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多年前推崇新权威主义，到如今写《公天下》，吴稼祥始终想解答一个问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在求稳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

2005年，北航法学院教授高全喜在北大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与法律丛书，本想出版吴稼祥的《果壳里的帝国》，“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那本书改在上海出了。”之后，吴告诉他，自己将写一部压卷之作。

此后的聚会中，他从未询问好友的写作进展。他知道，“从二十多年前吴稼祥推崇‘新权威主义’，到如今写《公天下》，他始终纠结一个问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在求稳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

20年思考，3年写成。吴稼祥对朋友说，此书，朝成夕死可矣。这就是《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吴稼祥没为书写序，他一再重复，要低调，要低调。而据该书责编透露，一经面世，中央党校书店一下订购3000本。

新权威主义之争

1980年代，吴稼祥曾是宣传部的一员，后调往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担任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副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秘书长。

1986年年初，他到上海出差，得知当地青年学子谈论最多的，是精英政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作用，是东亚诸国和亨廷顿，“其后，读到青年学者王沪宁的一份报告，力陈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当时竟被误以为有悖民主化进程。”1989年1月，他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中说。

新权威主义不是改革目标，而是改革路径——在文中，他阐述，“为什么不能从传统权威阶段一步跨入自由民主阶段？这个高难动作尚未有一个社会完成过。这是因为伴随着旧权威的衰落，必须有一个曾经高度集中的权力的下落过程，但权力没有完全或完全没有落到作为个人的平民手里，而是被旧权威造成的中间社会层层截留了。权力的这种中间滞留使社会进入一种既缺乏权威又缺乏自由的状态，既没有必要的集中也没有必要的民主，有的只是分散。分散主义既吞食集中，又吞食民主。发展民主自由的措施，会变成扩大分散的措施；加强集中的措施，则变成进一步削减个人自由的措施。必须有新的权威来消除旧权威造成的旧社会结构，使中间膨胀的权力向两端变迁，一方面使个人自由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权排除障碍，保持自由发展中的社会稳定。”

新权威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实际上就是强调经济自由——《新权威纲要》里，他强调，“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市场经济。没有新权威不可能完成市场化，而不完成市场化，便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人类为什么每每在民主的羊头下买来专制的狗肉？关键在于离开了市场。”

“他的新权威主义被人喻为一种刺刀下的市场经济。”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萧功秦说。他曾是拥护新权威主义的南派代表人物。

在他看来，尽管都是新权威主义，南北仍有不同。“南派是站在历史层面上，宏观地认识中国要实现未来民主，需要一个威权体制时期。吴稼祥等北派，更多是从改革策略、改革推行的模式上来看待。”萧功秦说，“身为体制内智囊的一分子，他切身感受到，官僚体系内，要干事往往太难或干不成。所以他希望，外部拥护改革的力量能与体制内改革的领导核心里应外合，对付体制内外反对现代化的势力。”

《新权威主义述评》像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战争”。吴稼祥在《从新权威到宪政主义》中，列出未完的“围剿者”名单——“说是‘论战’，实际上是‘论’少‘战’多，不少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人与其说是在讨论问题，不如说是在宣泄愤怒，新权威主义者被他们形容为‘德国纳粹’、‘民主的叛徒’、‘鳄鱼的爪牙’、‘过街的老鼠’和‘袖子里藏着铁钩’的阴险之徒，等等。”

“不过，我当时被骂，心里还美滋滋的，因为我知道所有骂我的人都是我的同道，而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骂的人越多，表明向往民主的人越多（事后看，我过于乐观了，有些人并不是因为信仰而骂）。不知道我是他的同道的人，主要是不知道新权威主义，并非政治规范理论，而是政治改革理论。”

政治必须学会妥协

2000年至2003年，吴稼祥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那时，傅高义从中心主任位子上退下，准备撰写《邓小平时代》。他们每周交谈一次，时间长达半年。

“研究邓小平共有三重结构。然而，最深层的结构，我没对他讲。”吴稼祥表示，一是担心对方理解不了，二是他不可能全盘托出。

“邓小平时代，改革的思想是8个字：权力下放，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全权社会过渡到威权社会的主要手段，权力下放就是宪政问题。邓小平改革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功能主义改革。他永远不把终极目标告诉你，好比我是一只猫，我要吃鱼，你给我找去。找鱼过程中会出现问题，但我不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用目标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转型。他提出的目标有两个：祖国统一，建设四化。请问，谁能反对？”他问道。

