慧。
作为法科类的“龙头老大”，中国政法大学应放弃与其他政法类大学或法学院斤斤计较于“法学排名”的小家子之举；重在鼓励教师推出以代表作为主的学术精品。
第六，依法治校，公开“三公”支出。
公开“三公”支出，将是“依法治校”的试金石。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法科独大的大学，应该在全国大学公开“三公”支出方面中走在前列。
在“一网联天下”的网络时代，学校领导应节制“出国考察”这一传统模式。这是切实改进学校领导工作作风的一个具体步骤。
第七，切实重视学生的学术规范教育与学风建设。
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像其他大学一样，中国政法大学的学风问题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是相当严重的。比如，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国政法大学第十一届“学术十星”本科生论文竞赛中，即有大量获奖论文涉嫌存在严重的学术伪注问题。“伪注”，即在学术征引和注释中的作假行为，恰恰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规范（试行）》（2004年）中明确界定的“学术不端”之一。学风问题，还会直接影响到校风和学校的学术生态。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必须正视、认真解决的时候了。
目前采取的毕业生学位论文“打架”的方式，乃不得已而为之，但有本末倒置之嫌；应把学术规范教育落实到学生的日常培养环节；教师特别是导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于教师论文或著作中存在的学术不端问题，要像教育部要求的那样，“零容忍”。
第八，加大人才引进和建设力度。
最近几年来，中国政法大学在人才引进问题上，尤其是徐显明教授担任校长期间相比，大致乏善可陈：一方面，引进的人寥寥无几；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名教授“出走”法大（如比较法专家米健教授、国际法专家莫世健教授、艺术家唐建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郭世佑教授）。高端人才之只“出”不“进”或少“进”，对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发展来说，应该不是一个好兆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在京研究机构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等在京学府，均有不少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在不涉及户口等棘手问题以及代价有限的情况下，通过高端学术人才的引进，进一步加强中国政法大学的学术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而一个高端学术带头人的引进，尤其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其效应是积极而多重的（如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引进的终身教授李德顺先生、从国家行政学院引进的终身教授应松年先生，就颇能说明问题）。有了高端学术带头人，也就占领了学术的制高点。
同时，从着眼中国政法大学长时段的可持续发展眼光看，还应对学校现有的35-45岁这一时段的年轻副教授、教授中确有真才实学、道德文章均堪可表率的后起之秀中，在职称评审、出国交流、项目经费、奖项评定、子女入学等方面，采取重点倾斜、特殊保护的优惠举措。
对于那些一心向学的年轻学者，不一定非要加一个带“长”字的学官，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此乃“毁人不倦”之举。切实改变“教授官员化”的状态，政学分离：做管理的，一心一意做管理；做学问的，一门心思做学术；分层发展，各显神通，各就其位，美美与共，形成尊重学术、崇尚学问、力争上游的学术生态环境。
第九，整合学术资源，使学术资源最大效益化。
在现有院/所/中心（实体教学与科研机构）的基础上，分别设立法学学部、人文学术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统筹安排学校教学资源；改变目前学校条块分割、山头林立的乱局，打通学科壁垒，优化学术资源，并使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从中受到最好的教育。
第十，整合、优化现有的学术出版资源。
其一，在现有出版社、杂志社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集团”，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外，申办中国政法大学电子出版社。
其二，将《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比较法研究》《证据科学》《行政法学研究》纳入出版集团；撤销有关编辑部的处级建制，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杂志社”，加大对上述五种学术刊物的经费投入，改善杂志编辑人员的待遇。
注释：
[1][1]此前的《我观法大》系列，分别是《一件小事——我观法大（之一）》，学术批评网2007年3月16日；《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二）》，学术批评网2007年5月1日；《学术讲座的热与冷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三）》，学术批评网2007年6月13日；《“用脚投票”—— 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四）》，学术批评网2008年1月10日；《“社区自治研究”为何不能成为“通识教育”选修课？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五）》，学术批评网2008年6月18日；《为什么不建一个湖光塔影的新法大校园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六）》，学术批评网2008年8月15日；《如何维护中国政法大学的学术声誉？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七）》，学术批评网2008年10月23日；《关于创办“中国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的初步建议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打假”问题——我观法大（之八）》，学术批评网2008年12月21日（该文写于2007年7月12日）；杨玉圣：《何谓“大使馆副馆长”？——我观法大（之九）》，学术批评网2013年1月15日（其中第一至第八篇，曾合辑为《以小观大 大学为大——我观法大（系列）》，收入拙著《学术共同体》，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244页）；《如何把有限的办学资源效益最大化？——我观法大（之十）》，学术批评网2013年5月31日；《如何把师德建设落到实处？——我观法大（之十一）》，学术批评网2013年6月5日。
2013年6月29日 9:48
于法大逸夫楼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