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最近一系列文字中追寻“观念”在汉语中的踪迹，没有发现它的蛛丝马迹，于是，我想试着梳理它在西语中的现身，但是，我只是得到了许多问题。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将这些问题归类，更不用说寻找问题的答案——甚至，这些问题是否是问题我都不敢确定。
我要把这些问题罗列在这里，算是做一备份，希望未来能从中得到一些灵感，或者，得到问题的解答，抑或者，有机会纠正我自己的错误。
一、意识形态。
在围绕“观念”的文字中，我没有将“观念”和意识形态做一明确区分，当时我模糊得觉得意识形态属于观念的范畴。于是，我就将意识形态视作“观念”的一部分，视它在权力建构中发挥了作用。我在《观念与权力二》中提出：“儒家理论就是发挥意识形态作用，虽然它本身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只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坚持了意识形态发挥观念作用这一前提，所以，才要用这一观点否定儒家理论在观念建构上的作用。现在来看，我还是做对了。因为，现在我更认同，意识形态，是制度建成之后产生的。而意识形态本身并不参与制度的建设，也不属于“观念”的组成部分。根据目前我的认知，那么，儒家理论的确是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是帝制政体下所产生出来的，为帝制政体服务的理论学说，它的确也是一种文化，但是，它不是观念，它对于帝制政体的生成没有发挥作用。
我再次指认帝制政体的生成，并非观念的产物，吴思先生指出：“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中国：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现在需要进一步提出的是：帝制非但不是又观念催生的，也就是说帝制非但不是遵循“观念优先于权力”诞生，它恰恰是反其道行之，帝制政体的生成遵循“权力优先于观念”的路数。在某种意义上，帝制政体的生成是依靠“权力优先于一切”的现实设置。
因此，无法用“观念”推衍帝制的生成，而应该从权力入手查找帝国的出生证明。也就是说，探寻权力的起源，要比研究制度更贴近历史的真相。
二、宪法的合法性。
同样在围绕“观念”的文字中，我在思考中国走向宪政的出路，虽然我不能确指，但是，我已经感到，我在这些文字中想要确定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对民主的启蒙。我隐约觉得，我想为中国宪政的诞生寻找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赋予宪政一种法理上的、最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我也在隐约中感到，这样一种法理上的基础，是一种理论上的虚设，我在文字中使用了“虚拟”这个词，就是想表明这一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表达得很清晰。
我想从西方的宪政历史中寻觅宪法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使用了“前合法性”这个词——这是我自己制造的词。我当时的认识是：韦伯意义上的合法性有着一个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我愿意在这里裸陈我的短浅，我觉得韦伯所说的合法性，依然是在一个制度建成之后，被统治者依照这一制度下的规则，表达对统治者统治的认同，比如说投票。如果我理解错误——我想一定是我理解有误——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这依然没有回答我想要问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宪法的合法性性是怎么来的？比如说，在宪政制度下，民众可以投票选择一个党派执政，但是，民众不可能投票选择要不要宪政制度本身。我认为韦伯的合法性锁定在：民众在制度中表达对统治者的认可。但是，我关心的是：制度因为什么才是合法的？我只能把我想要寻找的事物称之为“前合法性”，以区别于韦伯的那种在制度下表达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我在寻找宪法的合法性。
我以美国宪法为参照，所思考的焦点在于：是什么使得一份文件具有了宪法的意义？假如，我将美国宪法认作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那么，为这份文件赋予合法性的，就是“观念”。这份文件是“观念”的现实化，而使这份文件成为宪法的，也正是因为“观念”。换句话说，宪法的合法性不是被赋予的，而是因为宪法（实际上只是一份文件）是“观念”的现实化，这个过程才是我想寻找的宪法的合法性。
从这里又衍生出两个问题。
