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巴斯贝恩的《文雅的疯狂：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陈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确是一部有意思、有价值的书。作为一本有关书的书，而且还是大书，此著自然颇受爱书人的瞩目。但此著从书名到译介，都突出其“书话”方面，而我更重视其“文献搜集”方面。在我看来，此书的好处，是作者的藏书观甚为通达，不仅写到书痴与书林豪客，也写到文献采集者；它不仅是藏书史或藏书家轶事录，也可谓藏书风尚史，还是史料搜集史与图书播迁史。
以下仅就书中所及，写出个人较有感想的几点。
藏书的“厚今薄古”
以前我写过《关于近世中国文献之东流》（《洛城论学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批评了本土传统藏书家的“保守的文献观”，即“厚古薄今”，重版本而轻资料，重文物性而轻使用性，重士人著作而社会生活记录。而在《文雅的疯狂》里，作者介绍了相当多“厚今薄古”的藏家，于我心有戚戚焉。
最突出者，当数第三章所述的十七世纪伦敦书商托马森，在英国内战前后，他冒险犯难，倾力搜求敌对双方的出版物两万余件。此类出版物不限于书籍，更包括小册子、单页印刷品，都属当时无人重视无人收拾的“断烂朝报”，在古本崇拜者看来更是近乎废纸，但后来卡莱尔评曰：“此套英国历史文献，价值之高，无出其右者。俾吾国今人可知昔人，视藏于伦敦塔及他处之全部羊皮档案，托马森所藏更得我心。”这堪称新史料收藏的典范，最能显出学术性收藏的特色，也最能显出学术性收藏与文物性收藏的差别。（周运按：牛津哈利伯爵曾锐力收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献，后为英国政府收购，十八世纪有出版商请文豪约翰逊和古物收藏家奥迪兹据之编选出《哈利氏所藏杂文集》；约翰逊撰写了序言《论宣传册与时政文的起源与价值》，指出此类出版社特别兴盛于英国，并对其价值作了详细论述，可参。周运按：此点也可以举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负责人约翰逊[John deMonins Johnson]为例，他把别人丢弃的、甚至废纸篓里的印刷材料都收集起来，其中有17世纪早期出版建议书、书介、书籍封面乃至样张、版权、拼写、设计的收藏，还有配制饮料的说明书、妇女紧身衣广告之类，前后跨越三百年。这些印刷品的边角废料成为重要的出版史料，是“现存印刷品的最丰富收藏”，在牛津博德利图书馆有专室公开展览[《OED的故事》]。对于文献的学术价值的发现，往往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如1648年7月，瑞典军队占领布拉格莫尔道河左岸的赫拉丁皇家城堡，把鲁道夫二世的图书与写本收藏打包运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图书馆。藏书中有Codices Chymici，是一批关于炼金术的写本，但不久后接任馆长职务的主事者艾萨克·弗修斯[Isaac Vossius]对这批文献评价不高，老想通过交换古典文献的手段把它们清理出去，后来还想直接将它们售卖。到了二十世纪，学界才认识到这批文献的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新大陆历史甚短，其藏书家但凡重视本土者，自多搜集近当代文献，第四章于此叙述颇多。如历史学家巴克曼，在美国内战才结束时，即开始搜集内战期间南部出版的所有图书、报刊、传单，乃至乐谱、历书；任职外交官的里奇，利用驻西班牙的机缘，广泛收集有关南北美洲的刊物与文件；中年始开始涉足藏书的伦诺克斯、布朗，稍后的布林利、弗曼，更晚的班克罗夫，都用力于收集有关美洲的书籍与手稿，前两人特别重视“任何与哥伦布相关之物”，布林利更重视短期印刷品，弗曼侧重西印度群岛与西太平洋的文献，而班克罗夫则专注于西部（加利福尼亚）史料。（周运按：美国伊荷华书商维森[Wessen 1887-1974]经手过很多重要的美洲文献，因而被誉为“伊荷华的猎书客”，对其主顾之一的斯特里特[Streeter]有重要影响，助其建立了著名的收藏系列。斯特里特曾买下维森的著名目录Midland Notes所收录的全部藏品，维森1967年5月2日给安德森三世[Yeatman Anderson III]去信时提及此事[Rare Book Lore :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of Ernest J. Wessen，ed. Jack Matthews，Ohio UP，p. 218]。斯特里特去世后，藏书于1966-1969年期间全部拍卖，拍卖目录凡八卷；而该目录本身亦被美洲文献收藏家和书商视为无价的参考书，售价竟达500美元以上。维森的另一位主顾埃弗里特[Charles P. Everitt] 是当时美国屈指可数的藏家之一，也专门收藏美洲文献，著有经典自传：The Adventures of a Treasure Hunter[1951年初版，1987年重印]。）
他者如，第一章所述的英国人萨德利尔，首开搜集十九世纪英美小说初版本的风气；第八章所述的美国人伯登，专门搜集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名家的初版本；第九章更专门介绍，在教务长兰塞姆主导下，得州大学锐力网罗二十世纪的图书及相关学术藏品。
