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钱锺书书信拍卖案的触发，我曾发表《书信发表权之私见》一文（《南方都市报》2014年2月25日），提出了异于现行司法的看法。我的结论是：“对于信件的处置，包括对隐私的保密，写信人、收信人双方应互有责任，也互有权利。信件公开与否，其权利不应仅属于写信人，也应属于收信人。……书信的法律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的著作文本。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应拥有信件的发表权，或者，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只拥有部分的发表权，发表权不应由写信人垄断。”

对于我的理由和逻辑，自信并不容易反驳，但我非法学中人，而且我是从书信作为交际方式这一角度进行论辩的，超出了现行司法的逻辑之外，故一般人恐怕慑于法律的专业性，视法律的既定规条为天经地义，想来也不易接受我的看法。

近日，我从娱乐事件中偶有领悟，觉得从现行司法的逻辑，也未尝不可以推衍出我原来的结论。

近期有一件很轰动的娱乐八卦，即所谓“好莱坞艳照门”事件。据报道，艳照泄露之后，受害者詹尼弗·劳伦斯（2012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要求公布艳照的色情网站立刻删除她的裸照，但网站强硬回应：裸照包括他人拍摄的部分，版权属于拍摄者，劳伦斯若要求删除裸照，必须提供拍摄者同意转让版权的证明。色情网站的回应，其实只是狡辩，劳伦斯作为照片的肖像权人，当然是有理由要求删除照片的。只是，从法律上说，人物照片的法律权利确不是一元的，被拍摄者固然有部分权利，但拍摄者也有部分权利；也就是说，人物照片兼有肖像权和著作权，对于人物照片的合法发表，需要同时取得肖像权人和著作权人的双重许可。

从人物照片的权利归属问题，可以引出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结论：发表权可以是独立的，拥有著作权，绝不必然拥有发表权。——由此，我以为恰恰有助于理解书信的权利归属问题。

我们知道，人物摄影的特点，在于其拍摄对象是特定的，拍摄作为一种创作行为，“嵌入”了拍摄对象的隐私权利。所谓肖像权，可以归为广义的隐私权，是拍摄对象对于照片所拥有的一种专属权利。这样，照片就必须经由拍摄者和拍摄对象双方同意，才能发表；照片的拍摄者，即照片的著作权人，不能垄断照片的发表权。

那么，再来看书信问题。跟公开发表的文章性质不同，私人书信的特点，在于其阅读对象是特定的，写信作为一种创作行为，“嵌入”了收信人的隐私权利——这一点，跟人物摄影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也可以运用同一种法律逻辑来处理。可以说，在写信这一行为中，写信人给予了收信人一种排他性的阅读权利；那么，相应的，收信人作为书信的特定接收对象，也应对书信具有一种排他性的处置权利。这种权利，叫隐私权也好，叫公开权也好，甚至叫“书信的肖像权”也好，总之应当是对书信内容的一种专属使用权，是写信人也不能剥夺的权利（如果肖像权可以称为图像的专有权，这就可以称为文字的专有权）。而按现行法规，写信人完全垄断了书信作为文本的发表权，收信人除了书信作为物品的占有权，别无其他，这显然是不充分的，既不合现实的情理，也不合法律的逻辑。

简单说吧，照片是为拍摄对象而拍的，因而拍摄对象对照片应有权利；书信是为收信人而写的，因而收信人对书信也应有权利。

正如人物照片的著作权人并不拥有完全的发表权一样，书信的著作权人也不应独占其发表权。私人书信的发表，须由写信人和收信人（或各自权利的继承者）双方同意，才是合理的，也就是书信的发表权应由双方共同拥有。

落实到钱锺书书信一案，我以为最合理的结论应当是：作为书信的著作权人，杨绛确实有理由反对拍卖公司公开钱锺书那批书信（但严格说来，她并无理由反对拍卖本身，即无权干预书信占有权的转移）；但反过来，作为书信的接收者，李国强也同样可以干预钱锺书那批信件的发表或使用——比如，假使有朝一日，钱锺书的著作权人要编辑《钱锺书书信集》之类文献的话。

附记：

此前的法律实践，是以著作权法来处理私人书信问题，即将书信的发表权完全归于著作权人，而收信人或书信收藏者的权利只限于作为物品的书信，对于作为文本的书信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这就意味着，书信的著作权人具有决定发表与否的绝对权利——可以决定发表，也可以决定不发表；换一种说法则是，可以禁止发表，也可以禁止不发表。那么，在逻辑上，就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著作权人可以强迫收信人或书信收藏者公开书信，因为公开书信只涉及文本问题，并不涉及所有权问题，在法律逻辑上，收信人或书信收藏者是无权拒绝的！（在此情形下，发表权与所有权是矛盾的、冲突的，但既然文本的公开并不会损害作为物品的书信，就应当使发表权优先于所有权。）

相反，假如收信人或书信收藏者可以拒绝著作权人的要求，可以拒绝公开书信，那就意味着，他们对于书信的发表与否实际上并非没有权利——但这样一来，又跟书信发表权完全归于著作权人的司法设定互相矛盾了。

这就是说，按照现行司法对私人书信问题的处理，形成了一个书信发表权的悖论。这个悖论的存在，充分表明了以著作权法处理私人书信问题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