第一、在人类第一部宪法之后，其余的宪法是怎么获得合法性的？假如人类的第一部宪法是“观念”的现实化，那么，宪法本身就是“观念”的代表；但是，考虑到作为文件的宪法，它完全可以复制。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有宪法而无宪政”，现实很有代表性。原因就在于此，在第一部宪法后，“观念”与宪法就可能出现分离。这是为什么？我在《观念与权力》中就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试着将第一部宪法后的宪法合法性问题扩大来观察。
美国宪法作为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既有它的艰难处，也有它的方便处。艰难在于：它要无中生有，将“观念”落实成宪法；方便在于：“观念”与宪法结合紧密、无法分离。而同时保证了宪法与宪政的合一。同理，在此之后的宪法也有自身的难易处，容易在于：作为文件的宪法可以直接借鉴，甚至照搬；难处在于：“观念”与宪法的分离，使得宪法没有合法性，因此，有宪法却没有宪政。
普遍来看，那些美国之后的宪政国家，用一种很方便的方法就完成了“观念”与宪法的合一，那就是：将“观念”对宪法的合法性生成，转变为民众对宪法的认同即可。这种方法的简易处就在于：之后的宪政国家无需重复美国宪法的建立时刻，将一种“观念”现实化为宪法；只需要对现成的文件（宪法）——无论原创还是复制——表示认同，那么，文件（宪法）的合法性就生成了。在具体操作上，一般来说，用选举的方式代表这一合法性的生成——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就像我在上文中提出的，在制度下的投票与制度的合法性无关，这种宪政初生而组织的投票（比如：阿富汗、伊拉克这种情况），只能说它代表了——而不是实际上——宪法的合法性生成。实际上，真正完成宪法合法性的手段是对宪法的全民公投（这种情况也有），而因为规模和资源问题，它往往被省略（这也是现实原因，毕竟一部真正的宪法，不会与其他的宪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宪法几乎都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是宪政本身），而直接用民主选举政府的方式，代表了民众对宪法的公投。这的确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宪法的合法性过程，有着异乎后来制宪中的难度。它的合法性，依赖于美国民众最广泛的“观念”共识，而在我看来，“观念”共识是一个弱共识（请见拙文《观念与权力》）；而美国宪法之后的制宪，容易就在于，民众可以直接认同宪法，而宪法共识，或者说制度共识，是一个强共识。无疑，强共识比弱共识，具有更坚固的制度基础。
而在今天中国，人们在强调制度共识——理性上看，这种强共识当然有利于未来宪政的稳固；但是，正因为它是强共识，所以达成一致就困难，坦率说，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制度共识已经达成了。当然，如果达成制度共识最好，但是，退求其次，从“观念”共识导出一种更有利于达成制度共识的环境，也许是另一种走向宪政的途径。而目前的情况是，即没有制度共识，也没有“观念”共识。原因就在于：“观念”长久在中国制度建构中的缺席。
第二、英国的例子。
英国没有宪法，那么，它的宪政合法性是怎么生成的？我寻找宪法合法性，前提就是宪法和宪政的合一，也就是说，宪法具有了合法性，宪政就有了合法性。但是，英国的情况特殊，如果没有宪法，它的宪政从何处获得合法性呢？
英国作为经验主义的发源地，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培养出宪政的模式，并且，宪政也成为了英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虽然，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宪政的发展史，也是人们在限制公权力方面不断进展的历史。大宪章、议会、党派政治等等，都具有宪政的意义和标志。但是，若宪政没有通过宪法标志建立，而是在传统和经验中逐步完善，那么，宪政的合法性从哪里寻觅呢？
我没有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只能提出一个差强人意的解释：英国宪政的合法性来源于传统本身，也就是说，民众是对自身生活的认可，而政治体制也是属于生活的一部分，民众认可这样一种生活，也就给予制度以合法性。这样的说法虽然不精确，但是，尚有投票选举作为一种“事后承认”的方式，为宪政提供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倒是韦伯的“合法性”适用于英国宪政。
三、哪种观念。