看到这些个案，我总想着本土的藏书家，可喜的是，抱有类似收藏观的中国人并非没有。仅就学者群体来说，前辈阿英大量收集近代文学史料，堪称此道的先行者；当代如田涛（契约文书、法学文献）、王振忠（徽州文书）、周振鹤（近代文献）、谢泳（民国文献），诸人领域各异，规模不等，但在实践上无不重视晚近文献。
还有，从托马森、巴克曼之例，我首先想到了赵一凡：被称为“收藏了一个时代的人”，以孤单之力，残疾之身，收藏了数以吨计的五六十年代文献资料，上至官方报刊、“内部发行”的图书、学习资料、大字报、标语，下至文革初期的小报、未刊文学作品手抄本、私人信件，巨细不遗（参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第三章，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我还想起高尔泰笔下的安兆俊：原本研究新疆史的右派，在夹边沟劳教农场，他指着农场右派编辑的《工地快报》对高表示：“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寻找家园·安兆俊》，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可惜赵一凡所藏，身后大多被当作废品卖掉，应已化为纸浆（徐晓《半生为人·无题往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而安兆俊其人其事，更是湮没无闻——他所珍重视之的夹边沟《工地快报》，想必也悉数灰飞烟灭了。
照我的感觉，如今说到藏书，很自然地就会滑向韦力先生所标举“古书之美”；尤为极端者，如黄裳、拓晓堂先生对田涛的收藏也表示轻蔑（韦力、拓晓堂《古书之媒：感知拍卖二十年摭谈》第六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更十足表现出一种骨董家式的古本崇拜。（周运按：对于古书，学问家有时跟骨董家的态度正相反。俄罗斯宗教思想家舍斯托夫曾回忆他跟胡塞尔在1928年4月的阿姆斯特丹哲学会议上初识后的一件轶事：几天后，我们两个和哲学协会另一个人一起用晚餐。餐后，我们的东道主，他很有钱，也是个狂热的爱书人，开始给胡塞尔展示一些他的珍版书——《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斯宾诺莎《伦理学》——而胡塞尔却让我们的主人极为懊丧，他只对这些珍版书敷衍地瞥了一眼，片刻之后就带我到一边，开始谈哲学了。[“In Memory of a Great Philosopher：Edmund Husserl，”in Speculation and Revelation , trans. Bernard Martin,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68]胡塞尔当时把哲学视为精密的科学，不仅反对新康德派，甚至也反对康德，所以对《纯粹理性批判》抱有轻视的态度也属正常。但此事仍可见他对珍本书收藏是相当轻视的。当然，学问家未必不重视古本，只是他们即使重视古本，也多出于学术本位而非古董本位。比如，费弗尔在写作关于拉伯雷及其时代的思想史名作《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时，就抱怨研究所需的很多珍本书在法国的图书馆里找不到；而英译者则自豪地表示，他依靠美国的图书馆就都解决了；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授马基雅维利时，就带学生到图书馆，把马基雅维利生前刊行的各种著作版本都找出来，让学生去比对。）而我以为，韦力及韦力式的藏书家，作为传统式藏书观念及实践的继踵者，在当代是不可无的存在，但自学术立场论，安兆俊、赵一凡是更值得致敬的，田涛、王振忠、周振鹤、谢泳是更值得效仿的。
不仅如此。现在已是后文本的时代了，是图像称王、数据独霸的时代了，我们的收藏观念是不是也得与时俱进，是不是要从文本拓展到图像乃至网络呢？（周运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1956年4月13日在给艺术史家贝伦森的信中提出：“我有时在想，在人类历史中，把图像和书籍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迁。中世纪崇尚图像，宗教改革者则崇尚书籍。16世纪，他们争吵得难解难分，宗教改革者印刷了更多的书籍——书籍在指责图像——因而天主教会发明了《禁书目录》，焚烧这些书籍，并制作更多的图像。改革者因而被杀头、打败和摧毁。启蒙运动是一个书籍的伟大时代，而今天我们却又是生活在一个图像世界里。……今天的新教徒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仍然是[崇尚]书籍的芸芸大众。作为一个天生的新教徒，我为此感到遗憾：我遗憾的是，对书籍的崇拜退化成了一个教派——而且还是这样只崇尚一本书的宗派成员！”见Letters from Oxford:Hugh Trevor-Roper to Bernard Berenson , Ed. Richard Davenport-Hines,Weidenfeld & Nicolson, 2006, p. 197 ）
藏书“自近身始”
