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最近一组文字中将观念作为了一个核心词汇。在对观念这个词的使用上，我没有特意注明它的内涵与外延，有时候，它在一篇文字中出现却是不同的两个意义，我认为有必要对观念这个词进行一下梳理，重点在于强调它在权力建构上的意义。
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使用了观念的概念，将观念与权力放置在一起，考察两者彼此的优先性，将谁优先于谁作为不同制度之间的缘起。因此而言，这里的观念，是指诞生在权力之前，并由此而建立政治制度的一种共识。如果更加细密地描述这种共识，那么，这种共识的功能就在于它为制度的起源设计了起点。在我看来，制度无法生成自己，它必须由不同性质的事物为其设置起点。此处引申出一个问题：（以宪政为例）宪法是否是宪政的起点呢？
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试着将它说清。宪法是宪政的起点，宪法是宪政的母体，前者直接生成了后者。但是，宪法却不是我所谓的观念或共识。观念要先于宪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宪法和宪政视作权力的范畴，而观念要先于权力。打个比方：宪政就像一间房子，宪法就像造房子的图纸；而当人们想要造一间房子，才会去画一张图纸。在我看来，这种造房子的愿望，就是我所谓的观念，这个愿望决定了图纸的设计，以及最终房子的模样。
如果以美国的建国为例：美国的《宪法》不是观念，而《独立宣言》才是观念，虽然《宣言》不是宪法，但是它生成了《宪法》。《宣言》赋予了《宪法》的合法律性。当然，我把《宣言》视作观念是因为它的文件性，其实，《宣言》只是这种观念的表现形式之一。观念首先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它以共识的方式体现，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我已经回答了观念对制度的生成。接着再说观念。既然观念可以由多种方式表现，那么，如何确认观念的实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下，观念与权力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是否观念一定要先于权力，以及观念的内容。
对于观念是否一定要优先于权力，答案是否定的。这在《观》文中已经举例说明。也就是说，现实中的权力并非都是由观念孕育的。而这又引申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观念先于权力是重要的，或者说我为什么觉得它重要？
先回答最近的问题：我为什么强调观念对权力的优先？因为我想寻找一种更理想的政治制度，简单地说一种“善”的制度，而这个制度应该——我强调的是“应该”——是由观念建立起来的。
如果我追求一种“善”的制度，那么，这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观念的内容。观念的内容就是：权力是人造之物，它是被人们建构的，人们可以，也应该驾驭权力。【我这里用的是“驾驭”，以区别掌握、控制、垄断这样的意味。我这里想表达的是：权力应该受控于人，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或某群人，人，指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所有人。】
现在回答对观念实存的确认。这也是观念概念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于观念的确认，只能从个体的向度加以确认。如果一个人，他认为权力应该受控于人，那么，这一观念就存在了。即使，这个人并不对这一观念有所表达，这观念依然存在。
下面谈谈观念的用途。
假设一个人具有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权力受制于人。那么，这一观念有什么用呢？
我对于观念优先于权力这一关系的提出，旨在为建立一种“善”的制度提供一个合法性前提，而这个前提就是“观念优先于权力”，它不仅为宪法的合法律性提供了依据。重要的是，它也为个人如何进入公民的身份提供了一种解决的途径。
在我看来，在由前宪政进入宪政的过程中，公民身份问题是一个一次性，但是又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公民身份不能由宪法和宪政给予——而出生在宪政制度中的人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像人们创造宪法一样，人们也得创造自己的公民身份。而我看来，公民身份的创造分为两步：首先是我们想成为公民的愿望，其次是通过宪法和宪政实现这一身份（宪政一旦运行，我们就自动获得了公民身份，就像那些出生在宪政中的人一样）。“观念优先于权力”就是我们成为公民的愿望表达，而根据这一观念建立的制度一旦成真，我们也就获得了公民身份。
为宪法提供合法律性，以及为个人获得公民身份，都是观念的用途。而在我看来，观念最大的用途，就是作为个人对政治的选择。政治选择就是个体进入政治的途径，是自然人如何变成政治人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通过个体与权力关系的优先性排序。
先来说说政治选择。
政治选择是一个虚拟的选择，并不真的存在这一选择，它是为人进入政治所虚拟出的选择。我之所以虚拟出这个选择，有着我对“善”制度的设计。现实中，人人往往是被动进入政治的。人出生在一个政治体中，这就是他/她进入政治的方式。但是，会有特殊的时刻，人选择进入政治，这发生在制度变化的时刻。比如，从战争状态到和平状态的过程中（我们历史上每次战争之后新王朝的开始），或者从一个制度到另一个的转变中（辛亥革命）。截取关键的阶段，那么，政治选择，发生在从无政治到有政治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是人们选择进入政治的时刻。而这种选择并非现实中的选择，而是一种观念的选择。而我提出的“个体与权力的优先性排序”是对这一虚拟选择的强制设问。如果政治选择是虚拟的，那么，设问可以是任何一种，但是，我选择这样一种设问，是为一种“善”制度所做的理论铺垫。我认为这个设问本身有着很大的制度兼容，无论人们怎么选择，都可以为制度提供“前合法性”（这个概念参阅《<观念与权力>的再思考》）。理论上，如果一个人选择把权力置于个体之上，那么，任何一种专制制度也是有合法性的。我无法从理论上反驳这种选择，因为这种选择的前提是自由选择。我想这里可以借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每个人在选择前，不知道自己在未来选择的制度中所处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将个体置于权力之上是理性的。但是，“无知之幕”的缺陷在于，人们可能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我设问的前提是自由，而非“无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高于理性的选择。政治选择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个设问不仅仅是为了人进入政治而做出的虚拟选择，而是为了人进入一种“善”的制度做出的虚拟选择，在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前提下，我无法保证人们都会选择将个体置于权力之上，但是，促成这一选择的，有两点：（A）一方面来自对这一选择的提出，即使这一选择是虚拟的，但是，一经提出，人们就会对这个选择进行判断，或者说，一种选择的权利被给予每一个人。而我假设这个人群是一群自然人，这群自然人要进入政治——这一点是被迫的；但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在政治（权力）中的位置，而一旦选择，就不可能更改。（B）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一经提出，人们就会参考现实中的政治，虽然，我不能在虚拟的政治选择中利用现实的政治的作为依据，但是，对于每个自由的自然人而言，他们的自由包括对现实的认知，并在这种认知上做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这并非“无知之幕”，每个人都是他们自己。
但是，即使有这两点可以促成人们倾向于“将个体置于权力之上”，却并不意味着这必然是所有人的选择，这选择可能会是多数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一种选择。而我也并不认为，只有在单一结果中，才可能实现“善”的制度。只要对“个体高于权力”的选择构成绝对多数，那么，“善”的制度就拥有了“前合法性”。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对于那些选择“权力高于个体”的少数而言，我非常遗憾地说，在一个“善”的制度中，恐怕难以避免一种政治上的痛苦。这里的讨论不涉及道德，对于一个自由选择的人，他的选择成为了少数，并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非他选择的制度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以为“个体高于权力”是开始一种“善”制度的必然原因，也就是说，这一选择必然要求一个“善”的制度。】即使，在未来的种种选择中他们依然拥有和多数派一样的自由。虽然，我完全相信，这种自由无法弥补因为这种最初选择所带来的痛苦。那么，我惟一可以想到的方法就是，少数派依然拥有离开的自由，一个“善”的制度，是允许人们离开的。虽然，这种方法着眼于理论上平衡这种少数派选择。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那些，依然生活在“善”制度中的少数派，面对他们的不满和愤怒，我感到遗憾和无奈。
写于2013年4月10日 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