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海有钓鱼岛。北京有钓鱼台。重庆有钓鱼城。
我知道钓鱼城，或者说，我特别留意到钓鱼城，大约是过去检读过姚从吾的论文《元宪宗（蒙哥汗）的大举征蜀与他在合州钓鱼城的战死》、《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余玠评传》的缘故。姚是我列入了《现代学林点将录》里的人物，专研北方边疆民族史，尤重在蒙元史研究，我原来设法配齐了他的著述，以上诸文皆见于台湾版《姚从吾先生全集》第六册。
十三世纪下半叶，蒙古的“银河帝国”已然雄霸天下，其铁蹄继续在欧亚大陆横冲直撞。在西方，已兼并了波斯全境，兵锋及于中欧；在东方，不仅囊括了中原地区，亦已征服云南，对南宋形成侧翼包抄之势。由于江淮一带水道纵横，不利骑战，蒙古的方略大抵是效晋人故智，企图先取巴蜀，再顺江东下江南。这样，四川当时就成了蒙古人首要的军事目标，第四任大汗蒙哥（元宪宗）更率军亲征，足见其势在必得。可结果是，蒙古大军受阻于钓鱼城，近半年屡攻不克，至公元1259年，蒙哥竟死于钓鱼城前线，此次大举伐宋遂无功而返。
这是南宋后期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南宋乃至整个中国史上抵抗外敌极有光辉的一页。
关于南宋的抗击蒙元，海外的刘子健写过一篇《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的大文字，他以为：“如果从欧洲史上看，蒙古人攻无不克。而南宋对抗蒙古，前后有四十多年。和波斯印度等各国来比较，南宋绝不能算弱。不但是军事力不弱，而且政治的黏着力相当强，一直抵抗到最后，不用说别的，这团结力比北宋就强。以往史家，实在没有理由来忽略这‘虽败犹荣’的事实。”而南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军事地理上，四川作为江南的崎角始终苦苦支撑，其作用是相当关键的。在《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一文里，姚从吾干脆就认为，钓鱼城一役“延长了南宋的国祚二十余年”；而且，因了蒙哥的暴卒，“忽必烈得以早日即位大汗，很开明的采用了契丹人管理长城以内汉地的成法，正式推行两元政治：‘以汉法治理汉地，用蒙古法治理蒙古’。使中国自三代秦汉到南宋的传统文化，在蒙古族整个统一了全部中国以后，不但未受大量破坏，反而得到意外的尊重。”
【二】
去年，我们带着小朋友回太太的老家，重庆辖下的南川。于是就想起了钓鱼城来。一查，原来距离不算太远。某日承连襟开车，加上他的一位朋友，陪我到钓鱼城游逛了半日。
总的来说，真正可观的物事无多，但偶有触发，倒也不虚此行。
钓鱼城位于今重庆市合川区东南的钓鱼山上，三面临江，倚山为城，形势自是异常险峻的。包括钓鱼城在内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系余玠治蜀时，采纳冉琎、冉璞兄弟之议而建，其中钓鱼城一战回天，自然声名最大。至今城中真正属于南宋时代的古迹多已湮灭，但后世重建的城垣尚在，可见当日城防的大概。城上地势较平坦，面积也广，足以积粮驻兵，故能以区区弹丸之城而长期抵御蒙古的无敌之师。
我们登钓鱼城，是绕过正门，从西门上去的。最先就在西门外见到一座小丘，号称“蒙哥瞭望台”，传说蒙哥就在此观望钓鱼城，至中炮受伤而死。关于蒙哥之死，在史学上久成公案，多有异说。过去的地方史料多谓中炮而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钓鱼城史实考察》一书即承之；而官方史料则多谓患病而死，姚从吾的《元宪宗（蒙哥汗）的大举征蜀与他在合州钓鱼城的战死》一文即承之。姚的学风踏实，特别重视甄别史料，我更愿意相信他的看法。
大汗一死，帝国的最高权力顿成真空，元军自然无心恋战，此后二十年，钓鱼城始终坚守不下。事实上，继任大汗的忽必烈后来不得不转变战略，避开了四川，避开了钓鱼城，自中路直取襄阳。此后，襄阳一隅遂成为天下之要，至1273年沦陷，南宋门户大开，都城临安即无以维持。而临安1276年城陷之后，钓鱼城仍未弃守，直到1279年，宋军在崖山作最后挣扎的前夕，始开城降元。
关于钓鱼城的抗元史迹，以我所见，仍以姚从吾的考述最为详实。后来买到的《钓鱼城史实考察》、《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钓鱼城志》之类，史料反复陈述，多乏新意，自等而下之。在这方面，我无力专攻，也就无甚可说。我真正发生兴趣的，并非钓鱼城的“古代史”问题，倒是钓鱼城的“现代史”问题；准确点说，我想探讨的并非钓鱼城抗战本身的历史细节问题，而是钓鱼城抗战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传播、利用和构建问题。
