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这样一个时刻吧：“周礼”做为周王朝的政治制度发挥着杰出的作用。我得说，在这方面我缺乏想象力，不过，既然有人早已经做过这样的伟大努力，那么，权当这个假设成立吧。于是，我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观念在统治一个王朝。究竟这个王朝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倒是其次，也无论是什么样的观念在统治这个王朝，关键是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要提出来的，我想从观念和权力运行的关系耙梳一下历史。
这样看来，我做的这个假设近于理想化，至少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一假设；不过，就从这样一个理想时刻开始吧。很明显的是，到了春秋时期，刚刚提到的那位伟大的想象者就深感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并一直做着恢复周礼的努力。无论他认知中的“周礼”是什么，在他的时代，都已经无足轻重。这个时候，是周制度逐渐解体的时代，从“理想时刻”到了春秋时代，观念对于现实中的权力运作，影响力日益薄弱。而到了战国时代，观念对权力的影响微乎其微，各国都在“富国强兵”，如果这也算是一种观念，那么也只能是一种不能作为公开标榜的观念，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只做不说”。
秦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但是，秦朝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观念的创制，相较于秦在政治制度上的发明，显得不成比例。原因在于，秦制度本身有着它的历史延续性，就是战国时代的“富国强兵”政策，秦制度的前身是军事帝国，而在秦建立后，也依然按照军事化的观念进行统治。
汉在取代秦的战争中胜利，在总结秦灭亡的教训时，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是观念的建设。这条线索以知识分子或者说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二是制度的建设，就是对秦制度本身的更新和升级。无疑，后者才是之后两千多年的权力主线。但是，在汉朝，儒家知识分子想用观念（儒家理论）来规训权力，或者说，想用观念统治权力，这种努力还是很明显的。但是，这种努力没有效果，由秦开始的帝制政体，每一次的王朝更替都会在制度层面进行调整。而儒家理论对权力本身没有任何制衡的能力，而且，从两汉之后，越发的孱弱。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将儒家理论从权力运行的机制中排除出去。随着帝制政体的越发成熟，可以看到观念越发的不起作用，于是，在明清之际，“潜规则”（吴思的理论）到达鼎盛。这是为什么？我看就是观念（儒家理论）不仅无法影响权力，甚至作为权力运行的幌子也存在着实际操作上的不便。“潜规则”就是为了绕开观念而做出的功利动作。
行文到此，我突然意识到一点：中国的帝制政体，之所以绵延两千年的一个原因。就是，帝制不是依靠观念建立和运作的，它仅仅是一种制度。也就是说，任何观念——无论是儒家还是道或佛，以及其他——都无法描述捕捉它，因此，也就无法在观念的层面真正摧毁它。帝制，在观念的层面是“无”，因此，只有当可以描述帝制的观念出现——这种出现是在1840年后，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进程之后，在西方政治观念的舶来后；帝制，才在观念的层面上得到了廓清，而一旦它在观念的层面上得到捕捉，那么，距离结束帝制就不遥远了。
在晚清时，观念的力量开始冲击这个帝国，而这种冲击被知识分子视作“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换句话说，观念在帝制两千年中的缺席，终于在晚清开始回归，而观念的回归完全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动开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理论彻底暴露它对权力的依附作用。在这个时候，新的观念诞生，并且开始在权力运行中发挥着作用。比如说：洋务运动。如果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算是一种观念——虽然这种观念依然有着浓厚的政策色彩；那么，这一观念领导的洋务运动，也许是观念领导权力的初次尝试。后这之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以及革命运动，可以视作观念领导权力的种种实践。
辛亥革命——我想强调它在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的向度上——是观念的胜利，它意味着帝制作为观念的破产和失败。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却耐人寻味。观念对权力的规训和塑造，很快让位给制度建设本身。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还是北洋派，都无视观念的确立，而着力发展、完善各自的制度。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国人有着对制度着迷或崇拜的传统，而这一点却往往被历史的表现模糊，让人感觉我们轻视制度，而实际恰恰相反，我们是迷信制度。
在民国草创的阶段中，有几个努力用观念塑造权力的理想主义者。不过，很快这些人就沉没在历史中了。之后，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共，都把制度建设放在了首位。在这一点上，中共的制度建设比国民政府更急迫。在军事上打败对手，需要的是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可以动员更优势的资源支持战争。
而49年之后，观念在新政权的建构中依然缺席，我们仿照苏联的制度建设我们的制度。而毛时代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启动，依然是在制度层面对毛制度的改革或革命，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启蒙，本身有着一个内在或者说未曾明确表达出的要求：用观念塑造权力。换句话说，从辛亥革命开始，观念与权力的关系，在持续中断后重新提出——即使是以隐含的方式。
需要提出的是：为什么观念与权力的关系，成为中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我简单地说几句（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无法三言两语说清）：现代化是西方的发展模式，而在这个模式中，可以看到观念与权力的互动成为现代化的原动力。从文艺复兴开始，观念就开始登场，并逐渐瓦解神权；而这之后的启蒙运动，则是人类理性的重生，并开始在制度层面有所触动；再之后，法国大革命更是将观念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无论这些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好坏，总之，观念在权力演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民族国家以及民主制度的生成和发展中，观念一直走在权力前面。因此，若中国的现代化学习西方，就需要理清观念和权力的关系。在我看来，只有观念领导权力，观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念；服从于权力的观念，不是观念——就像帝制下的儒家理论。不是何种观念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这种观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92年后，中国继续在制度层面“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无论对“中国模式”的定义和褒贬，“中国模式”是存在的，而在我看来，“中国模式”依然是一种制度，而不是观念。如果看中共的历史，吊诡就在于：中共本身也不是依靠观念确立和运转的。无论是在野还是当政的状态下，中共的运行与观念无关。这也许是它与帝制最相似的地方。李慎之先生提出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而我以为“专制主义”就是依靠制度统治，而不是依靠观念。