《文雅的疯狂》第十章集中介绍了多家极有特色的主题藏书：纽约的阿伦茨，作为烟草生意的家族传人，作为雪茄制造机的发明者，他专门收集有关烟草的图文资料，包括文学、绘画作品，甚至香烟牌；芝加哥的绍特马里是名厨兼餐厅老板，收集有关饮食的一切文献，还主编过一部十五卷的《美国烹饪图书集成》；（周运按：维兰[Anne Willan]是著名的法国食品烹饪专家，与其夫君马克·车尔尼亚夫斯基（Mark Cherniavsky）一生收藏欧美古旧的烹饪书籍。他们合著有The Cookbook Library : Four Centuries of the Cooks, Writers, and Recipes That Made the Modern Cookbook[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2]，论述从16到20世纪烹饪书的作者和出版，主要即依靠他们几十年收藏的书籍资料。他们列举了一些藏家渴求的珍本：斯卡皮[Scappi ]的《著作集》[Opera,1596]，是当时最权威的烹饪书，印制于威尼斯，有近三十幅木刻插图，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最佳的插图艺术；《新英格兰烹饪术》[New-England Cookery，Lucy Emerson, 1808]的初版，也是唯一的版本，美国最早的烹饪书；《论修道院团体的管理》[De institutis coenobiorum, 1491]的原版 ，最老的烹饪书；柴尔德[Julia Child]的《烹饪的愉悦》[The Joy of Cooking ]的初版；《法国的油酥点心》[Le pastissier Fran?ois, 1653]的原版，现在所知仅有29册存世。）华盛顿的福兹海默原系中情局官员，收集与其秘密职业有关的书籍与文物，也即“间谍收藏”。第十二章讲到旧金山的诺曼，身为精神病专家，则收集科学、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方面的古本秘籍。此外，第十一章又讲到：兰斯基，作为归化美国的东欧人，收集意第绪语——一种已为犹太人遗弃的语言——的文献；朔姆堡、布洛克森，作为黑人，收集有关美国黑人的文献。（以上所举例子，亦多见于作者的另一部专著《疯雅书中事：21世纪淘书的策略和视为视为视界》第一、第五、第六章，卢葳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此类林林种种的藏书，或生发于藏书者的职业，或生发于藏书者的种族，如此，主观的兴趣就与客观的身份互为激发，互为支撑。这样的收藏，于个人是有趣味的，同时于学术也是有价值的，很值得称许。
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评点方豪的治学特色时，曾引录其门人的总结：“先生治史则自近身始。身为教士，则治教士来华传教史；身在台湾，则治台湾史；先生数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史，自南宋临安始。”以后撰写《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一文（《欲采蘋花》，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评述王贵忱先生的治学时，就借用了“近身之学”这个概念。而《文雅的疯狂》所述的这些“自近身始”的藏书取径，在精神上也与“近身之学”相通，也不妨称为“近身之藏”吧。
大凡主题性的藏书，自然是较容易归于学问、用于学问的。例如第十章所述的鲍德温，专收莎士比亚时代的出版物，包括《圣经》、经典著作、布道文、教义问答集、祈祷书、民间文艺作品，种种丛残杂碎；正是基于个人藏品，他“重组了莎士比亚可能会用到的图书”，藉此写出了《论威廉·莎士比亚略懂拉丁文与不通希腊文》、《论威廉·莎士比亚童年时所受之教育》等专著。同样的，主题性的“近身之藏”，也较容易转化为“近身之学”。例如前述的黑人朔姆堡、布洛克森，都能将个人收藏的资料用于黑人历史的著述；后者还受曾祖父的经历启发，写出《地下铁路》一书，叙述早期黑奴逃奔自由的佚史。又如前述的王贵忱先生，曾司职银行，后来尽力搜求钱币文献，并用于研治钱币史之学。
若藏家能将“近身之藏”直接用于本人的治学，自然最好；即使不能，如阿伦茨、绍特马里、福兹海默那样，将主题藏书集中捐献给公共或大学的图书馆，也绝对是有功学术、嘉惠世人了。（周运按：著名中世纪学者Richard H. Rouse[UCLA]曾称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写本为北美三大收藏之一，其主体就是基于Robert Garrett[1875-1961]、Grenville Kaner[1854-1943]、Robert H. Taylor[1908-1985]、Lloyd E. Cotsen等人的捐献[Medieval & Renaissance Manuscripts i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Volume I & II, Don C. Skemer, Princeton UP, 2013]。）
《圣经》的版本收藏