当日在登山临水之际，我在不疑处有疑，浮出一个念头：钓鱼城有如此辉煌的史迹，怎么到了后世，声名却不甚响亮呢？尤其是国民政府以“陪都”重庆为中心抵抗日本侵略的年代，利用近在咫尺的钓鱼城宣扬抗战，甚至将钓鱼城搞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吗？
至今钓鱼城的护国门内，还保存着蒋介石1943年的题词“坚苦卓绝”。（据说文革期间，隶属钓鱼城的某生产队被派去清除“反动派”的题词，村民懒得将题字一一凿掉，便用石灰将题词遮盖，写上革命标语。这样倒使蒋的题词得以保存下来。）尽管如此，蒋总统也只是到此一游，打了一回酱油，他怎么没有凭藉其领袖地位，登高一呼，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钓鱼城精神呢？
回到广州以后，我网购了一批钓鱼城的历史资料，检点写于抗日期间的文字，所得也不多。据王利泽主编的《钓鱼城诗词释赏》所收，诗什约有十首；据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川县历史学会编的《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提供的线索，正式的论文有邓子琴的《南宋时代重庆在国防上之地位》、张清海的《钓鱼成抗元事迹简述》，另有郭沫若的《钓鱼城访古》、方豪的《钓鱼城抚今追昔录》，则是带有学术意味的游记。似乎只有这些了。
钓鱼城的黯淡声名，跟它的光荣历史，显然是不相符的。
【三】
可歌可泣的钓鱼城事迹，在最当纪念的时候，到底没有多少人纪念，在最当成为历史焦点的时候，到底没有成为历史焦点。什么缘故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钓鱼城抗敌的终局。钓鱼城的抗敌再“坚苦”，再“卓绝”，南宋最终还是灭亡了，则钓鱼城终究不是一个吉利的抗战符号吧。（可是，按此逻辑，文天祥、林则徐又何尝是吉利的抗战符号呢？）
还有，钓鱼城最终是不战而降的。钓鱼城坚持到南宋都城陷落两年多之后，在赵宋王朝灭亡已成定局的情形下，俯首屈膝而能救济一城数以万计的军民性命，在现代战争观而论，不失为有荣誉的投降。（在日本电影《傀儡之城》里，小小的忍城以未足两千之众，不屈服于丰臣秀吉的两万大军，直到主公北条氏的本城小田原陷落之后，才接受北条氏之命而降，几乎成了凯旋式的投降。而论时间论规模，钓鱼城的抵抗较之忍城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从民族主义的惯常话语来说，投降毕竟是投降，这个结局是不完满、有污点的。
钓鱼城之降，由主将王立拍板，而居间疏通的关键人物，则是熊耳夫人——她原是蒙古方面成都总帅李德辉的亲妹，在战乱中为宋兵俘虏，又成了王立的义妹。于是郭沫若在《钓鱼城访古》里就说：“王立者贰臣降将，他的所谓‘义妹熊耳夫人’也分明是一个女间谍，这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偏偏有胜清乾隆年间的吏目为之歌功颂德，使王立、熊耳，与王坚、张珏同受禋祀，可见清朝的顺民教育是怎样的彻底了。”他咏钓鱼台的诗末两句“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也是指此而言。还有，《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所收的一篇文章也提及：“抗日战争时期，有人把王立降元和国民党汪伪降日，相提并论，将王立视为叛徒，撵出‘忠义祠’。”主将如此，怎么歌颂钓鱼城才好呢？更何况，是正逢对日作战，需要将“投降派”批倒批臭的时候呢？
除此之外，我想，恐怕还有另一个较隐蔽的因素。
在抗日战争前后，“民族”是个敏感词。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很自然地，需要在意识形态上鼓吹内部团结，党派问题固然要尽量弥合，民族问题也要尽量遮掩；在此背景下，历史学家实有一种严重的学术焦虑，不免有违背“价值中立”的倾向，自觉不自觉地为时世服务、为政治服务。具体在汉族与边疆民族（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更容易从学术角度尽量淡化甚至抹杀其冲突方面，而突出其团结方面。比如，傅斯年早就提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后来顾颉刚接受傅斯年之见，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影响尤为巨大。（我在网上略为检索，就找到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黄天华《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两篇长文，对此问题皆有详实总结，有兴趣者不难覆按。）
