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知识分子的天真一辩
戴晴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买了很久，一直未看，听说杨奎松新出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对戴著有所批评，才匆匆翻检一过。
戴晴的文字，一如她过去写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笔端常带感情，有立场，有议论，有政见；但撰述风格也有不小的改进，就是铺陈材料相当丰富，尤其包含许多未刊材料。全书以1949年政协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事作开篇，当时共有投票人576名，毛泽东得575票，而唯一的不赞成票，戴晴依据种种口头传说，以为即出于张东荪之手——无论对于中国政治史，还是对于张东荪生平，这都是最富于戏剧性的谜案，以此作为引子，在叙事上当然是很引人入胜的。作为传记，我以为此书甚出色，作为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传记，信为最佳作品之一，加上传主所涉史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其价值就愈显重大了。
随后又买到杨著，粗略检读了《前言》和张东荪一章，有不能已于言者。杨奎松先生系研究中共党史出身，过去读他的《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感觉其作风重史料，重实证，而仍有官方史学的气味，今读《忍不住的“关怀”》，于此感觉尤甚。因为他过去是以事件为中心治史，可称“硬”的史学，往往不离实证层面，更易发挥其长，显出功力；而此番他评述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则是以人物为中心治史，可称“软”的史学，则已超出原来的取径，史料分析之外，不能不涉及价值判断，这就不易藏拙了。
史料问题，也即就事论事的层面，是杨的强项，如他指出有关张、王、潘三氏的重要著述，都有当事者后人的参与或帮助，“太多家人子女介入的人物传记或人物研究，要想比较全面和真实地还原一个历史人物，通常是比较困难的。”此意自然是可取的。
可是，在价值判断层面，其短板却也甚为明显，如他表示“不赞同简单地把冯亦代或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当年被动或主动协助有关部门做的定点汇报工作定性为‘卧底’亦〈抑〉或‘告密’”，理由呢？“由于中共推行的是建立在阶级观念之上的新的道德标准，强调国家利益等于阶级利益，阶级利益等于党的利益，一切是非对错全凭党来判断，故早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旧的人伦亲情及仁义礼智信等统统受到了否定……不是他们没有道德良心了，而是他们的道德良心改造成党要求的阶级的道德良心了。”按党的逻辑，冯亦代们当然不是“卧底”，当然是新政治道德的践行者，但按党的逻辑不是“卧底”，那就不是“卧底”了吗？道德良心问题，可以仅仅按统治者单向度的意图就解决掉取消掉吗？作为治史者，我们的立场何在，就只能如此被动地接受官方的逻辑吗？我以为，除非所有人，包括被监视的知识分子，都全然接受官方的政治逻辑，都全然认同官方的政治道德，除非传统的道德良心都彻底被所有人抛弃，否则，“卧底”就仍是“卧底”。无论冯亦代对于官方是什么，对于私人，对于被他监视的知识分子，他就是“卧底”！即使他像《窃听风暴》那个东德秘密警察那般心存善意，即使他的汇报对于被他监视的知识分子起到了好的作用，也无法改变其角色的性质。由这一事，最可见杨先生仍持官方的政治逻辑，他是站在了当时的监视者一边，而非站在被监视者一边。
具体到张东荪一案，戴晴认为在选举主席时张未投毛泽东一票，而又因此，毛后来借机报一箭之仇，终以“叛国罪”加诸其身——由于目前尚缺乏决定性的史证，这仍是戴晴的一家之言，而杨奎松质疑其说，也属一家之言，是历史学所当有的存疑和修正态度；对于张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的细节，戴晴着墨不多，而杨奎松根据当时的政治批判材料，作了较详细的补充（他称之为“恐惧、慌乱与不得不投降认罪的过程”）。这些都自有价值。问题在于对张东荪其人其行的论断。
其实，在正式分析张东荪问题以前，在《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一章的引言部分，可以说杨奎松就已提前得出了基本结论：“张东荪靠拢中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他作为民盟华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一般人只能跷脚仰望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超额回报。但令人惊异的是，张东荪没有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转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秘密与美国人发生关系，最终因为向变成敌国的美国透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仅丢掉了各种职位和荣誉，被民盟开除，政治上备受屈辱，晚年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言下之意甚明显：是张自己选择跟共产党合作的，共产党已待他不薄，他不老实跟党走，逆时而动，螳臂挡车，所为何事？末一节又总结：“张东荪1949年后之所以很快被中共所抛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共方面的原因，而是与他独特的个性与观察密切相关的。”易言之，这是张的自作自受。
