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后来我发现，他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几口而已。

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往往隐藏在某一条小街上，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真正价廉物美。我们专爱寻访这样的宝库，必能满载而归。和越胜逛书店是一件乐事，他爱书，懂书，走进书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个角落里藏着一本好书。那时候他工资低，还要养女儿，不像我财大气粗，结果是他的发现往往成了我的收获。然而，他从此惦记在心，十多年后，他远在巴黎，还会不断开出书目，要我把某某书让人捎去。不幸的是，他对我们一起买过什么书了如指掌，我赖也赖不掉。

和越胜相识时，我正失恋。他常对我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恋人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但仍劝我：“浪漫一阵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建英转述，建英大表赞同，气愤地说：“我们俩一路走，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他。读着歌德的诗，他会大声感叹：“歌德这老东西，性欲极强！”可见他明白利比多的价值，只是认为不值得浪费在女人身上，而应该升华为艺术。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某人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能够进入他的圣殿的，惟有少数几个真正的文化伟人。他曾兴奋地向我宣布：“现代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贝多芬与歌德的会晤，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贝多芬与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赏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热那一阵，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谈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就文化这一块干净地方，也呆不得了。”

越胜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有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一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的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和我不同的是，越胜虽爱文化，自己却几乎不写东西，满足于当一个鉴赏家。他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常常与他争论，我说：尽管有歌德和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只有一次例外，他克制不住地写了一篇文章。有个当时被媒体称作“中国学术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谓现代主义思潮，并且仗着某个大人物支持迫使《读书》发表了。可笑的是，他对所批判的对象极其无知，文中充满常识性错误，诸如“胡克的现象学”、“多余人又译局外人”之类。越胜读后满腔怒火，但不便在内容上论争，就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其硬伤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不久后，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说自己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什么时候练上一百回合。越胜谈书极精彩，我常常听得入迷，心想这样的人不写作实在可惜，就一再鼓动他写读书随笔。他终于动笔了，越写越好，可惜只写了三篇，他就去法国了。最后一篇谈艾赫玛托夫的《白轮船》，通体高贵而淳朴，活脱脱越胜的心性，读得我潸然泪下。

八十年代后期是一段令人怀念的光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光已经多么遥远。在那以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龙早已不复存在，朋友们各奔前程，许多人的生活场景有了巨大改变。不过，变中也有不变。譬如越胜，他虽已定居巴黎，靠经商维持着生计，但仍一如既往地爱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的免费旅馆。九十年代我两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刚到的那些天，他带着我逛巴黎，看博物馆，一路讲述每个地点发生的历史事件，如数家珍。每天晚上，他都打开一至二瓶法国红葡萄酒，与我共饮，常常还发表品尝心得。他在巴黎郊区那所住宅里过着极其平静的日子，除工作外，只与书、音乐、家人为伴。他依然嗜书如命，自从有了网上书店，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批，让国内的亲人订购了捎去。他对国内的书情比我更熟悉，读得也更多。他显然没有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意融入，法语能说但谈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学车，很少出门，出门则须仰仗妻子开车或公交。他是越来越像一个农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无比。于是我想，世上的贵族岂不原本就是农夫，也许这正是最适合他本性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