而再落实到蒙古问题，情形就更复杂、更敏感了。向来国家间的交锋，主动者多会利用敌方内部的族群矛盾做文章，即挑动分离势力生事，以影响其团结，打击其力量，“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闻名的显例。日本侵华时，也颇用此策，比如煽动蒙古王公独立，以削弱国民政府的统治。（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即与日人合作，后来更出任了所谓“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首领）。于是，“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族群的象征，就成了当时中、日双方都极力争夺的历史符号。当日军逼近绥远地区，国民政府乃将成吉思汗陵移至甘肃，并进行正式致祭，更将成吉思汗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而共产党方面对此也完全支持。（我手头有大陆伊克昭盟成吉思汗研究所编印的《成吉思汗陵研究文集》、台湾蒙藏委员会编著的《成吉思汗纪念专刊》，都可见此类论调。）
有了这重关系，钓鱼城的寂寞，就更容易理解了。
钓鱼城本是最适宜的抗战地标，可是，在古之外敌已成为今之同胞的时候，在需要将成吉思汗奉为“民族英雄”的时候，在我们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时候，大书特书一个顽强抵抗蒙古人的历史遗迹，却又成了最不合时宜的了。这就是钓鱼城的尴尬。但这也是历史的尴尬吧。
【四】
说到这，还想回到蒙哥之死的事。
前头说到，蒙哥死于钓鱼城外，或许“醒目”的读者已会感到疑惑：啊，蒙哥不是给独臂杨过弄死的吗，不是死在襄阳城外吗？
在《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蒙哥御驾亲征襄阳，包括江湖侠客在内的宋军难敌十余万蒙古强兵，杨过遂擒贼擒王，直取蒙哥；蒙哥见势头不妙，乘着万中选一的“飞云骓”绝尘而去，杨过眼见追赶不及，就以飞石击中“飞云骓”，随后避过蒙哥射来的箭，“飞步抢上，左手中早已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何等刚猛，蒙哥筋折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
关于此情节，金庸在回末的注里作了解释，三联书店的本子说：“依历史记载，宪宗系因攻四川重庆不克而死，是否为了中飞石，史书亦记载各异。但蒙古军宋军激战最久、战况最烈者系在襄阳，蒙古军前后进攻数十年而不能下。为增加小说兴味起见，安排为宪宗攻襄阳不克，中飞石而死，城围因而得解。”广州出版社的新修版仍大同小异，只是增添了一点说明：“合州，为三江会合处，又称合川，今重庆市。”这里，可以说有些低级错误。钓鱼城所在的合川，向为重庆西北方的门户，今属重庆市，但离市区也有五十多公里，是不能等同于重庆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从上下文来看，金庸似乎完全不知道钓鱼城，否则，怎么可能不稍微提一下这个著名的抗元历史坐标呢？
这是相当难以理解的。以金庸对中国史的了解，似应知道钓鱼城的，惟千秋之史事无穷，一人之闻见有限，偶有盲点也不足奇；可是，《神雕侠侣》的发表已超过半个世纪了，居然就没有人跟金庸说过，蒙哥攻打的是钓鱼城而非重庆吗？
金庸在注里引录了《元史·宪宗本纪》的原文，但删节得七零八落，让人不明所以。其实原文大体如此：“丁卯，大渊请攻合州，俘男女八万余。……丁丑，督诸军战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乙未，攻护国门。……癸亥，帝崩于钓鱼山……”元军攻下合州之后，进而围攻钓鱼城，“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都是钓鱼城的防御地点，而蒙哥明明是“崩于钓鱼山”，也即钓鱼城下的前线——但这关键的一句，金庸的引文却成了：“癸亥，帝崩。”“钓鱼山”竟没了踪影。这可说是割裂了辞句，也扭曲了文义。
