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的重要贡献在于，尝试基于中国丰富的历史，构建现代的政体科学。由此，吾土吾民过去几千年间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政治努力，对于今天的我们，终于具有了意义。

这种思路本身是突破性的。略微回顾一下百年中国人政治思考之历史，即可看清这一点。

尧舜时代是自觉的中国文明的开端。在这一肇始的时刻，一组伟大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华夏治理之道凝定。此后，中国人沿着这个治理之道，进行了广泛的政体探索，如三代尤其是周代的封建，战国时代的王权制，法家构建的秦制，董仲舒-汉武帝更化所形成的“霸王道杂之”体制，也即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现代中国实行过的政体，也丰富多彩。这些足以构成今人关于政治的思考之重要材料，亦可见立宪者、立法者之思考，

另一方面，至少从孔子开始，围绕着如何达成优良社会治理，中国就有自觉的思想、学术活动。此后两千多年，贤哲迭出，形成了丰富而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传统，它体现在历史学、政治学、政治哲学等知识体系中，其中自有一套问题意识、基本概念、推理模式等，构成完整的学术“范式”——当然，在历史过程中，范式也在不断调整。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开始建立现代制度和旨在为建立制度提供服务的现代学术体系。张之洞等主流儒家士大夫十分清醒，在制度和学术两个领域，都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原则。回顾过去百余年国人政治思考之历史，可以发现这么一个现象：最为杰出的现代人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多能坚持这一原则，如陈寅恪、钱穆先生之史学，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先生的新儒学，以为最为重要的是，为现代政治之正宗的康有为、孙中山、蒋中正等人所建构的政治哲学和政体科学。

这些保守主义的立宪者、学者之政治思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中国的政治经验中探究合理的现代制度架构。其中最为杰出者当属孙中山先生的宪法设计，包括国民大会制度、五院制构想。此构想自然受启发于西方宪法，同时也源于对中国考试、监察制度的反思。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在其历史研究中，也对历史上反复地建立合理制度的主体——儒家士人群体，给予特别重视，钱穆先生提出“士人政府”概念。余英时先生在此基础上揭示宋代政治中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之宪制。这些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思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政治意义。

第二，自觉地延续、发展中国既有学术体系。保守主义立法者、学者在思考政治问题时，通常有意识地引入古代贤哲讨论的问题、词汇和推理方式。比如，牟宗三先生在“新外王”三书中，深入地讨论陆贾即提出的“打天下”问题。先生也将道字引入政治哲学中，讨论政道、治道。陈寅恪、汤用彤等先生对中古佛教传入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也试图总结文化交流的一般模式，进而讨论中国在开放环境中构建现代秩序的一般理论。

不过，现代中国的政治思考，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就存在一个支流：不加反思地全盘引入西方既有的制度和学术体系。这些人士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强调古今之别，突出中西之别。他们相信，中国面临的任务是走入现代，而现代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文明固有之制度和理念，因为属于古代，而不具有正当性。这些制度和学术已经死亡，甚至更糟糕，它们构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必须彻底摧毁。中国的制度和学术必须从头再来。

二十世纪上半期，这些学者不占主流，但过去三十年多年，这个支流变成主流。原因在于，二十世纪中期，教育、学术传统出现了一次彻底的断裂。中国的制度和学术皆为全盘抄自外部世界：最初三十年，全部来自苏联。八十年代以后，来自西方。立宪者被意识形态支配，政治学术界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外国教条。面向中国历史的政治思考传统中断了。

在这这种环境中接受教育的人们，完全没有接触经、史，也即，几代知识人对中国五千年的制度和学术处于完全的无知状态。无知本身就已可怕，更可怕的是，他们构建了反传统的意识形态。比如，中国五千年的制度被笼统地断定为专制，两千多年的儒家政治思想也被一股脑地断定为维护专制。这样的政治思考总是以批判中国文明开始，甚至于，批判就构成政治思考的主要内容。