实际上，这完全是用官方的政治标准，而且还只是彼一时的官方的政治标准，来评估张东荪的行为。我不禁要问：即便是张主动跟共产党合作（杨称此为“政治上认同中共”，并不确当），他作为一个旧政党的领导人（至少在名义上，这一身份仍然有效），也作为新政府的领导人（至少在形式上，新政府并不能等同于共产党），就不能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政治作为吗？他不愿新政权跟最强大的美国对峙，私下跟美方保持联系，是否为明智之举，是否能收到效果，是另一事，但他终是由国家利益出发，行其所自是，行其所当行而已。
据说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上海公报》时，已不久人世的张东荪听闻，在病床上说了四个字：“还是我对。”他这么说，我并不觉得是他自负。对于1949年的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为了对付“苏修”而跟“美帝”修好，确实是惊人的改弦易辙，甚至可说是自打耳光，按俗套的说法就是：历史证明了张东荪的先见，历史证明了中国必须跟美国保持政治交往。那么，张当年通过私人渠道跟美国人接触（用杨奎松的话，就是“积极尝试沟通美国政府关系”），即所谓的“叛国”，有问题吗？张晚年有诗“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正是对他自己的准确写照——尽管其行为是“堪笑”的，尽管不能如“鲁阳”之挥戈退日，挽狂澜于既倒，但“书生谋国”，有问题吗？作为一位“民国范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作为康、梁的继者，作为张君励的同志，作为胡适的盟友，张东荪“始终痴迷于政治”，“脱不开‘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化”，“有着强烈的抱负心”，有问题吗？
还有，张东荪得以跻身新政府的领导阶层，既是民盟支持中共的结果，也是中共统战政策的需要，在当日本是顺理成章的，啥叫“超额回报”，啥叫“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对于“书生谋国”者来说，这是何等小人之心的理解啊！而且，为什么张东荪就应当俯首称臣，好官我自为之，“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呢？再说了，张不满足于此，相反却特立危行，不是正好可以证明，他当初加入新政府，本是为国，不是为己吗？
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馆臣，曾指责钱谦益（牧斋）之类的“贰臣”无政治节操，“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对此，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已作出有力的驳斥：“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 而杨奎松指张东荪于中共始而靠拢，继而背离，暗示其反复无常，却仍跟四库馆臣的政治逻辑无异。
我最不满意的，还不仅是杨奎松具体的批评，而是他在批评的背后，透露出一种潜在的思路，一种不尽自觉的逻辑：将1949年以后的政治和制度视为既成事实，视为天经地义，以客观的名义，完全匍匐于这种历史的既成事实之下。这就意味着，将历史的表面结果等同于历史的全部事实，甚至等同于历史本身，并以此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由此，就取消了历史的价值层面，取消了个人在思想上的挣扎和在实践上的努力，以人的成败论人，不问原则，只重结果。这可以说是一种势利的历史观，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历史观。从这种历史观出发，大凡言行有碍于“历史的车轮”的，有悖于“历史的轨迹”的，如张东荪，以及跟他类似的知识分子（如流亡海外的周鲸文、董时进、陈寒波、巫宁坤），就赢得了杨奎松这样的谥语：“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些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