当我强调“观念”在中国制度建构中的缺席时，我是在用宪政经验的“观念”作为观念的模型。但是，问题在于，在二十世纪，也有人类历史中崭新的政体登场。比如极权政体。相较于纳粹德国，苏联的制度有着更明确的“观念”出处——马克思主义。即使承认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对作为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的改写，仍然不能否定极权制度与这一“观念”之间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毛的政体也与这一“观念”有着名义上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看待观念与权力的关系呢？
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我没有提出极权主义与“观念”的联系，当时我觉得，以毛制度为例，仍然是一种没有观念的制度建设。但是，既然这一制度今天仍然沿袭了建立之初的名义，就值得在理论上做出回应。
在《再论观念》一文中我提出了“观念”的内容，即“权力是人造之物，它是被人们建构的，人们可以，也应该驾驭权力。”我认为这个提法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极权政体的建构违背了“观念”的内容，而这种违背也只能在制度的层面上。以马克思主义为例，即使作为一种“观念”，它承诺的也是一种在自身价值上的“善”制度——虽然，在这一价值上，也包含了一种隐含着的，对人权的忽视和取消；但是，任何极权政体假借的“观念”，绝不可能提出明确的邪恶意图。目前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看到这种先例：一种邪恶观念被民众认可，然后建立了名副其实的邪恶政体。人类历史的经验是：在一种美好“观念”的前提下，一种邪恶的制度被建立。“观念”也许是有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但是，作恶的是制度以及建造这一制度的人。
观念先于权力，需要强调的是，观念的内容。即使一种观念——就像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自证为善，也已然必须明确地回答，个人与权力的关系。而只有将个人置于权力之上的预设，才是观念先于权力的前提。
四、观念的应然与实然。
在系列文字中，我没有明确提出观念在实然和应然两个方面的意义。我想还是有必要做一区分。我用“观念”来衡量中国的帝制、极权以及后极权政体，并指出这些政体背后的“观念”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说的“观念”是实然意义上的。而当我在展望中国民主的未来时，我用的“观念”则是应然意义的。
但是，问题在于，若说中国帝制政体不是由“观念”建构，是因为“观念优先于权力”本身就是宪政历史的经验，而用这一经验衡量中国的时候，不仅“观念”自然缺席，与宪政有关的一切都缺席，而宪政又属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而这又是我们本就缺失的内容。也就是说，用西方的“有”责之中国的“无”，虽然稳操胜券，但是，这种“有”能否有效梳理出中国的“无”吗？
“观念”在汉语里的缺失，除了让我关注在应然意义上，“观念”对于中国宪政的价值，是否还有其他的提示？
目前，我还没有头绪。只是觉得，这种比较学上的差异，可以在其他领域完成，比如说政治史、制度史、文化思想史。当然，在观念史上的比较学意义更直接，可是，这又牵扯这样一个问题：我所谓的“观念”，本身就是指西方的宪政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寻找不到汉语相对应的观念。我也可以耙梳汉语思想中的政治观念，但是，此观念非彼“观念”。我只能追踪汉语中“观念”的空白痕迹，试着从虚无中查证那些实有，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制度和意识。
五、另一种观念。
如果我将“观念”与制度绑定在一起，那么，汉语的确缺失我所着重的观念，但是，还有一般意义上的观念，就像我们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欲表达的思维、意识、精神等状态。
而不得不说，在清末，确切地说，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汉语的观念开始了天翻地覆地振荡。在此之前，洋务运动——不仅是一系列的现实动作，重要的在于支撑洋务运动的汉语观念——作为中国对西方现代化刺激的回应，并没有在行动上受挫，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是对洋务运动在行动上的否定（实际情况也可以分析，甲午战争的失利，不代表洋务运动的某些做法就是错的），更重要的是，支撑洋务运动的理论被彻底推翻。无疑，帝国被一向视作“倭寇”的日本战胜，这种刺激远远超过屡败于洋人之手的屈辱。而且，不像之前几次战败的经验，甲午战争的失败，似乎在全社会的范围激发了人们对现状的思考，似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被从之前可以安身立命的观念家园中驱逐出来，成为汉语观念中的流亡者。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汉语观念开始了一场加速度的冲刺，旧观念的失灵，使得新观念频繁现身。我想说的是，在这些观念中，没有一个明确指向民主宪政（这有着历史的原因，毕竟当时我们师法欧洲更多），但是，却有着君主立宪的呼声。而且，在社会层面上有着数量众多的拥趸。
