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胜先生台鉴：
大凡批评文字，若施于相识者多委婉语，施于不相识者则多苛刻语，此固人之常情，而我亦未能免俗，故前作容有指摘过当之处。幸先生毫未介怀，且视我为可以商榷学问者，远道赐书，此在我固可喜事也。
先生移书辩疑，重在柳如是一事。窃以为，辅成先生言及陈著《柳如是别传》，在逻辑上固有可能，在情理上却几无可能。盖当日学界诚有一二消息传布，然实微不足道，且外界亦无人知其著述旨趣，纵欲谈空说有，又何从谈起？自来论学之主题，不能不受时代风气之影响。今日举世皆知寒柳堂晚年之“颂红妆”，然四十年前，语境迥异，寒柳翁自身尚声名寥落，其笔下之河东君，尤难成为学者促膝闲谈之话题。周先生若举李香君为例，自顺理成章，而举柳如是，则殊为突兀。昔撰《学林点将录》陈氏一条，于注释中曾辑录近人私议《别传》凡六例，以后又发现二例，包括俞平伯、钱仲联、钱锺书、徐梵澄、黄永年诸老，而无不在《别传》刊行之后。当日文史界名宿尚如是，况与寒柳之学较为疏远如周先生者乎？此虽非积极之证据，然似亦可谓消极之证据。
至于丽茜问题，本系连带指出一种可能性，疑似之间，可不深辩。
我之所以疑柳如是、丽茜或系出于先生“层累地造成的记忆”，实有感于记忆之不可恃。先生当年撰《〈望乡〉的伦理学》，于《望乡》可谓熟极，然涉笔时亦不免有误，正是一例。又如黄仁宇回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沪讲演情形，吾友谢泳乃据当年之《申报上海市民手册》所载辩其误，此又一例。谢先生谓“回忆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我深以为然。
概言之，此一公案，我固不能证其必无，而先生亦不能证其必有，各是其是可矣。事理无穷，而言语有尽，其余问题，辩如不辩，何妨以不辩辩之。
仅就学问论学问，历史事实之有无，诚是大事；而学问终不能离于研治学问之人，故学人风度之高下，亦殊非小事。我尝有札记云：“做学问最忌的是就事论事，眼光狭隘；但讨论学问则相反，最可贵的是就事论事，不涉意气。对事不对人，作持平之论，不卷入人际间的复杂关系，不夹杂个人的感情和取向，不将学问作为歌颂或攻击的工具，是最困难的事。……即事见理，难矣哉；就事论事，亦不易也。”今观先生来札，温语商量，平心辩证，真可谓能“就事论事”者矣。故不敢虚与委蛇，亦以“就事论事”报之。
先生得师友如辅成先生，如宾雁先生，如唐克先生，皆能指明破暗，如晤对“燃灯者”。前读先生书，虽觉过于渲染，何曾无所艳羡？而今蒙先生赐语，则“燃灯者”昔日之光焰，传续不绝，复照临于我，又何其幸也。
胡文辉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