在给《邓小平时代》作书评时，他写道，“读完这本巨著，加深了，而不是修改了一直以来我对邓小平的一个印象：他是一个为了自己祖国强大到处取经，并甘愿受难的人。”

“一个男人了解自己的父亲，要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在我最痛苦时，脆弱得像一只蛋壳。可邓小平一生承受了多少苦难，我们算什么？”吴稼祥说。

在体制内7年后离开，吴稼祥自我回顾，“我经历了从一个绝对主义者向相对主义者、从极端主义者向边际主义者的转变。”

所以，当新权威主义被指责，他反问：“为什么小说家、杂文家、艺术家和诗人对新权威主义最感义愤？只是因为他们拒绝中间状态，只接受终极关怀……我一直认为，拒绝中间状态的‘两极思维’，是我们这个民族思维习惯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他认为，今天的他只会更注重客观与理性，“政治是什么——我在《一杯沧海》里写过，当你想呐喊时，结果是打了一个哈欠。政治必须学会妥协，绝对不能图痛快。”

他一直有入仕情怀。虽然他后来从商、写文章，但他不是纯粹钻研学术。他的方向是要为改革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理论贡献。尽管他已知自己不可能再登堂入室。

相对于草根社会，他更关注体制内上层的运作，他认为这是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他希望寻找一条路，能让这个社会在转型时付出较小的代价。

“一定意义上，我是在尽一个公民的义务。我曾九死一生，曾经一周里睡不着一分钟，吞下3瓶安眠药，是以前我所在的体制救了我。但不能因此，当它有问题，我就不关心，不指出。”

既要活力，又要稳定，关键是多中心治理

人物周刊：你说过，“公天下”就是公民与地方分享国家主权。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性有多少不能？

吴稼祥：这是一个怎样设计的问题。我们先谈原理。《公天下》始终围绕一个命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既要具有活力，又要求得稳定，最关键是什么——多中心治理。

中国政治四千年以来，最大问题即是在稳定与活力中寻找平衡点。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历来从未断过。辛亥革命以后，开始时勉强可以，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不在于思想不行，而是工具不行。多中心治理是一种防滑机制，防止民主化以后的倒退。

我的推理是，一个国家只要规模扩大，具有规模依赖，国家一定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与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扩张与专制循环推进，我称它为霸权铁律。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只要是非民主体制，一定是单中心治理。

霸权铁律给大国民主化带来了3种困难：民主化前的困难，民主化中的困难，民主化后的困难。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冰山越大。如果民主化的冲击力越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这就有分裂危险；但如民主化作用力不够，冰山又会将推动民主的人冻结。而且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危险还会小一点，反之则不然。民主后的风险是复辟。因为民主化后造成了混乱，或别的反作用力开始启动，原有帝国倾向的民族会在民主与大国之间权衡，有人宁愿接受帝国统治。

人物周刊：书名《公天下》，是否与“天下为公”一致？

吴稼祥：是一个概念。我之所以起这个书名，有两个考虑：第一，中国是有宪法的。中国宪法的第一个版本类似于孔子的《礼记·礼运》篇，即儒家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公天下，也就是天下为公。儒家对“天下为公”的思想继承，在历史上有两大流派：一大流派是通过“让天下”和“兼天下”来表达“公天下”的理念，最高统治权通过“禅让制”与“单一封建制”解决。另一流派是通过“仁”，即希望最高政权统治者虽占有天下，却能本着性善，让天下人分享、受益。所以“公天下”实际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另外，“公天下”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一部分。原来说，到达共产主义以后，国家只会消亡，所有权力归社会所有。这种说法也是一种理想，跟中国老祖先的理想一样。

人物周刊：多中心治理简单说，即权力下放。如何下放？会遇到怎样的阻碍？

吴稼祥：多中心治理怎么实现？从最基层民主开始，村级选举。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开始开放是县以下的政权，是从最基层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反对力量最小，效益最大。下面的人选举上面的人，是不会反对的，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这样上访也会销声匿迹。假如把村级选举解决了以后，村官敢对农民不好？马上就被选掉了。这样一来，老百姓欢迎，上面愿意放权这样做，还会遇到什么阻碍？