这样来看，从8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尝试描述中共以及政府的时候——就像在晚清，知识分子借助西语的观念来捕捉清帝国般，如出一辄。有趣就在这里，如果80年代以另一种方式终结，那么，历史就如同辛亥革命一样，观念取得了胜利（就像苏联和东欧的制度变革）；但是，既成的历史却让权力发生了转变，92年后，制度进行了升级。换句话说，80年代积累的观念资源此时作废，知识分子必须重新描述这个新的制度，无论称之为后极权还是新极权，抑或是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如果乐观地说，一旦人们寻找到准确描述当下制度的观念，那么，结束它就会易如反掌；悲观地说，要寻找到这一观念，根本无从借鉴，中国现在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畸形但崭新的产物，若要描述、捕捉它，就需要原创的观念。
我尝试举一例，自由主义对当下制度的思考不可谓不用力，但是，效果绝没有晚清时维新派、革命派对制度的认知、批判那样深入人心，原因就在于，按照当时西方舶来的观念，足以解释清帝国的性质，换句话说，清帝国以及帝制并非中国的原创；而今天的问题就是，现在的中国制度是我们的原创。仅仅借助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难以点中制度的死穴。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自由主义无法对当下制度进行观念的描述——我也认为自由主义也许是最有可能产生对当下制度最准确描述的观念土壤；而是，要真正在观念上描述当下制度，必然要求更具原创性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吴思先生的思考体现了这种原创能力。
今天来看，民主宪政作为一种制度，与当下制度的张力，成为许多关注政改的人们的焦点。但是，如果从观念与权力的角度望去，也许会一目了然。民主的前提就是观念对权力的规训，而宪政只是这种观念与权力关系的制度体现。今天人们对宪政的呼吁，在更深的层面上，无非是对现代化进程最基本前提的重提，而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化后，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也许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矛盾：观念和权力谁领导谁？我们的传统就是权力领导观念（姑且这么称呼吧），而我们要的现代化就是观念领导权力。在这一点上，判断一个人的立场反而容易得多。在“要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个假问题上，不必浪费时间。
最后，说说目前社会的观念状态。
显然，当前任何一种观念都无法左右权力——无论左中右；而在描述当下制度的领域中，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的亲缘关系，使得它最有可能完成这一观念的建设。而这一观念建设隐含的内在联系就是：用自由主义的话语完成对制度的描述，并用民主宪政的制度更新现行制度。上文提出了对当前自由主义原创性的期待，这是其一。我认为人们接受制度的更新不是未来的问题——就像我说的，我们对制度是迷信的（可以参考台湾的情况）；问题是在制度更新的过程中。
如果说现在的制度是权力领导观念，民主宪政是相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观念是如何对权力拨乱反正的？我想这才是制度问题的焦点所在。这必然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不得不说，辛亥革命的失败，就在于这个关键时刻。
我发明了一个词“观念共识”，观念共识要先于制度共识。辛亥革命有制度共识——人们认可共和制度，但是，共和的失败，就在于人们没有观念的共识，即人们认可观念对权力的塑造，而这一共识则自然以对制度的选择和认可得到固定。换句话说，制度是结果，观念才是原因。这就是中国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最大特点：西方的观念一直领导权力，所以，对于西方而言这不是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恰恰中国权力运行中观念一维的缺失，难以在西方的样板中寻求到对应的方法。因此，无论我们最终选择何种制度：共和制、极权主义（左的、右的）、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真正令人沮丧的是：无论这种选择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结果都一样。没有观念的共识，也不会有制度的共识。
如果说台湾民主的成功经验，我认为成功的关键不在于蒋经国开启的政改，而是一方面，国民党在观念建设中还是有一定努力的——军政、训证、宪政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在台湾岛内，有着观念的共识——从体制到民众。
而比较我们自己，各种理论的分歧掩盖的是缺乏普遍的观念共识，直观地说，民主不能实现的原因不在于支持民主的人少，而是认为权力应该继续领导观念的人多。而如何形成观念的共识，我觉得这是启蒙的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就在于启蒙的未完成，使得观念共识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观念共识，它的作用就在于观念对权力的反正时刻，更有可能保证这一行为顺利的完成。而只有观念对权力的反正完成，我们才能说真正进入了现代化。而之后的制度建设就有章可循了。也就是说，用更普遍且深入地启蒙，等待这一关键时刻的到来。理想的状态是：观念先完成对制度的描述（或者最大程度上的），然后再有一个机会可以和平地完成观念对权力的反正；但是，我们永远无法预料意外的发生，事态也不会按照我们期待那样的发展。今天的社会状态，使得革命很有可能先于观念的描述和观念的共识发生，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经历了太多制度的革命，而罕有观念的革命——观念对权力反正的革命。
观念先于制度，这应该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前提；而观念的共识，优先于制度的共识。认可观念对权力的规训，这是我们进入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希望我们可以走好这一步。
写于2013年3月29日 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