这样的政治思考没有建设性，不能为中国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架构提供有效而健全的知识支持。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在迅速变化的社会脉络中构建现代的社会治理架构，包括现代政体。这一事业之成功，需要国民的意志，需要立法者的德性，更需要健全的知识。

这里的知识必须是可用的，并且是有效的。如何保证这一点？以宣传为学术的人士相信，建成宪政秩序，只需“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之类的常识。然而，宪政是由相互关联的一整套细节性规则、程序构成的，需要复杂而细致的设计，常识远不足以承担设计之责。另有人相信，外国已建立宪政制度，中国只需照搬即可。问题在于，同为宪政国家，英、美、法、日等国各不相同，中国当照搬哪国？更大的问题是，脱离了自身价值、社会脉络的制度进入中国，是否妥帖？能否运转？

凡此种种疑问，令人不能不得出结论：外国既有之制度，对于中国的制度建设来说，绝不是现成的。外国制度只能提供启发的灵感，在中国可有效运转的宪政制度，有待于中国人自己的创造，中国人须自行为自己设计宪政制度。

一旦确认这一点，进入中国历史就是必要的、重要的。制度创造立足于何处？只能立足于中国治理之道。因为，道成秩序。然而，道可道，非常道。此道何在？同样有待于探究。中国治理之道在五经中，在不断诠释五经的儒家政治论说中，也在历代政治实践中。旨在探究中国治理之道的政治思考是这样展开的：立足于五经，参考儒家以及诸子之政治论说，运用现代学术工具，考察曾经塑造国民生活的治理架构之历史形态，从中抽绎中国治理之道，也即社会治理的理念，政体类型，不同政体的基本结构，运作逻辑，不同政体的设计原则等等。

这样的治理之道是宪政设计的立足点。明乎此道，则可据以为当下设计制度。此时，中国历史上的制度与外国的制度，均可作为设计制度之材料。保守主义所保守者为道，制度则完全可以应时而变。立宪者可以复古，也可以移植，更可以综合运用两者。孙中山先生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上个世纪前半期不少学者，也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他们站在中国思考中国文明的新生转进，因而致力于探究中国治理之道，以为立国、立宪事业提供知识支援。

这个政治思考传统中断大半个世纪了。今日，《公天下》接续了这个政治思考传统。作者进入中国历史，考察历代政体及其运作，并运用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工具，抽象其中的治理之道，尤其是政体设计之道。因此，本书是一本政体科学论著，但与时下流行的政治著述不同，它完全立足于中国历史。中国政治的历史是如此丰富，作者游刃有余地进行政体比较，从中探究、发现优良政体之原理。在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这样的原理完全可用于当下中国人为自己设计健全的政体。

可以说，本书作者旨在中国建立新的政体科学。当初，美国制宪者，尤其是写作《联邦党人文集》的制宪者，为因应其在北美广土众民社会中建立共和制之需，在欧洲传统的政治理论之外，建立了新的政体科学。今日中国构建优良治理架构之，除了更大规模之外，更有独特的文明属性，则建立新的政体科学，势在必行。这一知识工作当然需借助欧美既有知识，但更须立足于中国经验，探究中国治理之道，会通中西，温故知新。

至于本书的具体论点，嘿嘿，这里就不说了，从第一页开始，余不能苟同之处甚多。至于不同之处，读者诸君或许可翻翻我的《华夏治理秩序史》头两卷。我与作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我是儒者，他不是。因此，他进入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世界中，却没有进入中国政治理念的世界中，也即，忽略了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国治理之道之于政体中者，只能是不完整，更完整、更直接的呈现在五经，历代大儒的思考、论述也以道论政。忽略了五经、儒家之论述，所得到的中国治理之道难免不完整，并且经常是灰色的。

尽管如此，这些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取向：它认真对待中国人过去五千年中进行的制度探索，它试图从中抽绎中国治理之道，这些努力预设：中国文明未死。今日中国是古代中国之延续，设计今日中国之优良政体，不能不进入中国历史，向先人请教，与先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