真正的盛世是国富民强，藏富于民

人物周刊：你认为这本书只是政治理论？

吴稼祥：我曾说过这本书旨在提醒，作为超大规模国家，要通过政改民主化，防止分裂动乱。书中反复提倡的“多中心治理”，既能防止分裂，也能防止中央集权化。当代世界，几乎没有一个联邦化国家分裂了，反倒是有中央集权的民主国家分裂了，比如大不列颠，先是爱尔兰，现在是北爱尔兰要求独立，威尔士、苏格兰也开始了。

如前我在演讲中所讲，规律依赖是对霸权铁律的论证，霸权铁律是规模依赖的结果——单中心治理的大规模国家，由于霸权铁律的作用，一定会推动它走向中央集权，即使实现了民主化的超大规模国家，如果中央集权，首脑独裁就是必然趋势，今天的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世界上承认俄罗斯还是民主国家的，越来越少。

人物周刊：怎么看高全喜提到《公天下》的短板——没有考察清朝历史，尤其是晚清政治。对于所谓的“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在理论层面上的分析论述上，显得较为肤浅与单薄？

吴稼祥：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这本书肤浅。毫不客气地说，几乎所有能看到的政治学说，我都看了，我对此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任何一部书都有它承载的任务，他说的事情不是我这部书应承担的任务。

我说过这本书是政治理论。理论是一块刀片，越片面越好，越片面越锋利。一个理论必须讨论一个观点。这部书也不是政治史，晚清跟多中心治理没有任何关系，我在书里的所有的论证都是围绕多中心进行。我论证到康乾之治的时候，已经研究到清王朝在中国最后一批所谓的顶峰。况且，我也不可能做到讨论十分全面。

人物周刊：你对“盛世”怎么认识？

吴稼祥：高全喜在文中指出，我对历史上的3个“盛世”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我眼里的“盛世”，是符合政治学原理的治理之道。“盛世”不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以及对外扩张这些表象特征。按照政治学原理，真正的盛世是国富民强，藏富于民。

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也都好景不长，昙花一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小小的几朵美丽浪花而已。这主要是培育它们的条件太稀缺了：不仅需要多中心治理、制度化分权，还不能不提到“哲学家帝王”。

今天的中国与历史的盛世不同。从纵向上看，现在确实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首先从物质财富来看，从来没有这么丰富。第二，从没像今天这么绝对幸福——我的意思是，现在饿死人的事情没有了。第三，因政见不同就遭杀戮、“文字狱”等迫害现象，较之历史，状况也是最好的。从这些方面而论，称现在的中国是盛世，不是没有道理。

但横向比较，还谈不上盛世。我们到目前还没跟上文明进步的步伐。按人均产值来算，现在还排在世界八流国家，连二流都算不上，人均产值排在100名以后。从人权角度来说，还不能自由发言。现在的中国不是任何一家的天下，但也没到“公天下”。从未来角度来说，“维稳”的问题不解决，这个国家非常危险，就像山崖上的巨石有可能跌落到山崖下面去。

区分主义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堕落

人物周刊：十八大以后，你曾说，要突破教条束缚，改革不能走老路。你认为，现在新的教条是什么？

吴稼祥：我认为，我们要走的世界人类文明不需要区分主义。区分主义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堕落。因为没有办法把握复杂世界，所以才把世界简单化，才搞出主义来。人活着是为了主义么？人活着是为了追求生活的幸福。一定要奉行什么主义，就是人本主义。所有社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是多数人的问题，有些是少数人的问题，有些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比如现在，腐败怎么解决，弱势群体权益为什么得不到维护等等。

人物周刊：无论是早年推崇“新权威主义”，还是现在打出“公天下”，你一直在确保观点的务实性，这与你的切身经历相关？

吴稼祥：一些理想主义者根本不顾后果，一意孤行。这个社会分给他们一块肉，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最后给我们带来的痛苦灾难，印象太深刻了。尽管我也有很多理想的东西，但我从来不认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做事情。《公天下》谈多中心治理，但它是有路径的，如果做不成也没关系，因为损失较小。付出一点成本，试点实施，不会带来灾难，一旦成功效益就大。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