按此逻辑，不识时务的知识分子，又岂仅这区区几例呢？向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不宗奉马列主义的陈寅恪，不用说，是“书生气十足”的；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公开顶撞毛泽东的梁漱溟，自然是“迂腐”的；向毛泽东上三十万言书的胡风，更是“执拗”的；还有，在鸣放时终于赤膊上阵向党提意见的右派们（尤其是民盟那些张东荪的老朋友老同事），终究也是属于“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可是，如果没有这一切，没有一切的“书生气十足”、“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没有“忍不住的‘关怀’”，没有知识分子的天真，那么，近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分子精神史，还能剩下什么呢？那样“和谐”的历史，才是正常的，才是应当的吗？
鲁迅的《野草》有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奴才”向一位“聪明人”诉苦，“聪明人”回答：“这实在令人同情。”“我想，你总会好起来……”就不了了之；“奴才”又向一位“傻子”诉苦，“傻子”却立即动手，要替他将那间四面皆墙的小破屋砸开一个窗洞来。结果，“奴才”们联手将“傻子”赶走，并得到了“主人”的夸奖。很显然的，张东荪，以及张东荪式的知识分子，就是鲁迅笔下那个砸墙的“傻子”。难道，他们本来都做“聪明人”，甚至都做“奴才”，就对了吗？
杨奎松批评戴晴“倾向性太过明显，没能保持住一位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可他自己的客观又在哪里呢？如果说，戴晴表现出显性的自由主义立场，那么，杨奎松也不过是代之以隐性的官方立场罢了。
在目前的政治和知识状况下，历史仍未终结，尘埃尚待落定，要研究和评判这一段仍未终结的历史，这一段仍未成为时间灰烬的历史，我以为，所谓的“客观态度”近乎虚言，我们终究不可能——恐怕也不应当——完全摆脱“主观态度”。试问，对于这段历史，在批判与同情之间，在高华与杨奎松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中间的“客观态度”吗？
最后，再谈一点。我觉得杨著的《前言》部分尤为败笔，暴露出更多的学识短板。他在脚注中罗列了不少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著，但从具体的行文看来，他对知识分子问题实较隔膜，前文已揭示不少，在此再举一例。
杨奎松认同金雁的说法，谓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的影响，有“入世情结”，这本来近乎常识，不必具论；但他又说：“中国读书人之热衷于‘入世’，自然也就和俄国知识分子及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因而也就不可能保持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说“入世”就是“为国家服务”，还不算错，但“为国家服务”跟“进入政府体制”是一回事吗？“国家”跟“政府”是一回事吗？“入世”确是中国传统士人（儒家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但这个“入世”，其对象是社会，是人民，而不是政府，不是君主；它是“兼济天下”，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济世精神。将之等同于当官执政，实在是很严重的误解，也是很庸俗的误解。
附记：
此文撰写时，考虑到尚缺乏“决定性的史证”，故有意未涉及“叛国案”的事实层面。过后才想起来，我以前曾随手记下个别线索，尚值得一述。
关于张东荪跟美国人接触，林孟熹曾推测其间必有内情：“最有可能是，在毛泽东的知情下，由周恩来向张作出某种暗示，使热衷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张东荪欣然付诸行动……一时间事情闹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好在最后毛先生发了话，也就没有人敢再追究下去。”（《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179－180）。此说缺乏根据，可不置论（海外有人将此当作了事实，见田丰《秘密信使弄巧成拙 八七老翁瘐死秦城——张东荪沉冤半世纪真相大白》，[台]《传记文学》第八十一卷第五期）。但海外的杨永乾提供了张君劢的说法：“至于东荪先生被祸的原因，先生在寿文中（按：指张君劢所作《张东荪先生八十寿序》）或有顾忌，未肯明言。不过在美国时先生对我说：‘祸端之起，是由于一位从国外到北京的人去看东荪先生，两人曾有长谈。当此人离开他家后，即为中共特务人员所逮捕，于讯问之下，此人即承认计划反对中共之事。据说这人当时即为中共所处决。本来也要严办东荪先生，还是毛泽东说：‘书呆子知道什么叫造反，不过口头上说说而已……’这样才留下东荪先生的一命，于撤除一切职务之外，仅软禁于家中。此在中共政权而言，已经够特别宽大，亦可能是毛泽东酬答东荪先生的劝说傅作义之功。”（《张君劢传》，[台]唐山出版社1993年版，页388－389）这一文献未见戴著引用，故录于此。此说跟戴晴的“报复说”正相反，可称“报答说”，但我觉得倒也符合毛的言行作风（正如毛对“文化汉奸”周作人也网开一面）。以张君劢跟张东荪的公私关系（同为国家社会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或有特别的消息来源，其言未可轻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