一部《文雅的疯狂》，到处可见《圣经》的影子。西洋早期活字印刷的书籍，即所谓“摇篮本”，多属基督教范畴，最古老的是古登堡《圣经》，其次为美因茨版《圣咏集》，也是基督教读物。美国最古的书籍是《马萨诸塞湾圣诗》，也即《圣经》的《诗篇》；被欧洲人公认为值得收藏的第一种美洲刊本，则是印第安语《新约全书》。其中古登堡《圣经》尤为书林大亨所必争，如第七章所说：“若说藏书家有心目中的圣杯，毫无疑问就是这部书。”（周运按：为了说明《圣经》版本收藏的重要性，巴斯贝恩在《坚忍与刚毅》中举出一个例子：旧书商施赖伯[Fred Schreiber]在某书商的售书目录上见到一本十五世纪的拉丁文布道集，作者是匈牙利的米歇尔，以2500美金买下。该书1480年印于鲁汶，书中插录了三节中古英语的引文。一开始，他怀疑这些引文来自《新约》；果然，随后他就在《约翰一书》1: 7中找出了引文的第一节。那么，《圣经》这一段的英文翻译最早刊印于何时呢？施赖伯转念一想，应该就是这本布道集吧！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售书目录上作了这样的说明：也许是最早印刷的英文《圣经》的引文。标价4200美元。此书很快就被另一位书商维滕买去，当它不久以后出现在维滕的售书目录上时，标价已是16500美元了。此书最后就以这个价格被一个专门收藏《圣经》版本的私人图书馆购去。）这种现象，当然出于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与此相对，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来自东亚，据说有敦煌《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韩国庆州《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日本传世《陀罗尼经》、日藏吐鲁番《妙法莲花经》等多种说法；还有，最早的活字印刷品是《维摩诘所说经》。这些无一例外都是佛经。对于东西方印刷史和图书史来说，这个不约而同是既有趣味也有内涵的。）
限于收藏条件，更限于文化趣味，一般中国藏书家跟《圣经》自是无缘的。就我所知，恐怕胡适是罕有的例外了。
胡适早年留美时，曾受到基督教的熏染，甚至一度有皈依的冲动，对于《圣经》也很熟悉。他后来回忆：“后些年在北京大学时，我开始收集用各种方言所翻译的《新约》或《新旧约全书》的各种版本的中文圣经。我收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方言。有许多种中国方言，向来都没有见诸文字，或印刷出版，或作任何种文学的媒介或传播工具。可是基督教会为着传教，却第一次利用这些方言来翻译福音，后来甚至全译《新约》和一部分的《旧约》。……当‘中国圣经学会’为庆祝该会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中文圣经版本展览会’中，我的收藏，竟然高居第二位——仅略少于该会本身的收藏。这个位居第二的圣经收藏，居然属于我这个未经上帝感化的异端胡适之！“（《胡适口述自传》第三章）众所周知，胡适在文学上提倡白话文，也关注方言写作，在学术上也涉猎汉语的语言学、音韵学领域，他自称收集《圣经》版本“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方言”，自属可信，但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
据《文雅的疯狂》第五章介绍，1911年，美国藏书家罗伯特·霍在纽约拍卖其珍藏，其中最令各方眼热的是一部犊皮印本古登堡《圣经》，最后以当时的超高价五万美元成交，得主是身为“有轨电车大王”的书林新贵亨廷顿。此事经由《纽约时报》大幅报道，甚受瞩目。而胡适正是在此年赴美留学的，他初来驾到，对于此事想必很隔膜；但他居留美国六年，此后当不难听闻此类书林掌故。因此，我以为不妨“大胆假设”：胡适收集中文版《圣经》，有可能受到西洋藏书观念的影响，也就是受到西洋人收集旧本《圣经》风气的影响。
对于方言版《圣经》，胡适并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但他对其语言学价值的重视，却颇有眼光。前些年，专攻汉语方言的游汝杰先生写过《〈圣经〉方言译本考述》一文（《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游汝杰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由语言学的角度全面概述了中文版旧译《圣经》的基本状况；由此，足见胡适的收藏堪称空谷足音，在当时近乎“独孤求败”的境界——事实上，就连游汝杰这篇论文，也没有提及胡适这位先知。
此外，还要考虑到一点：在世界范围来说，中文版《圣经》的收藏，是为西洋人所无的，也是可补《圣经》文献史之缺的。
胡适这批最大宗的《圣经》私人收藏，我不清楚其下落。据悉，1948年底，胡适所有藏物为北京大学接收，但后来只有普通藏书仍存北大图书馆，善本则转予北图（今国图），书信、文件则转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张洁宇《胡适藏书今何在》，《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那么，这些《圣经》是在北大呢，还是在国图呢？是否还有集中“复原”的可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