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罗韬的文集作序，我是当仁不让的。不仅因为他已给我的书写过好几篇序跋，本宜投桃报李，有来有往；更重要的是，我自认最能理解他文章的价值。

先说些题外话。

学识学识，但学、识之间，自有区别。古人得书甚难，博览自然也难，故博学诚属一种稀有的素质，强调“学”当然是有理由的；但今人得书太易，知识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相对而言，“学”就显得不那么可贵，而“识”才是更稀缺，因而也更可贵的。但偏偏在这个博学变得容易的时代，“学”却是最受重视的，而“识”反倒成了孤魂野鬼，往往流浪于学院派的门墙之外。这可以说是学术思想史的错位。

在我的《学林点将录》里，有相当繁琐的注释，字数可能占了全书的一半。写成这样的体裁，是由于我本有相当的文献积累，包括不少稀见的材料和线索，还有一些相关的按断或见解，不连带写出来，未免可惜；同时我也很明白，若非有那么繁密的引证，一下子眩人眼目，别人是不易接受正文的论断的。事实上，不附注释的正文在报上连载时，就不乏恶评者。非依赖脚注的分量，则不能体会到文本的分量，非依赖“学”，则不能体会到“识”，这实在是有些可悲的知识状况。

从此角度而言，罗韬文章的特点，是辞少意丰，不以材料胜，不优长于“学”的堆彻，而以通识胜，以辞章胜，能将“识”与“才”融贯无间，思虑与辞采相际会相焕发，固今世所罕见，而又不甚合于今世者。

罗韬的文章，或许还不够多。我不好说他在学术上已有多大的成绩，但至少可以说，他在论述中所表现出来的识见是难能的，用通俗的话说，是有“技术含量”的。而文章是否有“技术含量”，不是有多少篇幅可以衡量的，也不是有多少脚注可以衡量的。（有区区一纸，或重于泰山，有煌煌巨著，或轻于鸿毛。在我看来，张中晓的一册《无梦楼随笔》，其光辉并不亚于钱锺书的《管锥编》；高尔泰的一册《寻找家园》，其重量更有过于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引录吾粤名儒陈澧的一段话：“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昌黎《答侯继书》云：‘仆少好学问，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求得而不观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此即所谓略观大意，士大夫之学也。《汉书·艺文志》云：‘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此即所谓略观大意，不求甚解。”后来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又引申说：“用现代的话说，‘士大夫之学’相当于通识，‘博士之学’则相当于专家。”由此观之，罗韬的学识文章，正可谓“略观大意”，正可谓“士大夫之学”。

事实上，罗韬不仅于艺文、历史及政治皆“略观大意”，更能古文，能诗，能书法，甚至能画；而又精于鉴赏批评，于古物、美食甚至医事，都能识其大凡。出入文史，不离经济，实有传统士大夫的作风，惟不遇其时耳。那么，以“士大夫之学”指称其人其文，是最贴切不过了。

当然，自现代以来，时势迁变，“博士之学”久已占据主流，迄于今日，“士大夫之学”已不复居庙堂之高，而只能处江湖之远了。

过去国人评价学问文章，习惯说是否“可传”，得“可传”两字，就是最高的评价了。盖古人传播工具简陋，笔墨易朽，文献易佚，非有百千万人传观讽诵不绝，则不足以传。而方今之世，技术跃进，纸墨金石之外，打印、复印、U盘、网络……文章化身千亿，传于后世，不过等闲事耳。故“可传”与否，已不在载体的保藏，而在后人的传阅。论文章著作的声光，如今庙堂与江湖之间，自然有显隐的差别，但他日孰显孰隐，是“博士之学”可传，还是“士大夫之学”可传，恐未易言也。

近得简又文《白沙子研究》一书，略检其序言目录，其中陈荣捷序有几句话：“白沙子之学，基于简易之功与自得之乐。不为功夫节目所拘，直叩本体，亦与惠能禅师直指本性与中山先生知难行易之单刀直入本色相同。故能撇尽唐宋以来之支离芜蔓，意必固我，而立其简易，致其自然。”这也让我想到了罗韬——罗韬原籍广东新会，正是陈献章陈白沙的乡后辈啊。当然，罗韬并不治哲学，更异于今日之崇儒学者，但他为文以少胜多，在风格上，不也近乎陈白沙的“简易之功”吗？这样的话，作为新会后学，罗韬是远于近世的陈援庵，反倒近于前代的陈白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