金庸不知道钓鱼城，是很可惜的。我臆想，假若金庸知道钓鱼城，恐怕他就不必生造蒙哥死在襄阳的情节，而会将《神雕侠侣》大结局的地点放回到合川钓鱼城吧？这样的话，故事既吻合史实，也更有营造情节的空间。要知道，以钓鱼城那样绝异的地形和场景，该是多么好的一个舞台，可以让郭靖、杨过大显身手啊！
金庸错过了钓鱼城。钓鱼城也错过了金庸。
郭沫若的《钓鱼城访古》一开头就说：“自己是四川人，很惭愧，连钓鱼城这个辉煌的古迹，以前却不曾知道。”那么，金庸不知道钓鱼城，就更不算什么了。不妨说，郭沫若不知道钓鱼城，代表了钓鱼城古时候的冷清和尴尬；金庸不知道钓鱼城，则代表了钓鱼城近世以来的冷清和尴尬。
【五】
顺带说个题外的事情。
想来是为了烘托江湖侠士的义勇，在金庸笔下，宋军的那个襄阳主将是“懦怯惧敌”的；这作为小说家言虽无不可，但自史学立场，却应当为他一辩。这位主将，在三联版里叫吕文德，在广州版里叫吕文焕，两位都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文德为兄，文焕为弟，皆非“懦怯惧敌”者。
吕文德有贪鄙之名，有妒贤之迹，但以他为重心的军事集团，几乎是南宋晚期仅有的中流砥柱。蒙哥围攻钓鱼城时，恰好是他率军自重庆进击，虽不利而退，但仍牵制了元军，鼓舞了钓鱼城守军；同年他又转战襄阳，有力地抵抗了忽必烈部。
至于吕文焕，自1267年以后为真正的襄阳主将，在孤立无援下坚守了六年之久，最后在回回炮破城在即之际，才被迫降元。南宋的孤臣遗老们，虽不能谅解其降敌，但也同情其苦战，据《昭忠录》载，谢枋得就说：“文焕守襄六年，古无有也，势穷援绝，遂失臣节。议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
如此，襄阳的结局，也正是钓鱼城的结局，吕文焕的角色，也正是王立的角色。正是因此，金庸才将吕文焕塑造成无勇无能之辈吧。
过去香港有位历史小说家董千里，今已声名零落。最近看了他一本七十年代台湾版的《读史随笔》，其中《襄阳守将吕文焕》一篇说道：在强弱悬殊的战况下，襄阳城能长期死守不失，已堪称奇迹，而吕文焕实为了不得的人物，金庸将他刻画为“贪生怕死的不堪小人”，甚不公允。这么说来，在《神雕侠侣》的早期版本里，襄阳主将本就是吕文焕呢，新修版只是恢复旧观而已。
【六】
去了南川之后，亲友饭局不断。有一天在饭席上，我说起想去钓鱼城看看的时候，有位当老师的亲友就说：钓鱼城去得人多，不好玩，我们这里有个马脑城，更值得去！
上网一查，果然有重庆的报道说，南川东南有座马嘴山，过去是川黔间的必经之道，山上有座龙岩城，又名马脑城，与钓鱼城同属于南宋时的山城防御体系，为重庆南方一大屏障。蒙哥猛攻钓鱼城时，曾分兵攻打龙岩城，以期对重庆形成夹击之势，但围攻两月，不克而退。
马嘴山是南川首席名胜金佛山的支岭，我们驱车在城外周游时，曾专门绕至山脚，但据说未及开发，徒步登攀甚危险，只得作罢。
一般来说，关于地方历史名胜的学问，难得有高明者，即使重要者如钓鱼城，编辑于八十年代的《钓鱼城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也少有精彩。但我回来后，搜索到一篇唐冶泽的《重庆南川龙岩城摩崖碑抗蒙史事考》，居然颇见水准。此文不仅考述了城上残存的南宋碑文，更比勘史料，勾稽出元军进击龙岩城的将领和路线，结论也很平实，只是说：“平心而论，此战只是蒙军小股偏师（仅一千余人）路过一地方小城发生的一次小规模战斗，虽然蒙军未占到什么便宜，但也未对蒙军行动或战场形势造成明显的影响，其重要性不应过高估计。”此意当是可取的。
龙岩城还有另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发生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袁世凯悍然复辟帝制，云南率先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主动出击。蔡锷领军入川，所向皆下，唯独忠于袁世凯的一个连却死守龙岩城，护国军围攻四月也无可奈何。后来守军撤退时，连长赵冕特意刻了一个《川军驻守碑记》。——当然，按现代以来的政治标准，不论国、共哪一边的政治标准，这一“驻守”绝不算什么光荣事迹，甚至是“阻挡历史的车轮”之举。这却是龙岩城的尴尬了。
可是，作为军人，当古往今来的大变局，政治上的是与非，历史上的进步与反动，又怎么可能都弄得明白呢？能够忠于所事，逆时而动，不抛弃，不放弃，那也未尝不值得敬重。
这样，就不妨说，钓鱼城之降，龙岩城之不降，都有值得我们同情的地方。钓鱼城的尴尬也好，龙岩城的尴尬也好，终究是历史的尴尬，都透露出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历史的意味，往往也正是体现在这些尴尬的细节之中吧。
附记：
方豪《钓鱼城抚今追昔录》一文，承谭伯牛找到电子版，特此志感。