在我看来，这大概是我们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契机：通过一种“观念”建构权力。而这种“观念”指向了君主立宪。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甚至在想：今天支持民主宪政的人群，与百多年前支持君主立宪的人群，孰多孰少？但是，我们没有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这又是为什么？我想试着回答一下。
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提出了，今天取得“观念共识”比“制度共识”更优先，也更有可能。这么说，是考虑到当下的现实条件。先来看看美国的宪政起点，美国的宪政开始于推翻了英国殖民后，也就是说，在一个没有权力的环境中发明一个受“观念”制约的权力。再来看看清末的状况，本质的不同就在于，清政府的权力依然存在，而这个时候，想要建立一种新的权力（比如君主立宪），就首先需要在统治者和民众之间达成“观念共识”，当然，如果比“观念共识”更强力的“制度共识”被达成，则更有利于新权力的建设。而清末没有走上君主立宪道路，起因就在于清政府与呼吁君主立宪的人群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不仅是制度共识没有，观念共识更是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是不可能自主改革制度的，尤其在改革的呼声发出并且逐渐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会以各种方法固守当下的制度。而这种局面，只能使观念向革命一方倾斜。换句话说，是清政府，而不是革命党，断送了中国走向君主立宪的机会。
问题又来了，辛亥革命后，为什么共和政体依然没有运转良好？我也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清政府被推翻后，掌握实权的力量，都在争夺清政府倒塌后留下的空位，而此时，又重现了每次王朝更替时群雄逐鹿的状态，这种非常政治状态下，任何一种常态政治都难以建立。而一旦天下定于一尊，制度建设就提到日程上来。而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无意宪政，而是扩大自身的权力。即使，其间有鼓吹宪政的人群向政府提出诉求，但是，对于一个本就意在扩权而非限权的政府来说，这种吁求无济于事。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时候，没有推行宪政的意图。49年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依然维持着专制的统治，即使，民间的宪政呼声从未停止过。直到蒋经国决意开启党禁、报禁后，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共识才算达成，而既然国民党的政治中本身有着宪政允诺，达成全社会的制度共识并非难事。
49年，仿苏联制度的中共政府建立，这个在战争中获胜的政权，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背弃之前的民主承诺，用铁腕扫平制度建设上的各种障碍，开始了将近三十年的毛制度。吊诡的是，在这三十年中，大陆民众的观念似乎在返回常识的零点。这不禁让我思考：在民众如此普遍、深入、持久地全民学习毛思想的过程中，似乎在观念的层面上，毛的思想并没有影响人们的观念——除非在使人愚化这一向度上，而这本身是各种专制统治的内在要求，而在这一点上，毛并非有所创新；或者说，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看到这种影响。
毛时代的结束，人们在迅速返回常态，即使，在常态生活已经中断三十年或更久之后。今天来看，80年代又是一个观念的时代（虽然，这仍然不是我所意味的“观念”）。开放，让大陆的民众知道还有不同的制度、生活和观念，充满讽刺的是，1840年中国就与西方短兵相接，而一个半世纪后，我们看待西方时的目光，并不比我们的前人更少一些不可思议的惊讶。需要指出的是，整个80年代，除了渐渐好转的食品供应外，什么都是缺乏的，尤其是在精神文化层面，这不仅是一个弥补观念缺失的时代，也是一个全面学习被我们错过的知识和文化的时代。应该说，在当时有限的媒体资源下，启蒙运动还是可圈可点的。
有必要谈谈89的事情（我从“观念”的层面对此重要的运动进行观察，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不牵扯我对此事件的私人情感），我依然是尝试给出自己的观点。
