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辅成先生给赵越胜讲解苏格拉底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正被种种谬见与谎言笼罩着……
这本简体字版的《燃灯者》脱胎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繁体字版（2010）。作者赵越胜与我是老朋友，他的《辅成先生》一文，电子版的未完成稿、修改稿和定稿以及繁体字版的成书我都曾一一读过，且每次读都有新的感触。这回又从简体字版读，感受自然就更复杂一些，是后记里的一段话让我拿起了笔。
“让别人也看看”
我就从后记里那段话说起。越胜说，未完成稿曾传给周辅成先生：“先生一气读完，只说了一句：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我的感觉是：辅成先生真是君子坦荡荡啊！接下来越胜又说：“此是何意？先生知道我往来素不过两三子，这别人是谁？莫不是先生让我将此文公之于众？”给人的感觉，作者看来还差点火候，还得跟先生学哩！
我认为辅成先生是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学生在为他树碑立传。他那轻轻淡淡的一句“让别人也看看”，顿时让我这个“别人”心中豁然：文章另有一位应予彰显的真正主角，袭用燃灯者的比喻，就是辅成先生心中那盏灯或那团光亮。光亮从何而来？文中其实多有提示：用古希腊先哲的说法，是来自善的知识或善的理念；换成中国先哲的说法，则是来自善道或大道。对于这样一位主角，当然没有什么理由藏着掖着或私相授受。
回过头去看，当年那个“半文盲的小青工”赵越胜，在辅成先生眼里不也曾是“别人”？而辅成先生却未尝有一丝踌躇，敞开胸怀与他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平等对话，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切磋学问、砥砺道德。今人读来，常觉那种师生情谊感人至深，但却容易忽略至为重要的一个事实，即：那种“对话”在当年是一种“禁止的游戏”，极有可能给他俩而主要是给辅成先生带来灾祸。那么，辅成先生何求？他无非是想让“别人”也见到自己所见到的那团光亮而已。因此，“让别人也看看”乃正大之言，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越胜其实是深知这一点的。看他慷慨悲歌，哪里像是只为“二三子”而作？文前题词引托马斯·阿奎那的那段名言也是明证。其词曰：“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庄严，就其实质而言与慷慨一致/就其形式而言与勇敢一致。”的确，让越胜受惠最多的，与其说是辅成先生的智慧，不如说是辅成先生的美德。越胜当然明白，没有那种“让别人也看看”的慷慨与勇敢，就不会有“燃灯”一事。言及此，我不得不顺便说一句，简体字版的有所删节，虽然是太情有可原了，但终究是伤害了文章所要表达的“庄严”。
“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
辅成先生对越胜教诲多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教诲是“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对苏格拉底的解说要点有三。一是指出“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而（在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二是推崇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术”，并言简意赅地将之概括为“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三是强调苏格拉底“信奉平等对话”，并据此批评柏拉图的“哲人王”是“未学得（苏格拉底学说）真髓”之论。按我的领会，把这三个要点融会贯通，就能得出一个对于当年的我们尤为重要的结论，即：凭着向善之心和正当地运用理性，人是能够独立地求得“善的知识”的，并因而能够独立地作出善恶判断。
简单解释一下我的领会。人有向善之心，古往今来的哲人们多有此议。近世哲学家康德就尤其强调这一点，而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宇宙万物皆有向善之心”，人当然更无例外。但仅有向善之心显然是不够的，你还必须有“善的知识”，否则你自己无法判断善与恶。从日常经验看，我们好像是向来就具备某些“善的知识”的。这些知识大多来自传统，来自我们习以为常未加审视的种种既成之见，而这些既成之见说到底则总是来自某种“神意”或其他权威。苏格拉底却对我们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有精神生活，而精神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自己独立地寻求“善的知识”。按他的看法，人只要学会“哲学地思考”和“平等对话”，就确实能够独立地寻求“善的知识”。