今天来看，不能说这场运动是在表达民众的制度共识，同时，也不能说运动表达了一种“观念先于权力”的观念共识。但是，民众的确存在共识，这些共识在广场上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民众对于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或者一种可能变得更糟（结果就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的社会发展趋势，表达了担忧、愤怒和消除、制止这些现象与趋势的愿望和决心。应该说，这些政治诉求远没有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上，更不可能成为宪政的“观念”起源，但是，这些诉求足够成为民众向权力吁请制度改革的观念共识，而这种共识也的确形成了。
需要提出的是，这也许是49年后，甚至到今天，惟一一次大规模、长时间、全国范围内的广场政治。它使常态政治向非常态转变，广场上的理性程度与人群数量呈反比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治诉求都会在广场上诞生，这其中自然包括指向领导人的。我并不是说，因为这一点而导致最后的结果。而是，民众在广场上达成的共识越发广泛。而另一方面，权力者的情况又如何呢？
我认为邓无疑是权力的完全代表，可以说邓就是权力本身，那么，邓的观念就是权力的观念。没有资料可以明确地说明邓是怎么看待这场运动的（值得玩味的是，无论是邓还是毛，都没有留下——或者说至少我没有看到——有关他们内心真实想法的只言片语，即使不说毛，关于邓，尤其当大多数人认为他开启了改革开放，并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发展归功于他的时候，对于这位“总设计师”，我看不到邓对此有什么涉及内心的表达。难倒设计一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于毛的制度，对于邓来说，这只是他应该做的？或者说他擅长做这个？又或者他喜欢这么做？又或者他有权这么做……关键是，无论是其中哪一个理由，或者理由在这些之外，都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内心活动，可是，就连这个我也没有看到，想想这岂不是太不正常了吗？），我也只能猜测，相信比较贴切的是：邓对群众运动深恶痛绝。也许是因为邓见过也经历了太多群众运动，而且，这其中有不少是以他为对象的。因此，他在一开始就对这场运动有一种看法，而且从始至终没有改变，我甚至有理由猜测，邓在运动初期就想过最后的处理方式——也就是现实中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式；邓是否有一种观念，我想是有的，即使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匪夷所思的说法，也依然说明邓对中国有着自己的观念，无疑，他缔造的制度就是他观念的反映，而这制度是为了保障权力继续运行。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邓真的考虑广场上的诉求，他都不可能因此修改他对中国的观念，无论广场上的共识多么广泛，对于邓而言，这些观念共识都不会与他的观念有交集。
于是，这一切又回到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观念共识问题上，应该说，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我们，是指无权者群体。
80年代就这么结束了，如梦一般醒来就这么结束。二十多年间，还是有这样那样的观念发生并传播着，但是，这些观念已经不是要改变什么，而是一再体认这个体制的方方面面，并更好地适应它。
今天，当宪政也成为这诸多观念中的一种，对于那些并不认为此观念与其他观念有什么不同的人而言，宪政，与改变他们的生活之间，有丝毫的联系。也许，这就是一个观念长久缺失的语境下，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人们未曾经验到，也不可能意识到，一种好的制度，与他们的努力之间是有联系的。如果百年前我们不懂，而今天我们还不懂，那只能是因为我们不想懂。我们只适合一种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天生若此？我希望我错了，我希望自己大错特错。我希望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可以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制度中，不是在他乡，而是在这里，在这片我们生息繁衍千年万年的大地上，我们像一个自由人一样生活。
这也是另一种观念，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不可能成为一种共识？
写于2013年4月17日 午后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