“哲学地思考”一说也许会让人望而生畏，但在苏格拉底那里其实却很简单：知道自己无知，知道自己的各种定见都有可能是错误的，“哲学地思考”就已然开始。换句话说，“哲学地思考”不是要先学了足够的哲学知识之后才能做的事，相反却是要把所有既成之见（无论来自何种权威）先都放下。因此可以说，是个人就都能“哲学地思考”。只是因为我们头脑里总是充满各种“哲学上的偏见”（波普语），才妨碍了这种思考的进行。附带一说，苏格拉底的确从来不写书，但他却也从来没有把哲学当成私人圈子里的游戏。孔夫子主张“有教无类”，而“街头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平等对话”门槛则更低。事实上那是他参与公众生活的一种方式，也因此他才被处以死刑。
辅成先生给越胜讲解苏格拉底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正被种种谬见与谎言笼罩着。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与苏格拉底的主张恰恰相反。我们被告知：只有“改造思想”，把某种既成之见变成自己的见解，才有可能知道善与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曾努力去学习，后来却发现，不是我们掌握了理论，而是理论掌握了我们。原因说穿了其实也不值一哂，因为“理论”早已经在拥有解释权的导师或祭司的“掌握”之中。你必须以他们的解释为准，而他们的解释却变幻莫测。因此，事实上我们已被剥夺了知善恶和独立做出善恶判断的权利，剩给我们的只有两个字：听话。当然，现实生活的荒谬也在教育我们，让我们这一代人终于喊出一声：我不相信！
接下来是有向善之心的人都不得不独自在暗昧中摸索着寻求“善的知识”，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自己不知善恶该怎么活着。首先要做的当然是从理论的掌握之中挣脱出来，我在后来的回忆中称之为“理论突围”。那场突围可谓陷阱多多！能得辅成先生点拨而“第一步读懂苏格拉底”，是何等地幸运？我羡慕越胜。
我们的生活经验一再证实了苏格拉底是对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能力独立地寻求善的知识，有能力独立地作出善恶判断，有能力“哲学地思考”。这些能力的确不是哲学家们的专长，更不是祭司们的专利。就拿《辅成先生》一文中提到的“四五事件”为例来说吧：几乎所有人都明确地做出了自己的善恶判断，善恶是非原来是那样鲜明！如辅成先生所言：“民心向背已定。”在那样的时刻，有谁还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和怀疑自己的判断能力？
我在自己的记忆中还搜索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四五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之后，《人民日报》的一篇批判文章里居然出现了“一切善良的人们”一语。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站在街头听着广播（满街都是大喇叭！），心想：善良？真是一个阔别已久的字眼！什么时候了，连他们也都想起它来了？
“因为他是越胜，我容忍了”
回忆文章有时候难免会只是在说个大概，因为细节记不清了，你又不能虚构。越胜这篇文章却有点不一样，几乎全是细节构成的，每一笔都不是在说个大概。当然，有些事情让人刻骨铭心，忘不了，那年头这种事又尤其多一些。但其实越胜是得益于勤记笔记的好习惯。每一次与周先生见面，哪怕是在饭店里吃饭，他都当场把他们的对话一笔一笔记下来。也许回去还会记日记。总之，这本书里很完整很准确地再现了多场有情景有层次的思想对话，来龙去脉起承转合全都一丝不苟，尤为珍贵。
那些对话在当时无疑都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便在今天读来，也常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除了前面已说过的讲苏格拉底的章节，可圈可点的章节还有很多。譬如，讲伊拉斯莫《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一节（32页）；讲康德三大批判无高下之分一节；讲嵇康的“七不堪”、“二不可”一节；讲“幸福是一种具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一节……其他还有解说朱熹、分析电影《望乡》等等等等，不胜枚举。按我的看法，这些对话不仅使周先生这个人物——一位哲人，一位思想者的形象立住了，而且使这篇文章的另一位主角——那盏灯、那团光亮也得以凸显出来。
越胜作文，朋友圈里有一种说法，有点爱“转文”。一是旁征博引，小文章好像都恨不得想写得无一字无出处。二是用词求古雅。比如，夜里读书，你说挑灯夜读已经够文气了吧？可越胜嫌俗，他要说“古卷青灯”。我们为此有过一点争论。他引孔子的话为自己辩护说：“言而无文，其行不远。”平心而论，越胜对“文”的追求和思慕之心，诚意十足，“转”起来热情饱满，没有卖弄之嫌。又或许还因为他去国二十年，没有染上我们这里滋生蔓延的老气横秋和油腔滑调的习气，竟使得他的“转”甚至给我们带来几分清新？所以，背地里我也常说：“因为他是越胜，我容忍了。”这篇《辅成先生》，的确当得起文质彬彬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